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場裏就是什麽事都會發生，好的、壞的、匪夷所思的，「讓你不得不更看開一點，你得明白人生就是這樣。」
不是作家
太陽還沒有升起，這是梁弄鎮近來最冷的一刻。然而擺攤的人仍要擺攤。就在菜場外，有點擁擠的丁字路口，被藥房、生煎、炒貨、糧油和五金店團團圍住，陳慧和她的攤位看著都是小小一個。
但這個小百貨攤有自我彰顯的能力——定做的小推車，能承兩百多斤貨，從熱水瓶塞到小板凳，你能想到的日用品無所不有，大件的放車鬥，小件的掛車邊，枝枝蔓蔓，五顏六色。暢銷品跟著季節變換，冬天是洗衣手套，夏天是蒼蠅紙和蚊香盤。打火機一年四季都好賣，因為「老太公、老太太們要吃香煙、燒大灶和禮佛點香」。
老太公、老太太們都親近陳慧，不買東西也要來攀談，送她自家的農產品，關心她，「昨天怎麽沒來擺攤？」她回答，「出門辦事啦！」她去了趟洗手間，錯過了幾單生意，回來後安慰我，不用怕，人一準會再來，該她的生意絕跑不了。她擺攤二十年了，她說大家就認她，菜場裏流傳一句話，「阿三是不會騙人的。」阿三是她的小名，她是家裏第三個孩子。
太陽出來了。一連賣出了鋼絲球、打火機和幾隻紅包，她有些戲劇性地衝天叫：「工作使我快樂！」在菜場的人群裏，她常常覺得亢奮。
天不那麽冷了。她脫下羽絨帽，一個戴眼鏡兒的年輕人突然湊過來問，你是陳慧嗎？她一怔，馬上否認，誰是陳慧？我是阿三。語氣有點反感。
這個年輕人「不是菜場裏的」，是「外頭的」——隻有外頭的人喜歡叫她陳慧——因為他們當她是個作家，盡管她自己不當，「我隻能說是個寫作者」。
在梁弄之外，她以「菜場作家」的身份為人所知。許多過往報道記錄了她的故事：生在江蘇如皋，3歲被送養，14歲回到生身家庭，23歲得了終身難愈的大病，到浙江小姨家養病，27歲時經人介紹與本地人結婚。婚後的生活不幸福，物質與精神都很匱乏。兒子出生九個月後，為改善經濟，她到菜場擺攤；又過了四年，想排解苦悶，她開始寫作。後來她被餘姚宣傳部引薦，到今天出了五本書。她在40歲時離婚。
2017年，寧波出版社的編輯苗梁婕接到陳慧的書稿，讀到的第一個故事是《安慶小叔》，陳慧寫一位活了六十八年、「極少有不發愣的時刻」的親戚家叔叔，寫他如何度過潦草的一生。這份稿子是餘姚宣傳部推薦來的，以往出版社很少做此類書的市場化發行，但這次，苗梁婕決定試一試——稿子裏的許多故事平實，語言甚至有點粗糲，「但『嘣』一下就打中了你」。
陳慧習慣寫身邊人，菜場裏的、家族中的。也描寫過一些痛苦的婚姻：家庭裏男女的衣服不許放在一個盆裏清洗；做兒媳的永遠沒有煤氣灶的使用權，做不了一頓自己愛吃的飯；丈夫在市裏工作，隻有周末回家——回家了也不貼心，妻子覺得「自己正被無處不在的孤獨裹緊」……
然而讀她的文章，第一知覺從來不會是痛苦。苗梁婕說，陳慧的文字很「脆」，讀著像咀嚼生菜，沒有苦味。她隻是在講述。
第一次在書店辦讀書分享會，苗梁婕擔心陳慧怯場，「其實完全是多餘的」。陳慧全程都很從容，談吐聲洪亮。她事後說，她絕不緊張——怎麽會緊張？讀書會人再多，能有菜場人多嗎？
她做人和文風一樣，「脆生生的。」苗梁婕說。
之後她們又一起出過兩本書。在對接編稿和出版時，陳慧是撒手型的，什麽都是「那就你去弄吧」。比起聊做書的細節，她更感興趣的是請苗梁婕到家裏吃飯時，一定要弄隻土雞嚐嚐，「她沒有把作家的身份很當回事」。
「什麽是作家？餘華和莫言是作家，我怎麽能算作家？」陳慧對我說。
