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行三萬步，躲進分揀倉的年輕人

分揀員，和外賣員、網約車司機一樣，共同撐起了城市裏“隨叫隨到”的生活。不同的是，他們的勞動始終發生在封閉的倉庫裏，是消費者們最難以接觸的一環。這份工作上一次被互聯網廣泛討論，是因為能夠“日行3萬步，帶薪減肥”。

標簽之下，屬於這份工作的真實日常是什麽？那些走進倉庫的年輕人，為什麽選擇留下，或最終離開？帶著這些好奇，我走進了一家分揀倉，體驗了5天分揀員的生活。

兩分半的循環

對於一個新人分揀員來說，兩分半是他們最熟悉的時間刻度。

線上即時零售賽道，“30分鍾送達”幾乎變成了一條基準線。分揀員便是這倒計時的起點，平均需要在3分鍾內分揀、打包完成，剩下的時間才屬於配送騎手。

每一單的時長因商品數量而不同，少則幾件，要求在90秒內完成；多則幾十件，係統會放寬到八九分鍾。作為新人，一般不會被派到超過30件的“大單”，因此，剛剛踏入這行的年輕人，最常麵對的情況，是在兩分半裏揀完20件左右的商品。

分揀員，和外賣員、網約車司機一樣，共同撐起了城市裏“隨叫隨到”的生活。不同的是，他們的勞動始終發生在封閉的倉庫裏，是消費者們最難以接觸的一環。這份工作上一次被互聯網廣泛討論，是因為能夠“日行3萬步，帶薪減肥”。我開始好奇，這份藏在無數訂單背後的工作到底是什麽樣的？於是，今年10月份，我走進了一家分揀倉，開始體驗被無數個“兩分半”切割的生活。



▲日行萬步的分揀倉庫。圖 / 每日人物攝

每個分揀員都會領到一個PDA條碼掃描器，在這裏，它被叫作“槍”。“槍”一響，新的兩分半就開始了。

第一聲“鈴——”響起時，分揀員就必須一邊將袋子套上手腕，一邊快步走向分揀區。倉庫按溫度被劃成四個區域：中溫、冷藏、冷凍和常溫。中溫區堆放著果蔬，也是每一單的起點。

每張訂單的路徑，幾乎都遵循著一個固定的閉環：從中溫區開始，依次穿過冷藏區與冷凍區，最後抵達常溫區，再返回中心的打包台。倉庫總麵積約有800平方米，相當於一個小學操場的大小。

但身在其中，感受到的卻是擁擠與逼仄。幾十列和頂棚一樣高的貨架，在倉庫裏緊密排列著，把整個空間切成了無數個細長的“小隔間”，大多數貨架間的距離隻夠一個人通過。

一張訂單往往覆蓋四個溫區的商品。這意味著在兩分半內，分揀員不僅要在800平米的空間裏跑完一個大圈，更要在密集的貨架迷宮中，完成無數次急促的穿插與折返，“多的時候能跑四五萬步”。

但走路並不是最累的，分揀員需要將商品不斷丟進手臂上的袋子裏——一個蘿卜2斤，一棵白菜5斤，每單揀下來往往達到十幾斤。如果遇上成箱的桶裝水，4桶就要40斤。商品散落在貨架的各處，需要頻繁地蹲下、踮腳、爬高。如果將這些動作折算成健身，相當於每天要做十幾個小時的負重訓練。



▲分揀員們需要在狹長的貨架迷宮中負重前行。圖 / 每日人物攝

找到商品後，先用“槍”掃描庫位碼，再掃商品碼，放入袋中，一個貨就揀完了。理想情況下，假設一單有15件商品，每件用10秒鍾，時間其實綽綽有餘。

但現實是，兩分半內要完成的不止是分揀。客訴是站點的重要考核指標之一，一次投訴就會扣10元，在某些平台甚至高達20-30元。商品缺漏、過期或者品質不好都會成為客訴的理由。因此，每揀一件貨，都必須仔細檢查保質期和外觀，盒裝果蔬還要拆盒查看。倉庫監控無處不在，老員工會提醒：“必須要有對著監控反複查看的動作，不然會挨說。”

