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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蓴生平評述(節選)

(2006-03-28 10:10:15) 下一個

    楊東蓴(1900.3.8-1979.9.25),名豈匏,又號人杞,在白區地下工作時曾用羅東蓴等化名。父母早喪,幼時與胞弟楊人楩(已故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依幹媽童氏生活。19l4年畢業於醴陵朱子祠小學,1918年在長沙長郡中學畢業。1919年入北京大學文預科一年級讀書,參加了偉大的五四運動,開始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積極追求革命真理。1920年,與鄧中夏、羅章龍等人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其後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具體領導下,隨鄧中夏、羅章龍、吳汝明等深入長辛店鐵路工人群眾,舉辦勞動補習學校,廣交工人朋友,宣傳革命道理。1920年3月,與鄧中夏、羅章龍等參加了由李大釗直接領導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為該會19個發起人之一。1922年南歸故裏結婚,任醴陵西山縣立淥江中學校長。李大釗曾經寫信給他,稱“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促其繼續參加革命。1923年7月在長沙參加中國共產黨,與何叔衡等經常聯係,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和社會活動家之一。在長沙期間,他先後執教於長郡中學和協均中學,並領導協均中學文史科的全麵教務。1925年春,湖南省總工會成立,應郭亮之邀,他擔任湖南省總工會宣傳部部長,並兼《長沙工人日報》社長。通過郭亮的介紹,他被恢複了一度脫離了的黨的組織關係。1927年夏初,許克祥反革命屠殺的端倪已見,楊東蓴也大體獲得了險惡的訊息,但他仍然鎮定地編發最後一期報紙,隨後乘間潛赴漢口,出席第四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任宣傳處主任。後被派往十五軍任政治部秘書,因被告密,離開部隊,又一次失掉組織關係。1927年l2月,他東渡日本,開始了長期的著述、翻譯、編輯生涯。

    抵日後,楊東蓴即潛心鑽研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閱讀外文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著,並從事翻譯工作。他的外語基礎並不很好,在長郡中學(舊製長郡中學四年畢業,一個年級分三班,兩班習英語,一班習德語)四年和北京大學兩年,學的都是德文,至於英文,隻在小學讀了三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編給印度人學的《正則英文》,而在中學和大學則是把它當做第二外語來學的。他憑借著這樣積累起來的、根底並不深厚的德語、英語和在日本剛剛學到的日語知識,就大膽嚐試著翻譯工作。首先翻譯了恩格斯的《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論》。這部著作明確宣布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哲學上的兩大基本派別。此書譯本一出,立刻在當時中國學術文化界獲得廣泛好評。 

    19世紀美國民族學、考古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是一部影響極大的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視和高度評價這部傑出的著作。1927年冬,楊東蓴到東京以後,找到了美國芝加哥柯爾公司出版的通行本,首先通讀一遍,就被這部著作深深吸引住了。他認為,《古代社會》對於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部很有參考價值的書,對於原始社會的研究,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當時出版界麵臨著嚴密文網的情況下,以世界名著的麵貌把這部書翻譯出來介紹給中國讀者,既是一條較易通過的“捷徑”,又是一項最為紮實的理論奠基工程。但是,他發現,《古代社會》包括的內容很豐富,涉及麵很廣,摩爾根的文筆十分艱澀,許多句子的確切含義不易掌握,而且也很冗長。因此,要仔細地讀懂這部書,並將它譯成流暢易懂的中文,實在是一件艱巨的工作。以楊東蓴當時所具備的外語水平和業務知識水平來衡量,要獨立把這部書全譯出來是相當困難的。他依靠字典一段一段地直譯,譯完一章,對照原文仔細閱讀兩遍,咀嚼每章、每段和每句話的內容,將譯文反複進行修改和潤色,使其易於為讀者理解和接受。這部書在30年代初由李達任總編輯的昆侖書店出過初版,經過半年多修改之後,在1935年12月,經周予同推薦,由何炳鬆負責,納入商務印書館的《兩有文庫》出版,1950年4月,又原封未動地由商務印書館再版。1957年9月,經過民族學家馮漢驥教授修改校訂,並寫出長篇《校後記》,由三聯書店第四次出版。1972年商務印書館將上述版本重印發行。1971年,楊東蓴讀到美國哈佛大學出版部於1964年出版的、由摩爾根著作研究專家懷特(Leslie A.White)編校的《古代社會》。這個版本有下麵幾個優點:第一,懷特對全書文字作了詳細的校訂,在校訂過程中,他還參考了羅徹斯特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摩氏原著手稿,手稿上有摩氏最後的修改;第二,懷特對注釋中所引用的各種著作進行了核對,其中有許多章節頁次號碼錯誤之處(或由於摩氏筆誤,或由於排印誤植),都盡可能予以更正;第三,注釋中有一些引用書目是簡稱,往往過於簡略,以致一般讀者不知原來的書名,無從查閱,懷特補出了大多數原書名,便利讀者;第四,注釋引用古典著作中的希臘、拉丁原文,懷特都改用了最新的英譯本;第五,懷特在摩氏原著之外,增添了一些注釋,有助於了解摩爾根的研究活動、材料來源以及他所引用的作者。於是,楊東蓴采取了“老中青”三結合的辦法,與馬雍、馬巨兄弟合作,窮數年之功,終於在1976年初將《古代社會》全部重譯,完成了近50萬字的譯文任務。後來,楊東蓴談起這次合作時說:“從我個人而言,感受實深,因為我對此書反反複複、前後一起搞過四次,都是關著門幹的,其結果,很不容易發現自己的錯誤。而用‘三結合’的方法來做,其結果就兩樣了,不僅易於發現錯誤,而且能及時改正錯誤。班班輩出,後來居上,這正表現祖國一番新氣象,可喜之至。”很可惜,楊東蓴不及見到新譯本麵世(新譯本是1987年1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就溘然長逝了。

