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者注：］陳欣德，又名陳輝， 生於1936年。1958年8月至1975年，在黃屋屯中學、欽州師範、欽州縣教學研究室、欽州一中任教。1975年至1985年在廣西革命烈士編纂辦公室（後改為廣西革命曆史編寫辦公室）工作。1985年3月至今 在廣西黨史研究室工作，任廣西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這篇文章，收藏在鄧小平網上紀念館。
陳欣德
鄧小平於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和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領導發動的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之後舉行的兩次影響較大的武裝起義。起義後創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是當時我黨在少數民族居住地區建立的全國矚目的革命根據地。該根據地的建立，是鄧小平獨當一麵領導一個地區的開始，也是他革命生涯中幾個光輝時期的第一個。因而對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多年來，黨史工作者對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曆史進行了廣泛研究和深入探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現述評如下。?
一 研究概況
對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研究，早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延安整風運動後期就開始了。１９４４年春，在延安的原參加過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的紅軍幹部，參加了朱德和陳毅主持召開的紅七軍曆史座談會。會後，原紅七軍幹部莫文驊根據座談會上大家的發言和自己收集的有關資料，於１９４４年８月寫成《紅軍第七軍簡史》。１９４５年２月，該小冊子由八路軍政治部作為內部文件印發給中央領導同誌參考。原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雷經天也根據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寫成《廣西的蘇維埃運動》（內部資料）。這兩本小冊子對鄧小平等領導創建紅七軍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曆程、經驗教訓做了較為全麵的記述，可以說是研究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的最早著述，現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新中國成立後至“文化大革命”前，有關部門和一些老同誌，著手編輯、撰寫了不少有關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的回憶錄和資料。主要有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廣西檔案館籌備處編《老戰士回憶紅七軍》、廣西軍區政治部編《廣西革命回憶錄》、莫文驊著《回憶紅七軍》、謝扶民著《轉戰千裏》、葉季壯等著《回憶韋拔群》、歐致富著《右江風雲》和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謝扶民著《韋拔群》等。未公開出版或內部發行的有：廣西文聯編《東蘭革命曆史調查匯編》、百色師專文史科編《右江革命史資料》、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組編《廣西壯族地區革命史料匯編》、陸秀軒和黃舉平合著《右江星火》等。這些都為研究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尤其是《廣西壯族地區革命史料匯編》，裏麵收集了很多第一手的調查資料。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鄧小平受到錯誤的批判，很多當年參加左右江革命根據地鬥爭的老同誌受到牽連，對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曆史的研究也成為禁區，研究工作被迫停止，原準備公開出版的《廣西革命回憶錄》（續集）也被迫停止。
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的研究才重新開展並日益活躍起來。1979年12月，剛成立不久的廣西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研究會（後改為廣西中共黨史學會）在百色舉行“紀念百色起義50周年學術討論會”。會議收到論文20多篇，會後由研究會匯編成《紀念百色起義50周年論文資料選編》，由《學術論壇》作為增刊出版。1981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各地、市、縣均先後成立了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和黨史研究委員會，下設辦公室（後改為黨史研究室），自治區和有關地市的黨史工作部門都以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為重點，開展資料征集和研究工作。
1982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和百色、河池、南寧三個地區及南寧市的黨史工作部門在南寧成立《左右江革命鬥爭史》編寫協作領導小組，開始有計劃地著手進行有關資料的征集和編寫工作。同年5月，廣西曆史學會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及年會，會上，收到史學研究者提交的《百色起義的特點和意義》等有關論文13篇。會後編印該年會會刊（內部）。1985年4月，因中央黨史部門要編纂大型的《中國共產黨曆史資料叢書》，廣西成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編輯組，由自治區黨史辦公室、檔案館、圖書館及有關地、市、縣黨史部門等14個單位組成，對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料進行較全麵、係統的征集和研究。在黨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幾年來征集、發現了一批有價值的新資料，主要有：