有的人一定要當她是作家，她知道多數是好意，但也引發過不快。比如那位忽然出現在菜場的年輕人，也比如，這兩年，常常有奇怪的中年男性要加她的微信，來自五湖四海，「千裏迢迢要來和我談文學」。有人給她發私信說，你下次如果開直播，能不能打電話叫我？更冒失的人，男女都有，一聲招呼不打，「直接衝到我家來，我當時還在床上午睡」。她越說越氣。這些人最後都被她轟走了。
但偶遇是可以接受的。到了快十點鍾，菜場人少了，她收拾著預備下班。迎麵來了幾個女孩，已經擦身而過，又返回來，小心翼翼地問，你是不是陳慧老師？這次，她爽快地說是。又問明了她們是湖州來的遊客，主動與她們合影、簽名，推薦她們去附近的四明湖遊玩。
「像你們這樣逛街遇到了我，我是很歡迎的。但陌生人來敲我門我就會生氣……我這樣一說你們就能理解，我不是那種不近人情的人。」她環視菜場，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愛憎分明：不要以為作家這個標簽多了不起，小販、作家是完全平等的，「一樣要在菜場裏買菜吃」。那麽有些人幹嘛拿著她的作家標簽，來幹擾她的小販生活？
繼續推車前行，沿途賣魚的、賣肉的攤主都和她打招呼，「回去啦？」幾個老人急匆匆地攔住她，要買打火機。她的心情越來越好，再次高呼，「我愛工作！」脆聲大笑起來。
二月初，這是我們第一天見麵，她向我開宗明義，她不想細談疾病與婚姻，也不希望自己有副苦情麵孔，「不要把我寫成那種低到泥裏的、婚姻和生活都極度悲慘的人，然後是寫作升華了我——這是一種很低劣的寫法」。痛苦切實存在過，但那是「難以改變的事」和「過去了的事」。她也不聊風花雪月，「我隻講生活的真相」。
陳慧
生活是不浪漫的
收完攤，她帶我去看生活的真相。她和兒子住在離鎮不遠的村裏，是向南開門的一座平房，朝著小溪，再往遠去是群山。
搬入這座房子以前，她和公婆共居了九年，不願回首的一段時光。
她用一個凝練的故事來描述：首先，她在那個家是不能用灶台的。有一天，孩子的奶奶做了一碗火腿，她覺得挺好吃，多吃了兩塊。孩子奶奶發現了，走過來把火腿端走了。孩子爸爸看在眼裏，很沉默了一陣，才問她是不是要吃，又給她端了回來。但她後來一口沒吃——從那時起，她決定從那個家離開，哪怕隻是為了「吃上一碗自己想吃的菜」。
2013年，這座新房落成，她幾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積蓄，老家的姐姐也給了幫襯，「就是不顧一切地想要蓋它」。
是個兩室一廳，小狗睡在門廊裏，沒有電視機，兩三個矮櫃放書，一個簡單的家。但這是她的地方，她很花心思。沙發邊擺了一道屏風做隔斷。被套是自己用舊衣服縫的，拚花格紋的款式，她上職高學過縫紉。門外有口浴缸，從上個家裏拖來的，填土種了一盆蔥，炒菜隨取隨用。她不種花，「（種花）當不了飯吃」。她類比道，菜場裏賣魚、賣肉的女性，沒有誰家是養多肉的。
出名以後，一些媒體朋友來到她的家裏，試圖找出文藝元素。有人問她，冰箱上那張寫著「親愛的自己，對不起，謝謝你，我愛你」的貼紙，是不是對她有特殊含義？她說不是，是出版社編輯送的。有人跟著她出攤，看她推車上插著色彩絢爛的風車，問她是故意放這兒逗自己開心的嗎？她說不是，是賣給小孩子賺錢的。
「總對我有些浪漫化想象。」她說，但生活是不浪漫的。從前好多次，為了搶一個好攤位，她趁夜出行，被野狗追，被尖叫的貓頭鷹驚嚇。剛開始擺攤她不會講本地話，又是個年輕女人，經常挨白眼，也受了不少罵，「你隻能含淚和人家說對不起」。其實起初她根本不喜歡擺攤，她是沒得選，「要麽進工廠，但工時長，我身體受不了，孩子也小沒人帶——我要賺錢，也要保全自己和孩子」。