腦子也要一直思考，手裏撿著這件，眼睛和思路已轉向下一件的位置，規劃著最短路線。

“鈴——”倒計時1分鍾的“槍聲”再次響起，得跑起來了。

所有商品分揀完成後，需要打印小票，再到打包台封裝，最後按下“打包完成”的按鈕，計時才會停止。否則，“槍聲”會再次響起。如果超時，音響立刻大聲播報。

倉庫一直都是吵鬧的，尤其是工作日的下午三點後和周末，這些屬於爆單的時段。高峰期，休息和請假不被允許，就連上廁所時間稍長，都可能被點名。

爆單期間，除了十幾名全時分揀員，倉庫還會安排幾名半班兼職分揀員，近20支“槍”的“鈴——鈴——”聲接連不斷。分揀完畢，外賣打印機的語音提示和出票聲立刻跟上，單多時，十幾台打印機同時作響。副站長拿著喇叭在一旁催促：“手裏有‘槍’的跑起來！”為了維持這種節奏，動感音樂被全天播放，試圖用鼓點加快所有人的腳步。

喧鬧中還偶爾夾雜爭吵。為了按時完成，分揀員有時會提前點擊“打包完成”，這時配送騎手的倒計時就啟動了。於是，經常有騎手擠在打包台邊，對著還沒封好的包裹大吼：“能不能快點啊！”——時間的爭奪，在這一刻具象化。

除了這些即時的衝突，更持久的是身體在日複一日中積累的磨損。熬過最初幾天，新人都會慢慢換上一身相似的行頭：耐走的鞋，棉質的褲子，以及一雙塑膠手套。

頻繁出入冷藏和冷凍區，棉質褲子必不可少，速幹的麵料，隻會冷得更快。但感冒是逃不掉的，連續跑上一個小時，開始流鼻涕，持續兩三天，就感冒了。老員工說，大約得熬上一個月，身體才能適應這種冷熱交替。打包台對麵的貨架上，專門有一層放著員工的水杯、抽紙和感冒藥。在接單的短暫間隙，常有人快步走過去，擦掉鼻涕，再吃藥。

與分揀同步進行的還有理貨。補貨的商品常被臨時堆放在本就狹窄的過道裏，奔跑中稍不留神就會被貨框絆倒。摔一次就是一次淤青，有時還會磕掉一塊肉，有老員工說，“以前還有人把小腳趾砸折過”。

手上的塑膠手套，外麵最好再套一個剪掉拇指和食指的棉質手套，方便掃描器觸屏。否則一天下來，反複開箱、取貨沾上的灰塵與摩擦，會讓指尖很快幹裂。偶爾有人忘記戴手套，隔天手指就布滿了小傷口，“碰一下就疼，都不知道是什麽時候受傷的”。



▲分揀時必須戴手套，否則很容易受傷。圖 / 每日人物攝

躲進分揀倉

每到冬天，是分揀倉新人最多的時候。他們大多很年輕，背景各異，卻麵臨著同一種處境，被更“正式”的工作拒之門外，需要一處能快速容身、短期攢錢的地方。分揀倉沒有門檻，不問過往，成了他們共同的“庇護所”。

他們之中，有人原本在送外賣，天冷了，便躲進倉庫做分揀，等天氣轉暖再回到街頭，像候鳥一樣，隨著季節在兩種體力活之間遷徙；也有人單純為了攢一筆過年錢，臨近年關，再不掙點錢，就得空手回家了。

