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者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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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到洛陽
我們的學徒生涯主要是在洛陽拖拉機製造廠的鍛造分廠度過的，因為當時的青海農機鍛造廠還隻是圖紙。據上麵提到的文件稱，我們第一年的學徒工不分工種, 每月工資23元，這應該是青海的工資標準。在洛陽當地，如果我沒記錯，第一年學徒工拿16元還是18元。一般學徒三年，出師就可以成為二級工。
當時中國工人實行八級工資製，技術工種最高可達八級。但實際上像其他各行各業一樣，工資長久沒有調整。當時洛陽有一個工人自稱的“10383戰鬥隊”，我問師傅是什麽意思，師傅一笑告訴我：意思是十年三十八塊三：洛陽二級工的工資是三十八塊三毛，十年了，還是二級工，而且在可見的將來，長級的可能性為零。
當時洛陽很多工人是1958年“大躍進”的年代或更早從豫東、豫南和豫北農村進廠的，娶的多是家鄉農村媳婦。從年輕進廠學徒到成家，又養出兩三個甚至更多孩子，都麵臨著相當的生活壓力。當有家屬來城探親時，帶著孩子擠在男單身職工宿舍裏是天經地義。
我那時對物價沒什麽概念。以我們北京101中學學生食堂的經驗看，我們當時學生的夥食費每個月九塊多錢，食堂裏的主食和菜都沒有選擇，大約每個星期吃一次還是兩次肉菜。101中學夥食差在北京我們那一帶是有名的。以此為參照，洛陽學徒工第一年拿到的那每月16或18塊錢，應該主要是隻考慮夥食需求和零星日用品的。我由於有了在北京101中的錘煉，加上青海的工資標準，我每月的工資還能有結餘。但師傅們的日子就不那麽輕鬆了。
有一個外班組的師傅，一次他帶著他一個三、四歲（？）的兒子進廠。吃飯的時候我們都端著飯盒或蹲或坐在在食堂外的馬路邊（河南人慣於蹲著）。他讓他的兒子像狗一樣爬在幾個其他吃飯的師傅們麵前，那些師傅們這個扔一口饃，那個扔一筷子菜，全扔到地上，而那個小家夥就在地上爬來爬去撿著吃，他的父親在一旁看著笑。待到師傅們吃完，這廝拉起他的兒子也心滿意足地走了，他不用操心他兒子的那頓飯了。
我們在洛陽第一次見識了成群結隊進城要飯的農民。拖兒帶女，衣衫襤褸的婦女就或坐或臥在洛陽大街的路旁。大小飯館裏坐著的是食客，站在一旁的都是要飯的孩子。這還是新社會嗎？這種視覺衝擊的效果實在震撼。
開始不少北京學生是帶著鄙夷的態度看他們的，在我們不算幼小但還算純潔的心靈裏，社會主義國家裏隻有懶人才出來要飯，想不勞而獲。我們開始對他們是怒目相視，有的同學還想方戲弄要飯的孩子：把吃剩的菜，佯裝往他們碗裏倒，卻扣到了地上，惹得師傅們相當不高興。我們自己的師傅紛紛鄭重地告誡了我們，我們才換了眼光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些農民。
算是城鄉差別吧，廠裏師傅們經濟上再難，他們的家屬們應該是沒有出來要飯的。但他們農村的家人過得什麽日子呢？
我曾隨我們的一個師兄騎車到過他的家。他是個複員軍人，小小個子，總是笑眯眯的，娶了一個漂亮農村媳婦。他們當時還沒有孩子，也正因為沒有孩子而想要孩子，花了不少錢看病。我們去的那一天正是麥收之前，地裏一片金黃的麥穗，讓人心情極為歡暢。河南是中國著名的產糧大省啊。
師兄的家有幾間房子我完全沒有注意。所注意到的是他和他那漂亮媳婦的屋子布置的還頗有點城裏年輕人新居的味道，挺不錯。但退出他的房門，回頭看到灶台邊的地上鋪了一些草，上麵蓋了一個髒兮兮的單子，我問師兄那是幹嘛的，師兄一臉坦然地告訴我，晚上他妹妹睡在那裏。
吃午飯的時間了，沒在師兄家裏吃。師兄帶我到一個小院，院裏有一個大鍋裏煮的是地瓜幹，沒有桌子，幾個年輕的勞力圍著鍋子。是那種生地瓜切成片曬幹的地瓜幹。我以前吃過熟的紅薯切成條曬成的幹，很好吃。但這裏作為日常食物的地瓜是白薯，不是紅薯，而且是用生地瓜片曬幹的。當地農民不煮熟晾曬，因為煮熟後晾曬的地瓜幹“不出數”。我不知道師兄家自己吃的是什麽，肯定不如這裏，這裏吃的至少是糧食。
我們蹲在鍋邊的地上吃。鍋裏的食物隻能算是地瓜幹“湯”。地瓜幹算是煮熟了，但每片還是原來的模樣。吃進嘴裏，還真不是滋味，因為地瓜幹上黴的壞的部分完全不加甄別淘汰，統統給一鍋燴了。我也算是有過在北京農村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曆練的，但這些作為食物的地瓜幹還真讓我難以下咽。我跟師兄說，地瓜幹壞了，他不以為然，自己吃得鼻頭冒汗，還笑眯眯地勸我再吃一碗。我想起我父親跟我說過，有一次他下鄉，村裏人招待他吃白米飯，他在碗裏吃出個蠍子，就趕緊告訴房東，房東不好意思地接過他的那碗米飯，換了一個碗，然後又從同一個鍋裏重新盛一碗飯給他。而他原來那碗飯，人家撥掉蠍子，照樣吃掉了。人家本來是為了招待城裏貴客才煮的白米飯，才舍不得浪費呢。
