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駁的理由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經常扛著十幾塊貼有毛主席像的木板進行演出。找好場地後，演員圍坐一圈，把主席像摟在懷裏。每一場演出，都有“不愛紅妝愛武裝”的經典節目。當演員的紅纓槍在震天的殺殺殺聲中，不問前後左右，槍槍對準的都是毛主席像。你們說是有意還是無意？那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的反駁盡管使廠領導和公安局的人啞口無言，但，他們還是不放人。
我怕王義想不開，受不了入獄之屈辱而自殺，就想辦法增強他活下去的信心。趁給他送被褥之際，在被子的四個角上都塞上幹艾葉。艾，愛。隻有傳遞這種信息，才能增強他活下去的勇氣。這種自作聰明、為他人著想的做法，讓我在以後的日子裏，吃盡了苦頭。
俗語說，七分幫人是幫人，十分幫人是害人。我這幾乎是十二分的幫助害的是我自己。
在水火不相容的日子裏，我高度緊張，注意傾聽來自窗外各種聲音。第一時間閱讀新貼出來的大字報。幹活時更是拚命，人家扛一捆稻子，我扛兩捆三捆。
我不能露怯，我要堅強。
時間不知不覺就滑過去了。造反派沒能把我送進監獄，我也沒能把王義從監獄中撈出來。等待的日子漫長而又痛苦。
我被徹底的孤立了。沒有人和我說話，我也不搭理任何人。白天，我擺出一副堅強的外殼，晚上，露出我懦弱的本性。
每當天黑，已逐漸平靜下來的支青在各自宿舍裏嘻哈打鬧。我就悄悄地溜出去，到一個沒人地方，開始自我折磨。
我坐在草叢中，眼望東方的月亮或星星喃喃自語 ；“娘啊。您在幹什麽呢？知道我在想您嗎？知道我現在的處境嗎？娘啊。我該怎麽辦啊。”······
沒有人回答我，隻有風吹亂我的長發，隻有昆蟲在草叢中鳴叫。我低聲哼唱起“九一八，九一八，什麽時候才能見到我的爹娘……”淚水汩汩而出，直到唱腔變成哭腔，直到一頭撞到地上，昏厥過去，直到寒冷的邊疆之風又把我吹醒，我才起身搖搖晃晃地走回宿舍。
現在想想，還有點後怕，萬一醒不過來，不就成了屈死鬼了嗎？同時還有一點遺憾，如果那時死了，後來的罪不就不受了嗎？
第二十三章 在馬場的日子
同年的五六月份吧，上級又把我們這支小分隊調到天山山窩裏的馬場。隻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不走留在了奶牛場。我隨小隊進了山。
馬場的條件差極了。交通不便，從馬場到伊寧市有半天的汽車路程，而且不通公交車。馬場有輛大卡車，經常去伊寧市拉物質。馬場在伊寧市設有辦事處，到伊寧市去辦事都是坐這輛大卡車來回。說是馬場，其實沒有多少馬。種馬的交配、飼養在另外的地方。我們幹的是農活。
我身體一直不好，這裏海拔又高，加上精神上的壓力，虛弱的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沒人過問我，沒有人搭理我。也沒有人叫我去幹活。我已崩潰，已麻木，就像個行屍走肉，整天混混噩噩。我現在都記不清那幾個月怎麽度過來的。
我瘦弱得身子打晃，多走幾步路就氣喘籲籲。一米五五的個頭，八十斤的體重，躺在床上，蓋上被子，別人竟看不出被子底下有人。我早就沒有了在奶牛場激發出來的那股不服輸的勇氣。每天隻是發呆、流淚。機械的重複著生存的必須。
我感到自己快不行了，求生的本能讓我作出決定——請假去伊寧市看病。
大卡車的車廂我爬不上去，好心司機讓我坐到駕駛室裏。
我在伊犁反修醫院掛水，共五天。其實也沒有大病，就是衰竭地打晃。沒錢住旅社，就到原單位奶牛場去借宿。在當初堅決不去馬場的知青中，有王俠王玉姐妹倆。我就在她們宿舍裏住了四個晚上。點滴掛完，我的錢也花光了，清點一下，還剩一角兩分錢。
我去馬場辦事處，被告知，馬場的卡車不知什麽時候來。
我慌了，這一角二分錢勉強夠一頓飯錢，那以後呢？總不能去乞討吧。我想到了借。但，即使借，也得有地方去借。在伊寧市我一個熟人都沒有。在王俠王玉那兒住了幾個晚上，她們已表現出不耐煩。再向她們借錢，她們會借給我嗎？突然，我想到了祝禪仁。在我們剛進連隊時，他經常召集我們小隊長開會。還經常拿著二胡到我們的宿舍去拉。
開他的批鬥會時，他老老實實低頭認錯。開完會，他和那些批鬥他的人有說有笑，沒有一點隔閡。我對他的大度很敬佩。聽說他在伊寧市住院切割扁桃體，找他去借錢，估計沒問題。