某一天下午，倉庫裏一下來了六七個人，問了問，是清一色的05後。在這裏，稱呼都帶著親切，年紀小的女生被叫作“妹妹”，男生是“弟弟”。

“弟弟”李建東隻有19歲，是這批新人裏“最機靈的小孩”，逢人就叫“哥、姐”，流程一教就會。他原本在蘇州送外賣，這次經朋友父親介紹，來北京在分揀員和外賣員中選一個。“天太冷了，”他說，“還是幹分揀吧。”



▲分揀倉。圖 / 每日人物攝

他和兩個朋友合租在倉庫附近的老舊小區裏，三個人擠一間次臥，每晚分攤一百多元房租。對他而言，來北京還帶著一點“闖蕩”的意味，算是“去外麵混一混”。

但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混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對於這些過早走入社會的年輕人，體麵又穩定的工作機會，越來越難找了。過去那種靠吃苦耐勞就能在城市立足，甚至改變命運的可能性，正在變得渺茫。

曾經有人從吉林坐了一夜火車來北京，原本她在老家學化妝，聽人說“大城市遍地黃金”，想來試試賺錢。可來了之後，工作沒著落，隻能先去送外賣，天冷了又轉進分揀倉。才一個月，她的“掘金夢”就淡了：“我看（賺錢）也就那麽回事兒。”

新人裏還有一個女孩，叫鄭曉曉，今年20歲，個子小小的，蹲下身去比裝著4桶水的箱子大不出多少。她總把“沒招兒了”掛在嘴邊。問她為什麽來做分揀員？“沒招兒了，其他的工作也找不著。”為什麽現在急著找工作？“沒招兒了，快過年了，總不能還向家裏要錢。”

其實，分揀員這份工作鄭曉曉早就聽說過。她曾在社交軟件上搜索，幾乎都在勸退：“日行三萬步，實在太累了。”那時她心裏很確定：肯定不幹這個。可現實沒給她太多選擇。

她七月份剛來北京，暫時住在朋友家，三個多月，一直沒找到工作，直到十月末，手裏的存款見底，隻剩下幾百塊。

鄭曉曉也試過別的路。最初想跟朋友去美容院，但每天通勤要一個多小時，隻幹了一天就放棄了。她還應聘過收銀員，“人家沒看上我”。她後來琢磨，問題可能出在額頭上那塊指甲蓋大小的“白斑”。去年冬天，她得了甲流，村裏的診所沒治好，轉到鎮上連掛幾天點滴才好，病好後額頭上慢慢“白了一塊”，連粉底也遮不住。她還去問過服務員的工作，“聊過也不搭理我了”。沒有人明確告訴她失敗的原因，但她自己猜，這些活兒大概都對樣貌有要求，“多半就是因為這塊斑”。

每一次被拒絕時，鄭曉曉心裏都會冒出一個想法：“實在不行就去幹分揀。”

下定決心的時刻，是在中秋節。那時鄭曉曉手裏隻剩下1000塊錢，原本想回家，摸摸口袋又覺得“不好意思”。節後不久，朋友過生日，她連份像樣的禮物也買不起。更讓她心慌的是，她一直騙父母說自己在北京有工作，“再瞞下去，感覺要瞞不住了”。哥哥每月要還車貸，偶爾會找她借幾百塊周轉，她怕再不工作，“沒錢可借，就露餡了”。

那一刻，分揀員從一個“絕不考慮”的選項，變成了“累就累點吧，至少要人”。



▲圖 / 《未知的首爾》

和鄭曉曉一樣，崔遠帆也是在輾轉多次之後，將分揀員當成了自己最後的選擇。

23歲的他，已經做了快兩個月的分揀員，原本，他對工作有過一個樸素的標準：最好能坐著。這個標準甚至影響了他的專業選擇，讀大專時選了計算機，因為覺得“以後的工作肯定是坐著的”。畢業後他才發現，對口的崗位每月隻有幾千塊，扣掉開銷，根本攢不下錢。