我問她，如果有得選，你會去做什麽工作？——這顯然也是浪漫化的提問。
她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她說她不幻想，幻想沒有意義。曾有文藝界的朋友邀請她看《出走的決心》和《好東西》，她都沒去，「那是電影裏才有的東西，哪一個離婚的女的過得那麽好，還有小鮮肉來追？」她不相信，或者說，這不是她識別過的生活，「所以不要叫我看這些，我的精力要直接指向生活的本質。不本質的東西，有可能把女孩帶壞。」
有些單親媽媽在網上把她當樹洞，傾吐自己離婚後過得很艱難，「我直接就跟她說，你離婚之前沒想過嗎？如果你離婚了以後，過得沒有比在婚姻裏好的話，你離婚的意義和價值在哪裏？如果離開這個男人，你成為真正獨立的個體，那我佩服你的本事——但不是每個女孩都是千裏馬，你知道嗎？」
手頭拮據時陳慧用舊衣服縫的被套
她舉例這些年來在村鎮上認識的單親媽媽，有的媽媽一直帶著孩子租房住，有的媽媽遠走他鄉或者重組家庭，孩子無人照管，「像我們這樣母子在一起的，有自己的房子、能自給自足的，至少我身邊沒有」。
「經常有人和我說，有些女性在婚姻裏受了那麽多苦，她們為什麽不走出來？為什麽這麽窩囊？但你是個外人，你不會清楚她的真實處境。」她說永遠不要苛責弱者。
她自己也是，結婚第一年就想過離婚。雖是有些賭氣性質的，此後這個念頭又無數次冒出。但她在許多年裏做不到，「孩子太小，我是個病人，又沒有自己的房子住，出去租房子，一旦病倒了，被房東趕出去死在街頭也說不定」。
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說的話，並非所有人都愛聽。有時她在大學裏做讀書會，發現「底下的一半學生，從頭到尾都在玩手機」。這也正常，她相信自己的讀者受眾更多是「結了婚以後的人」，而年輕人或許對她有別樣的期待。
比如在幾場交流活動裏，有女孩向她推薦女性主義的書籍，「我跟她說我不以性別看人心，對我來說，人性和善惡不分性別。」
也比如去年底，她錄製《岩中花述》，講自己童年被抱養到另一個家庭做「領弟」，真招來了一個弟弟，但父母並非重男輕女，父母對自己極好，「家裏有一個餅，一定是等分成幾份，每個孩子都能吃到的。」她也講起兩邊父母的婚姻，不算完全美滿，也算各取所需。
一些評論認為她的觀念舊，她不在乎，她說她的話不是講給精英女性聽的，那不是她所處的世界。
在她的世界裏，她最佩服的是小姨。小姨和她一樣從蘇中嫁到浙東來，「公公婆婆一開始對她也不友好。」但小姨聰慧、隱忍，很少抱怨。小姨是鎮上第一個賣糖炒栗子的人，還幹過許多能事，慢慢掌握了家庭話語權。她為婚姻生活絕望時，小姨幾乎是她唯一的傾訴對象。小姨讓她信命，「命中注定你就該這樣，先接受，再想著改變。」一開始她也不信，「但你最後不得不信。」
最後，在她的世界裏，隻有生活，「沒有粉紅泡泡」。
談論這些時，她正在忙我們的午飯。其中有一道小青菜，是今天一大早，鄉親剛從地裏摘了送給她的，「不是大棚菜」。她說這是真正的好東西。
我嚐試總結，「你是沒法脫開生活的一個人。」
她立刻認同，「沒法脫開生活，因為我的條件不允許我脫開生活。」
最典型的事實是，寫作不是她的選擇，寫作是生活的結果——如果上一段婚姻不那麽失敗，她大約不會蓋這座房子，也不會搞寫作。「有一個好男人，我天天還寫什麽，開心就行，開心就行，每天給他做飯，夫妻倆有時候說說話……」和時興的話完全相反，她「寧可麻木，不要痛苦」。