    從1923年翻譯(德)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的詩歌開始,到1979年臨終前仍在伏案試譯《對話錄》為止,前後凡56年,楊東蓴都在斷斷續續地從事翻譯工作。他譯的書不多,但影響很大。他是以一種“盜火者”的獻身精神來進行翻譯的,他是在克服許多困難(包括自身的弱點)的情況下來進行翻譯的,他是抱著對原著者和讀者極端負責、對譯文劘礪不輟、刻意求工的嚴肅態度來進行翻譯的。

    楊東蓴的著述主要是三本書:《本國文化史大綱》、《中國學術史講話》和《高中本國史》。

    《本國文化史大綱》成書於日本,1931年8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初版。作者謙稱為“編”,實際上是一部獨立經營的專史著作。

    《中國學術史講話》幾乎和《本國文化史大綱》同時成書,上海北新書局初版發行標明的時間為1932年11月。1986年7月,湖南嶽麓書社作為《鳳凰叢書》之一重印發行。這本書隻有22萬字,以“講話”的體裁分為:學術思想的萌芽、學術思想的解放與分野、學術思想的混合與儒家的獨尊、道教的興起及其變革、自然主義的特盛、佛教的輸入及其在中國的發展與影響、理學未興前學術思想的傾向、儒學的大轉變——理學、西學東漸、樸學、今文學與維新運動、新文化運動等共計12講,下置94個小題,分別對中國學術史上的每一重大時期、重要思潮、重要學派、重要人物、重要著作以及它們所產生的重要影響,進行了簡潔曉暢的敘述和深中肯綮的論衡。

   《高中本國史》是楊東蓴在30年代中期編著的一部篇幅很大、內容比較係統翔實的教科書,這部書曾經幾次修改,由北新書局多次印刷發行。30至40年代的許多高中曆史教員,多采此書作為基本教材,贏得了廣大師生的讚譽和歡迎。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楊東蓴以大部分精力獻身人民教育事業和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除前述修訂舊譯外,實際上並沒有專事著譯。在此值得提到的是:他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負責主編的6集共200餘萬字的《辛亥革命回憶錄》,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親曆、親見、親聞的寶貴史料;他為中國近代社會曆史調查委員會的籌建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並親自製定了龐大的調查規劃草案;他對通行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典著作譯本,提出了大量改訛匡誤的意見;在主持廣西大學、華中師範學院校務期間,他作了大量的論述人民教育工作的報告。此外,這一時期他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了許多文章,其中固不乏令人心折的佳製,但絕大多數都留下了“左”的印記。其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物自由主義》一書,收集了《知識分子在鬥爭風暴中何去何從》、《何物自由主義》、《坐什麽渡船》、《人民的新聞事業不容許右派分子插手》、《關於“叛逆性格”》共五篇文章,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紀錄。作者在反右派鬥爭以後就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在自己的工作範圍以內,信任和使用了一批在1957年橫遭貶謫而又確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並且推誠相見和平等待人溫暖了這些同誌的心”。在十年動亂期間,他進一步認識到了“左”的危害,經常和親密友朋表示自己的歉疚之情。

