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博物院館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現身拍賣市場”引發關注。12月19日，文化學者馬未都發視頻談此爭議。他稱，所有的捐贈者理應受到尊重，這個尊重就包括你認可的捐贈，即便你認為這個東西不真，那依然是研究品，因為博物館不一定所有東西都是真實東西向公眾展示，還有很多資料性的東西，甚至比真品還重要。
馬未都還說，作為一個博物院作為一個受捐者應該對捐贈者理應有一個尊重，但今天沒有尊重。南博應該檢討而不是辯解，說這個畫有多少專家看了真偽，我們把它退出了。要杜絕以後不發生這個事，把公信力再度拉回原位上去。
鄭振鐸點名國寶，為何離奇變贗品
藝術源於生活，但有些生活比藝術更敢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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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龐萊臣的後人怎麽也想不明白，66年前龐家無償捐給國家的137件古畫，怎麽有五件就從博物館庫房裏“蒸發”了？
“經鑒定為偽作，已按程序處置。”當南京博物院用這十二個字回應《江南春》圖卷現身拍賣行的質疑時，輿論大嘩。
博物院提供的證據看上去很“紮實”：1961年張珩、謝稚柳等專家的鑒定記錄寫著“偽，一般”；1964年本院專家再次確認“假”。
但這兩份關鍵文件在法庭上亮相時，被打滿了馬賽克，隻露出“仇英《江南春圖》假”幾個字，鑒定依據、詳細意見全被模糊處理。
公眾的疑問很直接：如果真是贗品，為何要等三十多年才處理？1997年“劃撥調劑”時，為何不通知捐贈人後裔？2025年拍賣圖錄上估價8800萬的“贗品”，當年為何隻賣了6800元？
更吊詭的是，2014年南博舉辦“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時，副院長王奇誌公開稱讚這批捐贈是“最珍貴的書畫藏品”。怎麽十年後，同一批畫在法庭上就變成了“大量偽作”？
這臉打得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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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把聚光燈從《江南春圖》移開，照向南博的管理暗角。
1961年鑒定時，三位專家的意思是龐萊臣看走眼了。但既然知道捐贈人當珍寶捐贈，博物館不該告知一聲嗎？從1961年到1997年，三十六年時間，足夠寄多少封掛號信？
2001年4月16日的銷售發票寫得明明白白：《仿仇英山水卷》，顧客購買，6800元。到了2025年拍賣行嘴裏，就成了“仇英真跡”。
要麽當初的專家全瞎了，要麽現在的市場全瘋了。
別忘了老院長姚遷的悲劇。1984年，《光明日報》兩篇報道指控他“以權謀名”，逼得這位在戰火中搶救過文物的老館長在家中自縊。一年後中紀委平反，說全是誣告。
馮其庸在口述史裏透露了關鍵信息：姚遷經常記錄領導借畫，到期就去催還，後來這些老同誌心裏有點不高興了。
原來在有些領導眼裏，博物館不是文化遺產寶庫，是自家書畫租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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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來玩個“如果”遊戲。
1953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給徐森玉寫信，將《江南春》列為“非要不可”的征集對象。這位文物界的“國眼”，會為了一幅“偽作”親自點名嗎？
要麽鄭振鐸看走眼了，要麽1961年的專家組看走眼了。有沒有可能，有人需要它“被走眼”？
在小說《古董局中局》裏，寫過這麽一段：找個專家出份假鑒定，把真品說成贗品報廢，悄悄流到古董販子手裏。上級發現了，一句“鑒定有爭議”就能搪塞，“誰鑒定古董還沒個走眼的時候？”
藝術源於生活，但有些生活比藝術更敢寫。
看看湖北省浠水縣的先例：1981年聞鈞天捐贈150幅畫，2011年隻剩63幅。館長一句“被領導拿去送人了”，輕描淡寫。專案組從某位前館長家裏搜出51幅。
原來“捐贈”的意思是被館長拿回自家客廳。
複旦大學陸建鬆教授講過更荒誕的：在西北某博物館，負責人指著堆成山的文物說：“陸老師，你拿走一件吧。”那語氣，像在菜市場讓棵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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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風波讓博物館的公信力幾近破產。
如今南博用行動告訴所有潛在捐贈者：捐給博物館的畫，可能有一天會出現在拍賣行的圖錄上，而你隻能在新聞裏看到。
南京博物院官網上，龐家捐贈作品仍是最珍貴的書畫藏品。但它更像一則黑色幽默廣告：本館最珍貴的藏品，有可能因故消失，最終解釋權歸本館所有。
我們失去的何止是幾幅古畫？我們失去的，是整個社會對文化傳承最後的敬畏。
那些還打算把傳家寶捐給國家的人們，或許已經在重新思考：是把寶貝鎖進自家保險櫃，還是送進那個可能把它變成“贗品”再“調劑”出去的公共庫房？
這個問題，南京博物院欠所有中國人一個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