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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鄧小平在南寧的統戰實踐

(2006-03-08 15:18:08) 下一個

《南寧晚報》 2004-08-17

陸文權

    “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務是做上層統戰工作和領導廣西全盤工作,七月到南寧。”這是鄧小平1984年8月29日在自治區黨史辦請示有關問題的信上親筆批示的話。說的是1929年7月中旬,鄧小平受中共中央派遣,化名鄧斌,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南寧負責主政廣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的統戰工作和領導廣西全盤工作的事。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蔣介石遊說俞作柏策動桂軍第三路軍代總指揮李明瑞倒桂成功。桂係戰敗後,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出走海外。蔣介石任命李明瑞為廣西編遣特派員,統領全省軍事,任俞作柏為廣西省政府主席。7月初,俞、李回兵南寧,共掌廣西軍政大權。

    俞作柏原為桂軍的重要將領,受李、黃、白排擠失去兵權,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是廣西著名的左派領袖,深受我黨影響,積極支持工農運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俞被桂係政府通緝並查封家產,被迫寓居香港,與我黨幹部李立三、惲代英、楊殷等繼續往來。李明瑞是俞作柏的表弟,是桂軍中赫赫有名的一員猛將,對我黨也有好感,曾公開對蔣、桂當局叛變革命屠殺工農群眾表示不滿,並掩護和安排了幾名中共黨員在他的部隊工作。俞聯係李明瑞倒桂時征求過楊殷的意見,請求我黨予以協助,約定先倒桂後反蔣。俞、李執政廣西前後,主動要求我黨派幹部協助工作,以鞏固其統治地位。因此,我黨先後派了40多名幹部到南寧,安排在俞、李的政軍部門工作。

    鄧小平到南寧時,已有隨俞、李同時赴邕的中共黨員龔鶴村在南寧當了公安局長。他安排鄧小平住在公安局樓上(在今共和路與民樂路交叉路口處)其住房對門的房子裏,兩人共用一個客廳。鄧小平的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隻有俞、李及黨內少數人知道。為方便出入共商大事,俞作柏給鄧小平一個省政府秘書的公開身份。鄧小平便以此為掩護,以主要精力親自做俞、李的統戰工作。其時,桂係勢力在廣西仍然根深蒂固,蔣介石、改組派也都派有不少人到南寧,或許以高官重爵,或許以軍費裝備,都在竭力拉攏俞、李。我黨手中沒有這些誘人的東西,鄧小平將重點放在對俞、李的團結、教育、爭取上,對他們以誠相見,宣傳和解釋我黨的政治主張,共同商討重大事情。俞、李執政之初,基礎薄弱,急需鞏固統治,擴充實力。鄧小平準確地把握他們的心理和意圖,通過俞作柏胞弟、我黨幹部俞作豫建議俞、李從整頓軍政機關、擴軍練兵、開放工農運動等方麵著手,勵精圖治,以便巧妙地在支持俞、李施政中實現黨的意圖。在對俞、李的統戰過程中,鄧小平堅持了我黨獨立自主的原則。當時我黨派幹部到南寧的目的在於掌握槍杆子,鄧小平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布置在俞、李部隊中任職的張雲逸、俞作豫等同誌秘密進行兵運活動,撤換反動軍官,改造部隊,盡快把部隊掌握到我黨手中。而他與陳豪人、俞作豫等對俞、李的團結、教育、爭取,實則也是對李明瑞等高級將領進行“將運”工作。

