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32歲的楊寧第一次見到從磚廠做苦工被尋回的父親楊忠奎時，發現父親眼裏閃過一瞬間的光。
“還活著就是好事！”楊寧以為這是時隔17年後父親還認識自己的訊號。隨後，楊忠奎跟隨楊寧回到雲南省尋甸縣的老家。
像楊忠奎這樣“從磚廠回來的人”，是長期受困的流動弱勢群體。他們壯年時為生計外出打工，不久便和家人失聯，在流浪過程中被磚廠工頭帶走，被迫在高強度流水線上做苦力。當被警方發現解救時，往往因長時間超負荷勞動，已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殘疾和永久性身體傷害。
2019年冬天，記者曾輾轉雲南多地，查證核實當地多家磚廠雇傭並控製殘障人士勞動。六年後的夏天，在社會公益人士和熱心群眾的舉報下，此類蒙著“公益收留”麵紗的非法用工鏈條再度被曝光。
此類現象為何屢禁不止？利益輸送鏈條該如何斬斷？這些受害者被解救後，未來的生活又該由誰來托舉？國務院辦公廳2025年6月印發的《促進殘疾人就業三年行動方案（2025—2027年）》明確規定：各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加大監管力度，依法依規糾治侵害殘疾人就業權益的行為。發現經營性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勞務派遣機構侵害殘疾人就業權益行為的，及時將相關線索移交主管部門並協助查處。
本次報道就殘障人士從非法用工地回家後的難題，展開記錄和追問。
上官正義探訪的一家強迫殘障人士做工的磚廠外景。 上官正義供圖
汙垢嵌進皮膚
去做體檢，這是楊忠奎回家後，楊寧決定為父親做的第一件事。
當醫生撩開父親的袖子和褲管，楊寧發現他的雙手已彎曲變形，雙腿滿是淤紫，還有骨折過的痕跡。從父親的隻言片語中，楊寧拚湊出一些事實：他的雙腿經常被工頭拿鋼管打，還曾經被很多人圍毆。
楊忠奎在家中吃飯。 受訪者供圖
經過磚廠的一輪輪折磨，現年53歲的楊忠奎已基本喪失勞動能力，做不了需要手腳並用的農活，但他依然熱衷於扛舉家中重物。
“可能是他在磚廠被人逼著搬磚後，形成的習慣。”楊寧猜測。
今年6月18日，楊寧接到河南開封市祥符區警方的電話，被告知楊忠奎可能有線索。隨後警方發來一張老年男子在磚廠的照片，楊寧一眼認出那是父親，“他隻是麵容變老了，很髒，汙垢都嵌進了皮膚……”
楊寧趕緊讓在安徽工作、距離父親更近的弟弟去開封做DNA比對，結果證實那就是他們的父親。楊寧弟弟把父親接回雲南老家，楊寧早早在火車站等候，楊忠奎一看到他就激動地“咿咿呀呀”喊叫，他認出了大兒子。
從今年6月開始，打拐誌願者上官正義（化名）輾轉全國30多家磚廠，解救被強迫無償勞動的殘障工人。他發現在這些磚廠中，藏匿著不少失蹤長達二三十年的殘障人士，其中不少人的戶口都已被注銷，家人也以為他們已離世。
9月25日，劉德宏失蹤近26年的弟弟劉德軍被廣西南寧救助站解救，送回位於雲南省巧家縣小河鎮的老家。
當地派出所工作人員是在玉洞高速路口發現劉德軍的。警方通過信息比對，初步確認他是小河鎮一位失蹤人員。通知家屬後，身份得以核實，但是家屬的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
現在隻要家裏人追問磚廠的事，楊忠奎就會搖搖頭，艱難地表達著：“就是上磚，一直上磚，不給錢……”
六年前，記者在雲南硯山縣調查時，曾目睹過藏匿了12名殘障人員強製做工的磚廠。磚廠建在一個自然村的半山腰，偏僻得像一個不起眼的半拉子工地，紅磚高低摞疊，“叮叮咚咚”的作業聲響不間斷發出……
上官正義今年曾以買磚顧客身份到多家磚廠臥底，故意打聽那些動作遲緩工人的具體情況。一家廠內拉磚的師傅告知：“他們都是傻子，所以慢，正常人誰會去幹這種事？”
