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說，最近輿論場上“悼明”和“反清複明”如何成為了趨勢詞。
悼明，指的是哀悼、懷念明朝；反清複明，指的是明朝覆滅後，清朝統治期間，漢人及其它反滿人士為推翻滿清政權、恢複明朝統治而進行的一係列抗爭。
看上去，這股風潮由解讀《紅樓夢》而起，有網友認為《紅樓夢》是反對清朝，懷念明朝之作，進而演化為，清朝的一切都應當被否定，明朝的所有都指向先進，如果不是清朝出現，國家會更加繁榮昌盛。
麵對種種議題的演變，是時候從曆史的角度回看清朝與明朝之間的關係——究竟什麽是“反清複明”？清朝應當被“取消”嗎？明朝是很多人想象中完美的政治體嗎？
“任何存在的曆史敘述都是選擇過後的結果，因而也絕對不可能是定論。當你聽到了一種曆史敘述，都應該要意識警覺到，還有其他敘述的可能性。”
01.清朝真的是“曆史的錯誤”嗎？
如果我們不能夠擺脫原來漢人民族主義史學所給予我們的、對於清朝的負麵印象，我們就沒辦法好好地去體認，當時在明朝滅亡的時候，中國是一種什麽樣的情境。
清朝要建立，這些滿洲人他們如何來？他們必須要麵對什麽樣的考驗與挑戰？他們對這些考驗與挑戰提出了什麽樣的方案？如果這些方案沒有成功的話，世上就不會有清朝。
曆史沒有那麽簡單。我們不可能呈現曆史的全貌，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真實的、本體的曆史大於任何一種曆史的敘述。
任何存在的曆史敘述都是選擇過後的結果，因而也絕對不可能是定論。當你聽到了一種曆史敘述，都應該要意識警覺到，還有其他敘述的可能性。
例如我們現在對於明朝、清朝這兩段曆史的認識，非常可能是受到清末到民國建立這段時期有著強烈偏見所影響。
那是一個排滿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一個用革命推翻了滿清政權的時代。革命的成功證明了滿清政府的脆弱無能。然而革命之後，中國並沒有立刻變得富強壯大，又進一步坐實了滿清政府所帶來的嚴重禍害。
所以，從這樣的眼光看去，在曆史上就必定一方麵格外強調、凸顯滿洲異族和漢人之間的衝突，另外一方麵又著重於刻畫清朝的種種失敗。
清末的革命推翻了滿清，造就了民國，然而取滿清而代之的中華民國，隻不過是革命運動諸多動態變化當中一項偶然的共同公約數。
如果當時革命的勝利不是來得如此突然，如果讓各方勢力有更多一點的時間彼此合縱連橫，很明顯的，中華民國不會叫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也不會是孫中山。
“中華民國”的命名是孫中山力排眾議所堅持的。當時主流的話語說的是“共和國”，而不是“民國”。然而在孫中山自己所創的政治學曆當中，“共和國”指稱的是行代議製的政體，不是民主的極致。民主的極致應該要超越代議製，走向直接民主。
所以孫中山在後來他形成的理論當中，明確提出了創製權、複決權這種直接民權的辦法。而在千年帝製剛被推翻的時候，孫中山也就將中國民主的理想設定在建立“民國”，那是一個直接民權的新國家，比當時存在的西方“共和國”更先進、更美好。
孫中山是個偶然。在時人的眼中，他是個放肆說大話的“孫大炮”。他提出的許多理念，包括民國所代表的直接民權理想，大部分人聽不懂，當然也就不可能在意。
真正刺激並主導革命的，不會是對於民主共和的熱情向往，而是反對滿清的集體仇恨。從1895年左右開始的，十幾年間，從原本的秘密會黨行動擴大為全民情緒動員，民國肇建的過程當中，種族主義絕對扮演了比共和理念更重要、更關鍵的角色。
《人生若如初見》
如此強烈的漢人中心情緒，就影響到對於曆史敘述的選擇。從現實投射，整個滿清王朝特別被選擇出來敘述的，是能夠證明這個王朝應該被推翻、被消滅，也就是這個王朝最壞、最黑暗的部分。
那時候流行的一個曆史觀點是，清朝是一個曆史的錯誤，不應該存在。所以在講述清朝建立的過程中，會反複地強調清兵入關時種種殘暴的做法，像是“揚州十日”；也會反複強調他們對於漢人文化的高壓破壞，例如“留發不留頭”的剃法令，還有文字獄等。
