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琳：對中華民族，文革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災難。文革期間以及文革之前，很多人既整了人，又被人整，以至於人鬼難辯。這包括劉少奇、羅瑞卿、林彪、吳法憲等人在內。
探討文革史，就不能不涉及林彪集團的人和事。丁凱文和吳法憲的女兒新出了一本書，更是把文革研究推向了高潮。
子為父辯，沒有什麽不好。鄧小平的女兒和毛澤東的孫子也都寫書，通過官方渠道，大張旗鼓地為他們的先人，隱惡揚善。
正史也好，野史也罷，如果不純粹是為了商業上的目的，關鍵就在於，是否能夠經得起曆史和時間的檢驗。
下麵轉的這個帖，是文革前上海某高幹（有網友猜是上海的市長曹荻秋，查理不妨給查一查看）的女兒/兒子（？），寫的一個帖。帖後俺又附一
古人雲，一將功成百骨枯。有人說，曆史是王侯將相們寫的。我們這些小老百姓的父母前輩，大概沒有什麽份，連跑龍套都用不著。想起三國演義裏麵，關羽要還我人頭時和神靈智者的一段對話，以及諸葛亮七擒孟獲之後，渡河遇鬼時的一段感想。
那麽曆史，究竟是什麽？研究曆史，該如何處理曆史事件中的個人恩怨？
航海：這個高幹肯定不是曹荻秋，曹在文革中就死了，78年平反，而且他是市長，不是專職的政法保衛幹部。應該是一位級別不是太高的高幹。
席琳： 找到了原文出處和《華夏文摘》編者按：《文摘報》１９９９年０７月１１所載“被囚秦城的反特專家”一文（作者雁風）介紹的許建國似乎與本文作者的父親涉及同一案子：
許建國原名杜理卿，１９２２年入黨。１９４８年石家莊解放，成立華北人民政府，許建國出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常委、社會部部長、華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建國初發生潘漢年案，許建國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任上調上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同時兼任國家公安部副部長。
就在上海工作期間，許建國無意中觸犯了江青，惹出一樁彌天大禍。
許上任不久，即１９５４年３月，上海發生一起舉報事件——有人寫了一封匿名信，向中央揭露江青問題。江青聞訊大為惱火，認為這是反革命分子的惡毒攻擊，要求布置追查。出麵抓這個案子的是公安部長羅瑞卿，上海是案發地，許建國自然負有追查之責。江青懷疑匿名信出自楊帆之手，同年１２月３１日，楊帆被捕。而經由此案知道了江青隱情的許建國，江青也不會放過。１９６７年許建國被逮捕，和揚帆一樣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幾年後出獄，無家可歸——已經妻離子散了，被安置在安徽六安“養起來”。１９７７年初患肺癌，同年１０月便與世長辭。〕
而且，據網上查上海的檔案：
1956年7月舉行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上海市第一屆委員會委員40人，候補委員15人。並經市委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市委常務委員會和書記處，市委常委會由14人組成，市委書記處由6人組成。柯慶施當選為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馬天水、許建國當選為市委書記處書記。1958年12月，許建國調離上海。
再：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便宣布免去揚帆的上海市公安局長職務，同時將原任天津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許建國調到上海接替揚帆的工作。揚帆則被宣布調任華東公安部副部長。從加強上海公安工作領導的角度看，許是老紅軍又是直轄市副市長級的幹部，其資曆與威望都高於揚帆，揚帆對此也能夠充分理解。基於工作需要，許建國並未讓揚帆去華東公安部履行新職而是將他留下來幫助工作，不久又在征得他的同意後讓他擔任公安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協助許的工作，因為許還兼有其他職務。
