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英國政府發布的一組殘障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全國範圍內，大約四分之一的人被登記為殘障人士，而在牛津大學，這一比例竟然高達三分之一。
更離譜的是，根據美國《大西洋月刊》近日報道的數據，2025年，斯坦福38%的本科生注冊為殘疾人士！
這個“殘疾”並非是這些肢體殘疾，更多的是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焦慮和抑鬱等心理健康問題。
一直以來，ADHD都被稱為“天才病”，一種影響專注力、自控能力與社交功能的神經發育障礙，確診者在學習生活中常麵臨巨大挑戰。
但如今，在一些精英高校的升學季中，它卻成了一種隱藏福利。
牛津大學1/3學生確診，“精神殘疾”成了考試外掛
據英媒披露，牛津大學有近2000名學生被診斷患有神經係統疾病，約28%的在讀學生被注冊為殘障人士，其中大多數為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患者。
而在英國高等教育中，大學生殘障注冊比例平均為17%，英格蘭一般人口中注冊為殘疾人平均比例為17.7%，牛津的比例顯然高得離譜！
仔細看一下牛津大學統計的殘疾類別，自2017年至2023年，牛津大學學生中聽力、言語、行動不便等殘障類型人數變化不大，但精神健康問題、特殊學習困難等“看不見的殘疾”卻幾乎翻倍增長。
難道天才和瘋子真的同時存在？頂尖名校生注定在精神方麵和普通人不同？答案可能沒有那麽簡單。
原來，在牛津大學精神殘疾的“確診”如此容易。
據《每日郵報》報道，牛津大學設有殘疾人服務中心Disability Advisory Service，隻要學生自認為注意力不集中，懷疑自己患有ADHD，就可以向校方提交申請預約評估，整個測試隻需90分鍾，結果一測一個準。
2021至2022學年，97%的受測者被認定患有特定學習障礙（SpLD），前一年更高達99%。
相比之下，按照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係（NHS）的標準篩查，通過訪談和問卷收集信息32%的人會在早期階段被篩除。
真正的ADHD通常在童年時期就有明顯症狀，很難想象這些患者大多是在上大學之後，才突然發現自己患上了ADHD。
按照常理，一旦被打上精神殘疾的標簽，往往伴隨某種社會壓力和心理負擔，為什麽牛津學子還是要搶著去確診呢？
有學生說，在牛津大學ADHD不是病，是考試外掛。
根據校方規定，隻要被認定為ADHD，考試時間立刻延長25%；評估結果嚴重的，還允許使用電腦作答，甚至可以申請額外輔導、延期交卷等特殊待遇。
在這項政策的“激勵”下，從2017年到2023年，牛津大學登記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從1,161人漲到了1,960人，增長了近70%。
麵對外界質疑，牛津大學的回應依然很政治正確：
我們很高興能提供一個殘疾學生願意學習並能夠披露自己問題的環境，大學始終致力於減少和消除學習障礙，並融入有利於所有學生的包容性教學和學習實踐。
但是那個確診率接近100%，而且飽受爭議的評估中心，在2024年已經被學校悄悄關閉了。
為了SAT高分，美國父母偽造ADHD診斷書！
類似的現象，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曾上演。
去年，《紐約時報》報道，紐約長島大學心理學教授卡米洛·奧爾蒂斯注意到，近年來前來尋求ADHD診斷的學生數量激增。
奇怪的是，一些家長在孩子被評估為“未患病”後，不但沒有鬆一口氣，反而憤怒要求重新檢測，直到“確診”為止。
正常家庭誰不盼著孩子好，事出反常必有妖。
原來，美國大學理事會為了保障ADHD考生的公平考試權利，允許他們在SAT/ACT等標準化考試中申請延長25%-50%的答題時間，作為合理便利（accommodation）的一部分。
