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6日，國家監委正式通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原局長於文明因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受賄犯罪，被依法沒收全部違法所得，涉案問題及財物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這則通報，揭開了於文明這位深耕中醫藥領域35年的行業“掌舵人”的權力尋租的黑幕。
縱觀於文明案的核查軌跡，疫情期間“抗疫神藥”連花清瘟的非常規上位是關鍵線索，一步步串聯起其違紀違法的完整軌跡，成為撬動該案查辦的核心突破口。
從筆杆子到行業掌舵人
於文明的職場生涯，始終與中醫藥行業深度綁定，從基層記者到全國行業管理者的跨越，既積累了紮實的行業認知，也逐步掌握了足以左右行業走向的核心權力。
1963年出生的於文明，懷揣醫學碩士學位踏入職場，1988年入職中國中醫藥報社，從一線記者、編輯做起，憑借對行業動態的敏銳把握，逐步晉升至中藥與通聯部副主任，十年的媒體從業經曆，讓他摸清了中醫藥行業的宣傳邏輯與資源分布，也搭建起初步的行業人脈網絡。
1997年，他跳出媒體行業，調任中醫藥科技開發交流中心主任，深耕十年間，全麵參與中醫藥技術推廣、資源對接、項目落地等核心工作，熟悉行業資源調配的關鍵環節，為後續執掌行業監管權奠定了基礎。
2004年，於文明迎來仕途關鍵躍升，出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自此開啟長達19年的行業監管生涯；2018年6月，正式出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登頂行業管理核心崗位，手握藥品注冊審批、診療方案製定、科研資金分配、行業政策出台等關鍵職權，涵蓋中醫藥研發、生產、流通、推廣全鏈條，直至2023年7月卸任。
任職初期，他還能堅守公職人員廉潔底線，聚焦行業發展履職盡責，但隨著權力越來越大、話語權越來越重，麵對中醫藥領域巨額的市場利益誘惑，他逐漸迷失了方向，理想信念悄然滑坡，將公權力視為個人謀利的工具。
官方通報顯示，其違紀違法行為覆蓋2004年任副局長、2018年任局長至2023年卸任的全周期，且在黨的十八大後反腐高壓態勢下仍不收斂、不收手，頂風違紀違法，從最初的接受宴請、收受禮品，逐步演變為主動幹預審批、定向輸送利益，廉潔防線一步步崩塌，最終深陷腐敗泥潭。
更值得關注的是，於文明曾兼任農工黨北京市委會主委、農工黨中央專職副主席，作為民主黨派人士，其跨界任職，體現了多黨合作的治理格局，也讓他獲得了更廣闊的權力空間。作為民主黨派任職的中管幹部，於文明本應恪守公職人員職業操守，卻無視黨紀國法約束，其腐敗行為不僅葬送了個人前程，也損害了民主黨派人士參與國家治理的良好形象，性質嚴重、影響惡劣。
“神藥” 的反常操作 暗藏線索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來，醫療資源緊張、特效藥匱乏，中醫藥作為抗疫重要力量逐步走進公眾視野，連花清瘟係列中藥快速崛起。這背後，看似是中醫藥抗疫的成功實踐，實則暗藏諸多不合常理的操作，這些反常之處，成為日後核查於文明違紀違法問題的核心線索。
正常情況下，一款中藥新品從配方調整、臨床驗證到獲批生產，需經過嚴格的安全性、有效性檢測，完整流程至少需要1-2年的時間，即便在疫情應急防控期間，應急審批也需要完成核心的臨床驗證、專家評審等環節，確保藥品安全有效；而連花清瘟僅用15天，便完成了從配方優化到規模化生產的全流程，其推進速度遠超同期所有應急醫療物資與藥品。
行業罕見的“速成奇跡”背後，離不開於文明的直接主導與推動。
更反常的是，連花清瘟的政策背書與審批放行完全“無縫銜接”，且全程繞開常規審核流程。
2020年1月，《新冠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首次將連花清瘟納入醫學觀察期推薦用藥；而此時，該藥品尚未完成針對新冠治療的核心臨床驗證。此後，連續六版診療方案均未剔除該藥品，2022年發布的第九版診療方案更將其升級為確診病例輕、普通型推薦用藥，政策支持力度持續加碼。2020年4月，在缺乏完整大樣本雙盲實驗數據的情況下，火速批準連花清瘟增加“新冠肺炎輕、普通型治療”新適應症。而雙盲隨機對照試驗，是國際公認的藥物有效性金標準，是藥品獲批新增治療適應症的核心依據，該環節的缺失，讓連花清瘟的療效始終備受爭議。
