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 “鄧小平專案組”成立記

     1968年3月5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楊成武、謝富治、葉群、吳法憲、汪東興等十人，給毛澤東和林彪打了一份報告，說有許多揭發鄧小平的材料沒處存放，建議在“賀龍專案組”內設一分組，收存有關鄧小平“問題”的材料。毛澤東批示：可以。林彪圈閱表示同意。
       
    這應該算是“鄧小平專案組”的正式成立。“劉少奇專案組”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鄧小平專案組”在此時成立，說明在新的形勢下，毛澤東同意加緊對鄧小平進行更深入的審查。
       
    成立“鄧小平專案組”，鄧小平本人卻不知道。5月21日，他寫信給汪東興，要求見主席，如果見不到主席，亦希望見見汪東興。汪東興將鄧小平來信報毛澤東，毛澤東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讀一下鄧來信，議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見是否與鄧談話。毛澤東讓征求“大家”的意見，林彪和中央文革這些“大家”根本不可能同意與鄧小平談話。鄧小平的要求被拒絕了。不過，在鄧小平已經被徹底打倒的情況下，毛澤東還要讓“大家”議一下鄧的來信，說明毛澤東還沒有忘記鄧，還在某種程度上關注著鄧。對於林彪、江青等人來說，這可不是什麽好事情。
       
    是的，直到此時，毛澤東還一直試圖在批判的同時將劉、鄧有所區別，這是他在深思熟慮之後的一個並非無意的安排。但是，他的這個安排，卻讓林彪和陳伯達、江青等“文革”大員很不滿意，甚至心情忐忑。林彪和中央文革兩班人馬一齊上陣，責令“專案組”加緊搜羅證據，要將鄧的“問題”鐵板釘釘。
       
    “鄧專案組”立即緊鑼密鼓地開始工作。他們用極大的“工作熱情”到處搜羅批鄧材料，並申請到中央組織部查閱了鄧的檔案。看了材料以後，他們感到，僅靠揭發的材料，要定罪實在太不夠了，但中央又不準直接提審，怎麽辦呢？於是，他們想出一個點子，讓鄧自己寫一份曆史自傳。“專案組”要求，自傳要從八歲起寫至現在，要保證做到：一、詳細具體；二、內容準確；三、寫清各個曆史時期的證人及他們現在的住址；四、材料隨寫隨送；五、限定最遲7月初全部寫完。此報告經黃永勝批準後，由中辦主任汪東興轉鄧。
       
    接到讓寫自傳的指令，父親並不知道是“專案組”的主意，而以是中央的要求。他沒有任何推諉，極其認真地拿起筆來，伏案書寫。
       
    從1968年6月20日起，到7月5日，父親用十五天時間，撰寫了他的自傳———《我的自述》。在長達二萬六千五百字的《自述》中，父親回顧了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在私塾的發蒙，和他幾十年都沒有去細想過的父親；回顧了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和出川出洋的經曆；回顧了在法國當學生和做苦工的生活；回顧了留法時期革命的起點、革命的生活和革命的同誌們；回顧了大革命和上海地下黨激昂險峻的鬥爭生活；回顧了紅七軍、紅八軍的建立、戰鬥、失敗和成長；回顧了江西中央蘇區的坎坷和長征的曆程；回顧了抗日戰爭戰場和一二九師的戰友們；回顧了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大西南；回顧了十七年建設新中國的努力和十年總書記的工作……。
       
    翻開這份《自述》，可以清楚地感到父親的凝重和認真。在他的回憶中，曆史的每一個瞬間，仿佛都在他的腦海裏重現重演。他清楚地記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腳印，實事求是地回答了別人提出的每一個疑問和責難，對於自己的一生，不論功，隻講過。同時，像當時所有犯有“錯誤”的人一樣，在回顧和“講過”的同時，不得不再一次被迫違心地作出檢討。
       
    在被迫檢討的同時，父親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覺到了那甚為微妙的毛澤東的“區別”對待。而以幾十年的政治閱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複雜性和反複性。在當時那種危難的政治形勢下，他要求的無非是一條，爭取留在黨內，保住這政治上的最後一道防線。他知道，毛澤東能看到這個《自述》，因此，在最後，他寫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做一個普通黨員。我請求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
       
    作為一個有四十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哪怕在最艱難的時刻，他都不會忘記自己的責任。他從來沒有因一時之冤屈而喪失信心，從來沒有失去過希望，從來沒有放棄一切可以爭取的機會。
       
    在父親伏案撰寫《自傳》的同時，“鄧專案組”也一點兒都沒閑他們開始起草一份關於鄧小平“罪行”的“綜合報告”。林彪和中央文革一夥對徹底整倒鄧小平可謂是心急如火，“鄧專案組”的上司“二辦”，也就是由林彪集團控製的“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幾乎隔幾天就來個電話，催問進展情況。以整人為專長的康生，也在人大會堂小會議室，接連召開了幾次案情專題研究匯報會議。
       