他習慣用最直接的方式找工作：上街溜達，或者熟人介紹。剛畢業那幾年這方法還行得通，他幹過汽修、送過外賣、也做過房產中介，總之，“隻要想找，一般都能找到”。但這兩年，機會肉眼可見地變少了。他想重回房地產行業，卻發現現在的銷售隻有提成、沒有底薪，“估計賺不到什麽錢”。他又到寫字樓附近轉悠，抓著人就打聽工作，一個多月隻問到一個疑似做企業貸的活兒，他感覺“好像是灰色地帶，有點危險”。

後來，他路過文化園裏的分揀倉，聽見裏麵的人說“幹得好能拿一萬多”。盡管和他“坐著工作”的初衷完全相反，但在反複碰壁之後，這成了一個他能抓住的、最實在的選擇。

分揀倉裏還藏著另一些年輕人，他們來到這裏，不隻是為了錢，更像在尋找一個能暫時安置自己的地方。



▲分揀倉更像是避難所。圖 / 視覺中國

還在讀大專財務專業的李淼，原本也想找一份對口實習，但投簡曆石沉大海，即便有回音，實習工資也低得難以維生。朋友說分揀倉的工作很好找，她就來了。但真正讓她留下來的，是這裏“社恐友好”的工作環境。

從小時候起，李淼就格外內向，讀書時不和不熟的同學說話，出門會緊張到“不知道手該放哪兒”。她曾嚐試做超市收銀員，結果隻幹了一天，“人太多了，直接跑路了”。

但分揀倉的環境完全不同。這裏幾乎不需要任何社交，每天隻需按單揀貨、掃碼、打包，全程可以一言不發。休息時，隻有幹得久的老員工會聚在一起聊聊天。年輕人大多就找一處角落，窩進貨架裏，獨自玩手機。李淼經常坐在貨架的最底層，四周堆滿成箱的牛奶和啤酒，遠遠看過去，就像貨品的一部分。

還有一位白天在醫院實習、晚上趕來分揀的女生，因為實習沒有工資，隻能靠夜班兼職維持生活；另一個剛做了母親的00後，深陷產後焦慮，試圖通過工作轉移注意力，卻因無法照看孩子而更加不安，總是出錯，被副站長批評。還有兩個真的在分揀倉減肥成功的女孩，離職後又去了健身房打工，“錢也賺了，肥也減了”。

像“廠”一樣運轉

某種程度來說，分揀倉像是一種開在一線城市裏的“流水線工廠”。

與工廠常位於郊區或工業區類似，為了節省租金成本，大多數分揀倉都藏在城市的深處。

它們有的在商場的地下二層，地上是歐式裝修的商場，地下則是600多平方米的前置倉，樓上的商戶甚至都對此一無所知；有的在城中村邊附近的矮樓裏，隔一條街，就是大片的平房；還有的在老舊商場的地下，夾在底商麻辣燙和重慶小麵之間，隻留出一道窄縫似的招牌。

我所工作的這個倉庫，位於一個文化產業園的深處。通往它的路上，平整的柏油路麵逐漸出現碎石補丁，自行車騎過去會不受控地顛簸。

幾百米的窄巷裏，擠著兩家不同平台的倉庫和一個快遞驛站。送貨卡車時常堵在巷中，快遞和貨物隻能被就近摞在車旁，幾乎占滿所有空間。人們隻能從貨物與車廂的縫隙間側身穿過，巷子最深處，十幾輛外賣電動車擠在一起，簇擁的中心就是分揀倉庫的大門。



▲分揀倉庫外日常會停止許多輛電動車。圖 / 每日人物攝

這兩年，越來越多的前置倉在大城市的深處生長出來，“廠”的數量在迅速增加。像進廠一樣，成為一名分揀員也幾乎沒有門檻。

在任意一個招聘軟件上，分揀員都是最容易找到的崗位之一——永遠在缺人。這些招聘大多由外包公司代理，簽約後通常沒有社保，隻有少數平台會與部分分揀員直接簽訂勞動合同並繳納社保。

