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摘周報
編者按：1949年以後，四川發生的災難最大的莫過於1960年前的饑荒。那場持續三年的災難使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萬人左右。那是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要不是一批敢於講真話的幹部衝破重重阻力向黨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實情況，這場悲劇可能還會延續一段時間。然而，這批幹部卻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躍進”帶來大災難
1960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人們麵臨的現實是，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重。從1959年到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1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可是，受全國政治氣候的影響，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糾偏”的指示精神，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擔任了重慶整風整社工作團辦公室主任，負責與當時重慶所屬三個縣的工作團進行聯絡。
一大群在城裏指揮“大躍進”的幹部們，來到離自己並不遙遠的農村，所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裏不準煮飯冒煙。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1960年餓死人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屋裏什麽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裏隻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櫃子。
工作組在農村認真傳達“十二條”（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聽了“大幹部”們的話，都相信黨中央的政策始終是正確的，認為問題出在公社大隊的這些“歪嘴和尚”把“真經”給念歪了。於是，那些剛剛還在對社員們指手畫腳的社隊幹部們被揪上了台，社員們就像當年控訴惡霸地主一樣，哭訴他們如何抄家搶糧、拆灶砸鍋，還將那些餓得不得不去莊稼地裏偷糧食的人捆綁吊打，致傷致殘，甚至逼死人命……一時間，社隊的幹部們被批鬥、撤職、抄家、逮捕，搞得殺氣騰騰。
為什麽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最堅決的社隊，幹部們就越是顯得麵目可憎可惡，生產就越糟糕？而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時打了“折扣”的地方，情況反而還好一些。究竟是上級的方針政策錯了，還是基層幹部執行政策時發生了偏差？在嚴峻的現實麵前，工作團的許多幹部不得不對高調滿天的“大躍進”進行深入的思考。
向黨中央反映四川真實情況
由於中央“七千人大會”前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從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的形勢逐漸有所好轉，可是四川餓死人的事卻還在繼續。
1961年五六月間，在重慶團市委機關中層以上幹部學習會上，大家對麵臨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坦蕩陳言。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蕭澤寬和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有時也到團市委來，同大家一起議論。會上有人提問：四川問題如此嚴重，餓死了那麽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說：根據我的判斷，中央不完全清楚。
團市委副書記於克書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中央寫封信，反映一下情況？
廖伯康沒有直接回答，隻是說安徽的問題開始很嚴重，蓋子揭不開，後來有人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蓋子揭開了。
一聽這話，幾個副書記都積極讚成給中央寫信反映四川的情況，並公推於克書來寫，因為他擔任巴縣整風整社工作團副團長，比較了解農村的情況。不過，於克書最後下決心給毛澤東寫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會議之後。他聽廖伯康說，在省委工作會上，重慶組提的意見全都被捂下來了，沒能反映到中央去，便決定給毛主席寫信。信的署名是“一個共產黨員”，沒有署真名。為防止查對筆跡、查出從哪裏寄的，這封信寫好後又請團市委打字員（是個啞巴）打印，並托人帶到武漢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於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資料，想借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誌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
通過在團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遞信，耀邦同誌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胡耀邦過去找地方來的同誌了解情況，一般都帶有秘書、速記員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這次他隻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紙和一大把削好的鉛筆，隻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
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胡耀邦不僅將談話筆錄交給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由胡克實整理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於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以調廖伯康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於克書則是由團中央辦公廳通知小組，說要找他了解一些情況。入座後，尚昆同誌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
楊尚昆同誌說：“又不是要你們來解決問題，隻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麽？國務院辦公廳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唉，我們看了也很震驚啊，還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誌看了。”尚昆同誌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很好，簡明扼要，隻有兩頁半，明確提出四川的問題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後果。廖伯康一聽，知道於克書寫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誌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裏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1000萬。”
“1000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麽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麽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麽？”
廖伯康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隻是到1960年的數字，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200多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就被收回去了，別說中央，就連四川的同誌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就到滎經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隻說死了1000萬。