相對地，也就必然產生對於明朝的美化。依照這種史觀，既然不應該有清朝，那麽明朝就應該繼續存在，它是被錯誤地取代了。
於是“反清複明”的種種主張和行動就不止在曆史上被凸顯，而且被視為是正確的，甚至是正統的。
02.明朝的“長壽秘訣”：高度忠君的官僚體係
以前在講明清之際的曆史，例如說，“南明”有獨特的地位，是指將那些維護殘存明朝政權的人——從史可法一直到鄭成功——將他們描述成為悲劇英雄，凸顯他們的忠君精神、他們願意為了正統而犧牲生命的選擇。
但如果不將“南明”獨立來看，而是用一個連貫的觀點，從正德、嘉靖、萬曆年間一路下來，看明朝士人和皇帝皇權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以更廣大的曆史的眼光來對照宋朝的忠君思想，還有這些明朝士人他們所讀的儒家經典當中承傳的政治信念，我們就不得不調整敘述與評斷的方式。
以士人和皇帝的關係來說，明朝從朱元璋建國開始，就走上了一條歧路。和過去中國曆史中的基本模式很不一樣，在統治上，皇帝與士人官員不再是合作的關係，而是皇帝高高在上，行使直接的指揮權，士人官員隻是奉命行事、聽話執行。
很明顯地，從正德、嘉靖年間之後，明朝失去了有效的皇權領袖，也沒有了有效的朝廷統治，環繞著皇帝的權力運作，因為皇帝的無能廢為而高度失常。有皇帝匡淫享樂，有皇帝賭氣罷工，有皇帝任性使氣、濫殺大臣。那麽，為什麽明朝還能夠在這種情況下支撐那麽久？
因為明朝有一個可以自動運作、卻又自我壓抑、不會抗議、不會挑戰皇帝權威的官僚體係。
當權力中心的皇帝失能的時候，這套係統仍然能夠維持運作，但它隻會循著既有的管道對皇帝提出種種的勸誡，卻不可能動搖、改變皇權的風格，也更不可能威脅、威逼皇權必須做出調整。
《大明王朝1566》
從這樣的角度，我們會在明朝的曆史當中看出很不一樣的意義。我們看到一套非常古怪的士大夫係統，那是一個被高度洗腦、忠君信念壓過了所有其他原則的價值係統。
以忠君的標準來衡量，從晚明到南明，這些士大夫很了不起，願意為了皇帝與皇朝做出那麽多、那麽大的犧牲。但如果以讀書人的知識和思考，或者是以對於原則、道理的認識與堅持作為標準的話，明朝的這些士大夫都不及格。
麵對皇權他們提不出任何抗衡的原則，當然也就無法保有獨立思考的價值意識。
03.“複明”真的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嗎？
回到士大夫在思想上被高度同化的環境當中，我們更能夠體會王陽明及其開啟的“陽明學”的重要。在“陽明學”當中艱難地保留了一顆真正的讀書種子：在讀書當中思考，在讀書當中質疑並且尋找答案，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既有的解釋、既有的答案。
從另外一麵來看，如果依循“陽明學”方式讀書思考的士人更多一點，如果“陽明學”不隻是少數人所接受的理學當中的一支，而能夠更擴大它的影響範圍，那麽明朝的絕對皇權不可能如此維係下去。
“陽明學”傳到了日本，在江戶時代成為武士階級的價值共識，進而成為武士道的哲學基礎，後來提供了日本從“倒幕”到“維新”最主要的社會動能，這就可以讓我們窺見“陽明學”這一套思想所具備的行動潛力。
因而，明朝滅亡之後，仍然有那麽多的士人，他們忠於朱家政權，還有不同階層的人參與“複明”，想要恢複明朝。
但是，這真的是一件值得正麵肯定的事嗎？為什麽過去長期理所當然、予以肯定和讚揚來敘述這個現象？隻不過因為一邊是漢人政權，一邊是滿洲人政權，從民族立場來說，不可以投降外族。
但這樣的論理真的那麽堅實嗎？
金庸開始寫武俠小說後，他所寫的第一部是《書劍恩仇錄》。故事的主軸設定，原來乾隆皇帝不是滿洲人，而是漢人，所以他的漢人兄弟陳家洛帶領的“紅花會”要想辦法讓他反轉立場，從韃子皇帝變回漢人皇帝，那麽“反清複明”的夢想就能夠實現了。
《臥虎藏龍》