入職幾乎毫無門檻。應聘者隻需向外包招聘員提供身份證和聯係方式，就能直接安排麵試。招聘方往往會提醒：“隻要說自己能長期幹，一般都能過”，工作時長似乎是唯一的篩選條件。實際麵試則更加簡單，站長不問來曆，也不關心你能做多久，幾乎沒有任何篩選，登記信息後就直接開始試崗。帶教的老員工常說：“沒有什麽技術含量，主要能記住位置就行了。”

每個分揀倉的結構都像一套標準化的流水線：一個站長，兩個副站長，兩三個水產員，八九個理貨員，以及數量最多的十幾個分揀員。在整條鏈上，分揀員是最累的，要全天候一直跑，因此，也是人員流動最大的崗位。一位幹了五年多的老員工說：“年輕人能堅持一個月就不錯了。”



▲像流水線一樣運轉的分揀倉。圖 / 每日人物攝

這裏的薪酬模式也帶著鮮明的“工廠感”：按件計費，每揀一件在1毛錢左右，日總量超過一定數量後單價會略微上漲；有的平台則按商品種類算，不管多少件，每種商品3毛多一點。多跑多揀，才能多掙。

分揀倉的工時製度，常讓李建東想起之前進廠的經曆。那時他在手機零件的流水線上，上半個月白班，再上半個月夜班，不斷輪換，“身體真受不住，”他說，“剛要適應，又得換。”夜班最難熬，有回淩晨三點，他握著工具刀直接在工位上睡著了，刀掉下來砸到腳麵，他一下驚醒，“刀子鋒利點就能紮進去了”。

更讓他害怕的，是那種“腦子被吃掉”的感覺。每天13小時重複同一個動作，下班後回宿舍就睡覺，幾乎不與外界交流。不到一年，他發現自己反應變慢了。每當有人和他說話時，他沒辦法立刻回話，往往要頓一下才行，“大腦得再想一遍”。

正是這種記憶，讓李建東在分揀倉前猶豫過。他的兩個朋友試崗當天就走了，“因為太像廠裏”。他自己則注意到一些細微差別，這裏需要記住不同商品的位置，腦子似乎還在轉。但他也清楚，一旦所有位置都記熟，動作成為肌肉記憶，眼前這條在兩分半內循環的固定路線，會不會又變成另一條“流水線”？他還不確定。

事實上，每一個走進分揀倉的新人，無論背景如何，都會很快感知到一套無形的規則：分揀是停不下來的。明確的製度隻是輔助，真正驅動這裏高速運轉的，是一種彌漫在空氣中的競爭感與愧疚感。

愧疚幾乎無時不在。吃飯、上廁所、休息的時間過長，都會讓人不安。倉庫的角落有一張小桌，能供三個人同時吃飯。吃飯是輪班製，沒有嚴格時限，但早班的人先吃，後麵的人自然等著。這就讓排在中間的人不敢拖延，“別人還等著呢，別耽誤人家”。一頓午飯，通常不會超過半小時，就繼續回去工作。

更直接的壓迫感來自倉庫正中央的顯示屏。上麵實時滾動著每個人的揀貨數量、時效、被投訴次數，甚至連“空閑”與“接單”狀態都一目了然。監控攝像頭遍布各個角落。在這種全方位的注視下，新來的年輕人幾乎不敢停下，“搞不好什麽時候領導就找來了”。



▲位於倉庫正中央的顯示屏。圖 / 每日人物攝

出走與迷茫

幾乎每個走進分揀倉的年輕人都清楚，這裏隻是一個暫時的落腳點。但下一個清晰的目標在哪裏？沒人能回答。

當然，也有試圖在這裏停留的人。倉庫裏有一條模糊的上升路徑：從分揀員轉到理貨再到水產崗，積累經驗後成為副站長，再跳幾次槽，或許能當上資深副站長，那樣就能簽正式合同、有社保了。但算清這筆賬需要時間，而很多人等不起。