河南盛產糧食不假，又是中國主要產麥區，但老百姓吃食中的相當比重是地瓜。我正是在洛陽吃到紅薯麵的饅頭。當時中國百姓的每月口糧都有定量，而定量中的粗糧、細糧又有一定比例。北京的細糧包括一定比例的白麵和一定比例的大米，粗糧主要是玉米麵。河南的大米更少，細糧主要是白麵，粗糧主要是紅薯麵。我已不記得當時粗、細糧的比例，但印象裏洛陽的粗糧比例比北京高。
紅薯麵的饅頭約兩寸見方，紫紅色，吃在嘴裏微甜，微粘，不難吃。我開始吃得還挺高興，由於吃得多，又連續吃，不久就覺得胃裏不斷湧胃酸。以後胃酸多就成了我的常態了。
當時不同工種依據體力強度的高低而有不同的糧食定量。我不知道糧食定量什麽時候定的，但分得挺細。我們小組裏有“鈑金工”，有“鉚工”，鈑金工糧食定量每月41斤，鉚工47斤（相較北京機關幹部，如我父母都是28斤）。
現在一些年輕人恐怕不能理解當時的工人一個月怎麽能吃那麽多糧食。很簡單，如果一個人肚子裏沒有“油水”，所有的定量都是不夠吃的。當時北京每個人食用油的定量是每月半斤，肉、蛋、魚、豆製品、砂糖等等全有限量，多是以每人每月半斤計（若我記憶有誤，請糾正）。當時每家有個“副食本”，憑本排隊購買這些所謂“副食”。那是北京，而其他地方往往不如北京，如遼寧省每人每月隻有三兩油，所以遼寧百姓親切地給文革時主政遼寧的陳錫聯起了個外號叫“陳三兩”。
當然，富裕家庭辦法總多一些，肚裏的油水也總多一些，如“下館子”雖然要糧票，但不要油票和糖票。糧食定量吃不完，於是百姓之間就有一些交換：需要糧食的人拿自己的細糧定量換別人家的粗糧定量，因為粗糧比細糧“出數”，而且有時可以多換來一些粗糧。南方人家拿自己的白麵定量換北方人家的大米定量。1977、78年以後，糧票幹脆可以到“自由市場” 換雞換鴨換小商品。中國人精打細算的優秀品德在這上麵陶冶得淋漓盡致。
注意，這裏所說的糧食定量和“副食”全是城市戶口的人才有的，叫做“商品糧”，和廣大農村中的農民鄉親們無緣。如果收成不好，或賦稅過重，農民的日子就不是一般的苦，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之間的溝壑也不是一般的深。所以如果師傅娶的是農村媳婦的話，等於他的工資和糧食定量都打了折扣。而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一旦“上山下鄉“，就是交出了城市戶口，也等於給他們的家人在經濟上和糧食定量上挖了一個坑（知青按國家規定第一年有國家撥的糧食定量，但隻發一年）。
1968年春節假期我和幾個同學從洛陽步行經新安縣過黃河到山西的垣曲縣去看望一個知青，實際上是找個由頭 “遠足”[1]，整個過程在我的記憶中已成碎片，但幾件事讓我印象深刻：過了黃河進入山西的山區，景色明顯變得荒涼。我們經過一個山溝，天已經晚了，朦朧中隻見幹涸的溝底中有一個個石頭壘成的圍壩似的東西。大約丈餘見方，兩尺多高，一個連著一個，像單條的棋格，順著溝底的走勢可以延綿相當距離。我們當時不知道是什麽東西，後來借住老鄉家才知道，他們那裏缺耕地，來春當山水下來時，那些石壩可以攔些淤土，得以種些什麽。
當晚我們借住在一個農民家，我們問他們能不能打點水洗漱一下，他們很為難，最後端來半盆水。我們一共四個人，洗漱全是它了。房東告訴我們他們那裏缺水，平時全家從早到晚洗漱也就是這樣的半盆水。我不禁向我們那些同學感慨：在這樣的環境下居然還有人煙。
後來我們終於走到目的地的北京知青點，當時隻有一個女知青在。她見到我們格外開心，因為其他知青都回城過年去了，包括我們準備探望的人，而她沒錢回不去。她高興地張羅著給我們做午飯，我們說會付給她錢和糧票的，她還說不要。可過了一會她哭喪著臉回來了，後麵還跟著一個農民大叔。大叔稍微有些激動地跟我們說，他們知青點沒糧了，以前向他們農民借又還不上，不能再借了。我們跟那位大叔說我們會付錢付糧票的，大叔就是不借。那女孩直哭，我們既無奈又無語，最後給她留了點糧票，什麽也沒吃就走了。
[1] 參見程德美《高山反應》p.250
—上山下鄉.2018.02.08
你是一隻飛燕，
地麵就是你的天空，
剪掉你那幻想的翅膀吧，
因為路不在天上，路在腳下！
你是一匹馬駒，
陡坡窪地就是你的疆場，
平坦不能體現你的意誌，
因為磨練是真，跑始於爬！
你不會迷茫，
那是你生命的方向，
緊跟在後向前進，
遠大目標、鬥誌昂揚！
如今你走得很實，
爬上了眼前的山崗，
盡管山花不那麽爛漫，
但，青春無悔…
感恩！好自為之，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