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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參加四次著名武裝起義的中共高級將領徐光英

(2006-03-13 10:04:14) 下一個


上世紀20年代初至年代末,即中共成立、國共合作到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導致國共破裂時期,在國民政府軍隊中擔任中、高級職務的潮汕籍主要人物共有6位,其中有大埔縣籍的羅卓英、吳奇偉和範漢傑,羅、吳為保定軍校第6期畢業,範是黃埔軍校第1期學生,故都成為與保定、黃埔有淵源的蔣介石的嫡係,長期得到蔣的信任與扶掖。惠來縣籍的翁照垣,他是抗擊日本侵略者名聲最著、貢獻最大的潮汕人,是1931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主戰最力和命令所部向日寇打響第一槍的民族英雄。

上列羅、吳、範均為國民黨人士,翁是青年黨出身。早年加入中共並在國民革命軍擔任要職的潮籍人士僅有的兩位,第一位是豐順縣籍的徐名鴻,他在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任第4軍第10師政治部主任,1927年南昌起義前夕經廖乾吾介紹秘密加入中共,南昌起義時任11軍政治部主任,後參加“福建事變”失敗,於1934年1月途經廣東大埔時遭陳濟棠部逮捕殺害;第二位就是本文要介紹的潮安籍徐光英,他於1922年在法國加入中共。這位南昌起義時擔任24師參謀長,廣州起義時擔任起義軍總參謀長的中共重要軍事人物,由於個人尤其是曆史的原因,幾乎被潮汕地方乃至中共黨史、軍史界遺忘,這是令人遺憾的。

潮汕書籍中語焉不詳的“簡曆”

徐光英,字樹屏,1899年出生於廣東海陽(今潮安)縣浮洋徐隴村。徐隴村位於潮安縣中部,明代中期,徐姓先祖徐古隴從福建莆田遷此創村,後人以先輩名字將村取名徐隴。該村曆史不長,但人文鼎盛,名人輩出,其中還有1932年加入中共、建國初期擔任汕頭警備司令部政委的徐揚。

關於徐光英的簡曆,《汕頭市誌》、《汕頭大博覽》、《潮汕百科全書》和1992年潮州市誌辦公室專門收集潮安(含潮州市區)籍古今人物的專著《潮州人物》均有記載,但其中重要環節都寫得不清楚,誤差甚大。以《潮州人物》為例,關於徐的早期經曆是這樣敘述的:“光英18歲(1917年)赴法國勤工儉學。認識周恩來、李富春,接受共產主義思想。1921年,加入由周恩來等創立的旅法共產主義小組,之後,轉至西班牙攻讀軍事,獲‘陸軍博士學位’。”

以上所述,首先是徐光英赴法勤工儉學的時間不準確,徐赴法的時間並非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科技、文化不斷湧入中國,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深感向西方尋求現代文明的需要,但那時我國多數青年學生還沒有出國求學的經濟能力。為此,以李石曾、吳玉章、蔡元培等為首在北京發起成立華法教育會,以推動我國青年學生赴法國勤工儉學的運動。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後,第一批赴法的學生才啟程,到1920年一年多時間是我國學生赴法的高峰期,全國有18個省的學生分20幾批共1600多人奔赴法國。所以,徐光英應是在1919年或1920年初赴法的,當時潮汕人赴法勤工儉學的還有潮安籍的詹顯哲、澄海籍的許包野等。

上文說徐光英“1921年,加入由周恩來等創立的共產主義小組”。徐是否加入中共,避開不談,而《潮汕百科全書》卻稱徐“1921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就更離譜了。中共1921年7月才創立,哪來3月就入黨。事情是這樣的:1920年秋,陳獨秀委托曾在北京與李大釗組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河北獻縣人張申府,在法國勤工儉學學生中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張申府於1920年12月赴法國,先後發展劉清揚、周恩來,隨後劉、周再介紹趙世炎、蔡和森、陳延年、李富春、鄧小平、徐光英等加入。在此基礎上,1921年3月正式成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籌備,到1922年6月才建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共青團),8月才成立中共旅歐支部,以張申府、趙世炎、周恩來為主要負責人。這樣,原加入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絕大多數轉為共青團員和中共黨員,主要人物除上述所列外,還有向警予、蔡暢、羅學讚、張昆弟、李維漢、肖子璋、李立三、劉伯堅、熊雄、陳公培等,徐光英就是在這個時期,即1922年8月加入中共的,以此推斷,徐光英是為數不多的第一批加入中共的潮汕人之一。

