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年，中國避孕套市場規模縮水四分之一；同期情趣用品市場幾乎翻倍，逼近兩千億元（人民幣，下同）。兩類性用品“一冷一熱”分化，使網友一句調侃——“現代人的性生活不再需要另一半了”，成為中文社媒討論的熱點。過去五年，中國避孕套市場規模縮水四分之一，而同期情趣用品市場卻幾乎翻倍，逼近兩千億元人民幣。兩類性用品“一冷一熱”分化，使網友一句調侃——“現代人的性生活不再需要另一半了”，成為中文社媒討論的熱點。https://t.co/rBXIjHMcD1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December 19, 2025
對於26歲的李小姐來說，看到這種現象“完全不意外”。這位深圳的金融從業者向BBC中文表示，“相對於老傳統，年輕人更不恥於談性，選擇就會變得多元，取悅自己（的方式）也更多元。”此外，現在年輕人生活節奏快、壓力大，“讓我在遇到新的人時更少耐心去培養和建立更深的連結”。
受訪專家認為，這種現象揭示，一些中國年輕人正從需要承擔情感與經濟重擔的“雙人模式”中撤退，轉向更為廉價且可控的自我滿足。人口學者向BBC中文表示，這一現象與中國人口進入“萎縮時代”恰好重合，並預示更長遠的人口與經濟後果。
值得一提的是，從1929年大蕭條到2008年金融海嘯，經濟低迷期往往伴隨避孕套銷量激增，但在疫情後的中國，這一“避孕套悖論”失效了，背後原因又是什麽？
現象：避孕套賣不動，情趣用品在“爆單”
避孕套真的賣不動了。在深圳一家藥房，工作人員反映避孕套周轉周期明顯拉長——以前大約兩周就能賣完一批貨，現在需要一個月甚至更久，進貨量也相應減少。
這並非個案，中國範圍內避孕套銷量的持續下滑有數據支撐。
艾媒谘詢發布的《中國避孕套行業發展報告》顯示，過去五年中國避孕套市場規模大幅縮水。2020年疫情初期市場規模尚有208億元，2024年已跌至156億元，累計縮水 25%。這是連續第四年負增長，且業內預計2025年仍將延續下行趨勢。
頭部品牌的境況同樣不容樂觀。杜蕾斯天貓銷量從2019年的372萬件跌至2021年的84萬件，兩年暴跌77%。
根據天眼查數據，2020年至2024年間，伴隨市場規模萎縮，中國避孕套相關企業累計注銷7.8萬家，平均每年有1.7萬家企業退場。
避孕套銷量下滑，是因為更多人選擇生育、不再需要避孕？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小紅書上一位網友的留言或許道出了真相：“不帶套是不可能的，但不想做也是真的。”
這折射出一種更深層的社會心理——避孕套銷量的下滑，可能意味著性生活在減少。
但另一組數據似乎在進一步說，減少的似乎隻是“雙人性生活”。
與避孕套的頹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情趣用品市場的爆發式增長。同樣來自艾媒谘詢的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情趣用品市場規模已接近1942億元，預計2025年將突破 2081億元。短短五年，這一市場幾乎翻倍。
這兩組數據並置，在中文互聯網引發廣泛討論。一位網友的評論“現代人的性生活不需要另一半了”迅速成為熱門話題，精準捕捉到這場消費變遷背後的社會情緒——從“雙人模式”向“單人模式”的遷移，從需要情感投入的親密關係轉向更可控、更低成本的自我滿足。
對避孕套行業而言，未來的路可能更加艱難。自2026年1月1日起，避孕藥品和用具將不再享受增值稅免稅優惠，多適用 13% 稅率。
這一政策轉向背後，是中國生育政策的根本性變化——過去為控製人口增長而對避孕產品免稅，如今為刺激生育而對其加征賦稅。但這一舉措能否真正提振生育率，仍是未知數。它更可能產生的效果，是讓一個本已萎縮的市場雪上加霜。
原因：“取悅自己”與“無力親密”
這種一升一降的消費變化，很難用單一原因解釋，更像是多重力量疊加的結果。
在李小姐看來，避孕套銷量下跌，首先與避孕方式的多元化有關。口服避孕藥、皮下埋植、甚至避孕針等方式近年被不斷推廣，這些工具更強調把避孕的主動權交還給女性。
過去四年，短效口服避孕藥的零售額和皮埋的使用量都出現兩位數以上的增長，隻是整體規模仍不算大——短效避孕藥的市場體量約在10億元左右，皮埋年使用量也隻有40多萬支。
她還注意到另一個變化：疫情幾年間，社交媒體上性教育內容大量湧現，尤其是關於女性高潮的科普。“我和當時的男朋友看了很多科普，才意識到陰道高潮其實很難。”
她說，“後來我們開始用情趣用品，對我來說體驗更好，對他來說壓力也小很多。”
換句話說，即便在伴侶間的性生活裏，情趣用品也在悄悄提高“出場率”。
李小姐還發現，在中國幾乎每個情趣用品品牌都會從最基礎的生理結構做科普，因為整個市場對這類知識仍然陌生甚至帶著羞恥感。但經過科普，和上一代相比，“現在年輕人不再忌諱談性，選擇自然更豐富，取悅自己的方式也更多。”