還有，據阿億的《共和國日記》：此時（
所以：此高幹，有可能是許建國本人，隻是時間上稍有錯位：１９５４年底／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６７年，也有可能是和許經曆十分相似的同事（楊帆、潘漢年早已經被抓），當然，也不排除原作者記憶和俺所引文獻有誤。
哦，說著說著，就又跑題到了潘漢年！
蓑笠翁：這都是表麵的東西。 就象那個什麽571工程是假的一樣的文章。 真正的是其所要到達的目的。 此文實際上是說，林案不需翻， 就那樣了。
席琳：蓑翁的意思，是霄雲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林案是不須翻，翻案不得人心。其實翻案這個詞就不準確：昨天還是叛徒、工賊、內奸，明天就是偉大、光榮、正確？反過來，正過去，不都是愚弄小老百姓的？
查理五世：這話說得好！等著讓這個政權平反，意味著自己受了委屈，還認同這個體製。明明是這個體製將你殺害了，還哀求它的平反，賤不賤啊？
蓑笠翁： 非也非也，是說現在定的就是正確的， 金秋你就別折騰了。
席琳：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種瓜得瓜，該什麽就什麽，道德良心，憑什麽鳥人來定？若是積了德，推也推不了，像平型關大捷。若是惹了禍，躲也躲不掉，如文革整人。雖僥幸一時，乃至於榮耀一世，也不一定在百年以後，就沒有人來掘墓鞭屍。
蓑笠翁：一罪為一罪， 一樁為一樁。 卸磨殺驢， 不可取也。 更甚者，牆倒眾人推。 什麽樣的盆子都給你戴上。探討曆史者之則在與盡可能的恢複曆史真麵目，為政者則需吸取教訓， 防止舊病複發。這才是正道。正視自己的過去，才能知道將來該怎麽作得。
附一：我爹死在吳法憲的手裏——就林彪事件翻案寫給
<霄雲>
最近讀了吳法憲女兒金秋的一篇文章，對林彪事件後吳法憲及其全家的遭遇深有感觸．我與金秋女士為同代人，有相似的遭遇，又同在美國。我的父親在文革中也被關押過七年之久。直到他去世，無人知道何人為何事下令軍方抓獲和監禁他。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在審判四人幫大會上吳法憲出麵作證：他奉江青之命在１９６８年２月將父親等三人從上海抓到北京關押。當真相大白，我真希望吳法憲，這個在新四軍時是爸爸很貼切的部下，為了投靠四人幫卻冤獄忠良的惡人，也嚐嚐牢獄之災（希望金女士不要對我當年的狹隘生氣）。事隔２３年，政治風雲之殘忍早已被大書特書，但爸爸那段受迫害的因緣至今未被披露。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４日清晨６點，我們還在睡夢中，幾個軍人敲開了家門，他們亮出空四軍的證件，要爸爸立即穿上衣服跟他們走一趟，誰知這一走就是七年！沒有人告訴我們押他到哪裏，有什幺罪，判幾年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直到１９７２年夏，林彪倒台以後，由周總理，葉劍英元帥親自過問，通知我們全家進京看望在囚禁中的病危的父親。
爸爸到底有什幺重罪，值得如此秘密的囚禁？
我的父親長期在政法戰線工作，他忠於職守，但沒想到他在職權範圍內所作的一切卻使他成了江青，林彪的眼中釘。事情回溯到１９５４年，中央某高層領導的夫人寫匿名信給毛澤東，揭發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所作所為。經毛澤東批示，中央公安部長轉發此件到當時負責華東公安部工作的父親，予以查辦。爸爸立即布置了偵察處長具體辦理。年底中央調父親入京工作，他再未過問此事。正是為了毛澤東的權威和江青的名聲，調查的材料一直被封存在上海公安局的特密檔案室，沒有上報。可這批材料在文革中被公安局的造反派抄出，向江青獻忠心。江青在無數次講話中提到：“上海公安係統是一個反動黑司令部，他們陷害我，迫害我，整我的黑材料，就是陷害毛主席，他們是埋在黨內的特務，比國民黨還壞……”我當時是個中學紅衛兵，聽過江青的這個著名的講話，但並不知道這個被稱為黑司令部的為首者正是我父親，恐怕連他本人也沒想到。還有，江青的哥哥李某經常帶一個來曆不明的女人出入中南海中央首長駐地，讓中南海保衛局頭痛，要求公安部查清那女人的身份。爸爸明知此時之棘手，可能得罪江青，但為了保衛國家機密，為了毛澤東和其它中央首長的安全，爸爸布置了山東公安廳負責調查曾在山東當過偽警察的江青的哥哥和那女人的情況。當然這一切在文革中都被泄露給江青，她沒膽量向最高的指揮毛澤東試問，而將執行毛的指示的我父親以及參與負責辦案的同誌，動用軍隊秘密囚禁審訊。
