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元的指紋水杯賣數萬件，高價水杯能擋住校園惡作劇嗎

最近，一種售價高達四百元、帶有指紋解鎖功能的水杯悄然走紅。價格是普通保溫杯的兩三倍，卻在電商平台賣出數萬件。

水杯為何要指紋解鎖？家長和廠商認為，需要阻止校園惡作劇和他人誤飲。但很多人不以為然，認為是過度擔憂。

幾百塊的水杯背後，藏著中國家長更深層的集體焦慮：校園欺淩的陰影，正在催生一個龐大的學生安全產品市場。

01

焦慮的家長，買的不止是水杯

給水杯上鎖，在不少人看來並非小題大做。

“我兒子初中同學水杯被壞同學放了學校實驗室偷來的高錳酸鉀……”一位媽媽在評論區分享的經曆讓人心驚。類似的故事居然還有很多：“我們班有同學衝了羅漢果水回學校，結果（水）被拿去擦黑板”，“我上學時，我的水杯好幾次被惡作劇的同學放過各種甲蟲。”

遭殃的甚至不限於同學，還有老師的案例。有家長分享，之前有孩子把粉筆末放進老師的水杯裏：“孩子和老師沒有衝突，就是單純想惡作劇。我看當老師的也需要一個。”

指紋水杯應需求而生。商家多以“不怕同學惡作劇”“指紋解鎖 加倍安全”“別人打不開的智能保溫杯”等為噱頭，附贈了各項五花八門的精度指標：如“0.3秒快速精準識別”“手機同源指紋識別技術”等。



看起來很美，但廠商技術水平不一定靠譜，現實使用中的槽點頻出。“很容易沒電，孩子喝不了水，一個學期出現過三四次，”有家長在電商評價頁麵給了個中評。還有些報道實測發現，當孩子手指脫皮、出汗或沾水漬時，也可能解鎖失敗。可見，沒電，或者出現故障直到“自家的指紋也不認識”，讓這個昂貴的水杯瞬間變成累贅。

但指紋水杯的熱銷，隻是冰山一角。隨便在電商平台上搜索學生產品加上“安全”二字，一個完整的裝備生態圈就出現了。



這些產品的共同特點是：貴。兒童智能手表中的高端款接近三四千，標配GPS實時定位、雙向通話、一鍵SOS求救；還有內置GPS實時定位的智能書包，售價也可以達數千元，號稱能設置“電子圍欄”實時監控孩子動向；售價過千的隱蔽錄音設備，“長續航連續錄音，保護孩子權益”。家長們的購物車裏，裝的都是對孩子安全的焦慮。

這些產品功能聽起來很高科技，有沒有用另說，但首先提供的是給家長的情緒價值，瞄準的都是家長那根繃緊的神經：校園安全。

02

校園欺淩可能是隱蔽、低齡的

學生安全產品賣出高價，效果不一定盡如人意。但一些家長的焦慮並非空穴來風。

一些人的童年都經曆過一種傷痛：校園欺淩。校園欺淩是發生在校園內外的、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的行為。不僅發生在同學群體，教師與學生之間也同樣存在。

它不僅指拳打腳踢的肢體衝突。很多時候，學生之間並沒有動手動腳，但對某一個人灌注了極大的精神侮辱，比如起綽號、孤立他，恥笑他，類似於家暴當中的精神暴力，同樣能將一個人置於高壓、恐懼乃至絕望之下。

校園欺淩具有日常性和普遍性。根據山東師範大學的一項全國調研，53.5%的學生遭受過校園欺淩，其中高發的現象包括：東西被偷（52.8%）、被取笑或捉弄（37.2%）、被辱罵（33.7%）、遭教師體罰（28.3%）。你看，排在前麵的都是一些看似“小事”的惡作劇，也能印證家長對指紋水杯的需求——當孩子的東西被偷或被動手腳，一個能鎖住的水杯，或許真能帶來一絲安全感。



男生更容易目睹那些“看得見”的肢體衝突，女生是自我報告受校園欺淩更多的群體，她們所指認的便是那些間接、隱秘的精神暴力：對人際關係的操縱，旨在暗中敗壞受害者的聲譽或貶損其社會地位。

而從中學各年級發生校園欺淩的風險值來看，初中發生校園欺淩的風險會整體高於高中。其中，初三是一個峰值，中風險（黃色）和高風險（紅色）的比例合計超過45%。



這驗證了成都某中學一線教師韓老師的觀察：初中階段雖仍屬義務教育，但學生身心更接近青春期中後期，衝動性與同伴影響增強，而尚未進入高考高壓情境。中考分流後，隨著年齡增長與學業壓力加大，校園欺淩總體呈現一定幅度的下降。更何況，超過16歲的犯罪行為，就真的要負完全刑責了。