尚昆同誌聽到這裏，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裏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麵拿出一個折疊賬本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
尚昆同誌說：“在和平建設時期為什麽會死這麽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問題？”
那個人上不聽中央，下不聽群眾
廖伯康頓了一會兒，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了一下，接著說：四川主要的問題，是沒有認真貫徹執行中央“糾編”的有關政策。比如說農村自留地問題，1959年6月中央下發《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指出大集體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間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領導卻把這個文件扣下來了，不準下發。困難時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稱為“救命地”，“救命地”長拖不決，也是餓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問道：1961年我們四川搞了個“新三反”，實質上就是“反瞞產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還是四川自己搞的？楊尚昆同誌說，中央根本就沒有布置過什麽“新三反”。廖伯康說：事實上，從1959年起毛澤東意識到“浮誇風”問題，多次提出不得在農民中反瞞產私分，後來中央又就此問題專門發文，可謂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還在各地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領導還主觀臆斷，搞瞎指揮。他在全省搞畝產萬斤的“萬斤畝”運動，這明明是假的，卻不準人懷疑，哪個懷疑哪個挨整，而且蠻橫地說我就不相信搞不出來，我搞不出來，我的兒子也要把它搞出來。他在全川硬性規定必須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水放不幹，造成小麥播種時積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無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減產，兩頭失著。糧食減產了，他不是糾正自己的過失，還要繃麵子，在鐵路、公路、交通沿線搞所謂的“高產路”，把遠離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產路”沿線做給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調”。他還大搞“一個樣”，規定拉繩插秧搞密植，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這樣瞎胡搞糧食能不減產嗎？
廖伯康接著說：四川餓死這麽多人，省委主要領導的對策卻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準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軟弱性的表現。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糧食630多斤（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到了1961年，這個數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內下降了將近一半！情況已經如此嚴峻，他還是繼續欺上瞞下，硬繃麵子，狠心克扣群眾的口糧。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是21斤，幹部隻有19斤，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製，一般是老秤（16兩為1斤）的4至5兩原糧（即穀子），打出米來隻有老秤的2到3兩，折合新秤隻有1到2兩米，城裏居民每月供應2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這麽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隻有空指標沒有糧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4800萬斤糧食化為烏有，這種做法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上調的糧食裏麵還有一部分是寶成鐵路修成前邊遠地區運不出去的死角糧，是從萬縣等地調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來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貧困。這樣搞怎麽可能不餓死人！
聽到這裏，楊尚昆同誌感慨地說：“你們今天所談的情況，很多中央都不知道，隻知道四川上調的糧食多。四川口糧定量低，我們知道。我有個老同學在江津白沙教書，讓我給他寄點糧票去，我哪有糧票啊，隻好給他寄了100元錢去。”
談話進行了三個半鍾頭，期間楊尚昆不斷直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最後他問：“你們今天談了許多情況和問題，依你們的看法，總起來是些什麽問題？”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對此說過一句話：上不聽中央，下不聽群眾。我看是合乎實際的。”
講真話付出沉重代價
廖伯康和於克書向楊尚昆同誌匯報後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鄧小平同誌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楊尚昆等人參加。楊尚昆同誌在會上匯報了四川的情況和問題，並反映了廖伯康和於克書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級幹部到四川進行深入調查的建議。小平同誌說：那就按照他們的意見，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幹部分頭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親的名義回到自己的家鄉，再去各處進行調查。17名幹部回到北京後都交了調查報告，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於這次調查很關注，所有的調查報告他都看過，並打算請劉少奇同誌閱後轉給毛澤東。
天有不測風雲。1962年8月，距離“七千人大會”還不到8個月，毛澤東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這個題目隨後成了9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議題。在這樣的形勢下，上述所有調查報告一下子沒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領導通過一些途經看到了於克書給毛澤東寫的信，還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過四川的情況，於是開始了大範圍的追查。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人統統落入“天網”，大量的“反動言行”被揭發出來，最後都集中到了蕭澤寬、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個所謂的“蕭李廖反黨集團”。中央有關部門得知後，通過很多途徑給四川省委主要領導打招呼，甚至說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頭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繼續狠批猛鬥。中央也沒有辦法，隻好打算把幾個人調離四川。蕭澤寬被中組部調到了中僑辦，當了個政治部主任。中聯部部長李初梨準備把李止舟調到他那裏去，已經擔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準備把廖伯康調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當中聯部來調李止舟的時候，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說，李止舟是我們準備開除黨籍的人，你們怎麽還要他？弄得中聯部隻好作罷。而廖伯康的調動，就更無指望了。
最後，廖伯康被“留黨察看兩年，撤消黨內一切職務”，下放到建築工地勞動；李止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一個機磚廠當副廠長。重慶團市委的5個副書記被撤了4個。於克書和趙濟被免除團市委副書記的職務；副書記王竹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到重慶市水上運輸公司去當了個副經理。
直到20年後的1982年，劃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據《龍門陣》2006年第1期林雪/文）
