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動向》揭秘張學良中共黨員身份
作者：《動向》特約記者： 史鳴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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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是個有爭議的曆史人物，中共當局把他捧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但是民間將其視為“民族敗類、千古罪人”者也大有人在，而且這類人的比例在快速增長。最近，隨著張學良中共黨員身份的真相大白於天下，長期以來關於他曆史功過的爭議遂將塵埃落地。
張氏黨員身份乃中共最高秘密
北京的權威人士透露，關於張學良中共秘密黨員身份一直是中共的一項最高秘密。了解這一秘密的在中共重要領導人中，隻有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和李克農。除了毛因為是第一把手，統管全局，其他三位都是中共諜報和統戰係統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是中共諜報係統的始祖、而對這一係統事實上的有效掌控，使他在曆次權力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而且張學良對周恩來的仰慕也是眾所周知的。前人大委員長、元帥葉劍英是周恩來的長期副手，尤其是抗戰中任八路軍駐南京代表和內戰期間任職軍調處，更是中共諜報工作的前線指揮。一九三六年七月，他被中共委派到安塞，對東北軍進行統戰工作。九月，被派往西安，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葉劍英在第一線協助周恩來處理西安事變。李克農長期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中共建政後任社會部長、外交部副部長，軍委情報部長、副總參謀長。西安事變前他就潛入西北軍和東北軍，策反高級軍官，事變後，他任中共代表團秘書長，隨周恩來赴西安談判。事實上，說周、葉、李三位也是西安事變的當事人，並不為過。
如今，這四位掌握這一最高機密的中共領導人都已經先後去世，似乎這一秘密成了死無對證的懸案。然而，眼前卻出現了柳暗花明的轉機，曾經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長的閻明複披露，葉劍英生前曾經對主持東北軍黨史整理的編輯宋黎（西安事變時曾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世）有過交待，肯定張學良就是中共黨員。宋當時將葉劍英的這個談話作了記錄，並將記錄稿封存在保險箱裏，並交待張學良還健在，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他，他的中共黨員身份絕對不能外泄，等他去世後再把談話記錄拿出來報告中央。
葉劍英的談話並不是孤證，另一位還健在的中共老人呂正操，也持肯定的態度。呂正操是張學良東北軍的老部下，曆任共軍冀中軍區司令員兼三縱隊司令員，晉綏軍區司令員，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東北人民政府鐵路局長、鐵道部長，軍委鐵道部副部長兼鐵道兵團副司令員，總參軍事交通部部長，鐵道部部長，鐵道兵政委，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九九一年他在紐約與張學良數次晤談，近日他也對人披露“張漢公是共產黨員”（張學良字漢卿，被尊稱為張漢公）。呂正操還多次對人說，周恩來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訴他，張學良是中共黨員。
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張學良
當然，此事也有一個反證。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寫作組組長高文謙表示，有關張學良是否曾經要求加入共產黨的文件過去一直是中共的核心檔案。他雖然沒有看到過張學良親筆寫的入黨申請書，但是他確曾看到過一份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請示關於如何處理張學良要求入黨的報告。這份電報大約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還在瓦窯堡的時候向莫斯科發出的。高文謙說，張學良想秘密加入中共這在黨史研究的圈子裏早已不是什麽秘密。他認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張學良希望加入共產黨並不奇怪。張學良少年得誌，性格豪放、說一不二。他被日本人趕出了東三省，對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的態度又不滿，因此同中共一拍即合是很自然的。
高文謙認為，共產國際不同意張學良加入中國共產黨，真正的原因是莫斯科視張學良為軍閥、漢奸，不可信任。張學良在東北主政時曾經因為中東鐵路問題同蘇聯發生衝突，甚至兵戎相見。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被莫斯科認為是破壞了蘇聯把日本拖在中國戰場的戰略，蘇聯塔斯社在事後發表的社論指張學良為漢奸。莫斯科對張學良的態度導致中共改變了對張學良做出的一係列承諾。一氣之下，張學良不辭而別地陪蔣介石回了南京。高文謙說：“中共那邊原來也要公審蔣介石，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策略是有一個變化的。這個變化的核心在於共產國際，就是蘇聯人的態度。所以這一子等於把張學良給晾在那兒了。”