十幾年之後，金庸寫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的時候，他就徹底改變了這種種族立場。漢人的“天地會”內在紛爭不斷，滿人的皇帝反而以“永不加賦”照顧人民的政策來鞏固政權。怎麽能說由漢人建立的王朝就必然比滿洲人建立的王朝要來得好呢？
金庸還寫過《碧血劍》，這是處理明末大亂的曆史背景，一定要麵對流寇也是漢人，而李自成建立的政權卻如此殘暴不堪的事實。在《碧血劍》這部小說裏，金庸以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後的墮落腐敗來解釋流寇的失敗，但他自己顯然都沒有被這個說法說服。
他從袁崇煥之死寫起，就必須寫崇禎皇帝，也寫了這位皇帝自殺之前還要砍殺女兒的狂亂行為。很顯然，金庸不得不動搖他原本所信守的種族主義立場。
曆史的事實是，明朝政權沒有那麽多抽象的、高貴的價值建樹值得士大夫效忠。那麽他們效忠什麽？他們效忠於朝廷，效忠於君主，即使這個朝代將近百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君主，君主沒有成就過幾件像樣的事，士大夫還是保持效忠的態度。
而且，為了保有皇權在這個政權當中的地位，理所當然地和宮中的宦官結合在一起，從而讓國家官僚體製可以維持正常運作。一邊所有人都為了皇帝家裏的事，分別派係、彼此傾軋；另外一邊士大夫聯合看顧農民與賦稅基礎，讓國家體製可以繼續存在。
在這種狀況下，堅持忠於這個王朝、這個政權真的那麽有道理嗎？
04.現成的財富？殘破的大地
過去的曆史對這部分敘述過於凸顯，是出於厭惡滿洲人而做的選擇。我們今天不需要再跟隨這樣的原則，可以換不一樣的原則、不一樣的角度、不一樣的觀點，看到曆史不一樣的麵向。
西方的漢學家們沒有漢人與滿人的民族衝突包袱，他們會看到不一樣的曆史。在歐立德（Mark C. Elliott）掀起“新清史”的爭議之前，西方漢學家對於明清史的研究大致有兩個清楚的脈絡：
第一，他們對明朝的普遍看法是民間活力旺盛，城市和商業發展到達驚人的高峰。然而相對地，朝廷不再是真正的國家中心，因為朝廷無法領導社會，甚至正因為“官退”，所以會有“民進”的熱鬧現象。這是“官退民進”，在朝廷管不到的地方，爆發了最值得重視、最值得研究的變化。
第二，對於滿清統治的描述，應該要建立在他們入關的時候所要麵對的中國政治和社會實況的基礎上。當滿洲人入關、進入到中國，那並不是一個多麽誘人的中國，可以作為輕鬆且容易享受的戰利品；那不是一筆現成的財富，可以讓滿洲人簡單地以武力來占奪。
那是流寇肆虐之後的中國，是農業殘破的大地，是政府機構不隻是短時間失能，而是長時間荒敗後的一種瓦解狀態。
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將他聚焦寫清初曆史的專書命名為《偉業》（也譯作《洪業》）
清人要留在關內，就必須要決心來處理這個巨大的難題：如何恢複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秩序，在殘破的條件下重建一個能夠有效統治的政權。
從大一點的角度來看，這是漢人中心本位立場，也是“驅除韃虜”革命情緒當中絕對不願意看到、不願意承認的成就。從小一點的角度和細節處來看，魏斐德提醒我們：這是遠超過一般想象的大工程。
滿洲人當然有野心，但他們原本的野心絕對不可能是預期以這種方式進入中國，在這麽短的時間之內統治整個中國。中國的江山是在他們沒有準備好的情況底下，突然落在他們頭上的。
關鍵年份是一六四四年，兩件曆史大事同時發生。一件是李自成率領的流寇部隊攻進到了北京，崇禎皇帝上吊自殺；另外一件是滿洲領袖皇太極在前一年去世，由當時才六歲的第九子福臨接了位子，隔年改為順治元年。
崇禎十七年農曆三月十九日，崇禎一朝結束了，大明朝失去了首都。明朝的大變亂，同時也就衝擊到了才剛剛失去了領導人的滿清。
這一年，諸多的曆史因素全部聚攏在一起，造成了一個劃時代的巨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