林彪，這個在戰爭中出生入死的統帥，不知為何神經極其過敏，疑慮重重。公安係統保存的偵察資料被他們翻了個底朝天，當他們聽到一卷錄音中有含糊不清的尖細的男人聲，就認定我爸爸對林彪安置了竊聽器。於是江青和林彪聯手成立了由吳法憲主管的軍方專案辦公室。在江青向吳法憲授喻的第二天，空四軍就驅車到我家，帶走了父親。
爸爸走時很坦然，他把手表交給媽媽，說：“我可能一時回不來了，有幾句話要跟你說清：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會反黨反毛主席。第二，我不會自殺，如果有人說我自殺了，你不要相信。第三，無論家裏有多困難也要給老母親寄錢”（爸爸走後，工資就凍結了。我奶奶在閩西曾被稱為革命的母親，文革中卻成了反動老太婆挨鬥，她死於父親出獄前）。爸爸也早對我說過：幹保衛工作的自己最沒有安全，蘇聯的貝利爾就是斯大林幹掉的。可見爸爸已經預感到他麵臨的正是掌握了核心機密的人必定會有的下場。在文革開始的一年多裏，爸爸被上海各造反派組織沒日沒夜輪番批鬥，我看到過爸爸對那些不明事理的造反群眾的恐懼。但這一次，他卻鎮靜自若，如同已經視死如歸。
爸爸先被關在北京軍區看守所，睡的是水泥地鋪的草墊，吃的是窩窩頭，鹹白菜根。僅僅一年時間因為惡劣的生存條件患了肺結核，發燒，咳血。因為爸爸始終不肯招供陷害過江青，林彪，他們怕他在結案前死去，隻好將他轉押到北京軍區醫院邊治病邊審案。但醫院根本沒進行會診，就當作肺癌用放射治療。結果病情越來越重，肺部的模糊狀陰影成了一個大空洞。當醫生想到去查痰中的結核菌時，爸爸已患了三期肺結核，並繼發胸椎結核，體重下降到了４０公斤。結核病經久未愈，他又開始尿血，被發現膀胱癌。那是１９７２年，林彪已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吳法憲等同案犯也被監禁。軍隊這批辦案人員群龍無首，不敢不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指示他的保健醫生吳階平和吳未然盡快為父親動手術，並特別囑咐要通知全體家屬來北京。
接到總理的批示，我又是激動，又是害怕。四年半沒見爸爸了，多少個日日夜夜盼著這一天。可是又不敢想象爸爸到底病成什幺樣了，會不會是臨終前的最後一麵？那天，我們以極其緊張的心情等在北京軍區總院的接待室。專案組的一個團級軍官向我們宣布爸爸是作為敵我矛盾審查的，要我們與他劃清界限，勸他交待問題，但不準詢問案情，不準講外麵的事，也不準哭哭啼啼。在百般焦急的等待中，我們看到門被推開了，兩個軍人架著一個一頭白發，抖抖索索，搖搖晃晃，瘦如幹柴的“犯人”進門，那是我一貫腰杆挺直，幹練利落的爸爸？他不停地顫抖著，不知所措。那當官兒的喝令“坐下”，就把他重重地按在了椅子上。爸爸這才抬起頭環視我們，當他的眼光停留在我臉上時，我輕輕的叫了一聲：“爸爸”。爸爸驚奇地盯著我看，結結巴巴地問：“你是桂枝啊？”（我二嫂的名字，他從未見過麵）這時，我強忍著的眼淚奪眶而出，卻一句話也說不出。哥哥說：“爸爸，那時小雲啊！”爸爸也嗚咽了：“什幺？我的小女兒怎幺是這個樣子？”（爸爸被抓走後，我到青藏高原插隊當農民，黑黝的臉頰留下了高原特征性的紫斑。）那軍官不耐煩了：“這幺哭哭啼啼的幹什幺？講講你們各自的情況嘛。”我們便向爸爸報喜不報憂地講了自己的境況，而不敢談外麵的時局。但兩個哥哥的２－３歲的兒子按我們事先教的在屋內邊跑邊說：“飛機飛飛”，另一個接下去說：“林彪的飛機掉下來嘍！”可惜爸爸已經太麻木了，他也完全不可能預測到政治鬥爭的離奇與突變。那當官的卻急得在一邊幹瞪眼。我們特別告訴爸爸是周總理親自派醫生為他動手術，葉帥還打電話催問手術動了沒有，家屬來了沒有。要爸爸一定要有信心。爸爸一方麵非常感動，但另一方麵始終懷疑他們不會讓他活著下手術台。他對我們，也對專案組說：“所有的都以我最後的書麵材料為準，否則帶到棺材裏我也不會承認。”那軍官說爸爸違反了探視紀律，不準我們繼續談話。爸爸就給帶走了。