所以寫作對她沒有那麽重要，寫作排在一切「生活」之後，更要緊的是擺攤、吃飯和睡覺。她每天都要吃藥，需要充足的睡眠維係狀態，每天午睡兩小時為好。
這個下午，陳慧照例又睡下了。她的兒子暄暄帶我去附近的水庫散步。
兩山夾著風，吹得人鼓鼓的。暄暄剛過二十歲，擁有許多青年人的心事——讀的專業不好找工作，哪個同學談了朋友，媽媽鼓勵自己去戀愛，他當然也是向往的，然而總覺得在當下談愛有點奢侈……
他幾乎沒有讀過媽媽寫的書，「因為太熟悉了，都是身邊的人和事」。他喜歡讀東野圭吾，覺得推理小說呈現出的世界更緊張、更現實。但他一直記得媽媽寫作的畫麵，還是在他讀幼兒園的時候，她拿回一台電腦敲敲打打，他當時就被放在她旁邊。
他知道媽媽過去的痛苦「很大程度是和爸爸結了婚」，現在媽媽是否變得更快樂，他說不好。他隻覺得媽媽辛苦，「我一定做不到她那樣。」他舉例子，上回放暑假，他做了一段時間外賣騎手，「累得差點抑鬱」。於是辭掉了，轉到肯德基打工，輕鬆了不少。媽媽知道後很不高興，認為他沒有恒心。他認為她太較真、太著急了。
有時候媽媽又有點小孩子心性。她喜歡養狗，平時，她對狗「就像對幼兒園裏的小朋友」，他模仿她那極親熱的口吻，「乖不乖呀？」他覺得這太幼稚了，「村裏的叔叔阿姨沒有這樣的」。
好多年前，媽媽在菜場看到一條很小很小的魚，「覺得它好看，有眼緣，不忍心它被殺掉」。就花了90塊錢買下來，帶到水庫放生了。
這些行為他不理解，又好像理解，「可能是媽媽生活裏的小喘息」。
陳慧馮雨昕 攝
另一種出走
我在梁弄的第二天，陳慧沒有出攤，她要趕早去30多公裏外的泗門鎮，取回一些租房時留下的東西。去年，她在泗門租住了四個月。這件事說來話長，總之，「也算一種出走」。
起點是2021年，她傷了腰，無法再去菜場。兒子在上寄宿學校，她「燒一鍋稀飯管一天兩頓」，其餘時間隻能躺床上。她突然就「不能快樂了」。
過去一切有意義的事，擺攤、持家，現在都沒有意義了，「我一個對賺錢充滿熱愛的人，連錢都不想賺了」。難道就這樣過一輩子、一點改變都不能發生嗎？和從前想蓋房子一樣，這次是不顧一切地想走開。
但走開也不是件冒粉紅泡泡的事，怎麽走是個大問題。她沒出過遠門，不知道能去哪裏。跟旅行團出去也不好，一轉眼花掉幾千、幾萬塊，對她而言「空洞、無意義」。想來想去，最好是和蜂農出去——為養生，她常年喝蜂王漿，知道蜂農要不斷遷移，追趕花期。
經熟人介紹，她結識了一對蜂農夫妻，對方答應帶她同行四個月。時間上正好，短了不足以構成逃離，長了「不現實」。還是那些原因，她身體不好，還有兒子要養。
買了充電寶、帳篷、二手筆記本電腦和雜七雜八的其他裝備，花了將近5000塊。另外答應每個月給蜂農夫妻900塊。這就是所有的成本了。
因為疫情的原因，這場「追花」之行耽擱了兩年。他們在2023年春天出發，走走停停，一路北上，最遠到了遼寧。不趕路的時候，蜂農夫妻做蜂王漿，她在帳篷裏寫作，也幫著洗涮做飯。
陳慧跟著蜂農夫妻倆在山東
很容易為這段出行賦予更高遠的意義，但陳慧記得的都是小事。她被蜜蜂蜇成過香腸嘴，解手要扛著鐵鍬去樹林裏挖坑。挨著省道搭帳篷睡覺，貨車開過，地動山搖。還有一次，駐地外被村民傾倒了糞肥，引來滿帳的蒼蠅。
但那陣子她找回了快樂。托蜜蜂的福，她見著了油菜、紫雲英、洋槐、草花……都是滿山遍野的美麗，書上才有的場景。最高興的事是在各地趕大集，在東台吃了魚湯麵，在大連吃了櫻桃和鹵菜，再往北方去，吃最地道的手工水餃。對比起來，過去的日子都緊繃繃的，她45歲的人生第一次放了個假。