在經濟學和市場分析領域，有一個被頻繁引用的“避孕套悖論”：經濟越低迷，避孕套銷量反而越高。這被視作“口紅效應”的一種變體——當人們削減大額支出時，會轉向廉價卻能帶來愉悅的小消費。1929 年美國大蕭條、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包括韓國和中國在內，多國都出現過避孕套銷量逆勢上漲的情況。
但在疫情之後的中國，這條“鐵律”失效了：經濟複蘇不及預期，仍處在下行通道，避孕套銷量卻不是上升而是暴跌。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穆崢認為，這背後不僅是消費習慣的變化，更是親密關係模式、青年文化與責任觀念的整體重組。不斷攀升的經濟壓力、高度內卷的職場競爭以及居高不下的房價，一方麵推遲了結婚年齡，另一方麵也削弱了人們維係長期關係的意願。
許多年輕人從需要承擔巨大經濟和情感責任的“關係型親密”中抽身，轉向更個人主義、更可控的性自主與自我滿足。
李小姐也承認，如今的生活節奏和社交方式讓“獨自解決”變得更普遍。“節奏太快、壓力太大，遇到新的人，很難有耐心一點點培養感情，”她說，“大家每天資訊流那麽多，要找到真正聊得來的對象並不容易。而且，解決性需求也不一定非得先變成情侶，那實在太麻煩了。”
穆崢進一步指出，在這樣的環境中，一段感情往往意味著巨大的情緒和經濟風險，會嚴重透支年輕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本已有限的精力。因此，當“自我關愛”被包裝成一種賦權話語時，某種程度上也遮蔽了人們對親密關係的非自願撤離。這種撤離既源於內卷壓力，也源於性別角色期待的僵化，尤其體現在那些既要在教育和職場衝刺、又要背負傳統家庭責任的都市女性身上。
相比日本和韓國，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速度和尺度催生了更為極端的競爭環境，也可能是中國出現“斷崖式性蕭條”的獨特背景。
社交媒體小紅書上一條獲讚很高的評論，或許為這種心理畫上了一個生動的注腳：“兩個人到家都10點了，睡覺時間都不夠，哪有心情搞那些。”
影響：“懸浮時代”的“慢性病”
人口學者、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對BBC中文表示，這一現象背後是人口結構的根本變化。他認為，避孕套銷量下滑主要源於結婚人數減少、育齡人口萎縮；情趣用品暴漲則是適婚未婚人群擴大的直接投射。
歸根結底，年輕人“不婚”是這串多米諾骨牌的起點。
這並非孤立的消費波動，而在與宏觀人口數據相互印證。2022年中國人口減少85萬，正式進入負增長；2023年人口數減少進一步擴大至208萬。避孕套與情趣用品銷量劇烈分化的過程，與這一轉折期重合。
對於經濟社會發展而言，老齡化猶如一場難以治愈的“慢性病”。隨著青少年人口占比收縮，全社會供養負擔持續加重，養老金缺口日益擴大。對於身處其中的年輕人，這更像一個無解循環：生活壓力劇增讓他們對生育望而卻步；新生力量匱乏疊加老年人低消費意願，又導致經濟活力減弱，推動社會滑向惡性循環。
易富賢用了形象的比喻：“人口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無論執政水平如何，解決的都是‘做麵包’的技術問題；而人口意味著是否還有‘麵粉’。沒有麵粉，何談麵包？”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嚐試“止跌”。例如今年5月推出婚姻登記“全國通辦”，不再局限戶籍地，政策調整後，2025年第三季度結婚登記同比增長 22.5%。但易富賢對這種反彈持保留態度，並以離婚“冷靜期”為例：離婚數從2020年的434萬一度降至 2021 年的284萬，但到2024年回升至351萬，且 2025 年前三季度同比再增 6%。
在他看來，行政手段或許能改變波動節奏，卻難以逆轉長期趨勢。
易富賢對政策效應並不樂觀。他表示，政府可以透過強製絕育和墮胎減少出生人口，卻無法強迫人們結婚、懷孕。鼓勵生育意味著政府必須在補貼、福利與教育等方麵投入真金白銀的大量支出。
清華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嚴飛在關於“懸浮時代”的研究中也指出，社會高速變動帶來“沒有根基、缺少安全感”的“懸浮”狀態，人們因此更容易產生身分迷茫、焦慮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同時，都市生活的人際關係也更趨淡漠、離散、疏離，連結變弱。
在“懸浮時代”，政策需要麵對的可能不僅是經濟成本，也包括安全感與社會心理結構變化——這些因素可能才是影響年輕人對長期承諾與人生規劃（包括婚育）的關鍵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