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禹烈，原名家輝，字甸之。1899年10月25日出生於崇安城關的一位鹽商家庭裏。他的父親江作梁成家之後，繼承了祖父經營的協泰鹽店，並兼管十幾畝薄田。母親胡牽妹是位賢慧的舊式家庭主婦，掌管著江氏大家庭上下老少近20人的繁雜家務。江禹烈上有長兄，下有4個弟妹。父親在舊社會裏四處奔走，慘淡經營，還是承受不起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和兵痞盜賊的的欺榨勒索，常年入不敷出，生活很是清苦。加上官府腐敗，聽任瘟疫流行，致使病魔接連奪走了他的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殘酷的現實在幼年江禹烈的腦海中留下了難忘的陰影。
江禹烈在8歲時受教於二伯父江作柱。在家庭私塾的啟蒙教育中，他孜孜不倦地日夜攻讀。由於江禹烈秉性耿直，坦率好問，往往給同學留下了戇直、遲鈍、愚魯的錯覺。對此，他並不計較，仍然是“心有所思，隨口而出，無論臧否，不事文飾。與人交亦常以忠信自勉，故人多樂與交遊。”他也因此贏得了二伯父的厚愛，特地為他起了禹烈的學名，取字甸之，深寓“禹甸忠烈”之意。二伯父望侄長大報效社稷的苦心，更加激勵著江禹烈服膺華夏的大誌。
正當13歲的江禹烈埋頭背誦《春秋》、《論語》、《孟子》等古書的時候，震撼全國的辛亥革命爆發了。革命的熱潮衝擊著幽靜的書齋，江禹烈坐不住了。他和同學們走出私塾，全神傾聽著有關推翻清廷、締造民國的議論，腦海中奔流著前所未有的激情。1912年初，在上海起義中因軍功卓絕而被擢升為鎮江勤務督察長的劉遜謙將軍回到家鄉崇安，為了啟迪民智，進一步鼓吹革命，劉將軍下令挨家挨戶查剪辯子。老百姓興高彩烈，封建遺老垂頭喪氣；少年的江禹烈興奮得徹夜不眠。從此，他更加向往新學，立誌長大後要象劉遜謙那樣，做一個獻身轅軒，振興民族的革命誌士。
1915年，17歲的江禹烈說服了雙親，進入了縣立高等小學。這所小學的前身是1903年創辦的新式學校??中西學堂，素有革命家搖籃之美譽。江禹烈進入這所富有民主，自由色彩的新式學校之後，壓抑的思想頓時象脫韁之馬，奔放馳聘，如饑似渴地追求著新知識，博覽古今中外有關闡述科學、民主的書籍。
1917年，19歲的江禹烈遵照父命，按照本邑早婚的風俗與仙店的農村姑娘周坤娥完婚。第二年，他們生了一個女兒。幸福的小家庭生活並沒有成為江禹烈追求真理的羈絆。這一年夏天小學畢業之後，他告別驕妻愛女，第一次遠離家門，和同窗好友衷至純等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設在福州的省立第一中學。在中學的學習生涯中，他生活儉樸，攻讀刻苦，學習成績始終名列前茅。
在福州苦讀四年，他不僅學業猛進，而且還初步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他和衷至純等經常到崇邑革命老前輩潘穀公家中麵聆教誨。潘穀公當時在福州擔任進步報紙《閩報》的主編，經常以犀利的筆鋒抨擊地方軍閥的劣跡荷政，深受民眾歡迎。江禹烈往訪時，健談的潘穀公滔滔不絕地向著比他年小16歲的忘年之交傾談祖國的命運、革命的鴻圖，使他初步認清了挽救中國必須鏟除軍閥，打倒列強的道理。
1919年“五四”愛國反帝運動的浪潮席卷福州，各校學生紛紛集會，聲援北京學生的正義行動，抗議北洋軍閥的賣國行徑。憤怒的學生蜂湧到日本領事館前示威。工人、商人、市民也紛紛組織起來為學生撐腰。他和衷至純、張固、左詩讚等在省立第一中學求學的同鄉學友一起，跟隨著潮水般的隊伍並肩前進，奮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堅決抵製日貨!”等口號。學生們沿途散布傳單，發表演講。江禹烈和同鄉學友們熱血沸騰，嗓門都喊啞了。在查封、焚燒日貨中，江禹烈深情地對學友說：“帝國主義所以要欺侮我們，是因為他們經濟富裕、科學發達。我們要拯救中華，除了振興實業之外，就沒有其他道路。”從此，他更加關心社會問題，更加向往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抱定了上北京鑽研工業科學、借以施展救國濟民的鴻鵠大誌。
1922年，江禹烈從中學畢業了。由於家境衰落，無力繳納昂貴的大學學費和生活費，他陷入了失學的危境。父親隻想給他謀個糊口的差事，但他不願改變初衷。在他的哀求下，父親隻得變賣了家中的部分田產，為他湊足了路費和學費。這年夏天，他和衷至純一起考入了北京國立工業大學，來到了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北京。