我用一角二分錢買了包藕粉，去了反修醫院。
反修醫院，一樓13床。祝禪仁平躺在病床上，兩眼望著天花板發呆。我走到他的床前，輕輕地喊了聲：“祝幹事。”他轉頭看到是我，一臉的驚喜，連忙翻身下床拉來一把椅子讓我坐下。他自己坐在床沿上激動地說：“你是第一個來看望我的人，我姐姐都沒有來。”接著，他就天南海北的侃起來。從奶牛場說到他的家鄉，又從家鄉說到他的家 ，說他的爺爺如何從牛蹄印窩裏抓樹葉······直到護士進來嗬斥他：
“昨天手術時不就告訴你了嗎。術後不能說過多的話。躺回床上去。”
我自始至終沒說一句話，隻是靜靜地聽。聽到護士的責備，看到他乖乖地躺回床上，有點想笑，又有點難為情，可我借錢的目的沒達到，還不能走。
我的腦子飛快地旋轉——怎樣才能提起借錢的話頭？。
躺回病床上的祝禪仁的嘴巴並沒有閑著，他繼續說。說他姐姐的孩子多麽可愛。說他姐夫如何參軍入黨。說他為了這次手術把錢都花光了……
聽到這兒，我絕望了。人家已經沒有錢了，怎麽再提借錢之事？後邊他又說了些什麽我已沒有心思去聽，找個理由離開了他。
無比沮喪的我回到辦事處卻聽到一個好消息，明天上午馬場的卡車來拉配件，下午就返回馬場。
我想，餓兩頓飯沒關係，不用再去借錢了。一絲安慰湧向心頭，頓時精神了許多。
五、六月份的伊犁已不冷，我在辦事處的長凳子上對付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站在辦事處的大門口向卡車來的方向張望。
“你還沒走？”身後突然傳來詢問聲。轉臉望去，原來是祝禪仁祝幹事。他接著說：“早知道你沒走，我給你寫的信就不投入信筒裏，直接交給你就好了。”
我沒問什麽信，什麽內容，隻是感到有點奇怪。
回馬場的第五天，我收到了祝禪仁的信。疑疑惑惑地打開，字體倒挺遒勁，信的開頭就說：“你走了以後，我想了好久，最後決定，我要你……”
一瞬間，腦子裏一片空白。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這三個字填滿了腦海。
這不像是求愛或求婚信，到像個通知書。
管不了那麽多啦。我像一個溺水之人抓住一個救生圈，求生本能讓我做出決定：嫁。
我也想過了，王義對我的滴水之恩，我也做到“湧泉相報”了。我不欠他什麽。再說，我和王義之間，連手都沒拉過，他隻是一廂情願。直到他被捕，我對他都沒有任何承諾。現在，我的病體，我的境地，我崩潰的神經，都需要一個有力的手臂來支撐。何況祝的外貌端正，品德也可以。我在無人問津的情況下，有什麽理由挑三揀四。
第二天，我把同意嫁給他的回信寫好寄走了。祝很快就回了信，說想把我調回奶牛場，征求我的意見。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信發走後，靜等祝來馬場辦理遷調手續。
祝還沒來到，王義卻來到了馬場。那是1967年6月底的一個傍晚，我正在宿舍裏吃晚飯，忽聽外邊有人喊：王義回來了。王義回來了。隨著喊聲，王義推開門走了進來。我放下飯碗，站起。
不瞞大家說，如果沒有對祝的承諾，沒有離開王義的決心，悲喜交加的我，可能會放聲大哭。我為這個男人付出的太多太多。
我站在哪兒沒有動，甚至連激動的表情都沒有，我隻是靜靜地站著。王義又向前走了一步，輕聲說：“我回來了，無罪釋放。”我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坐下。王義拉了個凳子也坐了下來。
他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我的臉。我對王義說：“王義，我為你，也算盡力了，你以前對我幫助和照顧，我也算報答完了。你好自為之。我們分手吧。”
王義倒也冷靜，說了句：“好吧。”又趕忙補充了一句“先跟我回奶牛場，這個地方不適合你。”我想到祝禪仁在奶牛場還等著我。我答應了王義。
第二天，我和王義一起坐馬場的拉貨卡車到了伊寧市，回到了奶牛場。
現在想想，真是可笑，已經二十多歲的我，怎麽還那麽幼稚。既然對王義提出分手，幹嘛還要跟他一起回奶牛場？就在馬場等著祝來辦手續就是了。
這給支青造成一個錯覺：我和王義的婚事，鐵定了。又有誰知道我心另有所屬？誰又能把愛情和友情分得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