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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拔奇(1903～1931) 革命烈士。“四一二”政變後，中國共產黨廣西黨組織領導人。廣西懷集(今屬廣東)人。1925年考取蘇聯孫逸仙大學，因故留在廣州工作，常為廣西留俄學生報《疾呼》撰文。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黨的基層組織領導工作。1927年春，中共廣東省委派鄧同廖夢樵到梧州恢複廣西黨組織，5月，組建中共廣西地方執行委員會，廖任書記，鄧任委員兼組織部長。同年秋，廖夢樵犧牲後，鄧繼任中共廣西地委書記。1928年1月，廣西地委改稱為廣西特委，仍任書記。6月1日，廣西特委擴大會議在貴縣(今貴港)召開，指定朱錫昂為書記，鄧任常務委員兼玉林地區巡視員。1930年9月，任中共中央特派員，到廣西右江地區黨組織傳達指令，要求紅七軍北上攻打柳州、桂林。翌年初，隨紅七軍到達全州後，受紅七軍前委委托，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3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兼秘書長。5月，代表省委赴廣西右江和鬱江地區巡視。1932年春，任中共東江特委組織部代理部長，同年10月在大南山區作戰中犧牲。 鄧拔奇(1903-1931) 又名鄧崗。廣西懷集(今屬廣東)人。受過中等教育。1925年考取留蘇莫斯科中山大學，因故未能出國，在廣州參加革命活動，經常為《疾呼》撰寫文章。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廣東的工農運動，曾擔任過黨的基層和地方組織領導工作。1927年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後，廣西黨組織遭到破壞。中共廣東省委派他同廖夢樵到梧州，組建中共廣西地方執行委員會，任組織部部長。參與領導恢複廣西各地黨的組織。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同年9月曾同黃啟滔等領導發動蒼梧道四縣農民武裝攻打桂平縣城，後轉入十八山區堅持遊擊戰爭，遭到國民黨當局鎮壓。繼任中共廣西地委書記。1928年1月，地委改稱特委，任中共廣西特委書記。領導特委抓緊整頓各級黨的組織，訓練幹部，發展黨員數百名，秘密組織農民武裝。6月1日在貴縣主持召開廣西特委擴大會議改選特委，推選朱錫昂任書記。他兼玉林地區巡視員，任常務委員。11月因省臨委機關在梧州被破壞，他去懷集、賀縣、鍾山、桂林、柳州等地巡視指導工作。12月後到玉林同朱錫昂等組成廣西臨委辦事機關繼續領導全省革命鬥爭。不久離開廣西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1930年9月任中共中央特派員，被派到廣西右江革命根據地向紅七軍前委傳達“左”傾冒險主義方針，要求紅七軍離開左江北上攻打柳州等城市，導致紅七軍受到嚴重損失。1931年初隨紅七軍到達全州後，受紅七軍前委委托，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途經香港被留在廣東工作，任中共廣東省委秘書長。後去上海，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不久犧牲。 鄧拔奇烈士的故事 2006-1-16 羅天興 鄧拔奇(1903—1932)，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兩廣黨組織的領導人之一。他出生於懷集縣甘灑鎮永富村。1918年就讀於懷集中學(今縣一中)。1924年春，受革命思想影響，中斷了在廈門大學的學業，到廣州參加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所領導的宣傳隊，並組成“懷集留穗同學會”，出版《懷集青年》刊物，發表《告懷集青年書》，以喚醒家鄉青年投身革命。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他受命於危難之際，擔任廣西特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秘書長，在惡劣的環境中，為了重建黨組織工作，奔走於兩廣崇山峻嶺之中。1932年，鄧拔奇調往廣東東江特委工作，在一次戰鬥中壯烈犧牲，年僅29歲。 據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的曆程——一個偉人和他的一個世紀》一書敘述，鄧拔奇與鄧小平有過一段不尋常的共事日子。 1929年12月11日，廣西百色起義取得勝利，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鄧小平(鄧斌)任政委，張雲逸任軍長。1930年7月至9月，平馬整訓後，紅七軍計劃向湘、粵邊進軍。正是這個時候，鄧拔奇(鄧崗)受中共中央廣東省委的委派前往右江傳達中央指示。10月2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紅七軍前委會議，由鄧拔奇傳達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關於《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命令紅七軍離開右江地區向東發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阻擊粵桂軍閥，以保證以武漢為中心的一省和幾省首先勝利，最後奪取廣州，以完成南中國的革命。鄧拔奇傳達了中央決議精神後，紅七軍前委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並出現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以前委書記兼政委鄧小平、軍長張雲逸為代表，認為紅七軍不足一萬人，力量裝備都不強，所以不讚成去打大城市，主張首先團結內部，壯大力量；第二種意見以右江特委書記、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雷經天為代表，堅決反對中央交給的任務，主張堅守右江根據地；第三種意見以中共南方局代表鄧拔奇和紅七軍政治部主任陳豪人、參謀長龔鶴村為代表，認為應該堅決執行中央指示，離開右江去打大城市。 實際上《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是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推行這一策略，結果使各地的紅軍根據地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所以，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批判了李立三路線，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結束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地位。但右江地區山高路遠，信息閉塞，對中央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鄧拔奇和紅七軍全然不知，仍按6月11日的中央決議精神傳達，導致紅七軍前委會議意見不一出現僵局。為顧全大局，張雲逸與鄧小平商量，以執行中央決議為宜，攻打大城市，行不通再說。決定部隊到河池集中，舉行閱兵以鼓舞士氣，並召開紅七軍黨代會。 10月4日，紅七軍第一、二、四縱隊離開右江，繞道淩雲向河池進發。10月6日鄧小平和鄧拔奇率軍部教導隊、軍政治部、經理處、軍醫處部分人員及保衛人員離開平馬，經那略、百定、那拔、義圩到達燕峒。在燕峒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紅七軍前委和中央右江特委聯合擴大會議，向與會者介紹了兩位中共南方局代表鄧拔奇和黃暉。鄧拔奇傳達中央指示後，鄧小平作了講話。會議開了三天。會後，鄧小平和鄧拔奇等率一部分部隊到武篆與第三縱隊會合，繼續向河池出發。各路部隊在河池集合時正好是11月7日，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當天紅七軍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河池縣城鳳儀小學開幕。鄧拔奇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傳達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精神和中央對紅七軍的指令；紅七軍前委作了工作報告；討論了目前政治形勢與紅七軍黨的任務；選舉產生新一屆前委。 11月9日，紅七軍全體官兵集中河池縣城三裏亭前召開整編大會，鄧拔奇、鄧小平分別向各師、團及所屬營、連授軍旗。10日離開河池開始漫長的轉戰征程。轉戰兩個月，部隊減員達三分之一。麵對紅七軍出現的情況，指戰員對6月11日中共中央《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產生懷疑。1931年1月3日鄧小平在全州主持召開了紅七軍前委會議，總結河池出發以來的經驗教訓，並研究部隊今後的行動方案，圍繞“攻不攻打桂林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為了解除指戰員對6月11日中央決議的疑問，會後鄧拔奇立即動身離開部隊赴上海向中央如實匯報紅七軍的情況和目前處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