    楊東蓴是一個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一生中,大約有25年的時間從事教育工作。在國民黨統治地區,他巧妙地利用地方勢力和中央集權勢力之間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努力發展進步教育事業。全國解放以後,他為人民教育事業嘔心瀝血,是一位從來不知疲倦為何物的辛勤園丁。他晚年所從事的民主黨派(中國民主促進會)工作,就是以團結廣大教育戰線的同誌(特別是中學教員),提高他們的教學和科研活動的積極性,作為主要任務的。

    1930年12月,楊東蓴由日本歸國。此時,桂係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在蔣桂戰爭失敗後退守廣西,與蔣介石中央政權繼續對立抗衡。他們裝模作樣,以“建設廣西、複興中國”為號召,提出“三自三寓”政策,訓練人材,推行所謂“新政”。廣西師範專科學校的創辦,正是桂係培養新政人材的一項重要措施。1932年夏天,廣西教育廳廳長、白崇禧的老師李任仁,推薦在廣州中山大學才執教半年的楊東蓴擔任廣西師範專科學校校長。楊東蓴接任以後,表麵上適應桂係提出的口號,實際上則把師專辦成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和培養廣西革命青年的搖籃。在辦學思想方麵,他明確地提出了兩條方針,就是學習上提倡自由研究的學風,生活上主張養成集體主義的作風。他聘請了許多思想進步、學有專長的學者到校任教,如經濟學家薛暮橋、語文學家陳望道、曆史學家鄧初民、哲學家馬哲民,以及左翼作家夏征農、沈起予、楊潮等,都在廣西師專教過書。廣西師專的第一、二屆辦得虎虎有生氣,培養了廣西革命運動一批忠勇戰士和廣西中等教育的一批骨幹力量,他們中很多人後來成為共產黨員,有幾個優秀的學生如麥世德、劉敬安等在抗日戰爭中為黨擔負重要工作,在桂係軍閥的屠刀下英勇犧牲了。1934年5月,由於楊東蓴的辦學思想和桂係的意圖相左,加之他聘請了大革命時期第三軍的黨代表、著名共產黨員朱克靖(化名朱篤一)為師專教務長,被白崇禧發現,終於為桂係所不容,被迫辭去廣西師專校長職務。

    楊東蓴離桂至上海,一二·九運動後,參加了沈鈞儒、鄒韜奮等人發起組織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從事愛國民主運動。1936年“兩廣事變”爆發,南京當局先用分化手段解決了廣東的問題,把廣西孤立起來。但李宗仁、白崇禧頑抗固拒,以聯合各黨派團結抗日為號召。為了增加政治資本,李宗仁一麵爭取李濟深、蔡廷鍇合作,一麵電邀救國會的領導人沈鈞儒入桂共商國是。沈老派楊東蓴到廣西走一趟。楊東蓴在南寧向李宗仁等介紹了全國抗日救亡的形勢,傳達了救國會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反對在“南寧開府”的過激作法,要桂係促蔣共同抗日。這對以後桂係調遣軍隊去前線作戰,無疑起了一定作用。1937年抗戰全麵展開,國共兩黨在抗日旗幟下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楊東蓴過去和張治中相識,他以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充任了以張治中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的高級參議。他在長沙主持當地救國會的工作,經常和犁頭街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主任徐特立聯係,推進湖南抗敵後援會的抗日宣傳活動,對《觀察日報》的編輯出版進行幫助。1938年11月12日,蔣介石以“焦土抗戰”為由,悍然於倉卒間火燒長沙,釀成了震驚中外的“文夕大火”。這年冬天,楊東蓴由長沙轉桂林,經當時廣西省參議會議長李任仁推薦,廣西當局邀請他在桂林籌建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這是楊東蓴第三次入桂,和第一次入桂擔任師專校長、第二次入桂調停“六一運動”一樣,都受到了李任仁的有力推薦,而和桂係關係特深的高級幕賓、楊東蓴兒時的同學和朋友劉斐,則是起了很大促進作用的。關於楊東蓴和劉斐的關係,程思遠有一段精彩的話:“東蓴先生與為章(劉斐字)先生幼同裏,長同校。東蓴在30年代先後入桂,任廣西師專校長和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校長,皆為章先生一手推薦之功,而在1946年國共戰爭爆發後,為章先生以參謀次長參加‘官邸作戰會報’(不是匯報),他在‘對日作戰是內行,對內作戰是外行’的遁辭下,存心作了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使國民黨軍受到非常不利的後果。所以有此,也都是東蓴先生穿針引線所起的作用。在事業中這樣緊密配合,相需相成,曆史上實不多見。”劉斐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他思維敏捷,雄辯滔滔,自恃極高,臨事一經決斷,就很少或很難采納別人的意見。但他對楊東蓴則虛心求教,即使是與己見相違的主張也能虛衷接納。楊東蓴通過自己的摯友,把黨的統一戰線的無遠弗屆的威力,施展到國民黨中央政權和地方勢力的心髒部位去了。