到北京之後，江禹烈並沒有很好地實現自己“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美好理想。黨領導下的學生群眾運動促使他從書齋走向街頭。在1923年李大釗同誌領導的“驅彭鬥爭”中，他投入到千餘名學生的示威遊行隊伍中去，高呼口號，堅決要求撤軍閥豢養的無恥政客彭允夷的教育總長職務。鬥爭逐漸深入之後，群眾自覺地掀起反帝高潮。江禹烈目睹示威學生慘遭反動軍警毒打、300多人橫臥街頭、鮮血淋漓，心中升騰著無法撲滅的烈火。他在日記裏奮筆疾書：“今日驅彭之請願不特無願可償，反遭國會毒打，致重傷幾十人，但學生本神聖不可侵犯，今被此無人格之徒大辱，安肯與之幹休!”事件發生之後，李大釗同誌起草通電，譴責軍閥政府的暴行，支持學生的正義行動，並進一步發展成了以“打倒軍閥”、“推翻(軍閥)政府”、“否認(軍閥)國會”為中心口號的廣泛的政治宣傳。江禹烈在黨領導的這場鬥爭中逐漸覺醒了。他在日記中以質問反動派的口氣寫道：“此種國會，尚不解散，吾民豈不甘受各國所輕乎?!”反動軍閥的無情棍棒的確把他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幻夢擊得無影無蹤。在彷徨中他冷靜地觀察社會，認真地閱讀了當時流傳於青年之中的《新青年》、《向導》、《先驅》等共產黨人創辦的進步刊物，探索自己所熱衷追求的“科學救國”之所以行不通的根本原因，終於從朦朧和疑惑中得出了明確的答案。他在1923年的日記中斬釘截鐵地寫道：“內有軍閥之摧殘，外有帝國主義之壓迫。害蟲不先鏟除，根芽無從滋長。”“帝國主義未打倒之前，真正為人類謀幸福的實業是不能在中國發達的。”他還曾對同學明確地表達了對“讀書救國”的徹底否定：“我們整日埋首在實驗室，固然是好的，但是中國目前用不著這般書呆子，所要的是革命的人才。”他甚至向這位同學更進一步地闡述了自己的立場：“無產者與有產者的利益，是互相衝突的，絕無調和之餘地”。江禹烈的思想突變，說明了當法雖然中國共產黨誕生僅僅是一兩年，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已經點燃了先進青年江禹烈心中的革命火種。他在1923年2月26日日記中毅然宣稱：“從今以後，吾願與同誌作革命事業矣!”這充分表達了他決心參加中國共產黨，誓為人類解放事業而奮鬥終身的堅強信念。
1923年2月7日，軍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殘酷殺害京漢鐵路工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北京學生聯合會發表通電與宣言，痛斥軍閥的罪行。許多學生在《北京學生聯合會會刊》上發表文章，對中國革命前途、道路、方法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江禹烈也參加了這場論戰。他寫道：“吾之所最讚成者，即所謂用手槍等為過激的革命。……吾輩若不從過激手段著手，仍作此種無益舉動(按指罷市、罷工、罷課)，則彼等更從此施以殘毒壓製，豈不於事無補哉!”這年暑假期間，他在家鄉崇安和楊峻德、衷誌純等數十名閩北籍在外求學的同誌組織了“建屬六邑國內外留學同誌會”，並發表了《宣言》，主張從文化宣傳著手，啟迪民智，打倒一切惡勢力，改造社會。翌年暑假，學生帶著大量書籍、刊物回到家鄉，在自己家中辦起暑期學校，向工農群眾大力宣傳革命思想。江禹烈寫道：“做革命事業者，實以工農為最，我們應從此入手。”他把北方的革命火種播到家鄉崇安，成為魯迅所熱情謳歌的希臘神話中的盜火之神。
正當江禹烈傾盡全力，利用暑期在家中向工農宣傳革命的時刻，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協泰鹽店的運鹽船隻遭到土匪的襲擊而沉沒，店鋪倒閉，經濟窘迫，江禹烈隻好輟學在家。在這一年中，他目睹地方官府腐敗，兵匪不分，土豪捐棍為非作歹，窮苦百姓怨聲載道，心中更加不滿舊社會的反動統治，於是經常來往於福州、南平、建甌及閩北各地，聯係誌同道合的學友，宣傳革命，切磋真理。他還經常向北京的同學函詢北方革命鬥爭的情況，也將閩北的現狀向北京的同學作介紹。在江禹烈的積極參與下，“閩省旅京學生會”於1925年4月創辦了會刊《閩燈》。刊物“於軍閥惡棍之橫行，努力攻擊；青年思想之灌輸，不遺餘力。”還在省內外各地設立代購處。革命的火種從此播得更廣了!