編者按：1949年以後，四川發生的災難最大的莫過於1960年前的饑荒。那場持續三年的災難使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萬人左右。那是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要不是一批敢於講真話的幹部衝破重重阻力向黨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實情況，這場悲劇可能還會延續一段時間。然而，這批幹部卻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躍進”帶來大災難
1960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人們麵臨的現實是，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重。從1959年到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1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可是，受全國政治氣候的影響，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糾偏”的指示精神，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擔任了重慶整風整社工作團辦公室主任，負責與當時重慶所屬三個縣的工作團進行聯絡。
一大群在城裏指揮“大躍進”的幹部們，來到離自己並不遙遠的農村，所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裏不準煮飯冒煙。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1960年餓死人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屋裏什麽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裏隻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櫃子。
工作組在農村認真傳達“十二條”（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聽了“大幹部”們的話，都相信黨中央的政策始終是正確的，認為問題出在公社大隊的這些“歪嘴和尚”把“真經”給念歪了。於是，那些剛剛還在對社員們指手畫腳的社隊幹部們被揪上了台，社員們就像當年控訴惡霸地主一樣，哭訴他們如何抄家搶糧、拆灶砸鍋，還將那些餓得不得不去莊稼地裏偷糧食的人捆綁吊打，致傷致殘，甚至逼死人命……一時間，社隊的幹部們被批鬥、撤職、抄家、逮捕，搞得殺氣騰騰。
為什麽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最堅決的社隊，幹部們就越是顯得麵目可憎可惡，生產就越糟糕？而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時打了“折扣”的地方，情況反而還好一些。究竟是上級的方針政策錯了，還是基層幹部執行政策時發生了偏差？在嚴峻的現實麵前，工作團的許多幹部不得不對高調滿天的“大躍進”進行深入的思考。
向黨中央反映四川真實情況
由於中央“七千人大會”前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從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的形勢逐漸有所好轉，可是四川餓死人的事卻還在繼續。
1961年五六月間，在重慶團市委機關中層以上幹部學習會上，大家對麵臨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坦蕩陳言。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蕭澤寬和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有時也到團市委來，同大家一起議論。會上有人提問：四川問題如此嚴重，餓死了那麽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說：根據我的判斷，中央不完全清楚。
團市委副書記於克書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中央寫封信，反映一下情況？
廖伯康沒有直接回答，隻是說安徽的問題開始很嚴重，蓋子揭不開，後來有人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蓋子揭開了。
一聽這話，幾個副書記都積極讚成給中央寫信反映四川的情況，並公推於克書來寫，因為他擔任巴縣整風整社工作團副團長，比較了解農村的情況。不過，於克書最後下決心給毛澤東寫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會議之後。他聽廖伯康說，在省委工作會上，重慶組提的意見全都被捂下來了，沒能反映到中央去，便決定給毛主席寫信。信的署名是“一個共產黨員”，沒有署真名。為防止查對筆跡、查出從哪裏寄的，這封信寫好後又請團市委打字員（是個啞巴）打印，並托人帶到武漢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於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資料，想借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誌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
通過在團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遞信，耀邦同誌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胡耀邦過去找地方來的同誌了解情況，一般都帶有秘書、速記員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這次他隻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紙和一大把削好的鉛筆，隻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
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胡耀邦不僅將談話筆錄交給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由胡克實整理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於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以調廖伯康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於克書則是由團中央辦公廳通知小組，說要找他了解一些情況。入座後，尚昆同誌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
楊尚昆同誌說：“又不是要你們來解決問題，隻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麽？國務院辦公廳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唉，我們看了也很震驚啊，還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誌看了。”尚昆同誌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很好，簡明扼要，隻有兩頁半，明確提出四川的問題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後果。廖伯康一聽，知道於克書寫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誌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裏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1000萬。”
“1000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麽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麽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麽？”
廖伯康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隻是到1960年的數字，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200多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就被收回去了，別說中央，就連四川的同誌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就到滎經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隻說死了1000萬。
尚昆同誌聽到這裏，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裏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麵拿出一個折疊賬本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