但需要明確普通高中與職高的差異：華中科技大學學者的調研發現，職業學校學生的反欺淩態度顯著弱於普高與初中，欺淩涉入率也更高，這也會拉高高中階段的平均水平。

盡管缺乏國內小學欺淩發生率的詳實數據，但司法判決結果可以印證校園欺淩的低齡化趨勢。據《四川法學》刊載研究統計，2019年至2023年，校園欺淩涉案人數低齡化。12歲以下兒童的涉案人數從2019年的14人增長至2023年的19人，12-14歲年齡段從55人激增至81人，占比超60%。這個年齡段，恰好對應小學高年級邁向初中的階段。



麵對欺淩，學生們想求助，卻常常求助無門。

調研顯示，當校園權益被侵害，67.8%的學生會選擇找老師解決，53.4%會找家長，34.2%找校領導解決。然而老師那邊的調研數據有些無奈：九成受訪老師表示看見了會去管，但七成老師認為效果有限，無法有效應對欺淩的出現與蔓延。



“老師也疲於奔命。”韓老師坦言，班裏學生多，每天光是處理作業、考試、家長溝通就已經焦頭爛額，“在這個青少年小社會，我們不知道該扮演什麽角色——是法官？是調解員？還是心理醫生？或者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會不會讓我的麻煩少一點？”

孤立無援的孩子是自我感知絕望的。長大後的成年人總是會說，當初讀書時覺得天大的事情，如今看來都不算什麽大事。

這句感歎隻對了一半——孩子還沒有長大呢，他所經曆的，就是他的當下。他所麵臨的，就是需要每天步入那個讓他不喜歡的課堂。那麽，一個指紋水杯有用嗎？解決的隻是表麵現象。讓孩子煩惱的，根本還不限於水杯。

03

尋找更係統的防欺淩辦法

那麽，如何更係統性地反校園欺淩？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從“旁觀人群”中尋求突破，或許是個答案。

在北歐，芬蘭用一個叫KiVa的項目，讓校園欺淩事件大幅下降。根據當地基於78所學校、8237名4-6年級學生的大規模評估結果，實施KiVa項目9個月後，幹預組的自我報告受害率從16.6%降至8.9%，下降幅度接近50%。而對照組僅從16.8%降至12.7%。

KiVa的秘密在哪？研究表明，校園欺淩行為至少有部分是出於這樣的動機：在同伴群體中追求高地位和權力。除去少數的霸淩者與受害者，剩餘的八成學生都是目擊者群體。



而這八成旁觀者，又被細分為四類：“強化者”聲援霸淩的同學，在觀看欺淩的過程中大笑或表示支持；“協助者”為施暴者提供實際幫助；“保護者”會安慰被欺淩的同學；剩下的同學選擇當“局外人”。

如果旁觀者為受害者辯護，這就把欺淩變成了一個不成功的策略，欺淩者在欺淩的過程中得不到尋求的地位和權力，欺淩行為可能會終止。芬蘭圖爾庫大學的研究者發現，改變旁觀者的態度，比懲罰欺淩者更有效。

因此，KiVa的具體做法頗為巧妙。課程設計上，他們不是簡單說教，而是通過角色扮演和情境遊戲，讓孩子們體驗不同角色的感受。當選擇旁觀者角色的學生站出來支持被欺淩者時，他們會發現自己的點滴話語能改變局麵。

除了總體性的教養培訓，當欺淩事件明確發生，KiVa也設計了針對性的流程：學校設立專門的KiVa小組，配置2-3名校內專職人員處理欺淩事件，而不是把壓力全部分給已經疲於奔命的班主任。與受害者的談話，重點評估其心理狀態；與欺淩者的談話，則明確指出霸淩行為的錯誤。

相比之下，中國的反欺淩措施采取了諸多自上而下的管理體係，但具體到每一所學校的實踐指導仍需細化。

2021年，教育部製定了《防範中小學生欺淩專項治理行動工作方案》，要求學校成立由校長負責的學生欺淩治理委員會，製定防治學生欺淩工作各項規章製度。各校要公布欺淩防治電話、郵箱和法治副校長電話，每班每學期至少組織2次學生欺淩防治主題班會。

這些措施正在發揮作用，但有時候會陷入“頭痛醫頭”的困境。老師們接到班級反饋、疲於奔命，家長買了指紋水杯求個心安，而孩子們依然在憂慮中度日。根本問題在於，需要真正理解校園欺淩的本質——它不隻是欺淩者和被欺淩者之間的事，而是整個班級生態的失衡。

當然，任何國外經驗都需要本土化。中國的班級規模更大、師生比更高，照搬KiVa未必奏效。但其核心理念值得借鑒：培養同理心，激發責任感，孩子保持勇氣與團結，才會共同守護校園安全。

給孩子們灌注守望相助的“真氣”，欺淩就少了一半的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