崔遠帆就認真算過。入職前他聽說月入能過萬，幹下來才發現，自己每月隻能掙五六千元。除去房租水電，剩下三四千，“還得吃、喝，基本不剩什麽”。他估摸著，要熬到副站長，至少得忍受幾年這樣的收入，而即便真升上去，薪水也不過7000元左右，“還不如一個能跑的分揀員賺得多”。這筆賬算明白後，他很快選擇了離開。

更多是被疲憊勸退的年輕人。分揀倉的工作是排班製，早班從6點開始，晚上7點結束，最晚的一班，上午10點開始，晚上11點結束。李淼和朋友合租在城中村的一間房裏，同睡一張雙人床，但幾乎不會“碰麵”。朋友上早班，而李淼經常上晚班，每天朋友上班時，她還在睡覺，等她深夜到家後，朋友已經睡了。



▲分揀員在分揀倉一角吃飯休息。圖 / 每日人物攝

為了抓住一點屬於自己的時間，她下班後總是立刻洗漱，然後癱在床上刷手機，有時直到淩晨四點。隻睡幾小時又要爬起來工作，走在倉庫裏“像踩在棉花上，輕飄飄的”。幹了一個多月後，她打算離職，計劃回老家準備專升本，“以後找個更輕鬆的工作”。

分揀倉裏，大多數人都是一邊計算，一邊觀望。留不下的原因很具體，錢少、累、看不到頭。而留下的理由，往往隻是因為“還沒找到更好的去處”。這種清醒而短暫的停留，成了這裏的年輕人裏最普遍的心態。

這種“幹不長”的預期，甚至改變了他們對社保的看法。王偉在一個前置倉做主管，他發現，現在許多年輕人反而抗拒簽勞動合同、繳社保，因為那意味著“被拴住”，而他們想要的，是“說走就走”的自由。

事實上，不止在分揀倉，這群年輕人對任何一份工作都難以產生長久的打算。鄭曉曉高中輟學後就走上社會了，她盤算過，自己能做的無非是客服、服務員、奶茶店員這些“很底層的工作”。她的計劃是把它們都做一遍，“這樣不管以後哪個工作要經驗，我都有了”。在她看來，一份工作幹滿一年“已經算久了”，上學至少還有個盼頭，“可上班簡直是一望無際啊”。她需要用不斷轉換來對抗那種“一望無際”的重複。

頻繁更換工作的背後，是一種更深層的不確定。對於許多像鄭曉曉一樣，早早進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最根本的困惑往往是：“我不知道該做什麽，也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麽。”



▲圖 /《請和我的丈夫結婚吧》

鄭曉曉心裏有一本沉重的家庭賬。她有個哥哥，這意味著父母將來既要為哥哥準備房子，又要攢下一筆彩禮。“沒問過具體要多少，但對種地的爸媽來說，肯定特別難。”她自己當初每學期學費就要近6000塊，吃穿用度都要錢。再想想自己的成績，就算繼續讀書，也隻能上個民辦大學，學費又要一萬多，“太浪費錢了，（再上學）也無所謂了”。

工作以後，鄭曉曉又有些後悔，如果當初上了大專，“至少會有一個專業，能有一個方向”，而她現在找不到任何方向。

北京也沒有給她帶來想象中的“闖蕩感”，反而加深了她的無措與自卑。很多時候，她甚至不敢出門找工作。她覺得這座城市與自己格格不入，樓太高，街太寬，而每一棟寫字樓裏都坐著“上過大學的人”。走在街上，她總覺得周圍人有種“說不出來的氣場”，腳步又快又穩，“他們都知道要去哪兒”。隻有她，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裏。

為了避開這種無處不在的“氣場”，她一度害怕出門，把自己關在屋裏，“過得像老鼠一樣”，睡到下午起床，打打遊戲，刷刷短視頻，一天就過去了。她的決定大多出於“一時興起”，沒有長遠的計劃。但有一件事她似乎慢慢能確定：今年回家之後，“明年可能不會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