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12月的華盛頓，政治與金融的交匯點再次成為焦點。11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他已敲定下一任美聯儲主席人選，但神秘地未透露姓名。
次日，具有“美聯儲通訊社”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尼克·蒂米拉奧斯（Nick Timiraos）爆料：盡管候選人麵試仍在進行，特朗普已“內定”其長期顧問、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這一消息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震動了華爾街，也讓全球投資者重新審視美聯儲未來的獨立性與貨幣政策走向。
特朗普對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不滿由來已久，雙方多次公開對抗。
哈西特，這位62歲的保守派經濟學家，以其堅定的特朗普忠誠度和務實的政策主張，一躍成為華盛頓權力遊戲中的關鍵人物。他並非華爾街的“金童”，而是一位從馬薩諸塞州小鎮走出的學者型官僚。他的崛起，不僅源於學術背景和豐富履曆，更得益於與特朗普的深厚默契，以及他對經濟政策的獨特解讀。
從小鎮少年到經濟學精英：哈西特的成長之路
哈西特於1963年3月20日出生在馬薩諸塞州格林菲爾德（Greenfield），一個典型的美國東北部小鎮。這裏遠離曼哈頓的喧囂，居民多為中產階級，經濟以製造業和小農田為主。哈西特的童年平凡而紮實，他的父親是一名當地商人，母親則從事教育工作。這種中產家庭環境，培養了他對經濟公平與機會的敏感性。格林菲爾德高中（Greenfield High School）是哈西特求學生涯的起點，他在這裏度過了青少年時光，成績優異，尤其在數學和曆史方麵表現出色。高中畢業後，他以優異的GPA考入名校，這也為他日後的學術之路奠定了基礎。
1981年，哈西特進入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一所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頂尖文理學院，主修經濟學。斯沃斯莫爾以其自由主義氛圍和嚴謹的學術傳統聞名，這裏培養了眾多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哈西特在校期間，深受凱恩斯主義和供給側經濟學的雙重影響。他本科論文聚焦於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預示了他未來對財政刺激的熱情。1985年，他以經濟學學士學位畢業，GPA高達3.9，足以讓他進入頂尖研究生院。
隨後，哈西特前往費城，攻讀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沃頓商學院的學術氛圍，讓他接觸到更前沿的計量經濟學和宏觀模型。1990年，他以一篇關於稅收不確定性對投資決策影響的博士論文畢業，獲得阿爾弗雷德·P·斯隆基金會（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博士後獎學金。這段時期，哈西特開始涉足政策研究，他曾在美聯儲董事會擔任研究助理，初步接觸中央銀行的運作。這次經曆雖短暫，卻讓他對貨幣政策產生濃厚興趣，也為他未來的美聯儲生涯埋下種子。
哈西特的成長並非一帆風順。博士期間，他曾因家庭經濟壓力而兼職家教，但這反而強化了他的韌性。朋友們回憶，他是一個“安靜的思考者”，喜歡在咖啡館裏辯論裏根時代的供給側改革。畢業後，他選擇學術界起步，這讓他在華盛頓的官僚體係中保持了獨立視角，卻也讓他在政壇初露鋒芒時顯得略顯“書生氣”。
跨越學術與政壇：哈西特的多麵職業生涯
哈西特的職業生涯如同一幅華盛頓經濟圈的縮影，從象牙塔到白宮走廊，他遊刃有餘。博士畢業後，他先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擔任經濟學和金融學副教授，講授宏觀經濟學和公共財政課程。他的教學風格嚴謹而生動，學生們稱讚他能將抽象模型轉化為現實案例，如用裏根減稅解釋股市繁榮。1990年代中期，他還曾在紐約大學法學院（NYU Law School）擔任訪問教授，專注於稅收法與經濟政策交匯。
1997年，哈西特轉向智庫界，加入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擔任國內政策研究主任。在AEI，他領導多項研究項目，焦點包括社會保障改革和能源政策。他的報告《向下看：股市泡沫的教訓》（Dow 36,000）一度引發爭議，該書預測道瓊斯指數將飆升至36000點，雖被視為樂觀過頭，卻在2000年科技泡沫前夕準確捕捉了市場熱情。這段時期，他還為多家媒體撰稿，成為CNN的經濟評論員，頻繁出現在福克斯新聞的辯論節目中。
進入21世紀，哈西特的履曆轉向政壇。2000年，他擔任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總統初選的經濟首席顧問，幫助麥凱恩製定“直言不諱”的財政計劃。2004年，他轉而支持喬治·W·布什的連任競選，擔任經濟顧問，為布什減稅政策辯護。2008年麥凱恩參加大選，他再次出山，並於2012年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提供谘詢。這些經曆讓他積累了豐富的競選策略經驗，也讓他在共和黨經濟圈中聲名鵲起。
