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是茨威格的第二任妻子，生於1908年5月5日，波蘭的卡托維茲，父母都是猶太人，父親經營一家五金批發店，母親出自法拉克福的一個拉比家庭。洛特家裏說意第緒語，但她的母語是德語。她英文很好，還有些法語基礎，在職業學校學過雙語秘書專業，速記和打字效率很高。1934年，茨威格在倫敦租下一個公寓住，開始寫作蘇格蘭王後傳記《瑪麗•斯圖亞特》，急需一位秘書。他先通過奧地利駐英使館找了一個，試用了一段時間，因覺那人不勝任給辭退了。弗裏德利克便來倫敦住了幾日，一邊收拾房子，一邊尋找秘書。她先聯係了奧地利《新自由新聞報》駐倫敦的一位記者，哈裏•斯莫爾卡。這不是完全偶然的。《新自由新聞報》於1922年，以連載的形式，首次發表茨威格最成功的小說之一，《馬來狂人》。而這位信仰共產主義的記者，幾年後在推動建立英蘇戰時聯盟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他也是推動二戰曆史乃至世界曆史的一個重要人物，雖然一般人不知道他。關於茨威格尋找秘書的事情，他建議弗裏德利克去找猶太人在倫敦的難民組織。這個辦法效率很高。1934年夏天，希特勒上台已一年半，歐州大陸的排猶運動愈演愈烈，大批猶太人從德國、波蘭、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英國，大家都在找工作糊口度日。弗裏德利克便去找了那個難民組織，並在其推薦的幾個候選人裏選中了洛特。她一家人是從波蘭逃過來的，當時有五口人，她和母親，她哥嫂和他們的女兒，住在倫敦北部一個簡陋的公寓裏。
此時的洛特，26歲，未婚，比53歲的茨威格小27歲，但弗裏德利克對這些並不擔心。因為在她看來，洛特既無姿色，人還顯老，出身寒微，穿戴自然沒什麽品味可言，文化水平偏低，不是茨威格欣賞的那種女性。弗裏德利克與茨威格相處22年，結婚14年，自以為了解茨威格對女人的口味。然而，她大錯特錯，鑄就了悲劇。
弗裏德利克也許知道茨威格年輕時對女人的口味，但她欠考慮的是，這個口味會隨時間變化。1912年7月底，已婚七年，30歲的她，主動給茨威格寫信，兩人開始信件往來。第一次見麵是9月7日。幾天後，弗裏德利克來到茨威格在維也納租住的兩間室小公寓。兩人相坐，對談一小時，然後分手，什麽也沒發生。在9月12日的日記裏，茨威格寫道：“她的沉靜和易受驚的性格不可言喻地吸引了我。她的痛苦如此實在，她的沉默如此美好，她的女性化的良好感覺。我不敢造次，提出色情要求，那將會毀壞一切；除了一小時的胡思亂想，什麽也不能提供，在我們的關係裏保持矜持很美妙。”但弗裏德利克並不覺這有什麽美妙的，因為到了年底聖誕節，三個月過去了，茨威格還沒碰她一下。在她看來，這矜持的前戲未免太長了些。茨威格當然心知肚明。兩人一起度過聖誕夜後，他在日記裏寫道：“與F von W.（弗裏德利克全名縮寫）度過一個夜晚，又是一如既往地非常美好。但我必須保持分寸，不可使我倆全身墜入色情，而這有很大危險發生。散步非常美妙，談話很有意思：也許全部的藝術就在於心心相印。……。待下次，我可知會她，我們已失去太多。”茨威格此時31歲，還是單身。他與許多女人有過性關係，但絕大多數僅止於性，他並不動心。雖然在小說裏，他喜歡寫因無法克製欲望而走向極端的角色，但在實際生活裏，他總能超越各種欲望，保持克製。比如飲酒，他淺嚐輒止，一輩子從未喝醉過。他與女人的關係也是這樣，淺嚐輒止。惟兩女人例外，一個就是弗裏德利克，另一個是巴黎女郎，叫莫裏斯，在縫紉店做帽子。1912-1913年，他與這兩個女人同時交往，還使莫裏斯懷了孕，他因此還有過令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驚喜和激動，但最終他還是勸說莫裏斯做了流產，理性地選擇了弗裏德利克。因為與他有文學上的共同語言，她操持生活的能力有助於他集中精力寫作，她的樂觀性格有助於他克服時不時襲來的抑鬱，而莫裏斯肚子裏的那個孩子則與他19歲就立誌獻身的文學創作不相符。19年後，茨威格50周歲，生日當晚，他沒在家待著，為逃開的一切可能的慶祝生日的活動。他與一個朋友和兩個風流女郎在慕尼黑一個酒館裏度過了生日夜。弗裏德利克對此當然不可能高興，但也習以為常。茨威格越來越頻繁地離家，一去幾個月，為寫作，也為逃避家庭的羈絆給他帶來的越來越強的窒息感。