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近代史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風雲變幻，聚訟紛紜。電視劇《走向共和》讓人們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其間，疑問和不解也隨之產生。此時，很多人想到了戚其章先生——一位全身心投入近代史研究的老人，一位為近代史釋疑解惑、揚清激濁的學者。
戚其章先生１９２５年出生於當時的威海衛城裏，自１８９４年起家鄉就遭受了日本等外國列強的侵略，這給他造成了深重的心靈創痛，也堅定了他從事近代史研究的信念。談起電視劇《走向共和》，戚先生感慨其離開正史太遠，許多地方似乎是曆史真實，其實大都張冠李戴、捕風捉影。
戚先生特意談到有關李鴻章和北洋水師甲午海戰的問題，他分析說，從１８８８年到１８９４年六年間，清政府隻給北洋水師常年經費，沒有新建船艦和新上大炮，其原因就是把錢用於興建頤和園等“三海工程”，花費了１３００萬兩白銀，還占用了２６０萬兩海防經費。當時北洋水師主要有七艘戰艦，總共花費大約７８０萬兩白銀，如果把“三海工程”的經費用於海防，可以再建兩個北洋水師，如果這樣的話，日本是絕對沒有發動甲午戰爭的實力和膽量的。李鴻章在這段時間裏擔任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將外交和軍事大權集於一身前後２０多年，他迎合慈禧太後的個人喜樂，沒有把國家的大局放在主要地位，是造成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這樣的責任是推脫不掉的。特別是日本從１８８７年起到甲午戰爭爆發前搞了七份侵華戰爭方案，想要從海、陸上全麵分割中國，在大兵壓境的情況下，不去全身心地一致禦敵，就是誤國誤民。
戚先生談到電視中表現的關於北洋水師需要６０萬兩白銀更新快炮的問題，認為是嚴重的顛倒是非，為李鴻章貼金的意圖很明顯。當時李鴻章到處宣揚北洋水師如何強大，而且也有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北洋水師將領丁汝昌將更新快炮的報告打給他，根本沒有送到當時的戶部尚書翁同手裏，因此這件事與翁同無關，況且當時翁同接手戶部的爛攤子，根本沒有銀子去購置快炮。從曆史上看，翁同是一個個人品德很高的人，而不像李鴻章那樣老於官場，他從不單獨和外國人打交道，因而當俄國人想以５０萬兩白銀行賄於他的時候就沒有得逞，卻在李鴻章身上找到了破綻，對翁同這樣的“清流派”隨便加上克扣軍餉的千古罵名，貶翁揚李，有失曆史公道。
戚先生的史學研究就是這樣用曆史史實為依據，從來不蹈虛空。從他的甲午戰爭研究一開始就是這樣。當年，他風餐露宿，四處奔走，惟一的念頭就是趕時間，遍訪甲午老人，搶救稍縱即逝的活材料，幾乎踏遍了膠東半島的山山水水，後來又遠走福建、廣東、安徽等北洋水師將領的故鄉，搜集到一大批口碑資料和文字實證材料。１９６２年他的第一本專著《中日甲午威海之戰》出版後，他更是一頭紮進甲午戰爭史的研究之中，在浩繁的近代史資料中梳理脈絡，無論是國內的故宮朱批奏折、電報檔、諭旨匯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檔案資料，還是國外的館藏檔案、文書資料、報章材料等，他都盡可能一一搜求。僅整理出版的就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中國海關與中日戰爭》、《清光緒中日交涉史料》等，再加上李鴻章等人的全集、選集等，可謂洋洋大觀。但戚先生對此從不滿足，每有資料線索總要力求窮盡，不留或少留遺憾。
為劉步蟾翻案
戚先生的研究工作大都是從辨析各種資料開始的。１９６２年電影《甲午風雲》在全國上映，這是一部集思想與藝術於一體的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力作，但影片也留下了一個遺憾，就是對北洋水師將領劉步蟾的評價問題。劉步蟾真是影片中所認定的“貪生怕死的膽小鬼”、“喪心病狂的投降派”、“賣國的民族敗類”嗎？戚先生對此深以為非，根據掌握的資料，他清楚這是受了當時定遠艦的洋雇員英人泰萊《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的蒙騙，而且進行了主觀的藝術渲染，把一個鐵骨錚錚的人物歪曲成了投降派。對這一冤案，戚先生如鯁在咽，決心一吐為快。為解決這個問題，戚先生下大力氣作了周密調查，搜集了大量實證材料，如定遠水手陳敬遠口述說：“劉船主有膽量，有能耐，全船沒有一個孬種。”親曆這次海戰的李錫亭在《清末海軍見聞錄》中也專有一節記載劉步蟾事跡：“他在大東溝一戰中，指揮努力，丁汝昌負傷後，表現尤為出色。有誣其怯戰者，特受洋員之蒙蔽耳。”這裏所說洋員就是英國人泰萊，他因為受到過劉步蟾指責而懷恨在心，在他的書中就有意對劉步蟾進行詆毀，蓄意陷害。戚先生還從日本的有關材料中找到了“定遠陷於厄境，猶能與合圍之敵艦抵抗。定遠起火後，甲板上各種設施全部毀壞，但無一人逃避。”通過材料辨析，戚先生給我們展示了劉步蟾在黃海之戰中的壯烈場景：在定遠艦遭日本魚雷偷襲重創後，劉步蟾置生死於不顧，下令將定遠艦駛至劉公島外側淺灘，當“水炮台”使用，繼續進行抵抗，直至彈藥打光始下令將定遠艦炸毀，以免落入敵手，劉步蟾也自殺殉國，實現了他生前“苟喪艦，將自裁”的誓言，表現了寧死不屈的硬骨頭精神，不愧是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愛國將領。
