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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說清楚” 十四、誰之過? 除了鍾君、孫君外,據說一共有十七個人卷入了此案。不管經受了多少精神折磨,這些人都先後得到了解脫。鍾君和孫君自1976年底被關進拘留所,到1979年前後也被分別放出。他們受足了苦,但始終沒有被判刑。隻有洪剛,再也回不來了。 “閥門事件”是鍾君和孫君挑頭鬧起來的,廠領導加倍地反擊,縣公安是廠領導借[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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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急轉直下(二)十三、“說清楚”縣公安局的撤出,並不表明我們沒事了。當時全國正在開展一個運動叫“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這可以說是屬於文革的最後一個政治運動,我們自然成了這個運動的對象。當時運動的對象分為“能夠說清楚“的人和”有牽連“的人兩種。兩者的處理完全不同:前者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後者則是敵我[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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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急轉直下(一) 十二、急轉直下(二) 洪剛回來以後就沒有和我說過話,此時我也不想說話了。這次縣公安的調查明擺著是因為有人告密。問題是誰告發了我們?為什麽? 在對我的審訊中,讓陳公安得意的是他手上有一張洪剛家的平麵圖,表明誰都坐在了什麽地方。其實在有人告發我們的時候,這些已經不是秘密了。 我們當時的宿舍是兩張床靠兩邊牆擺[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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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閥門事件十一、急轉直下(一)當時我們的單身宿舍是兩個人一間,我的室友叫洪剛。洪剛和我曾同為北京101中學的初三學生,但不同班。他個子不高,身型也偏瘦弱。他出身革命幹部家庭,但父母不屬高幹。洪剛是廠裏的一名卡車司機,人緣極好。我後來看到一些北京學生的回憶文章,才知道他曾經幫助過那麽多的人。他為人溫和,與世無爭,骨子裏不乏豪爽之氣[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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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階級鬥爭”(二) 十、閥門事件 1976年是中國曆史上相當動蕩的一年:1月8號,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病逝;4月5號,“天安門事件“,隨之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7月6號,朱德去世;7月28號,唐山大地震;9月9號,毛澤東去世;10月6號,“四人幫”被抓。 正是在這一年年底,我們廠也出了一件大事,改變了好幾個人的命運。這件事是[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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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階級鬥爭”(一) 九、“階級鬥爭”(二) “階級鬥爭”,起源是一個理論,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被當作是一個鼓動的口號,到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就成了鎮壓的工具。到這個時候,“階級”作為生產資料占有者的區分這個界定已被抽去,取而代之的是最高領袖的好惡和解讀,並因此成為其維權樹威戰無不勝的殺器:“階[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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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北京學生” 八、“階級鬥爭”(一) 將近離開洛陽的時候,我注意到了另外一個北京學生:北大附中的鍾君。他和他的幾個夥伴先被安排在青島實習,也不知什麽時候到的洛陽。在一次青海農機鍛造廠的職工會議上,突然聽到他們“高屋建瓴”地質疑廠裏不參加當地運動的決定。一下子“久違”了的文革氣氛突然又出現在身邊,不免[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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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幹部子弟(二) 七、“北京學生” 青海農機鍛造廠第一批招收的北京中學生就有200個,這些學生來自海澱區的9所中學[i]。幾個月後又招了一批,我沒有第二批招工數額的資料,但應該招自相同的那幾所中學。這些新工人從洛陽開始就被稱為“北京學生”。這些北京學生很快就成了青海農機鍛造廠各個工種的骨幹力量。 招進廠的工人,全都經過&ldquo[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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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幹部子弟(一) 六、幹部子弟(二) 應該就在當年(1966)夏天,我校一些高年級的紅五類子女組織了一個主要由低年級非紅五類子女同學參加的隊伍到密雲山區農村勞動(兩個星期?記不清了),應該是自願報名,而且是跨年級的。印象較深的是錢三強(中國“兩彈一星”元勳之一)的兒子也參加了,他當時是初二的。我也參加了,反正我們在學校也沒有[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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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青海省,樂都縣,引勝溝 五、幹部子弟(一) 青海農機鍛造廠的北京學生中有不少幹部子弟。部長、副部長級的子女就至少有五位,其中一個人的父親是張學思,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參謀長,張學良的弟弟。我們鈑金組的四個學徒工,除了我全是幹部子弟。 以前在學校裏我一直對同學的家庭背景不甚敏感。軍隊幹部的子女比較明顯,他們在文革前就經常[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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