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清華教授群情激憤西安事變 聞一多罵張學良是叛徒
(.com)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逼迫蔣介石抗日，史稱“西安事變”。後世普遍認為，這次兵諫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以及團結抗日起到了重大的曆史作用，但張學良的這一舉動卻為筆鋇鬧?鬥腫鈾?覆 ?/font>
清華教授群情激憤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北平（即現在的北京），人們對真相不是很明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許多高校的教授們也感到憤怒不已。例如時任清華大學圖書館委員會主席兼代圖書館主任的朱自清就很是惶惑不安，他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得知張學良在西安扣蔣消息，惟詳細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
兩天後，朱自清又在《日記》中寫道：下午開教授會，決議通電中央請明令討伐張學良。當場推舉起草委員七人，由餘召集，其餘七名倡議者包括馮友蘭、聞一多（1899年——1946年 見圖）、陳福田、蕭叔玉、陳達、潘光旦、蕭公權等名教授。當天，他們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了清華教授會臨時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此次會議決定發布《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發表於12月16日《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
《宣言》中稱：“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為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為苟有能使中國民族達於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國人皆應擁護。又以為現在對外交鬥爭經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所奏功。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為敵人所竊笑。正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複有陷於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統一之局成之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恐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除了清華大學的教授們，當時的社會名流都強烈反對西安事變，表示對西安事變不理解和極端的憤怒，譴責張楊，認為張學良這是“劫持最高統帥”，強烈要求立即釋放蔣介石。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等公開責難張學良；在當時很有影響的胡適也撰寫了《叛逆張學良》一文，呼呈全國反對張學良；著名的曆史學家傅斯年對張學良進行了少有的謾罵式攻擊，說他“做起事來頗象土匪”。
聞一多：西安事變是叛舉
值得一提的是，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活動的聞一多在得知“西安事變”後則拋開講義，顯得怒氣衝衝。據張春風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說，這天，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台，橫眉怒目地掃視全堂後，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麽？”
隨後，他又像是對著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麽就不必再想複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麵，你們知道麽？”
聞一多的思想轉變
其實，聞一多從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便開始維護國民政府的“正統”地位。據《炎黃春秋》中《聞一多的兩次轉變》記述：20世紀30年代初，聞一多曾在青島大學任教兩年，他雖已轉向學術研究，但由於身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係主任，便難以完全擺脫政治的糾纏。“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18日）使愛國學生運動日益高漲，青島大學三次爆發學潮。但每次學潮，聞一多都站在校方一邊反對學生罷課，主張開除學運積極分子。學生也將矛頭對準聞一多，甚至發表了《驅聞宣言》，指其為“準法西斯蒂主義者”。直到40年代初，聞一多仍與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國民政府雖有種種不滿，但基本立場還是站在蔣介石一邊的。
但後來，聞一多又站到了反對蔣介石的立場上，這一轉變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製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
蔣介石的這一觀點使得信仰民主自由的聞一多很難接受，他後來駁斥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裏麵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com)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逼迫蔣介石抗日，史稱“西安事變”。後世普遍認為，這次兵諫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以及團結抗日起到了重大的曆史作用，但張學良的這一舉動卻為筆鋇鬧?鬥腫鈾?覆 ?/font>
清華教授群情激憤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北平（即現在的北京），人們對真相不是很明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許多高校的教授們也感到憤怒不已。例如時任清華大學圖書館委員會主席兼代圖書館主任的朱自清就很是惶惑不安，他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得知張學良在西安扣蔣消息，惟詳細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
兩天後，朱自清又在《日記》中寫道：下午開教授會，決議通電中央請明令討伐張學良。當場推舉起草委員七人，由餘召集，其餘七名倡議者包括馮友蘭、聞一多（1899年——1946年 見圖）、陳福田、蕭叔玉、陳達、潘光旦、蕭公權等名教授。當天，他們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了清華教授會臨時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此次會議決定發布《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發表於12月16日《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
《宣言》中稱：“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為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為苟有能使中國民族達於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國人皆應擁護。又以為現在對外交鬥爭經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所奏功。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為敵人所竊笑。正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複有陷於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統一之局成之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恐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除了清華大學的教授們，當時的社會名流都強烈反對西安事變，表示對西安事變不理解和極端的憤怒，譴責張楊，認為張學良這是“劫持最高統帥”，強烈要求立即釋放蔣介石。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等公開責難張學良；在當時很有影響的胡適也撰寫了《叛逆張學良》一文，呼呈全國反對張學良；著名的曆史學家傅斯年對張學良進行了少有的謾罵式攻擊，說他“做起事來頗象土匪”。
聞一多：西安事變是叛舉
值得一提的是，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活動的聞一多在得知“西安事變”後則拋開講義，顯得怒氣衝衝。據張春風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說，這天，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台，橫眉怒目地掃視全堂後，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麽？”
隨後，他又像是對著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麽就不必再想複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麵，你們知道麽？”
聞一多的思想轉變
其實，聞一多從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便開始維護國民政府的“正統”地位。據《炎黃春秋》中《聞一多的兩次轉變》記述：20世紀30年代初，聞一多曾在青島大學任教兩年，他雖已轉向學術研究，但由於身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係主任，便難以完全擺脫政治的糾纏。“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18日）使愛國學生運動日益高漲，青島大學三次爆發學潮。但每次學潮，聞一多都站在校方一邊反對學生罷課，主張開除學運積極分子。學生也將矛頭對準聞一多，甚至發表了《驅聞宣言》，指其為“準法西斯蒂主義者”。直到40年代初，聞一多仍與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國民政府雖有種種不滿，但基本立場還是站在蔣介石一邊的。
但後來，聞一多又站到了反對蔣介石的立場上，這一轉變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製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
蔣介石的這一觀點使得信仰民主自由的聞一多很難接受，他後來駁斥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裏麵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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