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財辦傳來消息，計劃在2026年繼續提高城鄉居民的基礎養老金，延續了近年來持續上調的趨勢。
國家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已從製度實施初期的每人每月55元，經過七次調整後提高至2025年的143元。
僅從調整頻率與增幅來看，城鄉居民養老金標準確實實現了穩步增長，但一旦把這個數字放到真實的社會生活場景中，其實際保障力度便高下立判。
2022 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領取人員（以農村老人為主）月均待遇僅 204.7 元；
而企業職工、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月均養老金分別達到 3148.6 元、6099.8 元，兩者差距高達十餘倍。
再看 2024 年全國低保標準，城市、農村分別為每人每月 798 元、594 元，均是同期城鄉居民養老金的 2 倍多。
這意味著，數以億計的農村老人，每月領到的養老金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難以保障，更談不上體麵生活。
如今，我國已建成覆蓋超 10 億人的世界最大養老保險體係，這一成就值得肯定，
但不能忽視的是，這張保障網內部的待遇差距依然顯著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偏低，
早已是我國社會保障體係中不容忽視的突出短板，更是亟待補齊的 “民生欠賬”。
當然，每當討論這個話題，總有一種聲音會說：“他們年輕時沒怎麽繳費，現在憑什麽要求高額養老金？”
這種看似“權利與義務對等”的邏輯，卻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段曆史。
對於中國的農民而言，他們並非沒有為自己的晚年“繳費”，隻是形式不同。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他們以“三提五統”、高昂的農業稅、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乃至每年無償的義務勞動，為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最基礎、最堅實的原始積累。
這可以說是一個特殊時期下，由農民群體構建的“隱性社保體係”。
所謂的“視同繳費”，說到底是對一個群體曆史貢獻的承認。
那麽，農民那半個世紀真金白銀、血汗交織的付出，為什麽就不能被“視同繳費”，換來一份更有尊嚴的晚年保障呢？
這並非一個可以被輕易擱置的“曆史遺留問題”，而是一個至今仍在拷問我們社會良知的現實議題。
還有人會說，農民群體基數太過龐大，每人漲20元已是當前財政的極限了。
但真是這樣嗎？我們不妨來算一算。
就不說漲20元了，咱們就大膽一點，我們按每年每月提高100元，一年增加1200元來算。
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約為2.5億，其中農村人口占1.3億左右。
假設每年每人增加1200塊錢的財政補貼，大概是1560億元。
按照2023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74574億元，這筆支出約占全國財政支出的0.56%，說多也不算多。
再看看社保的財政補貼。
2022年的全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收入101522.98億元，其中財政補貼收入23682.17億元，占比也不到6.6%。
發現沒，政府不是沒收入，財政也不是沒補貼，而是分配環節出了問題。
因此，問題的關鍵或許不在於“錢從哪兒來”，而在於“錢往哪兒去”——也就是財政資源的分配結構問題。
在每年數萬億的財政社保補貼中，占總退休人數比例不高的群體，卻分配了相當大比例的補貼資金。
拿21年的對基本養老保險補貼來看：
目前約2000萬人領的機關事業單位養老，台麵上機關事業單位的平均月養老金是6484元（2021年數據），養老替代率在80%到90%。
但是拿走了約39%的財政補貼，其餘的才是給更廣大的企業職工養老和城鄉居民養老的補貼。
這清晰地表明，我們並非沒有能力去填補農村養老的窪地，而是現有的分配機製和改革動力存在著梗阻。
話語權更強、本已受益的群體，往往缺乏推動變革的意願。
如果不改革現在的分配結構，人口結構上移以後，未來少數人依舊會拖垮財政，但這口鍋怕是又要丟在芸芸大眾身上了。
反正數據不透明，到底誰拿走了最大比例的補貼是太難查了，現在看來肯定不是每月隻有100\~200的1.3億農民，也很難說是繳納幾十年的普通企業員工，不清不楚反而更容易渾水摸魚。
中央財辦近日明確 2026 年將繼續上調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這一信號無疑積極向好，但社會各界對上調力度的期待顯然更為迫切。
事實上，“一定時期內將城鄉居民養老金水平提升至低保水平” 已形成廣泛社會共識。
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今年3月便在演講中明確提出相關目標與時間表，原話如下：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上月也建議，用 5 年時間將農民養老金提高至每月 1000 元。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則在多個場合呼籲，兩三年內先將農民養老金提至每月四五百元，十年內逐步升至 1000 元。
用兩三年時間把農民養老金提高到每個月四五百元，十年之內提高到1000元，這是目前專家學者的普遍共識。
我們不能談承擔、談貢獻的時候，就想起農民，而談收入，談福利的時候，就忘記農民。
老齡化這個深坑是要填上幾十年的，老齡化趨勢在這裏，不用多說，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是大家一起填坑，還是一些人為另一些人填坑，想來這才是根本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