１.鄧小平１９２９年底在中央軍委南方辦事處召開的對廣西紅軍工作布置的討論會議上作的《補充報告》。該報告被編入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５日中央軍委主辦的《軍事通訊》第二期《對廣西紅軍工作布置的討論》一文裏。文中沒有寫明報告人。後經廣西黨史工作部門考證。１９８４年８月鄧小平本人已確認此報告是他當年所作。（1）這是目前發現的關於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較早文獻。報告裏主要介紹當年右江起義發動的經過和左江起義發動前的準備及策略，指出“這種鬥爭的發展，是左右江取得聯係，以推向湘、粵邊發展，以造成與朱、毛、彭、黃會合的前途”（2）。現存中央檔案館。
２.鄧小平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在上海寫給黨中央的《七軍工作報告》，此報告於１９８９年經鄧小平本人確認（3）。該報告內容分為：八軍的經過、七軍的經過、地方黨的狀況及土地革命的工作、個人的回憶等四部分，共１.６萬字，詳盡匯報紅七軍和紅八軍的非凡戰鬥曆程、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發展及開展土地革命運動等情況，且以十分誠懇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分析、總結這一階段的工作體會和教訓。此報告是研究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的重要文獻資料，其原件現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裏。
３.陳豪人（紅七軍政治部主任、中共紅七軍前委代書記）１９３０年寫的《七軍前委報告》和１９３１年寫的《七軍工作總報告》。此兩份報告也較全麵、詳細地敘述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發展過程。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
４.徐振農（又名塗鏡吾，曾任中共左江特委書記，１９４２年“南委事件”後被捕叛變）１９３０年５月寫的《紅軍第七軍報告（給蘇代會）》。該報告著重敘述左江革命根據地的詳細鬥爭情況，其中寫到鄧小平１９３０年２月上旬由中央返到龍州並就職為紅八軍政治委員的情況。此件現存中央檔案館。
５.紅八軍政治部創辦的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２日出版的《工農兵》報，報中刊登有《中國紅軍第八軍政治部為法帝國主義駐龍州領事館無理照會告全國民眾書》、《中國共產黨廣西左江特別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八軍軍事委員會為“二七”周年紀念告右江工農兵勞苦群眾》、《龍州市全市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等重要文件，為研究鄧小平與左江革命根據地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此外，各有關地、市、縣黨史工作部門也征集到一批有價值的資料。
在編寫、出版方麵，２０多年來，已編輯、出版的有關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著作、回憶錄、資料有：
《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資料選輯》，陸仰淵等選編，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左右江革命史料匯編》（１—３輯），左右江革命曆史調查組編，１９７８年，內部資料；
《廣西革命鬥爭回憶錄》（第一、第二輯），廣西革命曆史編委會（後改為廣西黨史研究委員會）編，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版；
《廣西革命回憶錄》（續集），廣西軍區政治部編，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百色起義》，陸仰淵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廣西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概況》，廣西中共黨史學會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上、下），為中國共產黨曆史叢書之一，廣西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該書吸收過去的有關研究成果，內容分為曆史文獻、人物傳略、回憶文章、參考資料、專題資料和考證等部分，為目前這一領域較全麵、較準確、較有權威性的研究著作；
《百色風暴》，莫文驊著，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老驥憶烽煙》，吳西著，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廣西右江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廣西百色地委黨校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左江革命根據地史實》，廣西南寧地委黨史辦公室編，１９８５年內部出版；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資料摘編》，廣西財政廳和廣西檔案館合編，１９８３年內部出版；
《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左右江地區的教育》，廣西教育科學研究所編，１９８５年內部出版； 《鄧小平與百色起義》，廣西百色地委黨史辦公室編，１９９４年內部出版；
