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頁 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劉治平

按：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楊振寧近日去世，終年103歲，他稱自己的一生是“沐光而行，如斯如願”。楊振寧在往事回憶裏，提到對他影響最深的教授之一王竹溪，王竹溪在西南聯大指導他開展碩士論文研究，對他的一生有過決定性的影響。

1956年，王竹溪在北大物理係任教時，指導過另外兩位本科生：顧雁和劉治平。僅過了一年，兩位二十一二歲的青年在反右後雙雙折翼。一位在1960年被捕，判刑十七年，另一位在1958年被送勞教農場，再也沒能重回科學殿堂。

在這篇長文中，艾曉明從得知劉治平的名字開始，爬梳史料，重讀文獻，聯係1957年中科院反右的曆史脈絡，描述出一批墜落者的命運蹤跡，由此揭示出一個常常被人們忽略的詭異圖景，中科院當年以保護一批資深科學家為名，將另一批青年學者推上反右祭壇。

文章用大量事實說明，對自然科學家的所謂特殊保護政策，隻是權宜考慮，長期來看是無效的。而當這個科學共同體分崩離析時，所有科學家的悲劇也就為期不遠。為享有沐光而行的未來，需要記住這些暗夜亡靈的故事。

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頁

——尋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劉治平

艾曉明

人是如何感受曆史中那些巨大災難的呢？又是怎樣度過那些災難的呢？無論是在災難前還是在災難後，遺忘始終居於統治地位。因為看到大眾是如何能夠忘卻曆史動亂的動機，又是如何輕而易舉地把日後精心編造的解釋當作事實，我將遺忘從因果原則中除了名。

——埃米爾·庫斯圖裏卡：《我身在曆史何處》1

劉治平，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是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學教授顧雁先生那裏。顧雁，北京大學物理係五二級，劉治平是他的同班同學，曾和他一起在著名理論物理學家王竹溪教授指導下完成畢業論文。



來源：《北大物理係九十年》

顧雁和劉治平同在1956年畢業，劉治平留在北京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顧雁去了蘭州大學。同年9月，顧雁報考了該所李蔭遠指導的研究生，專業是固體理論問題，次年被錄取。

顧雁同時也報考了蘭州大學物理係，並被錄取。思考利弊後，他決定留在蘭大，跟隨物理學家徐躬耦教授做研究。就在這年，1957年鳴放之後，顧雁成為全校研究生三右派之一。1958年，他被發配至天水接受“勞動考察”的處罰。1960年10月，顧雁因參與創辦“星火”被捕，獲刑十七年。

十九年以後，1979年2月17日，蘭州大學在關於顧雁右派問題的複查改正結論中明確寫道：“經複查認為，顧雁同誌在1957年整風鳴放中，沒有右派言論。”

而顧雁自己明白，他被劃右派不是因為言論，而是受到他的同學劉治平牽連：“我去蘭大後，我們之間經常通信。1957年鳴放一開始，他就來函說，要為我在肅反中受到的不公正批判討說法。我去函勸他不要去鳴放，他不聽我勸。反右開始後，他來函向我訴苦，並首次提到了他父親被鎮壓之事。我回函勸他要冷靜，並說運動來了畢竟也要過去的。估計我給他的這些信，最終到了反右鬥爭委員會手中。”

這使我想到第一個問題：劉治平是誰？他到底說了什麽以至於牽連到遠在蘭大的同窗？

第二個問題是：劉治平還活著嗎？如果他不在了，他是怎麽死的？

第三個問題，或者不算問題，是一個必須澄清的事實：中科院沒有劃一個右派嗎？

最後一個問題的緣起是這樣，我在網上查找資料時看到，2013年11月1日，鳳凰網刊出鳳凰衛視10月30日《騰飛中國》的節目文字，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所幸的是從1956年到1967年主管科學院的“外行”是張勁夫。據老人敘述，科學院有影響的領導第一個要數張勁夫，11年裏，他的管理有口皆碑，他不怕別人看不起自己，反而更能組織科學家發揮作用，而且在特殊年代裏，張勁夫還勇於保護科學家，在反右運動中，他向毛澤東建言科學家是國寶，要求特殊政策，這種逆流進言的勇氣連毛澤東都頗為吃驚。反右中，中科院因此隻有幾個人做檢查，沒有劃出一個右派。2