上官正義曾在磚廠裏給這些殘障人士分煙，想觀察他們的自主意識。他們一般會接過煙抽，但不會按照基本社交禮儀向他點頭微笑或道謝。根據周邊人及涉事工頭的描述，來磚廠時，他們仍具備一定行為能力和自主意識，否則工頭發布的指令他們也聽不懂，無法投入工作。
一位殘障人員在磚廠內做工。 上官正義供圖
六年前，記者在雲南硯山福興磚廠調查時，附近小賣部老板描述，這些“憨包”大部分剛來的時候挺正常，會洗衣裳，晾被子。她眼睜睜看著他們在一兩周內被強迫重體力勞動之後，身上變得髒臭，經常自言自語，隨地大小便。有人剛來時還知道名字和家，後來都不知道了。
“我去安平磚廠是6月中旬，室外氣溫有三十多攝氏度，殘障工人在聚熱的鐵皮屋裏勞動，剛燒好的磚還散發著熱氣，屋內像個蒸籠，超過40攝氏度。屋裏裝著幾個大功率排風機用於降溫，卻把粉塵全都吹到工人身邊……”上官正義描述。
為何大量殘障工人會聚集在磚廠而非其他行業？一位業內知情人士表示，這和國內大部分磚廠生產模式的變化有關——現在的磚廠基本實現了半自動化生產，大部分環節不需要人工，但裝車環節還需要人力。成品磚從窯裏燒製出來，通過傳送軌道推出後，要及時裝車或運到貯存點。而該環節是在高溫和大量粉塵聚集的環境裏運作，很難招到工人，工頭就控製一批殘障人士替代。
上官正義探訪的一家強迫殘障人士做工的磚廠外景。 上官正義供圖
和兩班倒的磚廠工人不同，這些殘障人員沒有明確的休息時間。在山西一家磚廠，一位殘障工人對上官正義悄悄說：“隻要動作一慢，工頭就用夾磚的鋼夾子戳眉心和脊骨。”
上官正義所見的磚廠殘障人員幾乎都沒有勞動保護。他唯一一次看到殘障工人戴著手套，也是已破爛穿孔的，“估計是別人用剩的，他翻個麵繼續用。”
他曾在一家磚廠裏看到工頭給他們煮的麵條，一大鍋黑乎乎的，傍晚再去看，那鍋麵條已經餿了。
“我親眼見過公安部門解救出來的殘障工人，大多體型極度消瘦，手掌也都變形了。”上官正義說。
神誌還算清醒些的人也會反抗。在山西長子縣的磚廠，有位輕度智力殘疾的工人，向上官正義講述過自己逃跑的經曆：逃跑後很快就被找回來了，還挨了一頓打。“時間長了，就不跑了。”他說。
“收留”的幌子
今年10月上旬，在中部地區一家使用殘障工人的工廠內，工廠主吳強（化名）對記者描述，他已將手下的3位殘障工人主動轉交給政府安置了。這些人都是他近年外出到附近做生意時“撿來的”，還有一位殘障工人是自己“跑到家門口的”。
吳強的家距離山腳下有1個多小時的車程，山路崎嶇蜿蜒。當記者對這一說法表示質疑時，他改口解釋：“他可能是之前被其他工頭帶到這裏的，逃跑時迷路了。”
吳強多次強調自己是收留而非勞役這些工人，讓他們做的也僅是力所能及的活兒。他向記者展示了幾位殘障人員的住所——一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蓋起來的磚瓦平房，室內是坑坑窪窪的泥地，幾名殘障工人分住在兩個逼仄的房間。床上堆滿他們被政府部門帶去安置前，在家中穿的破舊衣服。
殘障人員在這位包工頭家中睡覺的房間。 楊書源 攝
“你看，下雨天幹活，我都給他們準備了雨衣。”吳強說。這幾位殘障人員住的房屋邊上，是吳家近些年蓋起來的兩層樓房，寬敞明亮，供其他家庭成員居住。
在村口，吳強所在行政村的村委書記也承認，包括吳強在內的數位村民有使用殘障工人的情況，但並沒有當即上報政府部門。
這種對非法用工行為的“包庇”十分普遍。“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周圍人可能知情不報，甚至通風報信，幫涉事人員掩蓋非法用工行為。”上官正義在現場核實情況時，也曾遭到工廠附近村民的圍堵盤問。
“這些殘障人士，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流浪狀態，村裏人也是在保證善待他們的情況下，收留這些人的。”前述村幹部解釋。目前，該村所有外來殘障人員均已被政府相關部門接走安置。