《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人物誌》，廣西黨史研究室編，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百色起義人物誌》，廣西黨史研究室和百色地委黨史辦公室合編，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鄧小平的實踐與思想研究》，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共廣西區委宣傳部、廣西黨史研究室等編，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百色起義與中國革命》，廣西黨史研究室編，廣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百色紅旗》，中共廣西區委宣傳部等編，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此外，在中央和地方報刊上還發表了《百色起義的特點和意義》、《百色、龍州起義的曆史經驗》、《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若幹問題考證》、《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與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從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看鄧小平的鮮明革命風格》等論文。
在學術研究活動方麵，從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９年，在南寧、百色、龍州專門召開有關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學術討論會共六次。如１９８４年在南寧召開的“紀念百色起義、龍州起義５５周年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７年在百色召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鄧小平實踐與思想研討會”、１９９９年在南寧召開的“紀念百色起義、龍州起義７０周年暨廣西解放５０周年學術討論會”等。１９９９年召開的學術討論會，得到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陳威、軍事科學院戰略部副部長朱陽明等的親臨指導。朱陽明還為該會提供題為《論鄧小平在左右江革命鬥爭中的軍事理論貢獻》的論文，從建立新型人民軍隊的新途徑、創造武裝起義的新形式、開創革命根據地建設的新模式、對戰略戰術原則提出一些新思想等四個方麵，說明鄧小平在其軍事實踐的起點中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的重要理論貢獻。該文可說是近年來研究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學術水平較高的論文。
二 研究新進展和取得的新成果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廣大黨史工作者對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的研究，不斷拓展其領域，從微觀研究到宏觀研究，從縱的研究到橫的比較研究，從一般性的研究到重點、難點的研究、考證，取得了新的成果，提出一些新的見解。現把幾個主要方麵綜述如下：
１.關於鄧小平對創建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貢獻問題黨史工作者認為，鄧小平３０年代在廣西領導創建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是他７０多年革命生涯中幾個光輝時期之一。他是百色起義、龍州起義的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他以非凡的無產階級革命膽略和求實精神，高舉“工農武裝割據”旗幟，抵製黨內“左”的幹擾，根據廣西的實際，製定了一係列比較正確的鬥爭策略；正確分析和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卓有成效地對國民黨左派進行統戰工作和改造國民黨舊軍隊，為廣西革命鬥爭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正確選擇群眾基礎較好的左右江地區為革命武裝鬥爭立足點，充分相信和依靠當地壯、漢、瑤等族群眾，不斷發展、壯大黨組織和革命武裝力量，最大限度地調動廣西各族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動員他們為創建革命根據地而緊密團結戰鬥；從理論和實踐上開創建立新型人民軍隊的新途徑，並根據廣西情況，采取一條忽而內線忽而外線、內線堅持與外線遊擊相結合的、避實擊虛的作戰原則，打擊敵人的有生力量；借鑒湘贛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內領導開展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麵的建設，推動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使該根據地成為重要革命根據地之一。這正如１９９９年３月５日江澤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廣西代表團全體會議時指出的：“在革命戰爭年代，鄧小平同誌領導了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百色起義，創造了驚天動地的偉業”。（3）
２.關於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問題黨史工作者認為，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和發展的曆史，與全國其他革命根據地一樣，有其共同的規律，也具有自己的特點，主要有：