此文沒有按照一般采訪的慣例，說明“老人”是某一位實名者；而在口語中，“老人”也泛指某單位的資深員工。但不管是有某匿名老人發聲，還是以集體名詞的“老人”代言，這段話的結語是不同尋常的，仿佛曆史的渦流到了這裏突然消散。而當它以如下標題轉發時，更顯得不同凡響：《真事： 反右運動中中科院沒有劃一個右派》。3

反右已經過去了六十八年，很快就要到七十年，絕大多數右派幸存者都離開人世了。即使如此，因為劉治平是在中科院所屬單位，他被劃右派案，就不會無跡可尋。

我想追蹤劉治平的這段經曆，也是想厘清這個事實：中科院真的沒劃右派嗎？顯然不是。對此，不僅可以通過劉治平本人的遭遇來證明，而且，還可以找到更多的例證來呈現中科院反右的圖景。在閱讀過程中我發現，中科院對科學家的確采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但在保護一部分資深/有成就/海外歸國科學家的同時，將一大批年輕學者綁縛到了右派的恥辱柱上，他們成為反右的祭品。其中，尤其是如劉治平、徐芻等人的命運，為這場劫難留下了血染的冊頁。

一反右時期的中國科學院

查看中科院網站上有關《中國科學院發展曆程》可見，“中國科學院由中國科學院學部和中國科學院各直屬機構組成，是中國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和全國自然科學與高新技術綜合研究與發展中心，是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麵的最高谘詢機構。”

中科院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個月成立，在對原來的兩大國立研究單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二十個研究所進行調整改組的基礎上，合並而成中科院的基本框架。1955年，中科院學部成立，下設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和哲學社會科學部四個學部，自然科學研究人員是中科院的主體。

1957年，中科院的院長是郭沫若，副院長即鳳凰專題節目中所述張勁夫。在目前中科院網頁的編年史上，1957年5月的鳴放動員和6月開始的反右大批判已經淡化，隻有兩個小節概括地述及兩大事件：

其一，“錯誤批判五教授關於科學體製問題的意見”。

其二，張勁夫請求在反右運動中保護自然科學家。4

先說其一，五教授意見，指的是《人民日報》6·8社論第二天發生的事，“6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科學規劃問題臨時研究組負責人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提出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製問題的幾點意見》。”這個意見被認定為“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受到批判。

在中科院的網頁上，對上述五教授中的前後兩位特別加了一個定語：“此後，在教育係統工作的曾昭掄和錢偉長被定為右派分子。”

將這兩位教授歸之於“在教育係統”，是否意味著曾昭掄和錢偉長不屬於中科院，而中科院沒有打右派呢？依然不是。

錢偉長可以算是在教育係統，他在反右之前的1956年被任命為清華大學副校長，反右之後，雖然被劃為極右，但保留了教授職稱，沒有離開清華大學。

曾昭掄在1957年12月因右派而被撤職（撤去的職務包括高教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所長、全國科聯副主席、中國化工學會籌委會副主任），其處理意見為：“可在大學內任化學教授。降職、降級、降薪（教授二級）”。他在中科院受到懲處後，才到教育係統任職，1958年4月，曾昭掄應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之邀，離開北京到武大化學係任教。

有關中國科學院反右，官網有關張勁夫的這一節裏，概述了張勁夫冒險向毛澤東主席進言，得到首肯的情形。在當年9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自然科學方麵反右派鬥爭的指示》5（以下簡稱“9·8指示”）。根據這個指示，科學院係統的老科學家在反右派運動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護。

請注意，這裏說的是“老科學家”，省略了青年科學家或一般科學研究人員的類別。

查閱這一指示，一共五條，就基本原則來講，沒有給自然科學家在反右鬥爭中的豁免權；其中首先強調的是：“在科學界高級知識分子中間，必須認真嚴肅地開展反右派鬥爭，決不能有溫情主義。”這是基本原則，但又提出了幾條區分，理由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情況不盡相同，對自然科學家要區別對待：“特別是對於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鬥不可者外，應一律采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具體做法有如下五點：

第一，對極右分子，要把他們搞臭，完全孤立起來。

第二，有一些右派言行，但有較高科學成就者：“不可輕易劃為右派分子，其中必須劃為右派分子的，也必須采取‘鬥而不狠’的辦法。”能不戴帽子也可不戴，必要時可戴帽子，但不登報。

第三，對有突出成就者，“談而不鬥”，即由負責人約談，不到群眾中去鬥。其中有極右分子，為了照顧將來的使用，在批判和報道方麵采取適當的控製和變通的辦法。

第四，對曆史上有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論的“老右派”，鳴放期間言論不夠劃右派者，不劃右派。