    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校長由當時的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兼任,楊東蓴任教育長,實際校務是由教育長全權負責的。楊當時是共產黨員,他的工作直接由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領導(有時通過周鋼鳴聯係)。所以,幹校的教育訓練工作,實際上是黨在領導的。幹校籌備工作開始時,恰好徐特立老人因公路經桂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和生活教育社召集留桂會員,假楊東蓴寓處請徐老作了報告。徐老談了解放區軍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抗日的情況,也談了解放區的各種教育活動。楊東蓴向徐老請教了有關舉辦短期幹部訓練班的種種問題,這對幹校的籌備工作是一次切實的指導。楊東蓴參照解放區幹部教育的經驗,從辦校方針、教學內容、實習活動、讀書方法、生活管理、軍事訓練等方麵進行全麵革新,把幹校辦成了一個廣西抗日民主運動的陣地,等於是在國統區辦了一個延安式的“抗大”。當時,全國各地流亡到桂林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有不少人在幹校擔任教務領導、輔導員或指導員,如秦柳方、張海鼇、潘逸耕、薑君辰、周鋼鳴、司馬文森、湯有雁、宋之光、張健甫、潘超、路偉良、歐希哲、屠天俠、蕭敏頌等。另外,胡愈之、夏衍、張誌讓、張鐵生、千家駒、萬仲文等,都先後被邀請到幹校做專題報告。1939年5月,葉劍英在湖南衡山南嶽遊擊訓練班講課完畢後路過桂林,也應楊東蓴的邀請,到幹校作了題為《積小勝為大勝》的重要報告。他深刻分析了抗戰形勢,介紹了各解放區軍民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績,並針對當時的“速勝論”和“悲觀論”,生動地講述了解放區抗日鬥爭的實際事例,雄辯地闡述了黨的抗日持久戰的方針、政策。幹校自1939年2月開辦,到1940年年底結束,為期兩年,總共舉辦訓練班4期,結業學生1402人,還開辦了特別訓練班4班。從幹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後來有大批人成為共產黨員,有的人在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中獻出了青春和生命,有的人在各條革命戰線上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全國解放後擔任領導工作,有的人成了國內享有盛名的專家學者。

    1940年6月間,國內政治形勢開始逆轉,已處於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夕。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因為政治傾向太明顯,受到各方注意,楊東蓴被迫向廣西當局辭職。廣西當局改任他為省政府參議,他花了幾個月時間,視察了幾個縣的縣政,回桂林處理好了幹校結束和《救亡日報》終刊事宜,於1941年年初“皖南事變”之後離開了廣西,轉赴香港。在香港,他與鄒韜奮、範長江、金仲華等組織了全國救國會海外工作委員會,並與鄒韜奮全力承擔會務。1941年12月日本襲擊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楊東蓴和許多著名文化人士一道,在黨的保護下,於1942年輾轉入川,先後在內遷樂山和成都的武漢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鳴聖學院擔任教授。1948年8月又轉任廈門大學教授。

    1948年冬,楊東蓴離開廈門大學秘密出走香港。其時,在黨領導下的達德學院院長陳其瑗北上東北解放區參與籌備全國政協,香港的黨組織和民主黨派協商,一致認為,由達德學院校董會聘請楊東蓴代理院長最為適宜。他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革命精神,積極負責地辦好這所新型的革命大學。香港彈丸之地,政治形勢十分險惡複雜,他鎮定自若,排除幹擾,堅持正常教學秩序,親自講授曆史課,並作政治形勢報告,號召師生做好精神準備,為迎接全國解放,建設新中國而努力。1949年2月23日,港英政府無理下令撤銷達德學院注冊,強迫停辦。在黨的領導下,他審慎周詳,安置了全院師生,處理了一切善後事宜,旋轉入香港《大公報》任顧問。

