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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多多的中國近代史

(2005-09-12 10:57:28) 下一個
Xeon 發表於 2004-12-18 18:36:13

網友:冥王哈得斯

最近讀史,關於中國現代史和尤其是百色起義部分,有一些疑問,列出來與大家商酌。不當之處,謝謝指正。

1) 根據政治需要隨意取舍,抹殺某集團或某個人在曆史上的功勳:大者如抗日戰爭,如陳炯明和孫中山政見之爭,小者如芷江受降,如百色起義,如新四軍武漢辦事處等等。這不僅僅是大陸,也不僅僅是共產黨,而是中國人對於曆史研究的通病。實例一:在大量曆史教科書中隻提共產黨和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提到國民黨時我們隻知道有皖南事變。八十年代筆者和友人遊南嶽衡山時,始知國民黨軍隊衡陽抗戰的英勇事跡。實例二:抗戰勝利後的芷江受降,本是民族盛事,當時中國軍方負責接待日本軍方代表的兩位陳少校分別是陳應莊和陳昭凱,但在1984年當事人之一陳應莊的回憶錄裏(回憶在芷江接待今井武夫,《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隻提陳應莊而不提陳昭凱,相反日方當事人今井武夫在他的回憶錄(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1978年5月第1版)裏則述之甚祥,可見僅看陳應莊一人的回憶是不能了解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實例三:關於廣西百色起義的領導人排名問題,看當事人張雲逸大將的回憶,隻知有軍長(當時在紅七軍黨內排名第三),而不知有百色起義期間擔任紅七軍前委書記一號領導人陳導民和擔任紅七軍參謀長的龔鶴村。不清楚這是故意遺漏或者是政治的原因。對於紅七軍的總指揮李明瑞,張雲逸也頗多微辭,說李明瑞對革命“產生動搖”。對於左江蘇維埃政府主席雷經天,張雲逸說雷經天表現不夠好(張雲逸:回憶漫談廣西革命鬥爭情況,1960年3月)。

2) 承秉中國曆史成王敗寇的惡習和文革遺風,蓄意拔高領袖或某個人的作用,製造或誇大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實例一:文革期間曾因林彪任黨內的副主席而大肆宣揚平型關戰役,但在913林彪摔死後,十大元帥就成了九大元帥,眾多的回憶錄裏便有自己同林彪、四人幫和高崗作鬥爭的記錄,如近觀流傳甚廣的某中將的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6,北京),說高崗講話如何如何的水平低,以及如何壓製該中將授上將銜等。實例二:潘漢年一案,牽涉麵甚多。當年中共高層在敵戰區和潘漢年稱兄道弟並獲潘漢年搭救者為數不少,50年代潘漢年案發,除李克農外,曾在白區和紅區做領導的諸公,竟無一人站出來幫潘漢年說句公道話,致使潘漢年沉冤數十年,至死不能瞑目。實例三: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的老搭檔陳昌浩和西路軍四萬將士的冤魂,成為紅軍曆史上的最大疑案,長期以來成為中共黨史上的研究禁忌,西路軍的幸存者,終毛澤東一世,唯唯諾諾,不敢聲言。還有威震倭膽的八路軍115師的代理師長陳光,也是在多年以後才有一丁點兒說法。實例四:百色起義為突出宣傳某領導人,有人仿毛主席遵義會議事,偽造史料並東拚西湊,無中生有的杜撰出中央代表鄧崗奪了鄧小平軍委書記的職務,造成鄧小平在紅七軍前委領導層受排擠的悲壯形象(見王熙蘭著,《鄧小平與紅七軍》,河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其實自1930年10月鄧崗到紅七軍後,鄧小平一直任紅七軍前委書記和政治委員兼19師政治委員,為紅七軍的一號領導人,並沒有被撤消過前委書記職位(見陳欣德:“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研究述評”載鄧小平網上紀念館)。

3)  對曆史事件移花接木和張冠李戴,並以當事人的身份虛構和杜撰曆史。大者如井岡山會師,小者如川西惡霸地主劉文彩的水牢。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文革期間,朱德、毛澤東的井岡山會師變成了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握手,朱德的扁擔變成了林彪的扁擔。實例一:林彪的扁擔。據紅狐狸軍事文摘署名為東籬的作者在“犯有錯誤的開國將帥”一文載:程世清(1918─ )河南省新縣人,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文革"任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江西省革委會主任。他使江西成為"文革"中"共產風"最猛烈的一個省。他是林彪集團在江西的死黨。他曾"創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擔”改為“林彪的扁擔”。實例二:鄧小平宣布紅七軍的成立。曆史的事實是鄧小平在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期間在上海匯報工作(見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鄧小平擔任紅七軍政治委員和紅七軍前委書記都是在1930年2月下旬以後(見陳欣德:“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研究述評”載鄧小平網上紀念館)。1929年12月11日廣西百色起義是由紅七軍的參謀長龔鶴村主持大會,政治部主任陳豪人宣布紅七軍的成立。但是30年後,在某當事人的革命回憶錄(回憶紅七軍的誕生,《民族團結》,1961年第7期,總第38期,13-17頁)中,憑空杜撰了鄧小平不但“宣布了紅七軍的誕生”,而且還指揮了百色保衛戰。然而可笑的是,不久之後,文革開始,鄧小平受批判,還是該當事人出麵揭發鄧小平在紅七軍去江西的路上中途離隊。

4) 政治對於學術研究的幹涉,這一點實在是有中國特色。曆史的事件自有曆史的記錄,曆史人物的定位自應當由曆史學家去認定,但事實卻差之甚遠。例如:究竟是地質學家李四光仰或是謝家榮最早發現大慶油田的筆墨官司,不由地質學權威和當事人黃汲清先生做主,而要有對地質學一無所知的中央領導說了算(吳兆民:“不惑在何年”)。最近看網上在討論陳永貴是否參加日偽組織的官司敗訴,也可以看到政治幹預司法,和司法幹預學術的影子。

5) 也有異數:大凡拍馬,拍者有心,被拍者樂意,並心領神受,以至於投桃報李。如井岡山的扁擔之於林彪,從未見拍者或被拍者向讀者、或被蒙蔽者致歉。但也有例外。近讀文史資料,知井岡山時期之湖南省代表杜休經先生曾特意指出,斯諾或毛澤東在西行漫記裏講他曾經是中國第一個蘇維埃主席是錯誤的:“因我從來沒有當過蘇維埃政府主席”。還有前中科院黨組書記李昌回憶“一二九”的文章:《李昌同誌關於“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問題給中共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一封信》。(青運史研究(雙月刊)1986年)。文中李昌澄清說自己並沒有參與出麵領導“一二九”學生運動。這種高風亮節,實在是強其他人百餘倍的,也是中國現代史上所僅見的風景線。

筆者相信,隨著原始文獻的不斷公開和史學界的撥亂反正,曆史事件是非的曲直和曆史人物人格的高下,以及諸如此類的許多命題,遲早會回複其本來的麵目。

引文出處: http://www.ilfox.net/oblog/user1/1/archives/2004/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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