第五，對一批在日內瓦會議後爭取回國的歐美留學生，一般要采取“不排不鬥”的辦法。

以上第一點與反右的大方向一致，後麵四點，可以歸納為“鬥而不狠”“談而不鬥”、既往不咎和“不排不鬥”。此外，9·8指示中還提出，要掌握兩個原則，第一是將政治鬥爭與學術思想區別開來；前對後者不要去搞學術批判。第二是要將學術交往關係與政治關係區別開來，一般不要籠統地、不加分析地去追國外關係。

做出如上政策策略的調整，出發點是在於：“我們今後要用他們的專長進行科學工作”，這是從國家需要出發的功利性考量。它主要的適用範圍是“科學界高級知識分子”，而且，文件精神“隻在內部掌握，不向外公開傳達”。從後麵這個不公開的做法來看，一方麵，在反右的高壓態勢下，不暴露科學院的特殊政策，可以避免引起社會爭議；另一方麵，對科學界廣有影響的高級知識分子，可以起到擋箭牌的作用。

那麽，另一個問題來了：哪些人算是科學界的“高級知識分子”呢？

反右之前的1956年，是共和國將知識分子重要性提到議事日程的年度。為此，中央政府在1955年已布置了對全國知識分子處境的調研。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收集高級知識分子統計數字辦法的規定》，其中對高級知識分子作了這樣的界定：“一般是指具有大學畢業程度，具有幾年工作經驗，能夠獨立工作的知識分子。”6就職稱級別而言，包括高等學校中講師以上教師、研究機構助理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1956年，在中共中央有關高級知識分子的幾個報告文件裏，這個稱呼指的是科學家、教授、醫師、藝術家、工程師這類人群。

我們從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所做《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來看，其中，在“高級知識分子”這個範疇下提到的人群有：高等學校的教授、副教授、工程師等，“目前全國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衛生、文化藝術和其他方麵的高級知識分子根據估計約為十萬人，其中在解放以後增加的數字，根據一部分材料統計，約占三分之一左右。”7

而具有高校畢業學曆的技術員、講師、助教等，“雖然並不都合乎我們所說的高級知識分子的標準，但是他們是知識界的新生力量，並且是專家的後備軍。”

這個講話裏也指出：“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和一般知識分子，中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現在就已經有統計數目的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衛生、文化藝術五個方麵的知識分子來看，共有三百八十四萬人。”

1956年1月31日，郭沫若在發言中對“高級知識分子”做出更明確的界定。他沿用了以上約十萬高知、三百八十四萬知識分子的統計數字，具體指出了高級知識分子的類別數字：

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知識分子的人數是很有限的，特別是比較高級的知識分子。在全中國高級知識分子10萬多人中，講師以上的教育人員31，000多，主治醫師以上的衛生人員包含著中西醫在內約有25000多，助理研究員以上的科學研究人員約有3，000多，工程師以上的工程技術人員31，000多，高級的文化藝術人員6,000多，其他專家們約有5,000。其中解放以後所增加的新生力量要占35%。8

根據這裏的分類，那麽，在北京可以被劃入“高級知識分子”範疇的人有多少呢？

1957年6月28日，在反右高潮中，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一兩個月後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通知，以便在知識分子中加強黨的領導，“同時給反共派一個有力的答複”；9通知要求半月內上報具體計劃。在當年8月21日，北京市委“關於1957年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的計劃向中央的報告”中有一個統計：現在全市共有高級知識分子黨員1490人，占全市6829名高級知識分子的21．8％。10

也就是說，北京全市的高知人數當時不過6829名，他們分布在各個行業，是高等學校的教授、講師、廠礦企業工程師、醫療衛生單位主治醫師以上人員、著名文藝工作者。

現在我們再回到有關自然科學家中反右的“9·8指示”，可以得出結論，能夠在自然科學界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得到網開一麵的待遇，人數就更少，非常不容易。北京高知總數為6829名，去掉其他各行各業，中科院裏的被保護者是屬於高知中的高知：第一，他們不僅要科研成就突出，而且還要“在國內外相當著名、影響較大”。第二，要符合國家需要，“來解決某些科學技術問題和培養新生力量”。第三，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回來的歐美留學人員。