問題搞清楚了，但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大講“鬥爭哲學”的時代，給“投降派”翻案，後果可想而知。戚先生認為秉筆直書是中國傳統治史的精要，不能隨便放棄，何況是對一位近代史上的愛國人士，更不能隨意說解。他很快寫出文稿寄發出去，盡管沒有得到發表，但觀點不脛而走，劇作家田漢等人先後到威海與戚先生交談此事。但此後這一問題的討論給他們都帶來了慘痛的災禍。直到１９７７年戚先生才重寫並發表了《應該為劉步蟾恢複名譽》的論文，又陸續寫就《劉步蟾黃海戰績考》、《英人泰萊〈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質疑》、《甲午黃海海戰北洋艦隊陣形考》等一係列文章，以鐵證為劉步蟾澄清了不白之冤，把這一事件辨得水落石出。屈指算來，戚先生為劉步蟾翻案前後經曆了２０餘年的時光。
在近代史研究中，需要辨偽的人和事實在太多，許多年間戚先生以尊重曆史材料為原則，廓清了近代史上的許多迷霧，他寫的《旅順大屠殺真相考》、《關於丁汝昌之死的幾個問題》、《石川伍一間諜案與李鴻章》、《甲午戰爭中最大的一樁冤案——衛汝貴被殺案考析》《〈冤海述聞〉研究》等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都能以事實服人，字字確鑿，事事精審，為人所稱道。
甲午戰爭的疑點辨析
戚先生研究甲午戰爭史有著明確的目的性，就是以史鑒今、以史育人。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上中國人民最大的一次反侵略戰爭，其影響至今還在我國的對外關係中存在著。從甲午戰爭剛剛結束開始，日本的一些國際法學者就相繼拋出了一係列的以甲午戰爭為對象的國際法著作，一百多年來這一“研究”的熱度不減，其特點就是站在軍國主義立場上，用國際法的術語作概念遊戲，歪曲和偽造曆史，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尋找法理上的依據，對此，我國學術界長期無人作出回應。最近，戚先生《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彌補了這一缺憾。
戚先生憑借數十年在甲午戰爭史領域中寸積銖累的深厚功底，在國際法的視角下重新審視了這場戰爭，以無可辯駁的曆史事實為依據，以國際法的法理原則為準繩，追溯了日本海外擴張的思想淵源和侵略曆程。如對戰爭賠款問題，從曆史上看賠款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一種懲罰，常常是不管是非曲直，力量和強權起著決定性作用；從法律上講賠款數額不能超過戰勝方的戰爭費用和所受損失。戚先生通過對甲午戰爭賠款數額、借款計息、庫平折包、日軍擄獲戰利品等的精確計算上，得出日本從甲午開戰到馬關議和時，軍費支出折合中國庫平銀不過９１６０萬兩，而勒索的賠款則為２·６億兩，加上擄獲的戰利品，共合３·４億兩，相當於當時日本全國財政收入的６·４倍。據此戚先生指出，日本名為索取賠款，實則掠奪，憑借這筆賠款，日本成了１９世紀最大的戰爭爆發戶。從史到論，從論到史，處處可見戚先生令人信服的創見和正氣。
這樣的一些研究使得甲午戰爭領域的一些重要問題被賦予了深刻而令人警醒的意義。特別是針對日本政界和史學界散布的種種否定侵略的謬論，戚先生認真加以研究，從史學研究方麵加以批判，不給他們侵略野心滋長的土壤。如揭開甲午戰爭序幕的豐島海戰的開戰時間和由哪方首先開炮的問題，關係這場戰爭的大是大非，日本方麵按照他們記載的材料認為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５日“七時五十二分，彼我相距三千尺左右距離時，濟遠首先向我發炮，旗艦吉野立即應戰，以左舷炮向濟遠還擊。”這明明是轉嫁挑起戰爭罪責的捏造，但在很長時間內，中國一些史學家卻不加認真辨析地接受此說，使自己陷入了難以解脫的矛盾之中，更有好心的史學家便將七點五十二分認定為“吉野首先開炮”，這樣從形式上看是改過來了，卻犯了更改史實的錯誤，陷入了更被動的境地。為解決這一問題，戚先生將搜集到的中外有關記載一一加以辨析，最後據《濟遠航海日誌》，查明吉野首先開炮，時間是七點四十五分，而七點五十二分是濟遠還擊的時間。這才真相大白，不僅是非不辯自明，就是日本侵略者轉嫁罪責的險惡用心也昭然若揭了。
戚先生的近代史研究一直貫穿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他認為曆史研究不是為了抒發思古之幽情，而應當著眼於現實、著眼於未來。為此，他特別注意在著作中表彰那些為保衛祖國英勇奮戰、壯烈捐軀的愛國官兵，彰顯那些為祖國富強作出過貢獻的誌士仁人，他為此專門撰文論述近代史上的愛國主義，還主編了《齊魯百年風雲錄》、《近代愛國從書》等，特別是他的《甲午戰爭史》還被中宣部推薦為愛國主義教育圖書。
戚其章，現任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史學會理事。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５年兩獲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稱號，１９９１年獲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證書，是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他是國際著名的甲午戰爭史研究專家，出版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戰》、《一八九九年威海人民抗英鬥爭》、《北洋艦隊》、《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甲午戰爭與近代社會》、《甲午戰爭史》、《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史》、《晚清海軍興衰史》、《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等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