    應該指出的是,大革命失敗後,由於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和對國民黨反動派血腥屠殺的仇恨,黨內產生了一種“左”傾情緒,將所有的資產階級都看成叛變革命的敵人,認為國民黨各派都完全是反動的,認為俞、李也是軍閥,與堅決反共的桂係“根本上並沒有什麽不同”。因此中央名義上派鄧小平來做俞、李的統戰工作,實際上並沒有把他們當作真正的同盟者看待,指示廣西黨組織對俞、李政權“工作路線,總的是要破壞他,絕對不是鞏固他”。鄧小平對俞、李的團結和爭取,在做“兵運”工作的同時也重視做“將運”工作的做法,中央是不讚成的,中共中央曾在1929年10月8日給廣東省委(當時領導廣西黨組織)轉廣西特委的信中提出過批評和警告。可是鄧小平從廣西的實際出發,認為俞、李的目的雖然是為鞏固他們在廣西的統治,但他們反對反共,與蔣、桂有很大的矛盾,主動要求我黨派幹部與之合作,應該是朋友而不是敵人,我們完全有可能和他們結成統一戰線以擴充革命力量。在蔣、桂、改組派都在竭力拉攏的情況下,如果不對俞、李積極開展統戰工作,爭取俞、李對我黨的活動持支持、合作的態度,而是公開與俞、李對抗,勢必把俞、李推到反動派一邊,甚至連黨中央和廣東省委派到南寧的幹部都難以立足。如果這樣,可能將失去一個發展革命力量的大好時機。因此,鄧小平沒有機械地執行中央的指示,而是實事求是,采取了切合實際需要的做法。

    由於鄧小平的統戰工作卓有成效,俞、李聽從我黨的建議,任用我黨推薦的幹部擔任其警備第四、第五大隊和教導總隊的軍官,在擴軍練兵時對這幾支部隊進行改造,並在其他方麵推行了一係列進步措施:釋放了“四·一二”時關押的政治犯,懲辦了一批罪惡昭彰的反動分子,解散了桂係爪牙把持的各級國民黨黨部,委任了一批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到各縣當縣長,開放工農運動並把槍支彈藥發放給右江農民武裝。當時,盡管我黨在社會上仍是被取締的,但在南寧的活動卻得到俞、李等上層的默許和暗中保護,因而南寧出現了有利於革命的大好形勢:黨的組織得到迅速恢複;兵運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掌握了廣西警備第四、第五大隊和廣西教導總隊的領導權,並把這幾支部隊改造成我黨指揮的革命武裝;公開在南寧召開廣西省第一次農代會,成立了完全由我黨掌握的省農民協會籌備處;還於9月中旬在南寧市郊津頭村秘密召開了中共廣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改組派派到南寧的代表薛嶽連聲驚呼:“俞作柏用了許多共產黨,不得了!不得了!”李宗仁後來聞訊也驚呼:“俞作柏、李明瑞南歸後,為虎附翼,共禍始熾,桂省幾成共產黨之西南根據地。”

    1929年10月,急於向外擴張的俞、李在改組派的誘惑和拉攏下,不聽我黨勸告,出兵反蔣並迅速失敗。鄧小平、張雲逸等及時發動了南寧兵變,將黨掌握的部隊拉到左右江,後來舉行百色、龍州起義,建立紅七軍、紅八軍,創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李明瑞參加了革命,成為起義的領導人之一;俞作柏則按其意願,由我黨派人護送他到香港寓居。南寧兵變和百色、龍州起義的順利進行,以及李明瑞走上革命道路的事實,證明當時鄧小平在南寧對俞、李的統戰和實行“將運”與“兵運”相結合的策略是正確的。

    鄧小平運用統戰搞“將運”,開創了創建人民軍隊的一條新路子,後來周恩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總結說:“六大認為在官長中進行工作就是軍事投機。後來的事實證明,敵軍大部隊的嘩變和投降紅軍,都是由於我們在軍官中進行了工作。如廣西李明瑞的一個師,江西第二十六軍的起義,都是由軍官領導的。”鄧小平在廣西與省一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統戰關係,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是大革命失敗後,我黨與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黨派、集團建立統一戰線的最初的也是最有成效的一次實踐。它突破了我黨自“六大”以來形成的對中間階級的錯誤認識和錯誤政策,為以後我黨製定對國民黨左派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正確政策,形成正確的完整的革命統一戰線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作者單位係南寧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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