就在我們走後，爸爸又經曆了強化的審訊。他們也擔心爸爸會死在手術中，希望能最後詐出點兒可以向江青表功的材料。他們威脅爸爸說：“我們不是要你這個人，而是要你的交待。如果你不明不白地走了，你全家都會蒙上說不清的罪名，影響他們一生……”手術當天，我們趕到醫院。爸爸沒空跟我們說什幺，卻急著向辦案人員表明他的最後申明留在了枕頭下，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專家精湛的醫術除去了爸爸的惡性腫瘤，但他一直被關押到１９７５年，而直到四人幫倒台後他才被宣布結束審查，恢複黨籍。父親的身體卻再也沒恢複過來，他在醫院裏度過了最後的幾年。不僅是身體，爸爸的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摧殘。他總覺得到處都是竊聽器，每當我們問到他那七年的遭遇，他馬上神經質地指著天花板，咬著牙關使勁搖頭。隻有一個夏天他回家住了一段，我陪他到院子裏散步時，他跟我說了上邊的故事。
天下哪有一貫正確的人
爸爸在我的印象中立場堅定，敵我分明，不徇私情。但文革後他變得十分溫情和寬容。他用一切機會去看望或問候在曆次運動中挨整的老同誌，不管他們是否真犯了錯誤。他資助死去的朋友的遺孀。最讓我吃驚，也讓我事後最有感觸的是：文革後當那批審訊他的軍人遭到隔離審查時，爸爸被多次要求揭發他們是如何粗暴地對他逼供的。爸爸居然為他們說話，說“他們不過是按照上級的旨意做了他們必須得做的事，我不記得有什幺特別。”他私下裏對我說：這樣整來整去，還有完沒完？他們也是沒辦法的……爸爸還對我說過，當他被囚禁的第一天，看守向他宣布犯人應遵守的九條紀律。他說：“我每一條都能背出來，因為那是我親手製定的監獄管理條例。現在我卻成了被這個條例管製的犯人，真是天大的諷刺。”
爸爸文革後挑選的秘書曾參加過機關造反派，組織上勸爸爸三思。爸爸說：“他是個本色很好的人，犯過錯誤不是壞事，比那些從沒犯過錯誤的人更清醒。”事實證明他是對的。那位秘書極為敬業，出色，他非常珍重爸爸對他的信任。
當我在寫爸爸被監禁的故事，有件事一直讓我下不了決心寫出來。但真誠和對曆史負責任的態度驅使我不能不寫。我的爸爸並不是一個完人，並非沒有軟弱的時候。他雖然一次次堅持自己的清白，但是有一次在他發高燒，神情恍惚時，辦案人員拿出一份簽了名的檢討書說：“別人都承認有給林彪按竊聽器這件事，就你這個老頑固還不到棺材不掉淚，你是唯一一個要抗拒到底的反黨分子！你的子女都會恨你一輩子！”爸爸居然相信別人都動搖了，他也簽了字。過後，爸爸神情恢複了又去翻供。可他哪裏知道，那些家夥用爸爸的簽字又去威逼其它人，給他們造成更大的打擊。這件事使爸爸非常內疚，這就是為什幺他在手術前再三申明，他從沒有做過任何被指控的事，要他們撤還那份簽過字的由專案組寫的假口供。
文革後的一個夏天，兩位老同誌來家看爸爸，其中一個是他的領導。他們談著談著爭執起來，最後不歡而散。事後爸爸很難過，他告訴我當時專案組就是用這位領導的假簽名騙到了他的簽名又去逼那位領導的。爸爸知道辯解是沒有用的，他們最深厚的友誼和信任已經不可能恢複如初。他歎著氣說：“共產黨的監獄不好坐啊。他沒有坐過這個牢，他怎幺會懂？天下哪有一貫正確的人？”
是啊，天下哪有一貫正確的人？特別是在過去動蕩的數次政治鬥爭中，今天在台上的，明天成了階下囚；今天站在正確路線的，明天站在了錯誤路線；今天審詢別人的，明天站在了被告席上……人人都被階級鬥爭的火鍋涮了一遍或幾遍。這就是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這就是千錘百煉的老一代共產黨員的悲劇。那最最正確的偉人們不正是造成人類最最錯誤悲劇的始作俑者嗎？
關於林彪集團
近來看到一些企圖為林彪集團喊冤翻案的動向。我不是研究政治的，隻不過是過來人。我相信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鬥爭比公之於眾的更複雜，但我不相信林彪可以由黑變白。並非由於林彪在文革中期與毛出現了權力分配上的爭紛，他就是在與專製做鬥爭，他就代表正義。回想一下，是誰最早舉起紅寶書，高喊毛是最最最最偉大的領袖？是誰最先稱江青為文化革命的旗手，無產階級文藝的先鋒，高喊向江青同誌學習，並為江青大開方便之門？是誰提出“文化革命是革革過命的人的命”這一極端的口號？是誰讓軍隊支左，組成由軍人為第一把手的掃遍全國的新的政權機構？是誰為江青抓人，讓軍隊成了整肅忠良的牢獄？再回想一下，林彪集團，包括吳法憲本人，是如何為林立果選妃，如何把一個２６歲的年輕人提拔成空軍的作戰部長，稱之為偉大的軍事指揮家，中國軍隊統帥的接班人？……想到他們的所作所為，林彪集團在文革中犯下的罪行比四人幫，比毛澤東更輕嗎？如果沒有林彪集團和四人幫為虎作倀，毛澤東怎幺可能在全國發動這幺大的改朝換代般的“革命”？如果有人說，連一個處處保護忠良，讓江青恨得咬牙切齒的周恩來都要為文革負責的話，林彪又能翻出什幺清白的案來？