“有的村民和這些殘障工人也有了一定的感情，之前有一位殘障工人被接到社會福利機構安置時，他還哭了，不願離開。”他描述。
這種觀點在網絡上也有一定聲量。上官正義在舉報磚廠的非法用工情況後，常有人在網上攻擊他：都是被家人拋棄的流浪漢，沒有工頭收留他們，這些人就沒吃沒喝，生存不下去。
每當看到這樣的評論，上官正義都義憤填膺：“這些流浪人員，大部分並不是被家人遺棄的，而是因為外出務工等原因，和家人失聯的。從目前我參與的解救案例來看，殘障工人尋親成功比例大約在80%左右，很多家庭都沒有放棄尋找他們。”
一位尚未找到家人還在當地福利院居住的殘障工人。 楊書源 攝
這幾年，楊寧試著讓當地粉絲數量十多萬的本地博主幫忙發布父親的尋人啟事；他也去當地派出所報案登記、錄入DNA，還要時不時應對索要數萬元“信息費”的假線人。
在楊寧的童年記憶裏，父親楊忠奎一直在家務農，語言表達能力較差，反應有些遲緩，但身邊人從未將他和“智力殘疾”聯係起來。2008年，楊忠奎為了還清家中外債，跟隨同鄉外出打工，從此家人再也沒收到過他的消息。
劉德軍今年45歲。村裏與他同齡的人回憶，他小時候讀書不靈光，一年級留級3次後輟學，但當時也沒有人認為他智力殘疾。
在21世紀初的中國農村，人們對精神殘疾的認知有限。這些被身邊人認為“呆呆笨笨”的人也卷入進城務工的大潮，也踏入了潛在的險境。
17年前離家時，楊忠奎還會去家附近的小商店買日用品，但被接回家後，楊寧發現楊忠奎對錢完全失去認知。楊寧教了他許久，收效甚微。這似乎從側麵印證，楊忠奎在磚廠沒有接觸過勞動報酬。所謂工頭“好心收留”的說法顯然不成立。
也有人有收入，但與勞動強度極不匹配。劉德軍回家後曾向家裏人提及：“在廠裏幹活時，一個月發20塊錢的工資。”
今年10月初，記者在中部地區一家鄉村福利院內看到倚在大門旁的陳平（化名）。他主動撩起褲管，腿上露出大麵積潰爛的傷口，他說是在廠裏消毒時，被消毒水泡的。
陳平在展示自己做工時腿上受的傷。 楊書源 攝
工作人員告訴我們，他來福利院前曾被工頭帶去一家工廠做苦力。問及他來福利院的情況，他說了好幾遍：“之前在廠裏幹活，沒給錢！”
盡管認知有限，但大部分進過磚廠的殘障工人都會竭力表達一個事實：“沒拿到過錢”。
黑中介交易鏈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中老年殘障人員在黑中介、包工頭和磚廠老板之間轉手的交易鏈條依舊有跡可循。
11月中下旬，記者在一社交平台上找到一家昆明用工中介機構，該中介經常將勞動力送往各地小工廠，做沒有太多技能要求的“小工”。記者詢問是否接收智力有缺陷的工人時，客服表示：“先要看看這幾個人的視頻，確定下他們的殘疾程度。”
記者還聯係了另一位東北地區的磚廠包工頭，他對於招聘智力殘疾人士態度謹慎： “我習慣人走賬清，但這樣的人到了冬天哪兒也去不了，你還得養著他。”但這位工頭也表示，身邊有不少同行會接收殘障工人。
“‘大傻’一般都是工頭招工來的，工頭負責他們在磚廠內的生活。但磚廠老板也是知情的。他們甚至更想用這種工人：動作慢一點，但是不偷懶，不會卷入廠內工人小團體鬥爭，不會打架。”六年前，記者在雲南調查黑磚廠用工事件時，磚廠附近小賣部老板曾如此描述。
當時另一家磚廠老板也承認“廠裏用過‘憨包’”。“去年來了名楚雄包工頭，他就是收管理費。憨包都是一位姓張的二包工頭帶來的。”在這位老板的言語間，磚廠用工環節被多層轉包，他隻負責每月按包工頭上報的工作量發錢，因此“招什麽樣的工人、工人幹活效率如何”和他無關。
今年上半年，上官正義在一些招工網站和論壇上，看到過黑中介“售賣”殘障工人的帖子。他們直接在招工評論區、群組內留言：“手裏有幾個大傻，誰要？”“大傻出租，大傻搬磚……”