    1949年10月,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之後,楊東蓴被任命為廣西大學校長。從1950年初到1953年底,他在廣西大學先後進行了解放接管、恢複教學、調整院係、納入正軌等十分繁重的工作。1954年春,又奉調任華中師範學院第一任院長。他到任後第一次講話的題旨就是:建設社會主義要靠真才實學。這個原則鞭策著華中師範學院師生,孜孜不倦地為建設社會主義而掌握真正的知識和本領。在華中師範學院,根據分工,楊東蓴負責指導曆史係的工作。在很短時間內,他就和係內的教師進行了個別談話,而且談話前都作過認真準備,對教師的家庭、學曆、經曆、專長、特點、身體健康狀況和眼下遇到的困難,都做到了心中有數。這樣的談話使人感到親切,沒有拘束,而他也就通過這個途徑掌握了大量係內的情況。他親自為學生作治學方法和政治形勢報告,使學生們舉一反三,大開眼界。校內教授作科學研究報告時,隻要得到訊息,他一定趕來參加,認真傾聽。難怪以後這所學校的老教師們都有著美好的回憶:楊東蓴任職三年多,即1954一1957年,特別是1956年,無論從全國或從華中師院來看,都是建國以來形勢最好的年代。

    楊東蓴是知識分子的知心朋友,他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績,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以說是一個典範。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楊東蓴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由於特殊國情的決定,在舊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除極少數人依附於反動派以外,絕大多數都處於被壓迫的地位,所以他們是愛國的,是能夠接受社會主義前途並為之獻智出力的,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群體,更應該是熱愛黨、熱愛國家、熱愛社會主義的。至於知識分子世界觀的改造,則是一件艱巨的、和風細雨的工作,需要一個長期的鍛煉過程。在這裏,一切對知識分子的無端貶抑、侮辱甚至摧殘,都會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莫大損害。雖然他在《何物自由主義》這本小書和《打漁殺家新解》、《從剪辮子想到的——看老舍〈茶館〉有感》(載1957年秋《人民日報》第6版)這些雜文中,流露出了一些“左”的情緒,但是,從總體來看,他在行動中確實認真貫徹了自己的基本觀點。他擁護毛澤東同誌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中所規定的方針,認為這是一個必須長期執行的方針。他讚成周總理1956年所作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讚成陳毅同誌1963年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卻不願苟同那種輕視和傷害知識分子的“左腔左調”和粗暴做法。