而後像開啟了連鎖反應。2024年秋天，她單摩騎行兩天，走了758公裏去安徽闞瞳鎮，在一位中醫朋友家借住了近一個月，每天紮針、調理身體。2025年春天，那位朋友應聘到了梁弄邊上的泗門鎮一家診所，她「幹脆也跑過去做點事」，在診所為講方言的本地病人當「翻譯」，不拿錢，純義務性的兼職。她在當地租了個平房，一個月三百塊，「又是體驗另一種生活」。這段經驗，她要寫到下一本書裏。
說不清那些衝動——去治病是真的，想散心也是真的。在《極晝》的一篇報道裏，她說，在「追花」結束之後，她就預見到生活產生了質性變化：「我知道有一天那種無聊、迷茫的心情可能還會出現，它會像漩渦一樣不斷變大，所以隻要它出現一點苗頭，我就要想辦法把它破掉。」
無聊與迷茫的本質是什麽？她不避諱告訴任何人——是孤獨。
很多年前就有跡象了，那時陳慧定期去餘姚南門市場進貨，順便到沈春兒的單位蹭飯。沈春兒是餘姚作協會員、舜江文苑論壇版主，陳慧總稱呼她「恩師」，是陳慧最早的伯樂，或許也是第一個體察到陳慧心境的人，「我常常鼓勵她出去走走……每天局限在菜場與家之間，特別是下午和晚上，沒有聊天的人，沒有可以參與的娛樂活動，除了看書寫東西，就再也沒有別的快樂了。」
孤獨有過它的尖峰時刻，比如她腰傷獨自臥床時，兩室一廳成了座孤島——她覺得「孤島」是個老套的比方，更切合的說法是，她熟悉孤獨的每一根汗毛。不想點法子簡直要窒息，她必須往外走。
但更多時候，作為一個獨身的外鄉人，孤獨是鈍性的。尤其是孩子外出上學後，「每天就在家聽著自己拖鞋走動的聲音，聽著自己吃飯吧唧嘴的聲音」。門外還有小溪的聲音，偶爾狗叫幾聲，其餘都是寧靜——寧靜得過分了。可這是生活原本的麵貌，她無法徹底走脫。
當寫作和出走都不夠為解藥，有時她會想到愛情。
她不幻想愛情，但她讚美愛情，「你至少不會總是一個人」。她參加一些文藝活動，發現年輕人不提倡愛情了，「我不怕被年輕人罵」。她建議年輕人可以不結婚，但去談談戀愛。
她是那種最傳統的女性，結婚之前沒有談過戀愛——年紀小，那個年代也不興談愛。結婚後才意識到自己有感情需求，但她想得簡單，「覺得我會好好做一個妻子，覺得我對他好，他也應該對我好，人心換人心，不就是這樣的？我總以為我們感情好了，也像普通的柴米夫妻一樣，錢夠用就行了。」後來婚姻頻現危機，再怎麽吵，她「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婚姻的建設……比如我一直在買冰箱，買空調，買家裏所有需要的東西，包括後來蓋了新房子。如果真的想離開的人，是不會這樣給家裏人添東西的。我一直希望把家庭維護下來」。可惜事與願違。
關於過去的婚姻與家庭，她不恨，也不原諒。但她為「這輩子沒談過戀愛」而遺憾——她喜歡話少、沉穩的男人，比如《人世間》裏的周秉昆。她其實有過接近愛情的時刻，「但時間不對」。因此沒做任何推進，隻能懷念。
這幾年，幾乎所有人都建議她再找一個，她覺得不成，因為不抱幻想，「愛情一般隻發生在年輕、健康的身體上。」
但她旋即說起她最理想的愛情關係，含點矛盾意味，都是她在菜場見到的：一個「很其貌不揚」的男人，每天買菜都順帶陪病妻散步，妻子吃藥把臉都吃腫了；一個老頭得了帕金森，「口水都要流下來的」，老太每天用輪椅推著他來買菜，老頭因病脾氣變得很壞，老太卻總是很耐心，「老太說老頭年輕時賺錢、做家務，很顧家裏，所以即使他老了、成了這個樣子，她也願意包容。」