事實上，這一係列非常規操作，並非行業專家集體決策的結果，而是於文明個人權力幹預的產物。
據了解，連花清瘟納入診療方案、獲批新增適應症等關鍵環節，均未按正常程序廣泛征求全國多學科醫療專家意見，也未開展全麵的療效論證，而是由於文明直接拍板定調，通過行政指令推動相關部門快速落實，形成了“行政幹預替代科學評審”的特殊通道。
期間，於文明還多次親自為連花清瘟“站台”，在行業研討會、產品推廣會上公開稱讚其抗疫效果，稱其“為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貢獻”，刻意放大該藥品的臨床價值；而同期其他同樣具備應急抗疫潛力的中藥品種，均未得到同等力度的政策支持；這種明顯的差異化對待，讓權力尋租的痕跡愈發清晰。
對此，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曾公開發聲，抨擊“疫情期間不容假藥趁火打劫，不宜強行派送未經科學驗證的中藥”，丁香醫生等權威醫療平台也明確發文指出“連花清瘟無法實現預防新冠病毒的效果”，但這些專業質疑均未能撼動連花清瘟的官方推薦地位，背後正是於文明的權力庇護，也讓外界對二者之間的利益關聯產生了強烈懷疑，成為紀檢監察機關介入核查的重要契機。
“神藥”背後的權力尋租
連花清瘟的非常規上位，直接催生了以嶺藥業的百億暴利神話。而這一神話的背後，是於文明利用公權力搭建的“政策背書→市場壟斷→資本獲利”完整利益鏈條，也是其涉嫌受賄犯罪的核心事實依據。
數據顯示，2019年，連花清瘟的年銷售額僅約17億元，在中藥市場中並不起眼；2020年被納入新冠診療方案後，銷售額飆升至42.56億元，同比暴漲近150%；2021年前三季度銷售額再創新高，突破30億元；2022年上海、北京等多地疫情反彈期間，該藥品需求激增，單月銷售額屢創新高，巔峰時期直接帶動以嶺藥業市值突破千億，創始人家族財富實現爆發式增長。
銷售額的暴漲，完全依賴於於文明主導的政策紅利。
納入國家新冠診療方案後，連花清瘟不僅順利進入醫保報銷目錄，成為各級醫療機構的強製推薦用藥，還被納入多地政府采購清單，成為社區防控、集中隔離點的“標配物資”。2022年上海疫情期間，日均調配400萬盒連花清瘟發往上海，大量資源、醫保資金向該藥品傾斜；而以嶺藥業則借助這一契機，不斷擴大生產規模、提升產品價格，賺取巨額利潤。
於文明還利用自身職權，推動連花清瘟在全國範圍內的推廣銷售，要求各地中醫藥管理部門加大宣傳力度，引導醫療機構、藥店優先采購、銷售該藥品，進一步鞏固了其市場壟斷地位，為以嶺藥業源源不斷輸送利益。
隨著案件核查的深入，於文明與以嶺藥業之間的隱秘利益逐步浮出水麵，印證了“政策換利益”的核心線索。
於文明任內與以嶺藥業創始人吳以嶺交往密切，多次共同出席行業會議、產品推廣活動，私下也存在頻繁接觸，遠超正常的工作往來範疇。同時，於文明的親屬經營活動與中醫藥行業存在深度關聯，其親屬名下企業曾涉及中藥產品銷售、行業資源對接等業務，而這些業務與以嶺藥業存在間接的合作關係，疑似通過親屬代持、關聯交易等方式，收受以嶺藥業輸送的好處費。
此外，檢察機關還重點追蹤了以嶺藥業的銷售返利、關聯企業資金流向，以及於文明及其親屬的銀行賬戶、房產、理財等資產變動情況，發現多筆資金流向存在異常，與連花清瘟的推廣節奏、政策支持節點高度契合，這些線索相互印證，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條，成為認定於文明涉嫌受賄犯罪的關鍵依據。
除了連花清瘟相關的利益輸送，以該線索為突破口，紀檢監察機關還順藤摸瓜，查清了於文明在其他領域的違紀違法事實。
在藥品注冊審批領域，他還為多家中藥企業在新品審批、產品注冊證書延期等環節提供便利，降低審核門檻、加快審批進度，非法收受企業財物；在科研資金分配領域，他將年規模超百億的國家級中藥創新科研資金，定向傾斜給關聯企業，部分資金被違規挪用，最終流向個人及親屬口袋；在廉潔紀律方麵，他長期接受管理服務對象安排的高檔宴請、異地旅遊，收受大量名貴禮品、禮金，縱容親屬利用自身職權謀取私利，形成“家族式腐敗”格局；在組織紀律方麵，他未按規定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刻意隱瞞與企業的利益關聯，試圖規避組織監督，全麵觸碰紀律紅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