第三條涉及的事實是這樣，1951年10月美國政府因朝鮮戰爭爆發，不允許理、工科和醫科中國留學生歸國。1954年，中美在日內瓦開始談判，從當年10月至1957年1月，大約有150～200名留美學生回到祖國。新中國的召喚也帶動了其他國家留學人員歸國，這些人員的就業多數集中在以北京為中心的華北地區。

以物理學家為例，謝家麟，1955年乘坐威爾遜總統號郵輪回國，先後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應崇福，1955年底回國，1956年進入中國科學院物理所進行超聲研究工作。林同驥，1955年秋回國，參與創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11

這樣一些知名科學家確實受益於“9·8指示”，樊洪業在《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評價說：“按照這一指示，科學院係統的老科學家在反右派運動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護。”12

但必須記住，“9·8指示”是一個保證反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靈活性的策略，專為爭取自然科學家中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決沒有改變在科學界進行反右的必要性，更沒有規定說科學院就不必劃右派了。它恰恰還包括了對他們中間右派分子的處理，“鬥而不狠”就是針對“其中必須劃為右派分子”的人，“談而不鬥”，也包括“鳴放期間成了政治上的極右分子”的人。

還有，“9·8指示”隻是內部掌握，不對外公開。自然科學界要進行反右，這一點是所謂全國一盤棋，並沒有疑問。毛澤東在1957年7月9日專門撰寫了《中央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等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7.9通知”），其中對自然科學家中的反右有明確的部署。文中通知了兩件事，第一，“反右派鬥爭正在深入，準確的右派骨幹名單擴大了一倍，全國不是4000人，而是大約有8000人。”13因此，報上點名批判的骨幹分子要從現有的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十。第二，“北京哲學社會科學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學術方麵的猖狂進攻，開始舉行反攻了。北京此種反攻應當擴大，各地應當響應。自然科學家中在政治方麵和學術方麵的猖狂進攻，隻要有準確的事實，也應組織反擊。”14

這個通知吹響了鬥爭號角，此後兩個月裏，中科院針對自然科學家的反右，不僅被動員起來，而且取得了標誌性的戰果。

二 中科院反右北京區告捷

中科院反右與北京的其他重點高校一樣，留下了文獻記錄。第一個記錄是《中國科學院北京區青年反右派鬥爭大會材料選編》，由中國科學院團委會編印，1957年12月印出。



中國科學院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在1958年6月和10月編印了《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匯編》（一），（二）兩冊，其中史料相當豐富。

以上三本言論集，當時是內部發行，現從網上的電子書庫裏，可以獲得第一本。在宋永毅主編的《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第4部分“重要的右派言論和文章”，輯錄有來自兩本書中的史料，我寫這部分內容時也做了檢索和查詢。

1957年9月19日至9月21日，中科院在北京集中了近四千人，舉行了連續四天的“辯論”大會（以下簡稱“四千人大會”），會上推出了五位青年右派作為批判的標靶。《中國科學院北京區青年反右派鬥爭大會材料選編》書中收文四十三篇，附錄有五位青年右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主要言行”。

根據附錄裏的介紹，這五位青年分別是：

1何犖：29歲，浙江諸暨人，1949年11月入團，應用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2項誌遴：26歲，江蘇蘇州人，家庭出身職員，個人成分學生。1950年在清華大學入團。1956年曾去蘇聯短期學習，物理所助理研究員。

3徐芻：27歲，家庭出身高級職員，1952年畢業，留清華任助教，1956年底調入中科院數學所工作，團員，在清華擔任過團支委。

4夏永年：22歲，家庭出身職員，本人成分學生，1956年畢業於東北工學院，化工冶金所研究實習員，團員。

5徐誌國：21歲，家庭出身資產階級，本人成分學生。1956年畢業於哈爾濱外國語學院，科學院辦公廳專家工作處俄文翻譯，團員。

五位青年中年齡最大者何犖，不過29歲；年齡最小的是翻譯徐誌國，才21歲；其中四人是共青團員。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與科學院定下了保護資深科學家的策略，這就是內部掌握的“9.8指示”；而另一方麵，“7.9通知”要求，對右派的反攻要擴大。中科院的四千人大會，呈現這個反攻的聲勢。從書中記錄可見，在青年科學研究者群體中抓右派，這是中科院反右的一個特點，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創舉。

在大會的最後一天，9月21日，中科院的三位領導人，院長郭沫若、副院長張勁夫和副秘書長杜潤生，分別做了總結發言。他們在發言中都指出，這五位青年右派，平均年齡才25歲，最小的在1949年才13歲，“有八年時間是在全國解放以後受到培養的”，那怎麽解釋他們成了右派呢？