「如果一方生病了，另一方不離不棄，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關係，因為別的東西都是假的。」
又是一種事與願違。她從小「認認真真，是那種不需要費心的孩子」，不逃課，不打架，不惹是生非。長大了也一樣，她不爭強。可出了名，她被推崇為獨立女性，「有人希望自己是強悍的，我沒有這樣的想法，我是被生活推上來的，我就希望可以依賴」。
她用伍爾夫的名言打比方，「伍爾夫說女性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女性要獲得一間房，這首先是很難的。」也暗合她的經曆，「你有了這間房以後，如何保持它的條理？如何讓你住在裏麵不孤獨？這都是很難的事情。」至少比說漂亮話要難。
所以，終於有了這間獨屬於自己的房子後，生活愉快嗎？陳慧認為恰當的評價是「不悲不喜」。
關於愉快生活的範式，她講起家裏的小狗們。
她養過三條狗，第一條被馬路上的來車壓死了；第二條中過兩次毒，第一次打吊針救了回來，第二次沒挺過去——在當地農村，毒狗、偷狗的事時有發生。為這些，有人建議她拴著狗。
她猶豫過，但最終認為不妥：城裏的狗才要拴，村裏的狗應有它的自由，「趁還活著時，去田裏奔跑，去交友或者打架，去按它的本能生活」。
第三條狗叫小安。前幾天，小安忽然遍體鱗傷地回到家裏。她幫它洗澡、處理傷口，又買了布洛芬給它吃，它很快恢複如初。
小安在村裏的狗緣很不錯，經常和隔壁的「小花」、「小白」傍地走——她猜它是外出求偶，被村外的公狗給揍了。多好、多熱鬧的生活啊！她想小安一定不孤獨。
陳慧的摩托車馮雨昕 攝
在菜場的人不孤獨
還是要回到菜場，菜場是陳慧的緩衝地帶。
每天都一樣，人從七點後多起來，過了八點，周邊的馬路就要塞車了。人聲、音響和汽車喇叭，吵起來簡直沒完，總要十點後才逐漸安靜。沾了這一上午的熱氣，她就能回去應付下午和夜晚的冷清。
又一個菜場的早晨，到達老地方時，一輛電動三輪已經占了陳慧的位置。她沒說什麽，上去就推，馬上有個蔬菜攤的老人起身阻攔。她們交流了幾句本地話，頗有點交鋒的意思，然後車被推走了。
「不能多問，問了反而不會有人睬你。也不能顯一點軟，你一軟更沒有人讓你。」她教我，這是菜場的人情世故。
過了會兒，她主動走到老人的攤頭，買下幾棵蔬菜——老人今天還沒來生意，得給她「開個秤」，「我一買，她立刻說也要來買我的東西，我說不用，我們不是為了交換。」這也是菜場的人情世故。
如果生活更好一些，她或許不會寫作。而一個情感充沛的人在菜場呆久了，很難不寫作——小鎮的菜場從來不隻有田園牧歌，它有它辛辣、複雜甚至愛恨熱烈的一麵。
前幾年她去追花，菜場裏盛傳過她跟蜂農私奔的消息。有女記者、女編輯之類的新麵孔來菜場找她，也引得人和她打探，找好兒媳婦了？「不認識的女人出現了，不是媳婦，就是姘頭。」
最新的謠言是她賺了4000萬，從網上傳起來的，菜場裏的人也津津樂道。又有人來問，嚴肅地解釋顯然有點徒勞，她幹脆也開玩笑：預備拿2000萬出來，買市區的店鋪，再買兩套房子；剩下1000多萬，留一部分養老錢，一部分捐到養老院，還有的發給幫過自己的人。每個人發多少？「按照對我好的程度，多起來100萬也有可能。」
過去才不能這樣遊刃有餘。最早的時候，她總是窘迫，甚至張不開嘴叫賣。後來網購興起了，擺攤的生意差了一半，再沉默就不行了。比如在冬天，新進了切冬筍的菜刀，她握在手裏喊兩句，發現一早上能多賣十幾二十把。當然，那時候她已經擺攤好幾年了，也學會了本地話。
