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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青海省，樂都縣，引勝溝
五、幹部子弟（一）
青海農機鍛造廠的北京學生中有不少幹部子弟。部長、副部長級的子女就至少有五位，其中一個人的父親是張學思，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參謀長，張學良的弟弟。我們鈑金組的四個學徒工，除了我全是幹部子弟。
以前在學校裏我一直對同學的家庭背景不甚敏感。軍隊幹部的子女比較明顯，他們在文革前就經常穿父母的舊軍裝上學。而到文革初，突然發現不少從未穿過軍裝的同學也都穿上了軍裝，才知道原來他們都是幹部子女，後來連我們學校為數不多的工人子女也穿上了軍裝。而我們這些無緣軍裝的學生立刻就“另類”了。
幹部子弟，正確說法應該是“革命幹部子女”，即出身於革命幹部家庭的子女。“幹部子弟”在老百姓的頭腦中往往是個含混的概念，特別是百姓們還經常把“幹部子弟”和“高幹子弟”或“老幹部子弟”混為一談。而這在當時北京的中學生圈子裏卻是個絕對不能含糊的大問題。
當時中國的幹部共有二十四個行政級別，一級為最高，一級到十三級為“高幹”，即所謂“高幹十三級”。由於自1949年以來中國沒有建立一套規範化的幹部升遷製度，長期以來幹部級別自五十年代定下後便基本沒有變化。所謂 “革命幹部” ，我不知道有沒有官方的條文規定，以傳於北京中學生圈子裏的說法，凡於19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甚至1947年以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才算革命幹部，而於1942年，甚或1938年以前入黨的才是 “老革命” ， “老幹部” 。我的父親和繼母都是中共黨員，父親1956年入黨，繼母1954年入黨，但他們不屬於任何意義上的 “革命幹部” 成分。
中國共產黨在軍隊和所有“要害”部門的政治甄別篩選製度是一個大課題。解放軍軍隊在五十年代時就清退了一批出身“不好“的幹部，以後在征召入伍軍人時即有嚴格的出身及政治審查（即”政審“）製度，以保證槍杆子絕對不能掌握在非“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革命烈士）出身的人手裏。文革初，這個製度所依據的理論被放大成著名的“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血統論。
文革初，至少北京的幹部子弟對同學間的出身是非常敏感的，他們的行動和組織是嚴格排他的。我在文革前有幾個好朋友是幹部子弟，但在文革初他們就在我身邊消失了，隻有當我的幹部子弟同桌半強迫地向我借自行車時我才知道他們又要出去“革命”了。
1966年8月18日校園裏突然靜了下來，到第二天我才知道那天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從此以後叫響的“紅衛兵”。這還是一個非“紅五類”的同班同學興高采烈地告訴我的。他不知從哪得到的消息，頭一天半夜就跑到天安門廣場去等了。那天是北京各校“紅五類”子女的一次大規模的組織行動，他們淩晨組織起來悄然從學校出發，而我竟然一無所知。
我所接觸的幹部子弟大都勇於任事，對政治敏感，為人行事比較率直。當然也有渾的，還真渾。
我們中學曾有一個叫陳葆昆的圖畫老師，還教過我們，在課堂上他曾驚世駭俗地啟蒙我們這群十三四歲的孩子：美的花瓶之所以美，是因為模仿的是女人的身體曲線。文革初他已經不在學校，據說因欲強行與一個男工友有不正當性行為被判刑三年，監外執行，在一家工廠勞動。
1966年8月中的一天，他被學校的 “革命小將” 用卡車拉回學校。當時我在學校，還看到他一身黑衣黑褲在下車前向圍觀的學生招手。然後他被幾個穿著軍裝的學生圍著往學校教師辦公室的平房走去。然後還沒等我明白怎麽回事時，已見他被那些學生圍成一圈，輪著皮帶打倒在地上。打了好一陣子，他又被拖到辦公室的平房裏去了。傍晚前我再到學校的廣場上時，見到陳一個人躺在沒有噴水的噴水池裏，背靠著噴水的基座，腿浸在池中殘留的水裏，閉著眼睛在喘氣，傍晚就聽說他死了。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到一個垂死之人，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那就是垂死。據說他在辦公室裏時被一個學生在襠裏狠狠踢了一腳。網上說他是北京市第二個被 “紅衛兵” 打死的人[i]。
更渾的是，當時學校裏有一隊被紅衛兵“專政”的學校幹部和教師，被看押的紅衛兵強迫用手去抽打死去的陳葆昆的嘴巴[ii]，害得不止一個老師幾乎神經崩潰。
可悲的是，那些管理所謂“專政隊”，而且下手狠的人不少是低年級的學生，當時十三、四歲而已。有研究者說“在1966年8月中學紅衛兵打人比大學紅衛兵殘酷得多”，並不是說大學紅衛兵對“牛鬼蛇神”的折磨不殘酷，而是低齡的人打起人來更血腥，更無所顧忌。這個研究者得到資料說“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iii]
那些在我們學校裏打人的學生我自己並不認識，肯定沒有我們班的同學。後來一個同班同學告訴我，他在外地曾參加過一次審訊人的拷問，以後再也不參加了。他提到被打的人身上會發出一股特別的臭味。
當然即使是1966年夏天“紅色恐怖”最厲害的時候，也不是所有的幹部子女都喪失人性地瘋狂。當時真正血腥的幹部子女在整個幹部子女中的比例究竟占多少，是一個有意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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