郭沫若總結的一個原因是，舊的社會風俗習慣未完全改變，再加上年輕人自己思想上的毛病。這顯然是大而化之的抽象概括，照此推理，老一輩的人豈不是背的舊包袱更重，壞思想更是根深蒂固？郭沫若的確承認了這一點，但沒有解釋為啥不抓老科學家右派要抓年輕人。接著他把禍水歸之於“章羅聯盟”的重視，並舉了曾昭掄和錢偉長的例子來證明。

張勁夫認為，為什麽這些年輕人成了右派，不是我們沒有教育好，而是他們自己要負責。他這樣強調反右鬥爭的性質：“右派分子是‘非我族類’”，是敵人，對敵人不能用教育來解決問題，而是要鬥爭。概括來說，他認為這些青年右派對黨有階級仇恨，有的人出身於資產階級，有的人在肅反中被審查，因而心懷不滿。他還將右派分子的思想特點做了如此概括，說他們離不開個人主義，自私自利，驕傲自滿，狂妄自大，忘記了勞動人民。針對“獨立思考”“懷疑態度”和“自由思想”的概念，他強調，一切都要以階級立場、馬列真理為前提。最後講到政治方向，既要培養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

張勁夫的講話內容看上去有四個部分，其主題和觀點相當分散，而且涉及範圍太廣，很難把握要領。僅以第二部分為例，在“我們應如何從反右派鬥爭中吸取教訓”標題下，所講內容被整理者列出了22個小標題，以便突出重點。下麵他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的順序，我用星號標記出來，以便了解他的報告脈絡：

第一，從階級鬥爭來研究

第二，從社會主義生活資料分配問題來研究

馬克思論公平的分配

絕對平均主義是反動的

“資產階級法權”對分配還起著作用

第三，從思想方麵來研究

思想落後於實際

右派分子是政治問題，但也有思想根源

個人主義問題

“給”與“取”的關係

剝削階級的態度

工人階級的態度

小資產階級的態度

有的人做工作要記賬

驕傲自滿、狂妄自大問題

有利於自己的比法

要過批評關

屁股坐在普通人位置上

架子問題

修正主義問題

獨立思考是共產黨提倡的

懷疑態度和自由思想

在上述每一個小標題下麵，長則三五段話，短則一段話。估計整理者也擔心讀者不知所雲，特別用了小標題來分節。若說張勁夫的觀點不集中，他的每一節都突出了階級鬥爭的立場，論證了黨的領導的重要性；若說他有要點，內容又那麽廣泛，其二十二個標題的論點可說是八方出擊，內容之間缺乏聯係。他的報告既沒有涉及任何科學問題，也沒有聯係五位青年右派具體的思想觀點。

杜潤生講話的標題是《清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以這一點為靶子，認為五青年的思想基礎即三條，一是剝削階級出身，一是修正主義，還有就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其具體表現是叫嚷讓共產黨退出科學界，再一個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取消共產黨的領導；認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今天一般讀者來看這些文章，很難進入他們的語境。大多數人不會再有興趣來讀，或者讀也讀不進去了。“文革”後的右派改正已經證明，這場反右根本是一場大悲劇。回顧當年，所有這些反右發言，呈現的都是那個年代的話語方式，它的特點是將一切歸之於階級鬥爭，任何批評都屬於反D，言者注定有主觀惡意。如果不如此反攻，黨和G家就要陷入極度的危險。在有罪推定的話語方式下，隻要將一個人的言論剝離出具體語境，再提高到“階級鬥爭”原則上來分析，即所謂“上綱上線”；這個人注定難逃被治罪的厄運。

值得注意的還有，延續四天的四千人大會，雖然在“前言”中被稱為“辯論大會”，整本書裏完全沒有一篇被批判一方的發言，實際上它就是鬥爭大會。附錄裏雖有五青年的“右派言論”，那都是事先收集整理出來，交給各位發言者去準備批判用的。

我本不打算過多地引用這些“右派言論”，以此為五青年右派洗雪。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出這本書一讀。按照現代人Q的觀念，人人有權享有言論和表達Z由，這些Z由不應該受到幹涉。同樣，民主社會要求執政黨接受監督，批評和監督是公民行使政治權利的方式。這些在今天都是常識，而不應該遺忘的是，在中科院參加鳴放的知識分子中間，那時就有這些常識。而反右恰恰是針對這樣的民主常識而施行的政治實踐，它要確立的是另一種權威，這種權威是在反理性和常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重讀這本書中按階級鬥爭的是非觀整理出來的“右派”言論，盡管那些觀點已經被掐頭去尾，並不完整；但依然可以看出五位青年右派的民主訴求和思想批判的光芒。