特朗普時代是哈西特生涯的巔峰。2017年，他被任命為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主席，領導特朗普的稅改議程。他主導了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將企業稅率從35%降至21%，並辯護稱這將刺激投資和就業。盡管民主黨批評其加劇不平等，哈西特卻用數據反擊：法案實施後，美國GDP增長達2.9%。2019年，他短暫離職，轉任AEI高級研究員，但疫情暴發後重返白宮，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NEC）高級顧問。從經濟角度評估疫情影響，他推動“快速重啟”策略，強調封鎖的成本超過收益。
2024年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哈西特於11月26日正式出任NEC主任，負責協調經濟政策。他的日常工作包括監督貿易談判和財政預算，近期他頻頻為特朗普的關稅計劃背書。哈西特還擔任林賽集團（Lindsey Group）副總裁和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訪問研究員，這些頭銜讓他在學術與政策間無縫切換。目前，他是福克斯新聞的常客，辯論主題從通脹到債務上限，無不直擊要害。
哈西特的職業路徑顯示出他從學者到決策者的轉型：早期注重理論模型，中期偏向政策執行，晚期則強調政治忠誠。這種多麵性，讓他能在美聯儲這樣一個技術性機構中遊刃有餘。
政見剖析：增長優先 vs. 獨立謹慎
哈西特的經濟觀點根植於供給側經濟學，強調減稅、放鬆管製和貿易保護，以實現高速增長。他視關稅為“雙刃劍”：一方麵，它保護本土製造業；另一方麵，可作為財政收入來源，緩解38萬億美元國債壓力。2025年11月，他在福克斯新聞節目中表示：“關稅收入正如一筆意外之財，能支撐特朗普的支出計劃，同時刺激經濟增長。”他還支持美聯儲更透明化，批評其為“黑箱操作”，主張通過國會監督增強問責製。哈西特是“鴿派”貨幣政策的支持者，認為低利率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尤其在後疫情時代。他近期在采訪中稱，美聯儲應“更快降息”，以避免經濟“硬著陸”。
與鮑威爾相比，哈西特的政見分歧鮮明。鮑威爾，自2018年起執掌美聯儲，強調機構獨立性和數據驅動決策。他在2022-2023年通脹高峰期果斷加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近零推至5.25%-5.5%，成功將通脹從9.1%降至3%以下。鮑威爾的風格謹慎、漸進，視美聯儲為“防火牆”，抵禦政治幹預。這與特朗普的“低利率萬歲”理念格格不入，後者多次公開抨擊鮑威爾“反應遲鈍”。
哈西特則更親政治化。他支持特朗普的“影子主席”模式，可能在鮑威爾任期結束前（2026年5月）就開始影響決策。不同於鮑威爾的“鷹派”傾向（優先控通脹），哈西特主張“鴿派”平衡：降息刺激就業，同時用關稅緩衝財政赤字。他還讚成從美聯儲12個地區聯儲區選拔主席，以增強地方代表性，這被視為削弱華盛頓中心化的嚐試。簡言之，鮑威爾是“守護者”，維護美聯儲的“聖殿”；哈西特則是“變革者”，將貨幣政策嵌入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框架。這種區別，不僅是技術分歧，更是理念衝突：獨立 vs. 忠誠，穩定 vs. 激進。
脫穎而出：忠誠、經驗與默契的完美結合
為何哈西特能在美聯儲主席角逐中勝出？答案在於他與特朗普的深厚關係。哈西特是特朗普的“老戰友”：第一任期中，他不畏爭議地為稅改和貿易戰辯護；第二任期，他迅速重掌NEC，協調特朗普的“關稅牆”計劃。特朗普在2025年12月2日的采訪中稱哈西特為“潛在美聯儲主席”，讚其“懂經濟，也懂我”。這種信任源於哈西特的忠誠——他從不公開頂撞特朗普，即使在疫情數據樂觀預測被批“粉飾太平”時，也堅稱“這是基於模型”。
其次，哈西特的經驗無可匹敵。他曾在美聯儲短暫任職，了解內部運作；學術背景讓他精通模型分析；政壇資曆覆蓋三屆總統競選。這些讓他在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相比華爾街銀行家如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哈西特更接地氣；相比激進派如朱迪·謝爾頓（Judy Shelton），他更務實。華爾街雖擔憂其“特朗普化”傾向，但債券市場反應平靜，顯示其可信度。
最後，哈西特的時機把握精準。鮑威爾任期臨近尾聲，特朗普急需“親信”重塑美聯儲，以支持其第二任期的雄心：大規模基礎設施和移民改革。這些需低利率環境，哈西特正是“鑰匙”。如《經濟學人》所言：“哈西特有兩個版本：學者型與特朗普型。但後者主導了華盛頓。”
美聯儲的“特朗普時代”？
哈西特若成為美聯儲主席，那標誌著美聯儲從“技術堡壘”向“政策工具”的轉變。這位從格林菲爾德走出的經濟學家，以其成長的韌性、職業的廣度、政見的鋒芒和忠誠的紐帶，贏得了特朗普的青睞。但挑戰猶在：華爾街的疑慮、國會的阻力，以及全球市場的波動，將考驗他的領導力。若哈西特成功，他或將成為特朗普經濟遺產的建築師；若失敗，則可能重演鮑威爾時代的“獨立之戰”。在2025年的華盛頓，哈西特的故事仍在書寫，而美聯儲的鍾擺，正悄然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