尚昆同誌說：“在和平建設時期為什麽會死這麽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問題？”
那個人上不聽中央，下不聽群眾
廖伯康頓了一會兒，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了一下，接著說：四川主要的問題，是沒有認真貫徹執行中央“糾編”的有關政策。比如說農村自留地問題，1959年6月中央下發《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指出大集體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間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領導卻把這個文件扣下來了，不準下發。困難時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稱為“救命地”，“救命地”長拖不決，也是餓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問道：1961年我們四川搞了個“新三反”，實質上就是“反瞞產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還是四川自己搞的？楊尚昆同誌說，中央根本就沒有布置過什麽“新三反”。廖伯康說：事實上，從1959年起毛澤東意識到“浮誇風”問題，多次提出不得在農民中反瞞產私分，後來中央又就此問題專門發文，可謂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還在各地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領導還主觀臆斷，搞瞎指揮。他在全省搞畝產萬斤的“萬斤畝”運動，這明明是假的，卻不準人懷疑，哪個懷疑哪個挨整，而且蠻橫地說我就不相信搞不出來，我搞不出來，我的兒子也要把它搞出來。他在全川硬性規定必須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水放不幹，造成小麥播種時積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無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減產，兩頭失著。糧食減產了，他不是糾正自己的過失，還要繃麵子，在鐵路、公路、交通沿線搞所謂的“高產路”，把遠離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產路”沿線做給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調”。他還大搞“一個樣”，規定拉繩插秧搞密植，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這樣瞎胡搞糧食能不減產嗎？
廖伯康接著說：四川餓死這麽多人，省委主要領導的對策卻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準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軟弱性的表現。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糧食630多斤（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到了1961年，這個數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內下降了將近一半！情況已經如此嚴峻，他還是繼續欺上瞞下，硬繃麵子，狠心克扣群眾的口糧。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是21斤，幹部隻有19斤，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製，一般是老秤（16兩為1斤）的4至5兩原糧（即穀子），打出米來隻有老秤的2到3兩，折合新秤隻有1到2兩米，城裏居民每月供應2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這麽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隻有空指標沒有糧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4800萬斤糧食化為烏有，這種做法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上調的糧食裏麵還有一部分是寶成鐵路修成前邊遠地區運不出去的死角糧，是從萬縣等地調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來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貧困。這樣搞怎麽可能不餓死人！
聽到這裏，楊尚昆同誌感慨地說：“你們今天所談的情況，很多中央都不知道，隻知道四川上調的糧食多。四川口糧定量低，我們知道。我有個老同學在江津白沙教書，讓我給他寄點糧票去，我哪有糧票啊，隻好給他寄了100元錢去。”
談話進行了三個半鍾頭，期間楊尚昆不斷直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最後他問：“你們今天談了許多情況和問題，依你們的看法，總起來是些什麽問題？”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對此說過一句話：上不聽中央，下不聽群眾。我看是合乎實際的。”
講真話付出沉重代價
廖伯康和於克書向楊尚昆同誌匯報後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鄧小平同誌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楊尚昆等人參加。楊尚昆同誌在會上匯報了四川的情況和問題，並反映了廖伯康和於克書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級幹部到四川進行深入調查的建議。小平同誌說：那就按照他們的意見，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幹部分頭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親的名義回到自己的家鄉，再去各處進行調查。17名幹部回到北京後都交了調查報告，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於這次調查很關注，所有的調查報告他都看過，並打算請劉少奇同誌閱後轉給毛澤東。
天有不測風雲。1962年8月，距離“七千人大會”還不到8個月，毛澤東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這個題目隨後成了9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議題。在這樣的形勢下，上述所有調查報告一下子沒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領導通過一些途經看到了於克書給毛澤東寫的信，還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過四川的情況，於是開始了大範圍的追查。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人統統落入“天網”，大量的“反動言行”被揭發出來，最後都集中到了蕭澤寬、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個所謂的“蕭李廖反黨集團”。中央有關部門得知後，通過很多途徑給四川省委主要領導打招呼，甚至說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頭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繼續狠批猛鬥。中央也沒有辦法，隻好打算把幾個人調離四川。蕭澤寬被中組部調到了中僑辦，當了個政治部主任。中聯部部長李初梨準備把李止舟調到他那裏去，已經擔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準備把廖伯康調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當中聯部來調李止舟的時候，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說，李止舟是我們準備開除黨籍的人，你們怎麽還要他？弄得中聯部隻好作罷。而廖伯康的調動，就更無指望了。
最後，廖伯康被“留黨察看兩年，撤消黨內一切職務”，下放到建築工地勞動；李止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一個機磚廠當副廠長。重慶團市委的5個副書記被撤了4個。於克書和趙濟被免除團市委副書記的職務；副書記王竹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到重慶市水上運輸公司去當了個副經理。
直到20年後的1982年，劃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據《龍門陣》2006年第1期林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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