第一，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是在大革命失敗、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我黨在廣西利用國民黨軍閥之間的矛盾，卓有成效地進行上層統戰工作，與掌握廣西軍政大權的國民黨左派重建革命統一戰線後的有利條件下建立起來的。這一實踐回答了黨的六大以後沒有解決好的正確對待中間階級的方針策略問題，為黨的統戰工作提供了新鮮的經驗。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進行了“左”的錯誤指導，在其影響下，黨內個別領導人曾批評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紅七軍前委對主政廣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的爭取、教育工作是“幻想”。事實證明，這個批評是錯誤的。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的勝利舉行，是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勝利。這一點，在當時是難能可貴和罕見的。
第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是我黨避開中心城市，選擇群眾基礎較為深厚的地區，勝利實現革命立足點的轉移，堅持正規武裝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它回答了黨的六大以來沒有解決好的革命動力問題，也就是在大革命失敗後，我黨的軍事發展重點是放在農村還是放在城市的問題。當時，黨內一些領導人照搬外國經驗，把黨的中心任務放在準備城市起義和白區工作方麵，以城市為中心的“左”傾思想在黨內占著統治地位，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過程中，敢於抵製本本主義，堅持以廣大農村為依托，發動和依靠廣大農民群眾，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這一策略轉移，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
第三，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建立在以壯族為主的多民族雜居地區，它是我黨正確執行民族政策的光輝勝利。在創建過程中，堅持為各族人民謀利益的宗旨，堅決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尊重少數民族人民的生活習慣，嚴格遵守群眾紀律，認真選拔和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充分發揮各族工農群眾當家作主精神，調動各族人民的革命積極性，團結戰鬥，患難與共，共同走“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這為我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以及後來製定正確的民族政策，處理好各民族間的關係，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第四，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位於祖國西南邊陲，西南麵與法屬安南（越南）毗連，它的建立不僅是對國內封建統治階級的英勇一擊，而且鮮明地高舉反帝鬥爭旗幟，與法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進行了有理、有節的直接英勇鬥爭，把反帝與反封建鬥爭緊密結合起來。當時，法帝國主義分子對在龍州起義中建立的左江革命根據地極端仇視，又是造謠，誣蔑，又是發出照會，揚言要“越南總督擬派武裝衛隊十五名及機關炮車一輛”進駐龍州，且法帝國主義在龍州的領事館和天主教堂，竟明目張膽窩藏龍州豪紳地主的大批武器和金銀財物，這激起廣西各族軍民的無比憤慨。為打擊法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龍州軍民曾在縣城召開有一萬多人參加的聲討帝國主義罪行的群眾大會，大會發出《告全國民眾書》，莊嚴宣布“中國人民在中國境內謀解放運動不受任何帝國主義幹涉”等四項正義聲明。後紅八軍戰士曾打下一架竄到龍州地區領空挑畔的法帝國主義飛機。當年中共中央出版的《紅旗》刊物曾刊登《廣西紅軍占領龍州之意義》、《赤色的龍州》等文，讚揚龍州起義在“反帝運動上，更有重大的意義”，“實現了中國共產黨之反帝國主義政綱，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
３.關於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曆史功績和重要曆史地位問題黨史工作者認為，鄧小平等領導創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史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有著重要的、特殊的曆史地位。
第一，吸取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的經驗教訓，經過軍事暴動，建立起一個麵積較大、人口較多、工農武裝力量較強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其麵積約五萬多平方公裏；人口１５０多萬；正規紅軍兩個軍，人數曾發展至近萬人；地方脫產工農赤衛隊有八九千人。該根據地的紅軍主力後轉移到中央蘇區，成為中央紅軍的組成部分。該根據地的革命鬥爭不僅沉重地打擊了廣西的反動統治階級，而且策應和支援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第二，根據六大的精神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經驗，結合左右江地區的實際，在根據地內有組織、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土地革命運動，鄧小平等曾親自深入東蘭縣武篆區進行土地革命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工作，然後總結其試點經驗，先後頒布了《土地法暫行條例》和《共耕條例》。在分配土地時，特別注意民族政策，規定不分民族、同樣參加分配土地，若瑤民不願下山分配土地，便按瑤民的要求分配山地給他們。當時分配土地的原則是：“以人口為標準，以出產之多寡，平均分配”。這種以產量來計算田畝數、以糧分田的做法，避免肥瘦不均現象，這與其他革命根據地有不同之處。當年開展土地革命的鄉村，由於廢除了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故翻身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更加熱愛新生政權和紅軍，有力地推動根據地的鞏固和農業生產的發展。