四次武裝起義的領導者之一但黨內職務不明

1927年,在蔣、汪背叛革命後,中共領導的武裝起義以南昌、秋收、廣州起義最為著名,在此之前,以廣東海陸豐農民起義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影響最大,在此之後爆發的左右江、渭華、黃麻、平江、寧都起義也甚為壯烈。作為一位中共早期黨員,徐光英參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和廣西左右江起義等四次重大武裝起義,這不僅在潮汕人中絕無僅有,而且也是中共高級將領中唯一的。

1926年10至1927年3月間,為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共在上海發動了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前兩次失敗,惟第三次取得勝利。領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中共領導人有誰,常見黨史書籍都列舉了3位,即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幾乎難以找到第4個名字,這是不全麵的。其實,當時負責直接指揮起義的是由黨中央批準成立的上海工人暴動指揮部,指揮部由5位同誌組成,他們是周恩來、趙世炎、徐光英、顧順章、侯鏡如。羅亦農時任江浙區委書記,參加了這次起義的領導工作,但沒有參與直接指揮。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兼江浙區委軍事部長;趙世炎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他是八、九十年代曾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的舅父,與周恩來、徐光英同為在法勤工儉學的同學,時恰逢在上海;顧順章原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工人,他靈敏過人,精明強幹,在上海“五 ”運動時擔任過工人糾察隊隊長,在參加這次起義的幾個月後召開的黨的“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31年被捕叛變;侯鏡如是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生,國民革命軍東征時在潮州筆架山上由周恩來介紹,秘密加入中共,時任北伐軍的一個團的團長,駐紮浙江嘉興一帶;徐光英當時也參加北伐,在由李濟深任軍長的第4軍擔任參謀職務。徐光英和侯鏡如都是在北伐途中作為中共秘密黨員又與周恩來熟稔而被電召往上海參與指揮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徐光英與侯鏡如負責起義隊伍中的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訓練工作,向缺乏軍事知識的工人講授隊列、巷戰和武器使用等知識,並與指揮部的其他成員一起,直接指揮工人武裝與敵人作戰。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不到半年時間,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這次起義標誌著中共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軍隊、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徐光英參加了這次起義,擔任先由葉挺兼後由古勳銘任師長、顏昌頤任黨代表的第11軍第24師參謀長。第11軍的軍長和黨代表分別由葉挺、聶榮王秦擔任,政治部主任由徐名鴻擔任,當時24師是南昌起義軍的主力部隊,下轄3個團:第70團團長古勳銘(兼),第71團團長歐震,第72團團長先為我黨著名軍事家許繼慎,後因許打夏鬥寅役時負傷,團長由史書元代理。

起義軍撤出南昌後南下挺進潮汕,於9月23、24日分別攻克潮州、汕頭,建立人民政權。史稱“潮汕七日紅”。當時被任命為汕頭市公安局長的李立三因還在行軍途中未到職,前委指定曾在汕頭 石中學讀過書、對汕頭情況熟悉的徐光英代理公安局長。徐光英立即著手做好維護汕頭市區社會治安的穩定工作,鎮壓乘機搶劫搗亂的流氓,使社會秩序迅速恢複正常。

1927年12月11日爆發的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後中共領導的又一次重大武裝起義。受黨的委派,徐光英是這次起義的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位在葉挺、葉劍英之下,在徐向前、陳賡之上。

這次起義以國民革命軍第4軍教導團和廣州工人赤衛隊為主力。教導團是由原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師生改編而成,由當時擔任第4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兼任團長,該團有1200多人,大部分是中共黨員或傾向革命的青年,名義上歸張發奎管轄,實際上是在葉劍英和曾在第4軍工作過的徐光英等共產黨人的控製之下。12月11日淩晨,起義軍兵分3路,東路由葉挺指揮教導團二營突襲駐紮在燕塘、沙河一帶的敵主力,解除了兩個炮兵團和一個步兵團的武裝;中路由徐光英率領教導團第1營和工人赤衛隊第1聯隊,突攻東較場,當場處決了持反動立場的警衛團參謀長和兩個連長,徐光英還率兵乘勝攻克廣九車站和敵人的堡壘廣州市公安局。西路由葉劍英率領教導團第3營攻占駐在肇慶會館的第4軍司令部和軍械庫。隨後,在公安局設立軍事委員會指揮部,廣州起義軍改稱工農紅軍,下轄3個軍,葉挺任工農紅軍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徐光英任總參謀長,陳賡任副官,徐向前等分任各師師長。

關於徐光英參加廣西左右江起義的緣起,有兩種說法,一是說廣州起義失敗後,起義軍的一部由葉挺、徐光英率領退往廣西打遊擊,期間趕上參加左右江起義;另一種是說張雲逸、鄧小平、韋拔群等在籌劃左右江起義前夕,中央為充實起義的中共幹部,從外地選派一批幹部奔赴廣西協助張雲逸、鄧小平工作,其中包括許更生魂、陳豪人、李謙、葉季壯等。徐光英就是屬於這一批幹部之一。筆者認為第二種說法比較準確。據有關史料記載,徐光英當時化名徐開先,起義期間主要協助張雲逸、鄧小平做兵運和軍事訓練工作。