同時，患有焦慮、抑鬱等精神疾病的學生，也可以申請類似照顧。
誰也沒想到，原本是為特殊學生提供的幫助，在現實中卻被一些精明的學生和家長用作加分神器。
教育谘詢公司Command Education創始人克裏斯托弗·裏姆指出，考試時間的延長可能會帶來高達200分的提分空間，足以決定一名學生能否踏進藤校大門。
“一些不道德的家長正在利用這項優勢。因為增加的額外時間，他們的孩子們就可以回頭檢查卷紙，等於完全改變了遊戲規則。這樣的話，估計孩子分數能上升200分左右。”
而且根據College Board的隱私政策，獲得延時待遇的學生身份不會在成績報告中注明，招生官也無法得知申請者是否使用了“額外時間”。
表麵上，每個人交上的是一份看似公平的試卷；實際上，有人拿的是加時卷。
高中教師保羅·羅西也指出，在他任教的曼哈頓私校中，約有三分之一學生獲得了考試延時資格，其中不少診斷“非常可疑”。
而一位畢業於新澤西頂級寄宿高中的學生也坦言，自己班上至少四分之一的同學享有“額外時間”。
她說：“大家都在做，你不做就是吃虧。”不過，她還是拒絕通過這種方式取得高分，因為在未來職場中沒有延時。
很多人以為診斷ADHD需要大費周章做各種測試，但是現在已經成為了一門生意。
奧爾蒂斯教授表示，正常申請ADHD報告的學生需要提交自述報告，並接受一係列心理方麵的檢查。
而現在，很多心理診所提供了一些非正規途徑幫助學生獲得ADHD患病檢測報告，甚至隻需要花費1萬多美元就可以拿到診斷書。
即使需要通過一係列所謂的測試和檢查，學生們也自有應對措施。
肯塔基大學研究表明，隻要在網上自學ADHD的典型症狀，完全健康的學生也能通過測試，順利獲得“確診”。
但在升學壓力和家長期待的多重推力下，ADHD診斷已經成為通往名校的一張隱形船票，越來越多學生正主動變成精神類疾病的患者。
這把升學利器，正在動搖錄取天平
當“確診”可以使用鈔能力，教育公平的根基也在動搖。
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診斷，原本是一項用來保護弱勢學生的機製，卻在名校升學的激烈內卷中，被高智商、高資源的家庭當作戰略工具。
用精神類疾病為考試加時，聽起來很荒謬，但在現實操作中，這種做法卻被包裝成“信息差”、被視為“聰明的選擇”“理性的教育投資”，甚至成為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種潛規則。
而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ADHD學生，卻可能因此失去本就不多的理解和資源支持。
美國學習障礙協會曾公開批評：“這些行為傷害了所有有殘疾的人，包括那些有學習障礙的人，因為它們讓人們誤以為許多在大學申請中獲得特殊待遇的學生實際上並沒有殘疾。”
一位患有ADHD的女孩Kaply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那些借病獲利的家庭，不僅剝奪了他人的機會，也在傷害自己的孩子。
“那些通過偽造ADHD診斷來獲取高分的學生會發現，他們能夠輕率剝奪本該屬於他人的機會時，自己未來的機遇，也可能因資源有限，被他人奪走。”
問題是，靠著虛假診斷和藥物加持進入名校，能順利完成學業嗎？
2023年，哈佛大學因學術表現不佳辭退了51名本科生，另有149名學生徘徊在被開除的邊緣。
這些曾在申請階段“成績卓越”的學生，最終沒能撐過精英教育的嚴苛淘汰。
更令人擔憂的是，習慣於走捷徑的學生為了取得更好的成績，不得不服用利他林、阿得拉等中樞興奮劑。
這些治療ADHD的處方藥物，也被稱為“聰明藥”，即便他們知道副作用可能會帶來焦慮、失眠、心率紊亂，甚至可能成癮。
但在激烈的學業競爭中，隻有通過服藥才能找到最好的狀態，才有資格在卷王之戰中站穩腳跟。
一邊靠“確診”身份拿到考試優待，一邊用靠藥物維穩，保住GPA，名校光環下終究是紙糊的金字塔。
當教育成為一場關於虛假的遊戲，真正的成長和學習就失去了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