在山西呂梁市鑫宇建材磚廠，上官正義配合警方查獲一起非法用工案。兩名智障人員和一名工頭被帶走。工頭供認，其中一名來自河北邯鄲，是他在河南安陽以1萬元左右從雲南人手裏買的；另一名是他2020年從安徽人郭某手裏租來的。開始趙某每天支付郭某100元，後趙某將殘障工人藏匿，無償給自己幹活。
一位殘障人員在磚廠內搬磚。 上官正義供圖
隨著今年下半年警方對黑磚廠非法用工查處力度加大，網絡上這類帖子逐漸式微，但並不意味著這一黑產絕跡。
有的工頭在被查後，會拿出預先在殘障人員口袋裏放的幾百元錢辯解：“我用他們是給工資的。”
但無論非法用工以何種“偽善”麵目存在，司法程序上的案件定性並不受影響。上官正義親曆的這些案件中，隻要公安機關在現場固定了證據，工頭或知情的磚廠負責人，基本都會以強迫勞動罪被立案偵查並提起公訴。
雖有法律製裁，但威懾力並不顯著——9月中旬，上官正義向湖南冷水江市相關部門舉報明桓磚廠工頭涉嫌控製殘障人員做工，協助公安解救出16名殘障人員。後來他發現，這家磚廠已是慣犯，2017年8月就有殘障人員在該廠“熱死”，磚廠負責人賠償了家屬3.5萬元。
“這種買賣成年殘障男性的行為，應納入拐賣人口的範疇，增加工頭、工廠主犯罪成本。”上官正義多次公開倡議。
但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並不容易。“我國1997年刑法有拐賣人口罪的設定，但後來改為了拐賣婦女、兒童罪。立法機關認為拐賣婦女和兒童才是這一犯罪行為的主要形式，這就把已滿14周歲的男性被拐賣的可能完全排除在外了。這一群體在刑法保護出現了空白。”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刑法研究專家陳小彪表示。
他進一步解釋：工頭或者工廠主以暴力控製這些殘障人士，主要觸犯非法拘禁罪和強迫勞動罪。若在組織勞動時故意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或死亡，還會構成故意傷害罪。但相比拐賣婦女、兒童罪，這些罪名量刑較輕。“拐賣婦女、兒童一般是判3到10年，情節嚴重就會判10年以上，甚至是10年以上到無期徒刑、死刑，而非法拘禁罪和強迫勞動罪，最高刑期才10年。”
“強迫勞動罪和販賣人口罪的核心區別之一是獲利途徑不同。無論殘障人員是否由工頭花錢獲得，工頭的主要營利手段還是通過控製他們勞動賺錢，如果是拐賣婦女兒童，人販直接把人賣出後就脫手了，是一錘子買賣。”從事公益法律服務的殘疾人律師辛鈞輝分析了此類案件按“拐賣人口”量刑的難點。
上官正義還發現，不少涉案工頭或工廠在違法行為敗露後，會讓殘障人員逃往深山，以減輕法律責任。但這些逃散的殘障人員很有可能再度被其他工頭控製。所以隻有幫這些殘障人員尋找到親人或安置在當地社會福利機構，而非流於表麵的“排查驅趕”，才能杜絕他們再次流入非法用工市場。
“追討工資太難”
回家兩個多月後，楊忠奎狀態好了不少，也能簡單表達意願了。隻要楊寧一喊 “爸爸”，他就會從茫然不知狀態中“醒來”，遲緩抬頭應答。
他跟在兒子身後，形影不離。每次楊寧問他，他就說：“這輩子再也不出去了，你去哪裏我就去哪裏。”
11月是家裏20多畝地收土豆的日子。楊寧帶楊忠奎來到田裏。他忙著挖土豆、裝袋，楊忠奎聽不懂指令，也沒有力氣可使，就在一旁盯著兒子看得出神。他哪怕偶爾撿起已挖出的土豆，在手裏攥一會兒，又隨意丟棄了。
楊忠奎回家後，經常和兒子去自家地裏溜達。 受訪者供圖
“他真的什麽都幹不了。”楊寧滿臉惆悵。他和愛人靠每年三四萬元的種地收入，養著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和兩個孩子。回家後，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楊忠奎辦理了每月400多元的低保。但這筆錢無法覆蓋楊忠奎的所有開支。楊寧帶他去縣裏看病，開治療神經性疾病的自費藥，每月僅這一筆花銷就有1000多元。