閻明複也有類似的講法，一九九五年夏天他在位於前蘇共中央辦公大樓的蘇共檔案館裏，偶然發現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一份電報。電報是共產國際關於不同意中共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給中共中央的答覆，電文說，中國共產黨應該擴大自己的隊伍，但是應該從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而不應該靠吸收軍閥入黨來發展。這就是說共產國際、實際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張學良。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產國際請示，吸收張學良入黨，當然要請示了。由此可見，張學良當時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黨，並報告了共產國際，隻是遭到共產國際的否決。
張學良曾先後兩次提出加入中共
據北京的權威人士披露，張學良曾先後兩次提出加入中共，第一次提出入黨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連夜在安塞舉行會議，一致認為，中共當時與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整個東北軍，而不是一部分，並以此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當時若接收張學良入黨，勢必造成東北軍分裂，不利於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展。向張說明此意，張表示理解。但此後不久，張學良再次提出要求參加中共，中央同意了，但向在蘇聯的第三共產國際報批時，卻沒有獲準。以後的事態表明，盡管共產國際明確表示反對張學良入黨，中共中央仍決定發展他入黨。葉劍英與宋黎的談話公布之時將徹底揭開這個謎底。
張學良到底是不是中共黨員，張學良本人有相當大的發言權，而且他生前似乎也不避諱這個話題，台灣出版的《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自傳體遺著》（張誌宇校注），張學良坦陳：“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簡單地說，我可以說我就是共產黨。我是同情共產黨，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產黨。”“換句話說我同情他們，不但同情他們，我擁護他們，這是真正我內心——”“我跟共產黨有來往，早就有來往。政府是一點兒不知道。一點兒不知道？那就是他們作特務的工作！”難怪中共學者要說，張學良是用“口述曆史”的機會，向世人宣布：“我就是共產黨！”
但是，張學良的中共黨員身份曝光，意味著以往對西安事變這一曆史事件的定性會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恐怕也是中共遲遲不公開張學良中共黨員身份的原因。
——《動向》2005年10月號
作者：《動向》特約記者： 史鳴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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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是個有爭議的曆史人物，中共當局把他捧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但是民間將其視為“民族敗類、千古罪人”者也大有人在，而且這類人的比例在快速增長。最近，隨著張學良中共黨員身份的真相大白於天下，長期以來關於他曆史功過的爭議遂將塵埃落地。
張氏黨員身份乃中共最高秘密
北京的權威人士透露，關於張學良中共秘密黨員身份一直是中共的一項最高秘密。了解這一秘密的在中共重要領導人中，隻有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和李克農。除了毛因為是第一把手，統管全局，其他三位都是中共諜報和統戰係統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是中共諜報係統的始祖、而對這一係統事實上的有效掌控，使他在曆次權力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而且張學良對周恩來的仰慕也是眾所周知的。前人大委員長、元帥葉劍英是周恩來的長期副手，尤其是抗戰中任八路軍駐南京代表和內戰期間任職軍調處，更是中共諜報工作的前線指揮。一九三六年七月，他被中共委派到安塞，對東北軍進行統戰工作。九月，被派往西安，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葉劍英在第一線協助周恩來處理西安事變。李克農長期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中共建政後任社會部長、外交部副部長，軍委情報部長、副總參謀長。西安事變前他就潛入西北軍和東北軍，策反高級軍官，事變後，他任中共代表團秘書長，隨周恩來赴西安談判。事實上，說周、葉、李三位也是西安事變的當事人，並不為過。
如今，這四位掌握這一最高機密的中共領導人都已經先後去世，似乎這一秘密成了死無對證的懸案。然而，眼前卻出現了柳暗花明的轉機，曾經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長的閻明複披露，葉劍英生前曾經對主持東北軍黨史整理的編輯宋黎（西安事變時曾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世）有過交待，肯定張學良就是中共黨員。宋當時將葉劍英的這個談話作了記錄，並將記錄稿封存在保險箱裏，並交待張學良還健在，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他，他的中共黨員身份絕對不能外泄，等他去世後再把談話記錄拿出來報告中央。