對於學有專精、業有專長,但又存在某些缺點的知識分子,楊東蓴總是盡力之所能,去做一些據他說是近於“保護”的工作。在政治運動波濤洶湧接踵而至的那段曆史時期,他的方法之一就是在運動之前以老朋友的身份去和知識分子談心吹風,讓他們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不至於在急風暴雨的批判前惶惑不知所措。對於個別體弱多病的知識分子,楊東蓴還用盡心思讓他們取得適當機會回避一下。石聲漢教授是庚款留英的第一屆高材生,專攻生物,為人誠實不欺,敏悟非凡,有學貫中西之譽。可是他不修邊幅,懶於世故應酬,耿介直爽幾乎到了落落寡合的地步。為了使他在運動中不受傷害,楊東蓴千方百計地下功夫“保護”他,使他後來在整理我國農學古籍,包括《齊民要術》等名著,做出了特別可貴的貢獻。1963年以後開展的某些所謂“學術討論”,實際上是不講道理的圍攻批判。對此,楊東蓴十分反感。報刊上點名批判周穀城、夏衍、孫冶方,他偏偏要在各種場合大談自己和這些同誌過去的共事、交往和評價,隱約地流露出由衷的惋惜與同情,這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十分巧妙的抗議形式。20年代長沙中學著名英語教員楊筆鈞,桃李滿天下,政治清白,為人正直,有口皆碑,“馬日事變”後曾幫助楊東蓴脫險離湘,並曾掩護柳直荀在長沙進行革命活動。楊筆鈞81歲時孤身一人在長沙生活,十分困難。楊東蓴多方寫信陳情,將楊筆鈞在湘潭工作的女兒調來長沙伴養老父。程潛的二公子程元曾為此事出了大力,楊在感謝信中提到顧念舊情問題時說:“足下言念舊為不可思議。不思不議,當然不可思議;多思多議,便可思議矣。《老子》想已讀過,重讀更有好處。”他還經常說:“不念舊惡,在必要的條件下應該如此做;不念舊情,那就會變成獨夫和天下絕物。”向達教授是國內有名的中西交通史專家,1957年反右派鬥爭時受到了嚴重衝擊,為了“保護”向達,他向有關方麵反複介紹向達的專業成就和他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鮮明的政治傾向。原《大公報》負責人王芸生,是楊東蓴受命與其聯係的對象,他對王芸生關懷備至,也做了許多“保護”工作。經學家馬宗霍,從湖南帶著可以理解的十分不滿的情緒,調至北京中央文史館當館員,月支100元,待遇驟降,生活困難,楊東蓴設法調他到中華書局做編輯工作,使他生活安定,發揮了晚年的光和熱。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居室逼狹,藏書亂積,無法開展研究,楊東蓴四出奔走,替他解決了住房問題。邏輯學家金嶽霖重病時得不到應有的照顧,雇板車送醫院求治,楊東蓴為此大聲疾呼。知名愛國人士章士釗,90高齡仍在為《柳文旨要》朝乾夕惕,艱難筆耕,楊東蓴盡管不同意《柳文旨要》的基本觀點和一些牽強附會的古今類比,但是他認為,這麽大年紀了,仍在孜孜矻矻為學術事業獻身,難能可貴,因此,他為此書的付梓四出聯係,使作者在辭別這個世界之前,終於見到了《柳文旨要》的精致的大字體印刷版本,寬慰了老人一顆赤子之心!楊東蓴擔任中央文史館秘書長的時候,曾專程從北京到廣州看望商衍鎏和陳寅恪兩位副館長,不管是對商老還是對陳老,他都緩慢有力地說:“您老人家好!我是代表章士釗館長來看望您的。”他和商老談詞林掌故,和陳老談隋唐曆史,滔滔不絕,應付自如,氣氛極為融洽。陳寅恪教授抗戰中在成都執教時就目疾嚴重,終至失明,建國後某年在浴室不慎,又跌斷髖骨,他在楊東蓴坐定後就發牢騷:“我過去左丘失明,現在孫子臏足。”楊東蓴立刻飛馳他的詞鋒作了答複:“臏足是‘莫須有’吧。誰敢對您加以臏足之刑?如果真有這樣的人,那他就太膽大妄為了,中央一定會追究的。我覺得您著述中有的考證確是明察秋毫,並且,您足不出戶,知道許多中外大事,您比不少健康的人更健康,這太值得恭喜,值得學習啦!”躺在床上的陳老聽後,不禁笑出聲來,回敬了一句:“楊先生,我早就耳聞你的辯才,真是名不虛傳。”事後,楊東蓴語人:“拜訪成功,兩位老人都很高興。高興可以長壽,這樣的老人,愛國、正派、有學問,是人瑞兼是國寶,全國已經為數不多啦!”

    楊東蓴反對欺老淩幼,力主扶老攜幼。他對青年知識分子更是熱情獎掖扶持,言傳身教,從各方麵關心他們的成熟和成長。張勁夫在《懷念孫冶方同誌》一文中說:“記得在有一次的約會上(這裏指的是抗戰前夕),某一刊物主編人提到要請冶方就某一專題撰稿,楊東蓴當即對冶方發表了評價,說冶方治學嚴謹,不輕易為文,他答應要寫的文章,必定認真負責寫好,隻是時間不能急,因為冶方不僅在構思上要費腦筋,而且在行文上對每一字句都要推敲的,寫文章雖慢,但寫出的東西,很有份量。我當時年輕學淺,聽了這樣的評價,留給我的印象和受到的教育都很深……對當時像我這樣的青年來說,幫助是很大的,(楊東蓴)幫我們做了許多當時難以做到的事。”1940年6月底,內遷桂林的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強迫近10名進步學生轉學,楊東蓴設法給這批青年以幫助,親自寫信給當時在粵北的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院長林礪儒,林將這批學生全部接收了。對於年輕學者來信請益的書稿,他總是認真閱讀,密點細圈,丹黃殆遍,以商量的態度,提出中肯的意見。對於年輕人提出來的困難,隻要他能辦得到的,他都盡力幫助解決。他個人生活清苦,但慷慨解囊,資助進步青年。所以有許多人說:“楊東老真是慈航普渡的活菩薩,有求必應。”對於他認為稟賦獨厚、勤奮可嘉的青年知識分子,他總是傾注更多的心血澆灌,使之茁壯成長。胡仲達、李侃、章開沅、陳慶華、張高峰、曾敏之、馬雍這些同誌後來的成就,都有著一份楊東蓴的勞績。在使天地為之傾斜的特級風暴中,楊東蓴自己遭受著嚴重的迫害,與此同時,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遭受摧殘,青年知識分子彷徨失措,教育戰線呈現一片荒涼破敗景象。他憂心忡忡,約同胡愈之和周世釗“上書毛主席要求見麵,毛主席派人接見了三位同誌(作者按,據楊東蓴、周世釗告我,接見人為華國鋒和吳德)。整整兩個半天,他們都很誠摯地、也是很沉痛地對當時全國帶有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作了痛切的晉言。愈之同誌說的是發揚民主,廣開言路。楊東蓴同誌說的是青年問題。周世釗同誌說的是教育問題。據說這些問題都被詳細記錄下來,並上報了,但卻無結果,並且得到相反的反應。”1979年五四運動60周年召開紀念座談會,此時,這位60年前五四時代的老戰士病得很重,距離生命之旅的終點隻有幾個月時間了,但他仍然扶病與會,賦詩明誌,對青年一代殷殷寄予厚望。由此可見,楊東蓴對青年知識分子的關心是一貫的,即使身處逆境,也要挺身而出,冒險犯難,為青年一代仗義執言。

