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者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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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北京學生”
八、“階級鬥爭”（一）
將近離開洛陽的時候，我注意到了另外一個北京學生：北大附中的鍾君。他和他的幾個夥伴先被安排在青島實習，也不知什麽時候到的洛陽。在一次青海農機鍛造廠的職工會議上，突然聽到他們“高屋建瓴”地質疑廠裏不參加當地運動的決定。一下子“久違”了的文革氣氛突然又出現在身邊，不免開始對他們留心。
他們的大義凜然依據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而這個口號根據的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中共曾有一段時間，即195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大認為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從以前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變成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中國的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換句話說，八大提出今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
但不旋踵間，隨著1957年6月反右運動的開展，毛澤東於當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重新強調，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這開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被停止使用，“階級鬥爭為綱”一直占據著中國大陸的理論核心地位。“階級鬥爭為綱”是文革的魂，是文革的理論基礎。隻有終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才真正標誌著文革的結束。
1956年中共八大的另一個重要嚐試是提出 “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1]，並在黨章中取消了 “毛澤東思想” 作為指導思想的提法，改為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 。但到1959年7月到8月的 “廬山會議” 上，為了無中生有地將彭德懷等人定為反黨集團，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開始大行其道，並提出中共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理論，即後來的 “資產階級在黨內” 的階級鬥爭新觀點。
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伴隨著愈演愈烈，沒有節製的個人崇拜，中共黨內開始不再有通過正常的組織途徑表明不同意見的土壤。任何人，不管職務多高，功勞多大，在政治鬥爭中人身安全失去了最起碼的保障。慘痛的教訓使得結束文革的領導們，痛定思痛，在一九八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設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條文。
而在文革初期成長起來的那批年輕人，當時沒有條件地接受了“階級鬥爭”理論以及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他們熱血澎湃地宣傳這個理論和權威，還自以為是地“捍衛”這個理論和權威，但他們又有多少人理解這個理論和權威的真正含義？
鍾君，是個幹部子弟，他在北京上學，他父母卻在廣東，他實際上就是個廣東人。後來我還和他學了一句字正腔圓的廣東話，唯一的一句，卻是罵人話。文革初，他沒有攪到北大附中純紅五類子女的紅衛兵組織“紅旗戰鬥小組”中去，卻和幾個誌同道合的同學一起出了一個刊物“湘江評論”。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們的刊物就叫“湘江評論”，用的就是毛澤東年輕時創刊的名字。巧合的是，曆史上的“湘江評論”出了五期就被軍閥張敬堯查封，而鍾君等人的“湘江評論”也隻出了五期就被迫停刊，原因我忘了。
他們出“湘江評論”當然是因為崇拜毛澤東。但曆史上“湘江評論”的文章，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不沾邊。毛澤東自己也說它們反映的是資產階級世界觀[2]，但當時除了毛沒人敢如此說。後來在毛去世以後理論界稱那些文章宣揚的是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但毛激進的手筆吸引了當時大量知識分子的目光。而鍾君等人，作為新一代的崇拜者，也預示著他們內心中桀驁不馴的無政府主義傾向。
但對我來說，鍾君等人的作為已足夠讓我肅然起敬的了。那時候我對毛澤東的“湘江評論”頂多就是模模糊糊地聽說過，想都沒想過他年輕時還宣傳過什麽其它的主義。文革初，諾大的全世界活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剩了毛澤東一人，在年輕的我的眼裏，毛寫過的一切都是神聖的。
1969年底我和一批北京學生先行離開洛陽回青海樂都。巧了，同行的有一個鍾君的哥們，王君。他是個高級知識分子的兒子，筆杆子，不自覺地有一副理論家的書生派頭。我們很快熟悉起來，到了廠裏，還住在同一間宿舍好長時間，由此我認識了鍾君，很快就成了無話不可談的朋友，我也開始關注時事政治。
鍾君是管道工，幹活的本事乏善可陳，但嬉笑怒罵皆可成文章。他能時不時給領導出出難題，因為領導在理論上總是說不過他，但同時他又可以和廠裏任何領導嘻嘻哈哈。
由於前麵提到的程德美有製作宣傳畫、刷大標語的本事，廠裏請他脫產在主要廠房的外牆設計和油漆宣傳畫和大標語。結果他和鍾君商量著在最醒目的地方刷上一條“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看著領導明明不喜歡卻又無可奈何的表情，我們在下麵偷偷樂了好幾回。
嬉笑人生，在青海那看不見邊際的悠悠歲月中，點綴了不少輕鬆的時光。鍾君有一句話常掛在嘴邊：天下多少難堪事，全靠一張厚臉皮。
當然鍾君也不可能見天與領導為難，漫長的歲月中總是平凡的日子居多。工作之餘我們常聚在一起，一起在食堂吃飯或幾個人跑到鍾君的宿舍自己改善夥食，一起談天說地，臧否人物，談古論今。說話完全沒有顧慮，隻恨語不驚人。又利用每年單身才有的探親假，加上倒休（平時加班攢下的假期）結伴在回北京之前環遊全國。
我們這幫人，是廠裏人眼中的另類：時常不被人理解，也根本不稀罕別人的理解。我們不抽煙，不好酒，不光不積極 “要求進步”，而且大多連女朋友都不談。但我們又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嬉皮。可以說，除了鍾君，我們在各個班組裏都是幹活的骨幹。兢兢業業，可以說是十年如一日，在廠裏也算是積累了很好的人緣。
我唯一的一次貼近組織是老大不小，想起入團。為什麽入團？人生軌跡，別人有的我也該有了吧。至於入團的作用，按我那朋友王君的話說：就是在別人申請入團的時候能不讓他入。他早在中學時就入團了，有經驗。
在正式加入“組織”之前，要經過群眾評議，而當天對我的評議是和一個申請入黨的人安排在同一個會議中。結果群眾，包括幾個幹部對我的稱讚竟大大多於對那個要求入黨的人。
就在我認為已經沒有懸念的時候，我們當時的團支書找我談話。我本以為是例行公事，他卻突然問了我一個問題：聽說你加入過一個組織叫“光棍委員會”？我蒙了，想了半天，確實似乎也許曾經和幾個朋友開過玩笑，我們本來就是一幫光棍嘛，但那哪是一個組織呀？團支書認真地聽了我的解釋，更認真地讓我回憶當時都有什麽人，我哪記得。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我的入團申請被無限期推遲了。
好久以後即使程德美提醒我，我也沒想起怎麽回事。按程德美的說法，他回北京結婚時，幾個哥們開玩笑地說成立一個“光棍委員會”，向脫離光棍的人提供不用還的“無息貸款”，每人十元，由此幫程湊了一點錢，我已然忘得一幹二淨。事後我好長時間都在糾結：當時我若對團支書的問題一口否認，結果會如何？可關鍵是他又是怎麽知道的呢？要知道此事離我那入團程序時已過了好長時間了。
我再沒有為此事找過團支書或者任何一個幹部，對我來說，這不是什麽生死攸關的事。
下一章：“階級鬥爭”（二）
[2] 1969年4月13日，毛澤東接見 “九大” 各大組長的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