    在“文革”中，一個人如果僅僅犯了“走資派”錯誤或"路線”   
    　錯誤，就不容易打倒，或是打倒了也容易“翻案”。一定要有“曆史問題”，諸如叛徒、特務等，才算是鐵板釘釘的“罪行”，打倒後才可能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是，鄧小平沒有被捕過，沒有脫過黨，弄了半天，也隻有“現行”問題。後來回想此事，連父親自己都感慨地說：“我這個人很幸運：打仗沒有受過傷，做地下工作沒有被捕過。”
       
    沒有曆史問題，也得找出曆史問題，“鄧專案組”的任務就是要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地去找。6月18日，江青在關於鄧小平“罪行”的匯報會上說：“鄧小平的材料，你們要認真分析，這個人很可能是叛徒。我一直在分析他的材料，和你們一起同他鬥爭。他的曆史問題和現行問題要一起抓。”會後康生把“專案組”組長找去，交給“專案組”由他親自保存的“批鄧小組”編寫的十大本材料，還有當年紅七軍老同誌的“交待材料”和照片。
       
    “鄧專案組”埋頭苦幹，曆時一個半月，九易其稿，編了一份鄧“罪行”的“綜合報告”。7月25日，他們全體到人大會堂東大廳，專門向康生、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作詳細匯報。康生作了指示，說現在看來材料不少，關鍵在如何運用，曆史部分弱了，吳法憲說鄧入黨有問題，介紹人都死了，死無對證。
       
    會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與“專案組”到京西賓館四樓，連續作戰，仔細從頭研究修改。直至第二天拂曉，這份“綜合報告”———《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的主要罪行》終於定稿。全文共七個部分，一萬五千餘字。
       
    “鄧專案組”將這份來之不易的“成果”立即上報“二辦”。不到二十四小時，此報告已從康生、黃永勝、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張秀川等處傳閱一圈。康生批示：“爭取盡快送呈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央文革各同誌審閱。打印五十二份。”兩天後，康生辦公室多次傳話給“鄧專案組”，說康老對綜合報告很滿意。
       
    雖說康生對報告表示了“滿意”，但“鄧專案組”仍覺得“曆史問題”分量不足。他們加班加點，尋找“疑點”和“漏洞”，一而再、再而三地認真“研究”後，認為在鄧小平長達四十多年的革命曆史中，唯一可能進行“突破”的，隻有紅七軍時期所謂“逃兵”問題，有必要就此問題繼續深挖，以求把曆史問題砸死定罪。
       
    1968年9月11日，“鄧專案組”寫報告給黃永勝、吳法憲、葉群和李作鵬，為查清曆史問題，要求鄧“補充交代”一下1930年和1931年兩次從紅七軍“開小差”回上海的活動。黃永勝批示請汪東興幫助，要鄧再寫。在接到中辦通知後，鄧再一次就紅七軍的有關情況，以及他兩次從紅七軍回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的情況，寫出詳盡並且實事求是的說明。這個說明，又一次使“專案組”希望落空，沒有撈到任何稻草。
       
    在寫上述報告的同日，“鄧專案組”還寫了第二個報告，向周恩來提出無理要求，讓周總理給他們一些“幫助指導”，以查證有關鄧小平曆史上的幾個問題。“報告”中說，鄧入黨問題交代得有矛盾，一是入黨時間不一致，二是對入黨介紹人的填寫含糊，因此，懷疑鄧可能是混進黨內的假黨員。“鄧專案組”還進一步要求周恩來對一些所謂的“疑點”提供線索。諸如他們認為，1930年和1931年兩次從七軍“臨陣逃跑”回上海，根本沒有向中央提出匯報工作的要求，而是另有目的；還無中生有地推測：“鄧自述中說，1931年在上海，中央派他去安徽蕪湖巡視省委工作，去蕪後省委被破壞即返滬。我們覺得如安徽省委早被破壞，就有可能是鄧小平出賣的嫌疑。”此件先報黃永勝、葉群、吳法憲、李作鵬、康生等人，經以上各大員逐一批示後送周恩來，以迫周回答。對此無理要求，周恩來根本不予置理。此“報告”送到周處後，便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了。
       
    在周恩來處碰了釘子，“鄧專案組”還不甘心，找來找去，最後總算是東拚西湊地從原紅七軍老同誌那裏挖了一些“揭發材料”，編了一份“專題罪行”上報邀功。
       
    在“鄧小平專案組”緊鑼密鼓地加緊對鄧“罪行”進行調查時，中央專案“一辦”、“二辦”也加快了工作進度，對所管“黑幫”、“走資派”及有各類“罪行”的人，加緊取證定性。加速專案定性工作的原因，是中央已決定，要召開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和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林彪死黨黃永勝等召集由其管轄的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開會，逐個研究所管十五個對象的定案問題。“鄧專案組”送上的鄧小平“專題罪行”受到黃永勝的表揚。但吳法憲卻不滿足，說：“鄧小平招降納叛、包庇壞人的問題也很重要，也要盡快地搞。”
       
    9月22日和24日，中央專案“一辦”、“二辦”連續在人大會堂東大廳開會，對“一辦”所管十四個、“二辦”所管八個重要專案對象，逐個研究定性。其中，將劉少奇定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誣蔑為“叛徒、內奸、工賊”。鄧小平的“問題”被認定是“隱藏比較深”，將性質定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