江禹烈在家鄉崇安，還進行了“五卅”運動中的反帝大宣傳。當他接到“五卅”慘案發生地上海的通電後，立即在崇安高小、縣立職業學校、南門小學中進行宣傳發動，組織了400餘名學生和進步教師進行罷課以示抗議。示威遊行的隊伍高舉“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三角旗，高呼“抵製日貨!提倡國貨!”等口號，散發傳單，發表演說。他還組織洋貨檢查隊，深入大街小巷，封繳日貨，並把他們集中在大嶺頭城隍廟外燒毀。學生的反帝宣傳得到了崇安各界人士的支持，郵電工人、商人也相繼罷工罷市。這是崇安縣曆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它為兩年後崇安黨組織的建立，為以後學生運動和工農運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思想啟蒙作用。
這年暑假，一些在外地求學的同學如徐履峻、衷誌純、董涵球、董世聞等先後回鄉，他們經常聚集在江禹烈家中，暢談自1924年國共合作以後全國各地蓬勃開展革命運動的盛況。江禹烈在家裏再也呆不下了，暑假還沒有結束，他就告別了剛剛分娩的妻子，同回校求學的同鄉一道，負篋北上，重返北京。
1925年秋天，北京充滿了一片革命生機。10月7日，中共北方區委和共青團北方區委聯合發出《告工農、學生、軍士書》，堅決反對帝國主義與段祺瑞政府勾結，召開關稅會議，分裂反帝統一戰線。中旬，黨團還組織了多次要求關稅自主、反對關稅會議的示威遊行。剛剛回到北京的江禹烈立即投進遊行隊伍，並加入了“學生軍”及“北京革命學生敢死隊”。革命鬥爭一浪緊接一浪。11月28日，北京爆發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權和建立“國民政府”為目的的革命運動??“首都革命”。這天上午，江禹烈作為學生敢死隊的成員和工人保衛隊並肩走在群眾隊伍的最前麵。在神武門前開完示威大會後，李大釗同誌率領隊伍，秩序井然地向著執政府前進。示威的群眾包圍了執政府，趕跑了警察總監，占領了警察局和郵電局，在段祺瑞的巢穴，險些抓住這個獨夫國賦。江禹烈興奮得徹夜不眠，他為民眾的威力而激動萬分，也為未能掌握武裝達到推翻段祺瑞政府而深表遺憾。這一段時間裏，他精力充沛，大力鼓吹革命。他在日記中，痛罵官僚，痛罵議員，痛罵政棍，痛罵洋鬼子，痛罵假禮教，痛罵汙濁的中國社會。這年年底，他在北京工業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人份加入國民黨的決定，江禹烈也加入了國民黨。
1926年，北方革命運動在黨的領導下，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1至2月份，北京一連舉行數次反對英、日帝國主義扶植直、奉係軍閥的示威大會，引起了日、英帝國主義和段祺瑞政府對傾向革命的馮玉祥國民軍的仇視。這年3月，馮玉祥的國民軍擊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豢養的奉係張作霖部隊，日本帝國主義便公開出兵幹預。3月12日，兩艘日艦駛進大沽口，公然炮擊國民軍，國民軍亦開槍還擊。於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議，並聯合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借口維護《辛醜條約》，3月16日以八國名義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間的軍事行動和撤除防務等等，並限於48小時以內答複。日本帝國主義悍然侵犯中國主權的強盜行徑，激起了北京各界的強烈憤慨。江禹烈義填膺地告訴同學說：“帝國主義的‘哀的美頓書’(即最後通牒)又來逼命了，段祺瑞這個兒皇帝不敢得罪洋太上皇，國恥!國恥!我再也不能忍耐了!”