弗裏德利克當然知道茨威格的心思，也猜得到他在外麵一待幾個月不可能沒有女人，但年輕時與茨威格談戀愛的經曆給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她以為茨威格一直會那樣，一般的女人不易讓他動心。弗裏德利克錯就錯在這一點上。年過半百的茨威格已不是31歲的他:女人已無所謂漂亮不漂亮，文化高還是低，會穿衣打扮還是不會，與之有共同語言還是沒有，會欣賞風景還是麵對風景毫無感覺。對於一個50多歲的老男人來說，女人隻是年輕不年輕，順從不順從。而此時26歲的洛特，即年輕能幹，又無限景仰文學大師茨威格，對他言聽計從，52歲的全老徐娘弗裏德利克如何競爭得過？她大意失荊州，種下了悲劇的種子: 四年後，她與茨威格離婚；又四年，茨威格與洛特雙雙自殺。
當然，這八年期間，茨威格並非沒與宿命抗爭過。以他的智慧，不可能不知道離棄性格陽光，社交廣泛，辦事麻利的知識女性弗裏德利克，對常犯抑鬱的他，在他早就預感到並整日為之憂心忡忡的大災難即將來臨的時代，意味著什麽。1936年8月7日，他受邀參加泛美作家年會，乘船從英國南安普敦去南美的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一人獨行，沒帶洛特去。他是故意的。那次旅行的二個月期間，他隻給洛特寫了幾封告訴她做這做的短信，毫無涉情感，而給已進入離婚程序的弗裏德利克寫了十封信 (Friderike&Stefan, 1987)，每一封信都很長，熱情洋溢。這兩個月的旅行當中，茨威格在思考，在想是否該中斷與洛特的關係。他早有預感，與洛特結婚是一杯毒酒，正如多米尼克•弗裏施寫的那樣：“從蔑視妻子的角度看，毫無疑問，選擇洛特是一個致命的‘角色配置錯誤’，但對於茨威格本人來說，洛特卻是一個理想的伴侶——並非為“重建生活”，如他起初所期望的那樣，而是在他一開始沒有完全意識到的情況下，使他得以最終實現久已有之，因戰爭臨近而強化的陰暗的自殺情結。因此，當不能再逃遁的茨威格不得不娶洛特時，我們可以認為，骰子已被擲出：即使茨威格還不知曉，即使他已有悲觀的預感並通過虛構小說寫了出來，他還是逃不脫命中注定的這一生死劫。” (Frischer, 2011)
茨威格最終選擇了洛特，飲下了那杯毒酒。因為寫作於他，是所餘半生的唯一支點，而會速記，善打字，對他百依百順的洛特，是這個支點的支點，他已無力再找到一個這樣的支點。這是他旅行後回到倫敦的思考結論。他終於也成了他的小說裏那些受欲望包括誌向的驅使，不能自拔，最終毀滅的人物中的一個。
這其中的邏輯鏈條是：如果沒有洛特相陪赴死，茨威格可能不會自殺。因為茫茫人海，雖然想自殺的人不少，但遇上一個願意與自己共赴黃泉的人，比中樂透彩還難。而如果茨威格不想自殺，洛特可能還想不到。她畢竟才34歲，即使哮喘是不治之症，她還遠沒到陽壽大限。普魯斯特從小就患嚴重哮喘，一生深受折磨，但也活到了51歲，過了半百。以此計算，洛特原可活到1959年，應算與我們同時代的人。如果說，活著就是勝利，那麽茨威格和洛特都可謂遇人不淑，兩人走到一起，疊加了各自的負能，互成對方的死神、催命鬼，加上烽火遍地的二戰，法西斯納粹排猶造成的長期的流亡、屈辱和苦難，終於導致了他們個人的悲劇，令世人迷惑，歎息至今。而若從青史留名的角度講，十分吊詭的是，他二人又都可謂死當其時,死得其所。茨威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黑暗時刻的死，將其等身著作升華到他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的高度，蒙上了一層厚重的暗色悲釉，至今無人能看透。洛特的死，令曆史記住了一個原本毫無可能記住的名字，伊麗莎白•夏洛特•阿爾特曼•茨威格 (Elisabeth Charlotte Altmann Zweig，1908-1942)。
參考文獻：
Friderike&Stefan, Z. (1987). L'amour inquiet. (J. Legrand, Trad.) Paris: Des femmes.
Frischer, D. (2011). Stefan Zweig: autopsie d’un suicide. Ecri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