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喜》中黃明昊飾演的沈明輝，是一個“理想兄弟”模板。他顏值出眾，縱然前期頑劣不羈如“魔童”，卻總能在家族最脆弱的時刻驟然變身，成為守護姐姐的盾牌、支撐家庭的“頂梁柱”。他的故事線，精準地呼應了傳統社會對“兄弟”乃至“男性”角色的深層期待：可以暫時偏離軌道，但最終必須歸來、承擔、拯救。
世間少有沈明輝——他從“麻煩”到“擔當”的逆襲，摻雜了戲劇性的運氣與天賦。但是無數“兄弟”被寄予成為沈明輝的厚望。他們被期待成為英雄、支柱、問題的終極解決者，相對於女性時常麵臨的“被貶抑”，男性的一種不幸也許在於“被過於抬高”。
這種抬高會增加資源配給，但也會轉化為壓力，“普通”變得不被允許甚至略帶羞恥，讓資質平平者，被架在高台上，進退維穀。為了證明自己並非庸常，隻能在自己的人生中“強行加戲”，挑戰著各種力不從心的“創業”，每一次啟動，都極大地消耗著家人的積蓄與期待，待到資源與心力耗盡，悲劇終於落幕。
前一段時間在網絡上引發極大爭議的“堂哥”事件，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一個女子發了一個帖子：
這樣的情節其實很常見。
作為家中唯一“男丁”，這位堂哥從小受到不尋常的重視。並非堂哥一開始就顯示出天賦異稟，而是有些事規定“男丁”才有資格。比如在很多地方，隻有“男丁”才能摔盆打幡為長輩送終，他的成功——而不是女性後代的成功，才會被視為家族榮耀。
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對於這種“特權”顯然不服氣，看著一個曾有光環的人物屢經掙紮一事無成、隻能啃老、最終壯年早逝的命運亦有哀憐。另外，麵對至親逝世，也會讓人產生對於人生意義的迷茫，她的感歎，屬人之常情。
不曾想這個感歎引發了一場浩大的“堂哥文學”，很多人將堂哥比作屢敗屢戰卻壯誌未酬的悲情英雄，一個為家族出路而左衝右突、最終在現實麵前隕落的“劉備式”人物，還有人把他比喻成項羽——就沒想過項羽失敗後都不肯見江東父老，決計不可能坦然啃老。
他的“好高騖遠”被詮釋為百折不撓的進取，“油腔滑調”被視為“沒有背景、沒有資源、沒有人脈”者“取悅貴人”的手段，他的失敗，則被歸結為殘酷世道下“勝者王侯敗者寇”的宿命。
更有論者慨歎，隨著這樣一位“撐腰”的男性隕落，一個家族的支柱也隨之傾倒。殊不知不管是城市還是鄉村，更多的是原子式小家庭存在。堂哥的榮辱成敗與其他人關聯不大。那場被想象得轟轟烈烈的家族興衰，真正的重量，隻沉沉地壓在了他年邁父母的雙肩上。
如今生存不易，想要成功更難，“失敗者”更容易令人產生代入感，對於堂哥的同情悲憫可以理解。但是在信息有限的前提下，拋出“男丁撐腰”“家族支柱”的論調，正是釀成堂哥悲劇的社會與文化根源。他的命運，就是被這套堅硬的性別腳本鑄造的。
從出生起，作為“唯一男丁”，他便不再僅僅是他自己，而成了一個符號，一個必須承載“光宗耀祖”使命的家族圖騰。整個家族——無論是否自覺——都將資源與期望向他傾斜，他失去了一個作為普通人的資格。
這種現象在全世界都不罕見，《高老頭》裏，拉斯蒂涅在巴黎貴婦圈裏尋求機會，為了湊夠“裝備”，他寫信跟母親要錢。母親明明充滿疑慮，還是想方設法舉全家之力湊了1500法郎給他，他姑姑甚至賣掉了自己的紀念物。
母親信裏說：“你邁出的每一步都帶著我們的願望和祝福。愛兒啊，你要小心謹慎。你要像大人一樣懂事。咱們一家五口的命運都寄托在你身上。是的，我們的吉凶禍福全在於你。”妹妹則說：“我們想把錢花掉，但花錢的方式很多，正不知買什麽才好。你就像西班牙國王的仆人，把主子的表摔碎，反倒解決了他的難題。”
無論是母親對於他試錯成本的提示，還是妹妹不留餘地的支持，都說明，他獲得了遠超姐妹份額的資助，但也背負了全家人的期待。他踏入的不僅是巴黎的名利場，更是一條無法回頭的、必須成功的單行道。
《罪與罰》裏，杜涅奇卡為了托舉哥哥羅佳，不惜嫁給極度冷酷卑劣的盧仁，她母親給羅佳的信裏說：“杜涅奇卡在做出決定以前，通宵沒睡。她以為我已經睡熟了，就從床上起來，在房間裏來來回回走了一夜，最後在聖像麵前跪下，熱烈禱告，時間很久，到了淩晨，她對我宣布說，她已經下定決心了。”
杜涅奇卡這一夜的每一步都踩在自我之上，最終的決定，是熄滅了自己的光，把灰燼換成了微薄薪柴，投進了名為“家庭希望”的火爐。她此夜的寂靜與決絕，比任何哭喊都更沉重。這不是簡單的掙紮或犧牲，而是一場漫長而孤獨的獻祭儀式。
這些不僅是情感上的“重男輕女”，更是一種基於殘酷現實的“理性”計算：在一個被認為由男性主導並掌握資源的社會結構裏，集中力量培養一個男性，似乎是實現家族階層躍升或至少維持現狀的“最優策略”。