第三，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不僅把蘇維埃革命種子播在過去被稱為“蠻煙瘴雨”的南疆少數民族雜居的地區，使各族人民深刻認識到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民眾的政權”，照亮了廣西各族人民革命鬥爭的前進道路，而且還給越南人民以鼓舞和影響。這正如１９３６年鄧小平與斯諾談話中說到的：龍州蘇維埃與安南人（越南人）有聯係。安南人在１９３０年舉行了工農起義。（4）
第四，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革命鬥爭鍛煉和造就了一代革命骨幹，尤其培育了一大批土生土長、密切聯係群眾、熟悉本地情況、受到群眾擁護的少數民族幹部。當時地方黨政部門幹部，除了少數是外來幹部外，多數是本地壯、漢、瑤等族幹部。他們在保衛和建設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發揮了骨幹和橋梁作用。壯族人民優秀兒子、紅七軍二十一師師長韋拔群於１９３１年曾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後，有１９位原紅七軍、紅八軍幹部被授予將軍軍銜，其中大將１名、上將２名、中將４名、少將１２名，還有省、部級幹部１８名。他們在治黨、治國、治軍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４.關於黨中央指導百色、龍州起義的功績與失誤的問題黨史工作者認為，黨中央對百色、龍州起義前後的工作指導中，既有突出的功績，也有明顯的失誤和不足。其主要功績有：
第一，黨中央利用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實力派的矛盾，在第一次蔣桂戰爭結束時，及時派出鄧小平等一批黨員幹部，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廣西，以便在廣西創建蘇區，這是正確的決策。
第二，黨中央在主桂的俞作柏、李明瑞反蔣即將失敗的緊要關頭，指示廣西黨組織不失時機地建立紅軍，發動遊擊戰爭，舉行武裝暴動。這一正確指示，為鄧小平等把在南寧掌握的武裝力量拉到左右江地區提供了依據。接著，黨中央及時批準鄧小平等關於在左右江地區舉行武裝起義，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請示計劃，並任命了中共廣西前委（後改為紅七軍前委）和紅七軍的主要領導成員，從組織上和幹部上保證了起義的勝利舉行。
第三，舉行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後，黨中央及時提出“擴大遊擊戰爭”、深入土地革命的正確指導方針和策略措施，強調軍隊的建設要“利用朱毛紅軍的經驗”，要健全軍隊黨組織，“加緊健全下層士兵支部的工作，支部以連為單位”。對少數民族問題，黨中央指出“一定要站在整個的階級觀點上，注意他們生活的苦痛”。（5）此外，對蘇維埃政權建設、工人運動、農民問題、學生運動等都作了一些正確指示，這對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
黨中央在指導左右江革命根據地開創過程中也存在失誤和不足，主要表現在：
第一，鄧小平等率黨在南寧掌握的武裝部隊撤往左右江地區前，中共中央曾指示廣西工作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運動為重點，強調“現時應立即加緊梧州、南寧及潯、梧、邕交通線的職工運動”（6）。這一指示顯然是錯誤的。
第二，對主桂的國民黨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作了錯誤分析，錯誤批評鄧小平對俞作柏、李明瑞的統戰工作，認為俞作柏、李明瑞當局是軍閥政府，必須“加以無情的反對”。當李明瑞在鄧小平等的教育下，毅然投身革命，擔任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中央還來信批評說：“對李個人，我們堅決反對他入黨，你們必須在整個路線轉變中，驅逐他離開該地。”（7）這一指示顯然是錯誤的，後李明瑞成為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並為革命英勇犧牲。
第三，命令紅七軍離開根據地去攻打大城市，“確定了第七軍的任務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三大口號”，使紅七軍失去根據地的依托，在艱苦轉戰中遭受重大損失，後紅七軍前委在廣西全縣（今全州縣）召開擴大會議，才決定拋棄攻打大城市的“左”傾冒險錯誤計劃。紅七軍主力離開根據地後，敵人趁機派重兵多次進犯根據地，根據地遭到嚴重摧殘而喪失。（8）
５.關於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若幹問題的考證
近幾年來，黨史工作者對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尚未弄清或說法不一的問題進行了考證。
第一，關於鄧小平到達南寧的時間。
過去，有人說鄧小平從上海到達南寧的時間是１９２９年夏，有的隻籠統說是１９２９年。經考證，應是１９２９年７月。（9）
第二，關於鄧小平就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的時間。
過去，史學界一向認為紅七軍和紅八軍一成立時，鄧小平便擔任該兩軍政治委員。現經考證，紅七軍、紅八軍剛成立時尚未設立政治委員。鄧小平擔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時間應是１９３０年２月下旬。（10）
第三，紅七軍、紅八軍成立時的人數。
經考證，紅七軍成立時的人數應是４０００多人，紅八軍成立時的人數是２０００多人。（11）
第四，關於河池整編時鄧小平是否被撤銷前委書記的問題。
過去，不少論著認為，１９３０年１１月上旬，鄧小平在河池召開的紅七軍黨代會上因反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而被撤銷前委書記職務，至１９３１年２月全州會議時才恢複其職務。現經考證，認為當時鄧小平並沒有被撤銷前委書記職務。（12）
第五，關於紅七軍與紅八軍會師地點。
過去說是廣西天峨縣。現經考證，應為廣西淩雲縣講肥村。
第六，關於紅七軍與中央紅軍會師地點。
過去說是江西省興國縣。現經考證，應為江西於都縣。（13）
此外，研究者還對鄧小平指揮在南寧掌握的廣西警備第四大隊、第五大隊撤離南寧的時間、鄧小平在南寧的住處等問題作了考證。