    楊東蓴是一位模範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活動家。他經常說: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徹底解放自己。無產階級政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就是在這個理論基石上產生出來的,其目的則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把最頑固、最反動的一小撮敵人驅趕到最狹窄的地帶裏去,充分孤立他們,以取得和擴大鬥爭的勝利。他在這個領域中的勞績並不是在理論上有什麽創見,而是在實踐中頗具特色。約而言之,可以歸納為下述四條。

    第一條,他提倡廣交朋友。這本來是做統一戰線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但他能憑借曆史所形成的各種社會關係,結納友朋,並且把這個朋友圈子不斷擴大。這樣,他在各條戰線中(包括學術文化界、政界、軍界),在各個不同時期中,利用這些老朋友關係,順利地進行工作,做了很多一般人難於做到的事。

    第二條,他總是謙謙藹藹,有仁者風,以平等待人的原則對待統戰對象。他最反對某些人那種居高臨下,以改造者、教育者自居的奇怪現象。在和黨外朋友談話的時候,總是聚精會神,回答問題也經過縝密思考。他經常教育做統戰工作的年輕幹部:“和年紀大的黨外朋友談話,要認真聽,不要走神,不要打斷人家的思路,隨便插話,不要未經同意就掏出筆記本做記錄,不是確實憋不住時不要離座解手。這是必要的禮貌,你要人家尊重你,首先你就得尊重人家。”章士釗的骨灰盒從香港運回北京,在機場迎接時,有一位並不很年輕、地位也不算低的幹部麵露極不嚴肅之情,楊東蓴後來批評這位幹部說:“並不要求你啼啼哭哭,但也不能嘻嘻哈哈,這叫做失態,黨外朋友看了會產生反感和惡感,甚至會感到寒心的。”

    第三條,待人以誠。他總是說,人之相知,貴相交心。你要人家掏出心窩裏的話來,你就得講心裏話,不然感情就不可能交流。黨外朋友有所請求,有把握的事他就慨然應承,無把握或不應辦的事就委婉說明原因,從不輕諾寡信。1947年蔣軍攻下延安時,楊東蓴向蔣氏陣營中某些人物策反,得到的反應比較冷淡,但他不把門關死,以克製和等待來顯示誠意。他對幾十個對象發出了空白信,信封上寫明自己的通訊處,信封內不著一字,意思是:想過來了,以後仍可保持聯係。到淮海大戰結束,不到10天,他就收到了許多封態度截然轉變的回信。針對某些朋友還心存幻想,他就用毛筆寫上一句話:“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他用這樣的誠懇態度敦促這些朋友棄暗投明,脫離反動陣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條,十分強調統戰工作人員的學養和素質。他主張:做統一戰線工作的幹部,不僅要懂得業務、政策,而且要爭取多懂得一些各類專門知識,其中最重要的則是哲學、曆史、文學藝術和社會生活知識。在這一方麵,他本人確實是符合這個要求的。

    由於客觀原因和個人性格,在56年的漫長時期中,他同黨的關係時斷時續,但即使在脫離黨組織的時候,他的心總是向著黨的,而且為革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1949年10月,周恩來同誌在北京單獨接見了楊東蓴,周總理對他作了八個字的評價:見多識廣,膽小如鼠。並且說:“現在你應該把紅旗子插起來啦!從來隻有個人找黨,沒有組織來找個人。”楊東蓴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不無內疚地歸告親友:“周總理說的‘見多識廣’對我是一種鞭策,‘膽小如鼠’則是痛下針砭,是忠言良藥。我是一個孤兒出身,我再不能失去政治上的母親,一定要認真總結教訓,積極爭取插上紅旗。”後來的曆史表明:在共和國建立之後的30年中,無論在廣西大學、中南師範學院,在國務院副秘書長任內,在中央文史館,在中國民主促進會和全國政協分管的工作中,他都高舉紅旗,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而他自己也終於在1961年9月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焦琦、蕭賢法同誌介紹,重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在“四人幫”施展淫威的那些邪惡的日子裏,楊東蓴受到了無情迫害,但這並沒有動搖他對黨的忠誠和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