然而，這一策略隱含了兩個前提：其一，社會結構永恒不變地以男性為中心；其二，被選中的男性，必然具備“成事”的能力，缺一不可。
現實是兩者在今天都已不堪一擊。社會結構正在經曆深刻的性別重構，女性意識的覺醒與能力的彰顯，讓男性不再是唯一主體。更重要的是，並非所有被推上“祭壇”的男性，都擁有與之匹配的才能、心性或運氣。
拉斯蒂涅就沒能成功，花掉那麽多錢，隻是成了高老頭幫女兒養的“情人”。羅佳更糟，他心比天高，以為世人皆醉我獨醒，卻連自己都養活不起。妹妹的犧牲讓他深感羞辱憤怒，決定幹一票大的，搶劫殺害那個做典當生意的老婆子。可以說，如果不是他過於被器重，他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殺人犯。
文中的堂哥亦然，家族的過度關注與資源輸送，催生出他脫離現實的“配得感”與虛幻的自我認知。當“創業”一次次失敗，現實的反饋機製本該促使他調整方向，但“家族唯一希望”的光環，使他無法“體麵地”退卻，也無法接受一個平凡安穩的位置。他必須不斷向上攀爬，直到筋疲力盡，從高處墜落。
堂哥的悲劇，遠不止是個人的時運不濟或性格缺陷，它是一麵折射出結構性壓迫的鏡子。這種壓迫不僅傷害了那些在資源爭奪中處於劣勢的女性——她們的情感和付出可能被長期忽視，成為沉默的“讚助者”；同樣也戕害了被捧上高位的男性。
他們被剝奪了“失敗”的權利，被禁止流露脆弱與迷茫，他們的個人價值被狹隘地捆綁於世俗成就與家族榮耀之上。當“男人的痛苦叫無能”成為共識時，無數“堂哥”隻能孤注一擲鋌而走險，在一次次“創業”中碰運氣——事實上，真有安身立命的專業能力的人，就算冒險也是經過縝密思考和論證的，尊重商業的專業性，估算過失敗的可能性，而不是單憑想象中的“主角光環”，把自己當成天選之子。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言，人不是生來就成為某種固定的存在，而是通過選擇成為自己。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擺脫“男性必須成功、女性必須犧牲”的預設劇本，允許每個人自由探尋屬於自己的存在方式與生命意義。
堂哥若能不被“唯一男丁”的枷鎖所困，或許就能安於一份尋常工作，享受平凡的人際溫暖，而不必在“光宗耀祖”的幻夢中耗盡餘生。堂妹的複雜情緒——那不認可中的鄙夷，哀憐中的不服——本身也是這種結構矛盾在個體情感上的投射：她既內化了新思想對個體價值的評判，又無法完全擺脫傳統家族敘事的影響。
所以，我們回到堂妹的問題：人生的意義究竟在哪裏？也許，那意義不在於完成他人賦予的宏偉使命，而在於掙脫外在的腳本，誠實麵對自身限度，作為“人”而非“男丁”或“女眷”，去構建屬於自己的、即便微小卻真實的價值。
然而，“掙脫”二字，知易行難。 它不僅需要個體思想的覺醒，更呼喚從微觀家庭到宏觀社會的係統性改善。因為那份期待，固然在家族敘事中最為尖銳，但其根源與回響，卻遍布於整個社會結構之中——從“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性情規訓，到“成家立業”的成功標準，再到資源分配中無形的性別傾斜。因此，真正的解法，也必然是綜合的。
於個體而言， 這是一場從內而外的“祛魅”與實踐。他需要掙脫始於承認自身局限，悅納“普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內部開啟新的互動模式——通過坦誠溝通、明確邊界、主動分擔日常責任（而非僅僅象征性的大事），以及真誠認可女性成員的價值，來逐步扭轉那套基於性別角色的沉重預期。這不是決裂，而是通過日複一日的微小選擇，重新協商彼此的位置與連接方式。
於社會層麵， 則需要一場更為緩慢但必須發生的“鬆土”。輿論環境應少一些對“霸道總裁”“年少成名”的單一追捧，多呈現男性在家庭中的協作者角色、在職業上的多元選擇，乃至麵對壓力時的脆弱與迷茫，讓“平凡而負責”的形象獲得尊嚴。
教育體係應著力培養基於興趣與能力的個體發展，而非強化“男孩理應更強”的刻板印象，鼓勵所有孩子發展情感表達與協作能力。
經濟與政策層麵，則需通過更完善的社會支持係統（如普惠的托育服務、平等的產假製度），實質性地降低家庭照護成本，讓“養家重擔”不必天然壓於某一性別肩上，從而為個體鬆綁。而職場文化也需改變以無條件加班、犧牲家庭為榮的潛規則，承認並尊重勞動者全麵的生活需求。
這一切的最終指向，是解構那個“男性必須成為唯一支柱”的神話，轉而構建一個更具支持性的社會網絡。當“成功”的定義變得多元，當“責任”由更多人共同分擔，被架在高台上的“堂哥”們，才有台階可下，有路可走。
編輯｜劉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