徐光英參加中共發動的四次重要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在此過程中,他的身份分明就是中共黨員,但查遍黨內外文件、資料,關於他的中共黨員身份都沒有涉及。其在黨內擔任何種職務,更無從談起。個中原因前段不可理解,後段可以理解,即令人困惑的是,1929年前黨的文件,也看不到徐光英的黨內職務,就是下文即述的他受處分那一個文件,譚平山、張國燾等近10位受處分的同誌均有具體的黨內職務,唯獨徐光英沒有。可以理解的是,徐光英參加左右江起義後沒有隨張雲逸、鄧小平、許更生魂的部隊挺進江西中央蘇區,脫離了黨組織,那麽往後避諱他以前的中共黨員身份就不言而喻了。

受黨中央處分早年受屈

徐光英是受當年有“左”傾向的黨中央處分的第一批中共高級幹部之一。

1927年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起義,但又產生了瞿秋白為首的“左”傾盲動主義。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以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在上海舉行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後的革命形勢,指出了一些正確的口號,闡明了現階段黨的任務。但這次會議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是以“左”的思想為指導,采用懲辦主義的手段,無情打擊持不同觀點或在行動上不符合“左”傾領導人意誌的同誌。這次可以說是中共成立以來懲處黨內高級幹部人物最多的一次,其中有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民政府農政部長的譚平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國燾、毛澤東、彭公達以及徐光英等10餘人。

據當時黨中央出版的《中央通訊》1927年第13期(油印本)和張國燾所著《我的回憶》一書中作者本人原注,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準,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決議案中共有10項處分:第一項,處分譚平山;第二項,處理張國燾在指導南昌起義上的錯誤;第三項,處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昌起義總前委所有成員;第四項原文為:“徐光英同誌在汕頭市任公安局長(應為代理公安局長,筆者注)時,取締工人(原文如此,疑有誤。筆者注。)擅自逮捕並殺乘機搶劫的貧民三人,給予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第五、六、七、八、九、十項是分別處分南方局廣東省委、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陸沉、符向一、王若飛、楊匏安等同誌。

在這一決議的10項內容中,專門處理涉及南昌起義的占了3項,其中二、三項是分別處理張國燾、周恩來等人,第四項專列處理徐光英,而且是專指他在汕頭市任職期間的“錯誤”,這十分清楚的表明,當年南昌起義軍攻占汕頭市這一事件在當時黨中央心目中的重大和徐光英當年在黨內的政治地位委實不低。

起義軍占據汕頭的時間十分短暫,不可能建立十分完整的行政機構體係,但設置公安局長一職是必不可少的。據張國燾回憶,當時起義軍退往潮汕的初衷是要以汕頭作為臨時首都,借助汕頭海運的優勢,爭取蘇俄的物資和軍事援助,在這裏建立長期的中共政權。故當時公安局長這個重要職務是要由負責全軍保衛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擔任,但由於李立三率領保衛主力部隊在閩粵邊界遲滯了幾天,加上起義軍在三河壩和湯坑戰役中遭受重大挫敗,李立三因而未到職,由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任命潮汕籍的徐光英為代理公安局長,履行實際職責。

徐光英捕殺“乘機搶劫的貧民“,其詳情不得而知,但從公安局維護治安之責,對擾亂社會秩序者予以處置是無可厚非的。那麽,為什麽還會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呢?我們可以從中央這次會議的決議中略窺個中原委。決議稱:南昌起義“屬於策略上的就是軍行所到之地,對於豪紳資產階級沒有采取屠殺並摧毀其一切政治社會組織,完全沒收其武裝的策略,及沿用軍閥‘不擾民’的觀念,槍斃了乘機搶掠的貧民”。

顯然,當年以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對徐光英的處分是不當的。正是由於這次的處理以及往後個人再次遭到挫折抑或其它因素,像本次受處理的部分同誌,包括譚平山、陸沉、徐光英等,最後走向離開中共的道路。

參加廣西左右江起義後,徐光英脫離中共組織。抗日戰爭時期,他擔任過國民黨南寧市警備司令,被授予中將軍銜,期間,曾暗中支持、掩護廣西中共地方組織和越南勞動黨的革命活動。皖南事變中老戰友葉挺被捕,他曾多次探監並設法營救。1947年,赴港做革命聯絡工作。1984年,徐光英因病在香港逝世,終年85歲。

http://www.chaonan.gov.cn/PRINTLR.ASP?ID=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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