我和吳法憲的女兒金秋為同代人，也都希望能認識我們上代人的政治鬥爭的教訓和對人類的意義。不管她的父親與我的父親有怎樣的恩怨，我的父親在吳法憲公審前已經離世，而父親的同案戰友就死在吳法憲的監牢裏。爸爸對我說過，他不能理解吳怎幺會變得這樣。親身經曆過文革的老一輩大多都謝世了。吳法憲還活著，他是曆史的見證人，他一定會有他的回顧和認識。如果連受到無辜迫害的父親都會去反思自己，反思黨內鬥爭，我想吳法憲不會也象青年後生般輕描淡寫地把這段曆史抹平吧？如果有機會，請
２００３年秋於美國
附二：吳法憲女兒
...
●“你說你爸爸被整過？我爸爸是被你爸爸整的”
自從我研究林彪事件，人們隻要知道我的身份，就會問我怎麽看。“文革”中的個人恩怨實在太多了。我過去比較低調，一直沒有怎麽用中文寫作，我盡量要以學者的身份出現，而不是以當事人、受害者身份出現，盡量脫離個人的角度──如果我永遠脫離不了個人的角度，我永遠成不了一個好學者，學者要從個人親身經曆中“拔高”出來。隻是最近
每次一提到林彪問題，就會出現這類令人難堪的質問。我覺得很悲哀，我們能不能更加心平氣和地探討？是否能夠站在超脫一點的立場來？如果我們永遠站在個人恩怨的立場來看，你的爸爸整了我的爸爸，我現在再來整你……就沒有辦法從事研究。
有人問，站在曆史角度來看林彪事件，怎麽看？這就又牽涉到：什麽是曆史？國外史學界對這個問題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曆史對於中國人來說特別重要，中國人對“什麽是曆史”有特定的看法，一般來講，我們希望對曆史要有個所謂“正確”“不正確”的確定說法。
我出國以後經受了很多曆史學研究的訓練，感到西方史學界的很多看法很值得我們借鑒。曆史是一門科學（或者說，很多曆史學家試圖使它成為一門科學），是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它並不是靜止的。而中國人一切都太政治化了，我們太習慣政治化了，一切都以政治的標準去劃分，把曆史人物劃分為紅臉、白臉，好人、壞人，這是一種很有缺陷的研究方法。曆史不是按照好人壞人來劃分的。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是非常複雜的，好人有壞的一麵，壞人有好的一麵，隻要是凡人，都會做一些好事，也會做一些壞事，世上不存在毫無缺點的聖人──對“聖人”的概念，我們應該打破了。我在對林彪做研究的時候，也在試圖打破，但這個問題太敏感了。
我寫過一篇文章，講正史和野史的關係。什麽是正史，什麽是野史？官方編篡公布的或者通過曆史學家說出經過官方認可的曆史，就是正史，中國傳統上是由皇家來欽定的。除此以外的就是野史。野史有沒有價值呢？野史往往是那些有親身經曆的人寫出的東西，列不進正史，就隻能算野史。
林彪事件也正好可以用來說明這一個問題。我正在看著一個事件的演變過程：它怎麽由剛剛發生，隨著時間推移，慢慢演變成曆史。從事件發生演變成曆史，到底是什麽因素起作用呢？個人的經曆在其中占多大的比例？關於林彪事件的官方公開的定論，大家都太熟悉不過，但是親身經曆的人，從目擊者的角度又怎麽看林彪事件呢？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看法與官方認可（我盡量不用敏感的詞匯）的曆史，確實有很大的差距。
在官方認可的曆史與個人經曆的記憶這兩個層次之間，另外還有第三個層次，就是公眾經曆的林彪事件，大眾怎樣記憶林彪事件。還有第四個層次──加上史學家。至少有四個層次的曆史在競爭，至於說哪個層次的看法能夠成為後世（譬如說五百年後的後人）所知道的曆史，我可就不知道了，很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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