葉劍英的談話並不是孤證，另一位還健在的中共老人呂正操，也持肯定的態度。呂正操是張學良東北軍的老部下，曆任共軍冀中軍區司令員兼三縱隊司令員，晉綏軍區司令員，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東北人民政府鐵路局長、鐵道部長，軍委鐵道部副部長兼鐵道兵團副司令員，總參軍事交通部部長，鐵道部部長，鐵道兵政委，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九九一年他在紐約與張學良數次晤談，近日他也對人披露“張漢公是共產黨員”（張學良字漢卿，被尊稱為張漢公）。呂正操還多次對人說，周恩來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訴他，張學良是中共黨員。
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張學良
當然，此事也有一個反證。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寫作組組長高文謙表示，有關張學良是否曾經要求加入共產黨的文件過去一直是中共的核心檔案。他雖然沒有看到過張學良親筆寫的入黨申請書，但是他確曾看到過一份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請示關於如何處理張學良要求入黨的報告。這份電報大約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還在瓦窯堡的時候向莫斯科發出的。高文謙說，張學良想秘密加入中共這在黨史研究的圈子裏早已不是什麽秘密。他認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張學良希望加入共產黨並不奇怪。張學良少年得誌，性格豪放、說一不二。他被日本人趕出了東三省，對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的態度又不滿，因此同中共一拍即合是很自然的。
高文謙認為，共產國際不同意張學良加入中國共產黨，真正的原因是莫斯科視張學良為軍閥、漢奸，不可信任。張學良在東北主政時曾經因為中東鐵路問題同蘇聯發生衝突，甚至兵戎相見。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被莫斯科認為是破壞了蘇聯把日本拖在中國戰場的戰略，蘇聯塔斯社在事後發表的社論指張學良為漢奸。莫斯科對張學良的態度導致中共改變了對張學良做出的一係列承諾。一氣之下，張學良不辭而別地陪蔣介石回了南京。高文謙說：“中共那邊原來也要公審蔣介石，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策略是有一個變化的。這個變化的核心在於共產國際，就是蘇聯人的態度。所以這一子等於把張學良給晾在那兒了。”
閻明複也有類似的講法，一九九五年夏天他在位於前蘇共中央辦公大樓的蘇共檔案館裏，偶然發現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一份電報。電報是共產國際關於不同意中共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給中共中央的答覆，電文說，中國共產黨應該擴大自己的隊伍，但是應該從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而不應該靠吸收軍閥入黨來發展。這就是說共產國際、實際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張學良。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產國際請示，吸收張學良入黨，當然要請示了。由此可見，張學良當時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黨，並報告了共產國際，隻是遭到共產國際的否決。
張學良曾先後兩次提出加入中共
據北京的權威人士披露，張學良曾先後兩次提出加入中共，第一次提出入黨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連夜在安塞舉行會議，一致認為，中共當時與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整個東北軍，而不是一部分，並以此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當時若接收張學良入黨，勢必造成東北軍分裂，不利於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展。向張說明此意，張表示理解。但此後不久，張學良再次提出要求參加中共，中央同意了，但向在蘇聯的第三共產國際報批時，卻沒有獲準。以後的事態表明，盡管共產國際明確表示反對張學良入黨，中共中央仍決定發展他入黨。葉劍英與宋黎的談話公布之時將徹底揭開這個謎底。
張學良到底是不是中共黨員，張學良本人有相當大的發言權，而且他生前似乎也不避諱這個話題，台灣出版的《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自傳體遺著》（張誌宇校注），張學良坦陳：“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簡單地說，我可以說我就是共產黨。我是同情共產黨，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產黨。”“換句話說我同情他們，不但同情他們，我擁護他們，這是真正我內心——”“我跟共產黨有來往，早就有來往。政府是一點兒不知道。一點兒不知道？那就是他們作特務的工作！”難怪中共學者要說，張學良是用“口述曆史”的機會，向世人宣布：“我就是共產黨！”
但是，張學良的中共黨員身份曝光，意味著以往對西安事變這一曆史事件的定性會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恐怕也是中共遲遲不公開張學良中共黨員身份的原因。
——《動向》2005年10月號
紀念西安事變的日子又臨近了。同往年一樣，張學良是共產黨員的問題又會被關注者提出來。不過今年應是不必再懷疑了，因為不久前閻明複在《百年潮》上的文章回答得很肯定，解釋得很圓滿。