1966年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判了“全國串連妨礙生產”的正確說法。在這前後,中央文革小組批判了“以生產壓革命”。隨後,康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批判了“生產力論”,全國則刮起了批判“唯生產力論”的龍卷風。楊東蓴對此極為反感,他說:“有些人自封‘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左’派,但他們忘記了人要吃飯、生產要發展的起碼常識。有人自封為‘金棒子’,我看是一根攪屎棍。”他日以繼夜,重新溫讀了馬、恩、列和毛澤東的全部著作,以氣貫長虹的理論魄力,冒著巨大風險,在全國政協的聯組學習會上作了一次專題發言。他指出:所謂“唯生產力論’,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所有經典著作中找不到任何依據。經典著作中隻是肯定,革命可以在資本——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首先爆發,從來沒有批判什麽“唯生產力論”。列寧隻講,政治教育的成果,隻有用經濟狀況的改善來衡量。毛澤東同誌說得更明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無端批判一個捏造的“唯生產力論”,可能在一時打倒“政治上的敵人”,但永遠不能打倒“敵人的政治”。這些話說得多麽深刻,多麽策略!在70年代中國政治舞台上正義、邪惡兩派力量尖銳交鋒之際,發出這種破石驚天之論,又需要多麽大的革命勇氣,多麽大的邏輯力量!

    1975年四屆人大召開,在選舉的頭一天晚上,主席團成員得到了候選人名單,王芸生發現周恩來依然繼任總理,激動得無法入睡。深夜,他跑到楊東蓴屋裏,兩人抱頭痛哭。以後他二人的心相通了,經常在一起議論國家大事。後來得知毛主席嚴厲批評了江青,他們知道國家得救了,興奮得手舞足蹈起來。

    1975年暮冬至1976年歲首,在“四人幫”行將覆滅前夕,這夥政治野心家假借和歪曲毛澤東的意向,掀起了一股拔地而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當時的領導交代,要身為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的楊東蓴在民主黨派的會議上發言。楊寫了發言稿去找薛暮橋商量,薛說:“你最好不發言,要發言就應付幾句算了,何必寫這樣長的稿子?”楊說:“不行,領導上一定要我表態,不得不說兒句違心之言。”薛看到楊東蓴的發言稿字斟句酌,也就表示同意。不料因此引起一場風波,在他發言後受到一批“風派”人物的圍攻,說他“假批判,真包庇”,楊東蓴被攻擊得精神有些失常了。

    1976年,周恩來同誌逝世,楊東蓴在寫給程元的信中說:“周總理逝世,舉國悲慟,史無前例。弟等叨在屬下,心情實在難安。”這封信表達了他對周恩來同誌的深刻沉摯的愛。就在同一年的六七月間,楊東蓴和筆者在北京中央文史館簡陋的辦公室裏進行過三次談話。這時,他的神智比較清醒,但“四五風暴”剛剛過去,很明顯,他的壓抑悲憤情緒是很濃烈的。每次長談,他都長哭,額頭、雙頰布滿了冰刀霜劍的皺紋和歲月年輪的疤痣,略顯呆滯的眼角噙著晶晶閃光的淚珠。

    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楊東蓴歡欣鼓舞。他看到了黨的希望,人民的希望。很不幸,厭疾(腎髒綜合症)苦苦糾纏著他,劇烈的思想鬥爭折磨著他,使他全身浮腫,易於激功,被迫長期住院。從“四人幫”倒台到楊東蓴辭世,整整三年,他一直住在醫院裏接受治療,但仍然振作精神,參加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社會活動。在他預感到即將離開塵世的時刻,他寫下了遺囑:我死之後,一、不要搞遺體告別,二、不要開追悼會,三、不要留骨灰。楊東蓴是開國以後提出“三不要”的第一人。這“三不要”的遺囑,體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真正信仰,反映了一個戰士的真知灼見和優美情操。

    1979年9月25日,在北京,楊東蓴的生命河床幹涸,他在生命的終點寫上了一個句號。

                      [本文節選自《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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