三 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對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研究，雖已取得較大的進展和收獲，但目前尚有一些問題和重要史實未弄清，待進一步研究和探討，其研究廣度和深度也有待進一步拓展和深化。
１.關於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範圍問題過去，由於沒有劃定根據地範圍的統一標準，故對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範圍的說法很不一致，有的說包括十幾個縣，有的說包括二十幾個縣，有的說左江地區舉行龍州起義後很快又喪失，不能列入根據地的範圍，其實際情況也是有些具體問題需要統一認識，如左江地區雖舉行龍州起義後不到兩個月時間便喪失，但起義前我黨掌握的武裝力量已控製該地區三個多月。另外，該地區有些縣雖未正式成立紅色革命政權，但已任命了紅色政權的主要領導成員，且這些縣已在紅八軍和左江革命委員會控製之下，對這些縣是否列入根據地範圍，需作進一步探討、確定。
２.關於鄧小平被派到廣西工作前在黨內的任職問題１９９７年２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敬愛的鄧小平同誌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書中說鄧小平“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２９年，任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本人的回憶也持此說。但有人認為當時鄧小平是中共中央秘書處長，秘書長為李立三。究竟哪一種說法較為準確，需作進一步考證。
３.關於鄧小平是否出席１９２９年９月在南寧郊區秘密召開的中共廣西省一大的問題有些論著說鄧小平出席此會，並在會上作報告，但至今尚未找到有關文獻資料和知情人的回憶資料。鄧小平在《我的自述》中，隻說他指示中共廣西特委召開此會。
４.關於原國民黨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廣西後其政權性質及與我黨的關係問題有史學工作者認為，從軍閥混戰中派生出來的廣西新政權，雖帶有民主革命色彩，但仍代表其民族資產階級利益，我黨與其建立的新政權是統戰關係。有的史學工作者認為俞作柏、李明瑞主桂後的新政權帶有國共合作的性質。對此問題，需作深層次的探討。
５.在研究領域方麵，過去偏重於軍事和政治鬥爭方麵，對根據地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黨政組織建設、民族政策等方麵的研究成果不甚顯著。另外，對敵、友、我方的研究，也偏重於“我”方，而對“敵”、“友”方的研究尚是薄弱環節。
今後，進一步加強對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的研究，對幫助人們更好理解鄧小平理論的曆史淵源，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推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作者係廣西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共廣西區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注釋：
（1）《鄧小平給廣西區黨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複函》，《廣西黨史研究通訊》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2）《對廣西紅軍工作布置的討論》，《軍事通訊》１９３０年第２期。（3）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黨的文獻》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3）《江澤民參加廣西代表團討論》，《廣西日報》１９９９年３月６日。
（4）[聯邦德國］烏利·弗蘭茨：《鄧小平傳》，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７頁。
（5）《中共中央給廣東省委轉七軍前委的報告》（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
（6）《中共中央給廣東省委並轉廣西特委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８日）。
（7）《中共中央給南方軍委辦事處並轉紅七軍前委指示信》（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６日）。
（8）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黨的文獻》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9）陳欣德：《關於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若幹問題的考證》，《中共黨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10）陳欣德：《關於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若幹問題的考證》，《中共黨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11）陳欣德：《關於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若幹問題的考證》，《中共黨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12）陳欣德：《關於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若幹問題的考證》，《中共黨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13）中共廣西北流縣委黨史辦公室：《紅七軍北上江西中央蘇區與中央紅軍會師的確切地點》，《廣西黨史研究通訊》１９８５年第７期。
《鄧小平研究述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