閻的父親閻寶航是張學良的老部下，是共產黨派進東北軍的重要幹部。閻明複自己擔任過中央統戰部的部長，也是與張學良及其親屬關係最密的大陸高官。他說張學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沒有批準，但中共一直以黨內同誌來對待張學良。筆者參加過幾次西安事變和東北軍的學術研討會，關注過這段史事，可以寫一點個人所知，從讚同閻明複的角度略作補充，也讓愛好曆史的朋友們一同辨析。
話得從陝西人民出版社印的一本書談起，看書名就知編者偏重學術價值，《西安事變實證研究》，由西北大學西安事變研究中心和陝西省華清池管理處合編，收海內外學者文論70餘篇，早已公開發行。書的版權頁上標2001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實它至少拖延了幾個月才定版的，因為和我一起，有好幾篇論文都是遲至2002年春才交稿的。這部近800頁的書，原是2000年8月那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匯編，會後增收的幾篇，多是沒有到會的知名專家的論文，值得注意的有畢萬聞的《張學良是否加入了中共仍然是個謎》和周毅的《中國共產黨對東北軍的爭取工作述略》兩篇。
畢萬聞供職於吉林省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研究西安事變與張學良有年，著述頗豐。他主編的《張學良文集》上下卷，為研究者的必讀書。他的這篇談張學良中共黨籍的長文，是一則很好的專題綜述。他考察得很細，說1980年前蘇聯書刊中透露了中共在1936年有意吸收張學良入黨，曾引起共產國際的不安。此說後來漸被史學界關注。畢萬聞還介紹了國內譯載蘇刊的時間、國內學者們的看法。20年來莫衷一是。畢的基本看法是：“張學良到底是否加入中共，迄今為止，尚是一個曆史之謎，在沒有發現可資證明的直接的第一手新史料之前，僅就目前已經發現的種種間接史料加以推斷，任何結論都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那麽誰掌握了“可資證明的直接的第一手新史料”呢？這就該說說周毅了。他是遼寧大學曆史係的教授，他們那兒有個“東北軍及張學良研究會”，他負責，在國內外近代史研究界頗有聲望；張學良重獲自由後，大陸與他老人家的聯係接觸、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祝壽問候，多由周毅他們預洽轉告。周毅是國內目前掌握西安事變資料最權威的人士之一，他從70年代末就泡在中央檔案館裏，多年冷板凳，並和事變幸存下來的老人們交往甚篤，關係極好。為了推進國內外對西安事變的研究，周毅特別能團結各方人才，注意積累資料，注意建立學術基地培養學術傳人。他一貫謹守我黨的統戰政策，懂得紀律分寸，懂得研究領域的保密，嚐自稱“述而不著”，輕易不下筆。在他的建議下，西北大學籌備組建了“西安事變研究中心”，成立後即舉辦“實證研究”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周毅到會祝賀，還帶來了兩份史料，僅在極小的範圍裏傳閱。後來，他可能礙不過李雲峰（西北大學西安事變研究中心負責人）的麵子，補寫了《中國共產黨對東北軍的爭取工作述略》這篇短文。加之張學良將軍已經作古，披露他的政治隱秘不再忌諱。周毅依據那兩份史料及多年研究心得寫道：
“1936年6月，張學良、王以哲被吸收為中共黨員。7月15日，共產國際隻批準了王以哲，沒有批準張學良，但中共一直以對待黨員的態度對待張學良。1936年8月9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4人聯名給張學良寫一封長信，談了17個問題。信中開頭就稱‘李宜同誌’，這是張學良與紅軍聯係的化名，這幾個問題的核心是雙方配合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在9、10月間成立西北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發動抗日局麵。後來紅軍和東北軍的一切軍事部署都按這個精神辦理，雙方進入了實質性的合作階段。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與張學良代表紅軍和東北軍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計8條。”（見《西安事變實證研究》第629頁）
這裏對張學良的中共黨籍一事說得很肯定，還透露了兩份未注明館藏處（自然應是中央檔案館了）的檔案：一，1936年8月9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聯名給張學良同誌的信（請注意，隻有黨內才稱“同誌”；信中對楊虎城卻不稱同誌）；二，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與張學良共同簽訂的《抗日救國協定》。史料完整無誤，前者“17個問題”，後者“計8條”，共十餘頁，我都有幸細細過目，閱後暗自興奮不已。記得中央四位領導人的化名是“趙天、趙來、趙古、趙東”。李雲峰還補充，陪張學良秘密會見毛澤東的有東北軍115師師長熊正平，熊生前多次回憶過史事。從史證的角度說，這兩件事已毫無疑問：一，張學良確是中共黨員；二，張學良確和毛澤東有過會晤。畢萬聞沒有去西安參加那個實證研討會，也沒有看到周毅悄悄出示的史料，當然還寄希望於“可資證明的直接的第一手新史料”呢。這次，他該看到閻明複的文章，或是同周毅交流一番，總之該轉疑為信了。
1956年，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時，周恩來特將高崇民先生懷念張學良詩中“一人憔悴在東南”句改為“一人奮鬥在東南”。對此，許多人長期不解。如果聯係張學良早已是中共秘密黨員的背景，可能不難理解周恩來突出“奮鬥”之心意。聽聽張學良重獲自由以後對記者說：我就是共產黨呀。近年來，回回紀念西安事變，紀念張學良將軍，都會有些熱鬧的文字。依愚見，弄清張學良確是中共黨員以後，就該著眼張學良和跨國的共產黨裏各派係的關係，這才是研究西安事變演進的關鍵，也是解開策動事變謎團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