大概也是那時候開始有點喜歡擺攤了？至少從心理上接受了，「不覺得自己丟人了。」也因為她終於能夠融入。
賣蔬菜的老人們都依賴她。她們攤頭上的收款二維碼往往是兒子、兒媳的，「小輩們收到錢不一定會給你」。於是遇到沒現錢的客人，她們就引到她那裏手機支付，她再兌出相應的現金還給她們。
菜市場的路邊原本不讓做生意，市場管理人員念著情，管得鬆一些，容她和幾個老太太擺攤。她會確保攤位貼著牆角，絕不造成交通擁堵，「別人給你行了方便，你要識相，不能有恃無恐。」
藥房的大姐替她收快遞。維修電器的大爺腦梗了，原本已經關張，一聽說她家的茶壺壞了，又叫她一定拿過來修。
斜對角修鞋攤上的大哥和她常有業務往來，她修鞋子，他買鞋油。她送給他一本自己的書，和菜場的其他人一樣，他對她的書作不出太多評價。但他會留心她是否按時出現，「有時候她幾天不上街來，我就要發微信問她怎麽不來。」
所以她離不開菜場，不下雨，不外出，也不生病的日子裏，她都要來，「在這裏工作我不僅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情緒價值到位了，我給別人提供一些，別人也給我提供一些。」在菜場的人不孤獨。
她對自己的健康不算樂觀，「我現在有兩個任務，一是在孩子畢業後盡量給他湊個首付，二是不走在父母前麵。別的就不考慮了。」
但在菜場久了，她知道生死一樣平常。
菜場門口的路上經常走過白事隊伍，凡是捧著照片的，她都要過去看一眼，「大多數臉是熟悉的」。有個同在菜場做生意的男的，頭一天早上他們還說過話，第二天就聽說他死了。「夜裏12點多去進貨，撞到一輛工程車的車肚子下麵去了。」據說他還清醒的時候，請路過的人把自己車上的幾包基圍蝦帶回去，因為第二天要賣，「他沒認為自己會死」。
菜場裏就是什麽事都會發生，好的、壞的、匪夷所思的，「讓你不得不更看開一點，你得明白人生就是這樣」。
這天是臘月二十三，當地人迎灶王爺的日子，滿大街支起現包湯圓的小攤，豆沙餡和芝麻餡的，「讓灶王爺吃了上天說好話」。來菜場采購的人也尤其多，運動會一樣的場麵。陳慧的攤前一度排起了隊，她又感到快樂了，幾乎陶醉地說，「我愛菜場，工作使我快樂！」
「在這裏我可以笑，誰讓我不高興我就可以不理誰。你可以不理你的老板嗎？我哪天不想來就不來，我想回娘家收拾行李就能走，我沒有任何KPI——不管生活如不如意，不管我能不能擺脫，我一定要在裏麵找到一個讓自己舒服的姿勢對吧？」
如她所說，她是一個精於生活的人，「我靠擺個小攤也可以把生活過成這個樣子——我今天吃了香幹，明天就吃豆腐；買了個茄子，那還要買個葷菜。反正每天不能一樣。所以至少我不缺什麽，家裏來人了，我也可以體體麵麵地招待。」日常瑣事她也都理順了，「像我去餘姚市裏進貨，我就不會隻為進貨。我可能先去看望一個朋友，然後去批發市場把貨拿好，再去衣服店裏買條褲子。我要把這三件事都規劃好。」
這麽看的話，她說，生活夠好了。她又大笑起來。
來客慢慢散去。她戴上耳機，開始放鳳凰傳奇的《全是愛》，跟跳了一段操，旁人看著像啞劇。但沒有人表示奇怪，「大家看習慣了」。太早到菜場、人還太少的時候，或者一個人很孤獨的時候，她也喜歡唱歌。她唱了一段《將進酒》給我聽，咿咿呀呀的，胡琴式的嗓音。
跳操，唱歌，悲喜與玩笑話，菜場接納了她的一切。或許她還會「往外麵走一走」，但她也「一定會回來」。菜場無所謂她是不是作家，這裏有純粹而永恒的熱鬧。
陳慧推車上插著色彩絢爛的風車馮雨昕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