楊寧也試著找當地政府，追回父親在黑磚廠做工的工資，得到的回複是：非法用工發生在河南開封，當地政府也無能為力。
11月8日，劉德軍被找回的第43天，他又在村裏的鮮花地附近走失了，家裏人四處張貼尋人啟事。
第二天上午，劉德軍自己走回了家。麵對家人的詢問，他說不出自己去了哪裏，又是怎麽回來的。
這次走失，讓平日照料他的二哥劉德宏感受到了沉重的負擔：現在劉德軍身邊24小時離不開人了，得抽出一個勞動力在家看護。為此，本來和睦的兄弟幾人因為這位殘障弟弟的贍養問題產生了矛盾。
另一方麵，劉德軍的社會福利保障體係尚不明朗。由於他的戶口曾被注銷，無法享受許多政策幫扶，殘疾證也還在當地民政部門的協助辦理中。唯一確定的支持是村裏承諾的最低生活保障，但具體金額和發放時間也沒有明確。
“很多殘障人士，回鄉已是病痛纏身的老人，父母也都不在世了，監護責任落到了兄弟姊妹或子女頭上。”在上官正義看來，對於這些殘障人員而言，申請到穩定的社會保障是家裏人能夠長期贍養他們的前提。在這方麵，不少地方政府已在更主動地嚐試。
今年6月，上官正義協助湖南臨湘警方在轄區內豔飛磚廠解救出5名殘障人後，當地政府幫一名失蹤17年的河南商丘男子找到老家。工作人員驅車數千公裏，將他送回家，後又幫他成功追討了10萬元勞動所得。
“如果相關部門能在刑事拘留涉嫌非法用工的工頭、工廠老板時，同步凍結他們的銀行資產，這對後續清算他們拖欠殘障人員的工資更為有利的。”上官正義建議。
11月初，楊寧意外收到一份來自開封當地公安的鑒定意見通知書，其中提到警方對安平磚廠涉案工頭自2025年以來通過殘障工人獲利數額進行了司法會計鑒定：今年3月起，龍姓工頭夥同父母和叔叔，管理其去世弟弟遺留下的4名殘障人員在安平磚廠強迫勞動，並通過微信收取磚廠主118192元的勞務費。
收到鑒定書後不久，楊寧接到了開封市安平磚廠調查組工作人員的電話，對方表示地方政府願意出資，按照涉案工頭交代的情況以及案件調查結果，先行墊付殘障人士一部分工資。
但當得知當地政府為楊忠奎先行墊付的工資為9000元時，楊寧難以置信：“我父親身上傷痕累累，為何隻領到了3個月工資？來安平磚廠前的十多年裏，父親究竟在哪裏？”
記者聯係了和楊寧對接的安平磚廠工作組工作人員。他解釋，按照目前公安對相關當事人的調查問訊結果，楊忠奎在安平磚廠的做工時間確實隻有3個月。
每月3000元的政府墊付款並沒有時薪標準作為參考，主要為了補貼殘障人士回家後幾個月內的生活。此前有多位殘障工人的家屬聯係轄區內的相關部門反映生活困境，當地政府這才決定先行墊付。
“等刑訴開庭後，法院將核算每位工人工作時長，可能會在減去政府先行墊付的補貼後，再給工人們賠付一筆錢。”這位工作人員表示。
這筆臨時的保障，或許能解燃眉之急，但並非維權的終點。“家屬如果想主張後續賠償，除一般的勞動仲裁外，也可向勞動仲裁機構或者勞動監察部門舉報，由勞動管理部門責令磚廠或工頭支付工資。”陳小彪解釋，如果強迫勞動案件刑事立案，還可以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責任追賠，但賠償金額相對較低。
“如果在強迫勞動中，殘障工人出現了工傷，工頭或磚廠老板必須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要認定殘障人員精神方麵的賠償，需要有醫院或者相關機構的鑒定報告，並且指出當事人受到的精神損失和磚廠或工頭的施暴行為有關。”他補充道。
這些法律流程讓身在雲南農村的楊寧感到茫然。直到11月底，他仍不知該去哪家醫院為父親開出受法律認可的精神疾病證明。
“但隻要他在，養他就是我作為兒子的責任。”生活窘迫的楊寧，表明著不會再讓父親離家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