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的外交發生重大變化,他喜歡使用“特使”來斡旋外交問題,那些經驗豐富的外交官時常被邊緣化。英媒日前發文,抨擊了這種現象。
英國《金融時報》11月24日發表題為《特朗普統治下美國外交官之“死”》的文章稱,華盛頓流傳著一個笑話:如今國務院最繁忙的地方是食堂。這笑話的諷刺之處在於,食堂裏擠滿了經驗豐富的外交官,他們要麽被命令減少工作量,要麽害怕做任何有意義的事情,因為擔心這會惹惱他們的政治上司。更糟糕的是,他們還可能被貼上“深層政府”的標簽。
在那些極端擁護“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人領導之下,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樓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老員工們擔心他們的信仰會受到審查,盡管傳統上,公務員們認為他們每天上班打卡時就可以把政治拋在腦後。正如一位資深公務員所說:“每個人都擔心自己過去說過或做過的事情會受到調查。”
政客與公務員之間的緊張關係由來已久。政客們一直對他們眼中行政階層的本能謹慎和偏好辯論而非決策感到不滿——有時他們的不滿不無道理。
因此,政府部門的確需要不時進行改革,而國務院早就應該進行精簡了。自移動電話和互聯網出現以來,外交官的權威一直在下降。精簡外交官隊伍的並非隻有美國。英國外交部正在經曆一場內部人士所謂的“饑餓遊戲”,新任常務秘書自上而下地推行大刀闊斧的裁員。
但華盛頓正在發生的事情絕不是糾正,而是一場清洗。特朗普政府對外交部門的蔑視,充分體現在任命上的漫不經心:上任十個月以來,包括負責歐洲和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在內的大批高級職位仍然空缺。
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已經進入了“特使”時代。當前對俄烏談判的處理方式正是這種轉變的體現。在最新一輪談判中,除了威特科夫之外,總統的女婿、私募股權巨頭庫什納也加入了談判。威特科夫一直擔任美國對俄首席談判代表,他是房地產開發商和特朗普的密友。
他們二人都是促進達成持久中東協議的關鍵人物。他們和他們的上司一樣,都精於達成商業交易,這更加深了歐洲夥伴的疑慮:確保投資機會是美國的首要任務。
但一位西方談判代表問道,過去一年來,美國許多公開立場都帶有親俄色彩,令他感到惱火。那麽,對俄羅斯的曆史認知又該如何呢?已故的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擔任總統特使期間的影響力,不僅源於他雷厲風行的作風,更源於他多年外交經驗積累的深刻洞見。
不難理解特朗普為何喜歡讓親信擔任特使。他可以隨時給他們打電話,繞過國務院,免去國務院那些繁瑣的政治運作的提醒。
但美國乃至全世界都將為這種自由放任的行事風格付出代價。這或許體現在和平協議的細節和公平性上。值得注意的是,國務卿魯比奧,這位曆來對俄強硬的國務卿,在首次公開評估擬議中的和平協議條款時,態度明顯含糊不清。(魯比奧在華盛頓被視為今年少數幾位提升自身聲譽的官員之一,在特朗普接受該和平計劃後,他巧妙地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在“特使”時代,那些無法引起反複無常的總統興趣的問題,很容易被忽視。在特朗普時代之前,助理國務卿們被信任,他們知道何時應該將棘手的問題上報給更高層。而現在,外交官們卻被鼓勵告訴外國代表團,要優先考慮三件事:礦產交易、安置美國不受歡迎的移民,以及他們如何能助力特朗普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證據。
例如,華盛頓是否有人關注阿富汗或薩赫勒地區日益惡化的局勢,以及它們淪為恐怖主義中心的風險?
此外,還有信任問題。輕視合作夥伴可能會付出代價:未來當美國需要他們支持時,他們可能不會挺身而出。上個月,荷蘭民事和軍事情報部門負責人表示,他們對與美國分享情報資料持謹慎態度,這便是時代變遷的一個縮影。
政客們長期以來喜歡指責外交官們忘記了自己代表的是誰的利益,轉而維護東道國的利益而非本國的利益。有時,這種指責不無道理。但是,如今的美國總統脾氣暴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外交官們向世界闡明美國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