在黨和李大釗同誌的領導下，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立即在北京展開了。3月17日下午3時，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200餘所學校、團體，共有代表400餘人，在北京大學三院召開緊急會議，決定3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國民大會。江禹烈連夜通知應到會的人及時趕去開會。18日上午10時，北京總工會、總商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和各校學生5000多人在天安門集會，抗議八國最後通牒，要求驅逐八國公使出境。正午12時，2000多群眾開始遊行示威，江禹烈走在浩浩蕩蕩的群眾裏，與學友們互相鼓舞激勵，還幫助帶隊的同誌整理隊形。示威群眾到鐵獅子胡同向段祺瑞執政府請願，李大釗、陳喬年、趙世炎等黨的負責同誌參加了示威遊行。陳毅同誌和北師大黨支部書記黃道以及邵式平同誌作為學生領袖，也率隊來到執政府門前的大空坪上。麵對著執政府，遊行隊伍分列成數十列。李大釗同誌偕王荷波同誌緊靠大門左邊石獅子左側，站在隊伍的最前麵。當時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員書記樂天宇帶領西部各團體隊伍站在第二列的最前麵。作為北工大黨支部書記的江禹烈則帶領該校隊伍站在第三列最前麵。如臨大敵的執政府衛隊荷槍實彈，虎視眈眈。當遊行代表正在商量下一步對策時，段祺瑞竟然縱容衛隊向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開槍，接著，手持木棍、馬刀的衛兵又凶狠地衝殺過來。江禹烈首當其衝，口部中彈，仆倒在地，鮮血淋漓。但他完全置生死於度外，當學校同學要扶他起來時，他忍痛掙紮著回答：“不要緊，你們快跑，槍彈密得很!”話剛講完，追打砍殺的衛隊強盜又踐踏而過，江禹烈的腸子和腎髒暴露在身外，慘不忍睹。當用人力車運往協和醫院後，他雙眼圓睜，仍然痛罵賣國賊亡國奴不已，直到當晚9時含恨去世，年僅28歲。這次被稱為“3?18”慘案的死亡烈士共47人(其中不知名的兩名)。北京工業大學的建甌籍學生劉葆彝(序五)、四川籍學生陳燮(調元)同時殉難。
“3-18”慘案的第二天，北京各校停課。國立北京工業大學師生於上午9時召開了500餘人的緊急會議，決定組織“3?18”慘案善後委員會，議決了對江禹烈等三烈士進行厚殮以及懲凶、撫恤、建碑、罷課等項事宜。3月28日，學校為三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三烈士的靈柩上覆蓋著五色國旗。同學們撫棺痛泣，悲憤交加。4月1日，“建屬六邑同學會”在北京建寧會館再次舉行江、劉兩位閩北籍烈士的追悼會。閩省旅京學生會的會刊《閩燈》於4月份出版了紀念專號，發表了《為三月十八日北京大屠殺事告福建民眾書》，號召“閩人速起而救福建”。
江禹烈精神不死。他影響了家鄉一代愛國的有誌之士。這年5年間，江禹烈、劉葆彝生前好友衷至純、吳文林以及長輩潘穀公、潘祖武等人護送烈士巨幅遺像，並攜帶烈士遺物、血衣等經福州分別到達崇安、建甌。在福州，閩北旅省同學會為兩位英烈開了追悼會。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潘穀公的夫人鄭心如率子女獻給兩烈士一副挽聯：“為國犧牲心可碎，前仆後繼誌益堅。”崇安各界人士於6月份在縣立高等小學為江禹烈隆重召開追悼大會，並舉行了展示血衣的遊行。烈士的妻子手牽幼女，懷抱尚在繈褓之中的男嬰，慟哭幾至昏迷，路人無不掩麵揮淚。隨後，在清獻鎮大嶺頭的高等小學的校門前建造江烈士的衣冠 ，並樹碑紀念。
正當江禹烈烈士播下的革命火種在閩北燎原之時，北京人民仍然銘記著他的勳業。“三?一八”慘案兩周年之時，北平特別市政府在民眾輿論的壓力下，把41位烈士的忠骸移葬於建在海澱區“圓明園”風景區“九州清宴殿”的3?18”烈士公墓內，樹碑供人瞻仰，碑上鐫著市長何其鞏撰寫的39位烈士的墓表。公墓的西北角，另外矗立著國立北京工業大學專為本校的江禹烈、劉葆彝、陳燮三烈士建的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