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頭到尾，他們都並不愛她，隻是在盡可能地利用她，當然也不肯為她的死承擔責任。
撰文丨維舟
在自己大婚當天，28歲的新娘魏某以死抗婚，墜樓身亡。河南魯山發生的這一幕，讓無數人為之震驚。
死者生前是當地一所重點高中的曆史教師，2022年以筆試成績第一、綜合成績第一獲聘。在學生的印象裏，她“總是公正而溫柔”；而同事也記得她“非常溫柔，不太愛說話，有點內向，非常好的一位老師，長得也漂亮，學生也非常喜歡她”。
誰也沒想到，她竟然會在成婚之日以死明誌。
在決死前發出的最後一條朋友圈裏，她留下這樣一段話：
我清楚的（地）認識到我自己最大的價值就是結婚，七年，從畢業開始，我對抗了七年，加上大學四年，11年，我失敗了，我吵，我鬧，我發瘋，我拿刀砍他，都要相親，都要結婚。
雖然她被迫屈從，但最終還是以死亡逃脫了被視為物件擺布的命運。
對於新娘的自盡，有的人感歎是烈女反抗被物化；有的人認為這樣抗爭並不能讓周圍人後悔，死得不值得；還有的人說“不想對一個主動放棄生命的人共情”；但更多的人，恐怕首先想到的是追問背後的真相。
01
人類學家盧蕙馨（Margery Wolf）在深入觀察中國社會對自殺的反應之後，曾有一個洞察：“自殺行為和中國人的許多行為一樣，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行為、自身絕望的表示，更是一種指向他人的行為。……西方人對自殺通常的設問方式是‘為什麽’，但在中國，人們可能更關注‘誰？誰逼她自殺的？誰應該對此負責？’”
在這次的事件中，盡管事後新娘家裏解釋說她可能有抑鬱症，但這一說法卻無法從死者同事、學生的回憶中得到印證。她的遺言表達得也很清楚，她的痛苦並不來自於抑鬱症，而是結婚一事本身違背她的個人意誌——要說她有抑鬱，那隻怕也是長年累月被逼婚所致。
從她最後的遺言來看，她從周圍人那裏得不到理解和支持，隻有逼迫她屈從的種種壓力：父母“以死相逼都必須要結婚”，親戚“指責不孝”，對象“蹬鼻子上臉隻會氣人”，但隻要她答應結婚，“完成了我這輩子最大的任務”，所有人就都皆大歡喜，誇她懂事。
然而，這種“懂事”卻是以抹殺她的個人意誌為代價的，對她而言，這就意味著自己靈魂被處決，肉體活著已無意義。她的死，正是這樣一個死結的邏輯後果。
在她身後，周圍人的反應也恰好印證了她是對的：沒有人真正關心她內心的想法，看見她的處境。
她死後，本家和夫家與其說是因為失去她而陷入悲痛，倒不如說像是某些官僚機構，為如何處置一件棘手的事而彼此推諉：夫家說沒有入洞房，得由她本家來收屍，20多萬彩禮也要退還；但本家卻說她已經嫁出去，不算家人了，彩禮更不願意退——原本他們逼著女兒出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彩禮留著將來給她弟弟的。
這裏尤為令人心寒的，是她親生父母的態度，竟然仍在爭論這些流程，晾著不給她收屍，這足以證明，她在死後4天都未火化，原因不太可能是她父母“舍不得她”，而是將她作為最後可以討價還價的籌碼。
圖/圖蟲創意
在這整個流程中，女性被父母視為自己的附屬品和所有物，像是一份有待出售的資產，她的個人意誌不但必須被無視，實際上恰恰是阻礙交易的最不可控因素，她的自殺就證實了這一點。
網上有人因此犀利點評：
於是，這場交易出現了重大“瑕疵”。按照隱秘而冷酷的“驗收”邏輯，一個未被完整“交付”、未被正式“接收”的“物品”，其歸屬和後續責任，就成了棘手的難題。
從頭到尾，他們都並不愛她，隻是在盡可能地利用她，當然也不肯為她的死承擔責任：說她自盡是因為“抑鬱症”，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推卸責任，仿佛沒人逼她，她隻是自己想不開。
連父母都如此冷酷、自私又怯懦，恰恰反過來可見她為何那麽絕望又決絕——她在遺言中拜托朋友“找個有太陽和大風的天氣，幫我把骨灰揚了”，她沒有囑托家人來辦這最後的大事，看來是對的。
02
這件事令人窒息的地方在於：它竟然發生在2025年。這種“以死抗婚”的事件，發生在100年前還可以理解，那時封建大家長製和包辦婚姻仍然盛行，新生的個體隻能以激烈手段來捍衛個人意誌，但現在，這樣的事就顯得格外突兀。
1919年，21歲的長沙女子趙五貞被父母許配給同街少老板吳五當續弦，盡管她本人並不情願，但父母貪圖吳家豐厚的聘金，逼迫她出嫁。最終，趙五貞在婚轎中以剃刀割喉自盡。當時正值“五四”時期，新青年們都在討論“娜拉出走後怎麽辦”，趙五貞遂成為“抗婚娜拉”的象征，引發輿論強烈反響，普遍認為舊式婚姻製度是逼死她的元凶。
實際上，從某些細節來看，趙五貞所遭受的對待甚至都還算不得那麽嚴酷：她固然被父母包辦婚姻，但父母並未逼婚她11年之久，當她被發現自盡後，其父趕到，還對她說了句“接你回去，永不嫁人”。這至少表明，她家人也後悔了，隻要她能活著，就不再逼迫她。
然而，在這次河南魯山的事件中，死者的父母並沒有趕來哭號“爸爸媽媽後悔了，再不逼你嫁人了”，相反，他們是在討價還價。
這也是本次事件中值得注意的一點：盡管也有人認為那像是包辦婚姻的複活，但現在已經沒什麽人將批評的矛頭指向婚姻製度了，更多的人是在聲討“原生家庭”。
與此同時，女性的處境也得到了更強烈的關注，而趙五貞當年與其說是被看作一個“新女性”，不如說是被看作一個反抗舊禮教的“新人”，其女性色彩反而沒那麽重要。
圖/豆包AI生成
時代確實變了，但在一些地方，對女性而言，那種結構性的困境卻仍未有本質的改變：即便受過良好教育、有獨立生活能力、本職表現出色，然而仍無法掙脫身周的社會壓力構成的大網。尤其是在縣鄉這樣的小地方，一個女性僅僅是想按自己的意願生活，不肯按社會輿論的規則來，那就已經是離經叛道之舉了。
在河南魯山的事件中，很明顯的一點是：當事人已經不像傳統時代的女性那樣，把婚姻作為一種謀生方式了，因為她本人在當地就有一份體麵的工作，也足以養活自己。
至少從她自己的角度來看，結婚對她沒什麽好處：彩禮的錢是父母拿走了，對象也不是她中意的，她自己一個人過可以更好。換言之，從她結婚中得到更多好處的是別人，那既不符合她的利益，更違背她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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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給人的教訓是：如果現代女性不想淪落到這樣的處境，就必須及早奪回自主權。
死者雖然已經是28歲的成年人，大學畢業都7年了，然而她每月工資仍然上交給父母支配，每月父母隻給她500元生活費。由此也可見，她仍被視為需要為家庭做貢獻的一個成員，而非獨立個體。
漢學家任思梅在研究了近代的人口販賣現象後指出，中國家庭是一種“交易型家庭”，除了自然增殖之外，一個家庭成員（尤其是女性）的加入或離開，都需要通過錢財交易或中間人協調。
圖/圖蟲創意
任思梅一針見血地指出，女兒常被視為一份資產：
清末的家庭希望女人既能夠為家庭犧牲，又可以被家庭犧牲。女人得明白，她是家庭美德的象征，但是為了生存，她在任何時刻都可能會被要求為全家的福祉犧牲這種美德。女人既是家中的一員又是家庭的財產。
28歲新娘以死抗婚的悲劇，提醒世人：這樣的家庭傳統並未遠去，甚至新的婚姻製度即便早已確立不止一代人，仍不足以避免此類事件，女性唯有認清這一困境，不但實現經濟獨立，還要實現精神獨立，才能勇敢為自己而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