何犖的批評轉引了最高領袖的話，他說，“秦秘書長在傳達毛主席報告中說：‘知識分子不問政治，就剩下吃飯生孩子’。這還是不對的，知識分子也想到做研究工作，他們有一套政治。”他認為，知識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上，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不是知識分子脫離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脫離知識分子”。“在鳴放中知識分子積極性很高，而主要是政治待遇不平等，黨內外有牆，沒有充分機會，沒有充分可能讓知識分子去關心國家的事情。”15

何犖、項誌遴等都對反胡風運動提出了批評。他們坦然承認，對胡風的許多話有共鳴。他們為胡風抗辯說，胡風不是反革命，“胡風集團的材料有80%是錯的”。何犖認為三反五反運動在科學院搞得太過火，老是搞運動，不作業務。關於肅反，何犖在小組會上說：“肅反運動中說5%是壞人，是教條主義的理解，全所忙了一年，結果一無所獲。”16

項誌遴的言論裏也包括“攻擊肅反運動”，他的批評更尖銳。他認為，由於斯大林錯誤理論的指導，肅反擴大化：“肅反運動違反了法律，對人權有了侵犯，隨意鬥爭，關閉，隨意責罵。”17

當鳴放風向遽然轉為反右，項誌遴和所內另一青年張家琨逆流而上，勇敢地發出異聲。他們認為，所內的做法是“圍剿”，“人身攻擊”。項誌遴並給兄長胡繩寫信，“罵‘黨中央糊塗，這樣下去將有很多人不敢講話，還能敞開言路嗎？’”18

通過這些“右派言論”，我們也看到，在這所國家級的科學殿堂裏，反右采取的手段與基層反右如出一轍，科學界本應具有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影子也不見，我將這些手段大體列舉如下：

一 日記治罪

五青年中，徐誌國最為年輕。“徐誌國的右派言行”大部分是從他的日記中收集得來的。被引用的內容包括他早自1957年5月3日，遲自當年8月14日的日記。在會上發言的吳明瑜還提到：“從他五年來的日記可以看出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情感的強烈已達到何種程度”。19由此可見，組織上掌握的遠不隻是徐誌國鳴放前後的日記，而是他在大學期間和畢業以後的全部日記。附錄中沒有說明這些日記是怎麽得來的，但在反右期間，通過日記檢舉右派言論並非罕見。以徐誌國的情況來看，日記是在反右進入到8月中旬以後曝光的。再看於家珊（科學院專家工作處）的發言，她說徐誌國在反右批到他頭上時，“鬼鬼祟祟地查封日記，用毛筆把最露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字眼塗了去，並把日記寄回了家中”。20既然寄回了家，為什麽又全部被追回？隻有一個解釋，要麽是徐誌國迫於壓力交出，要麽是他的舉動被跟蹤，日記被截獲。無論如何，他寫在日記裏的心情獨白和記事，這時都成為致命的罪證。

徐誌國右派言行的第一條是“利用整風，向黨進攻”，可是，如今我們來看被列舉出的日記內容，那隻不過是期待鳴放又有所猶豫的心情。他的鳴放意見，也僅僅涉及本單位的人和事。他顧慮著，周圍的人都保持沉默，自己鳴放後可能會遭到報複。所有這些思想矛盾、欲言又止的心情和自我激勵的記錄，都被放大、歪曲為“向黨進攻”。徐誌國熱愛文學，曾先後給文學所辦公室領導寫過五封信，希望調入。這本是與鳴放無關的個人事務，但都同樣被記錄為反D言論，連他的謙遜求教，也被抹黑為“笑裏藏刀”。

二禍從口出

這些言論是怎樣整理出來的呢？按照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政治運動一貫的做法，就是發動群眾檢舉。從孫親仁的批判發言可見，五青年中，項誌遴並沒有貼出過一張大字報：“隻在另一右派分子仇士華的大字報上加了一張豆腐幹一樣大的小條子，他發的言論都是化整為零東一句、西一句”，但群眾發動起來後，“就揭出了他大量的言行，就暴露了他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猙獰麵目。”21

附錄材料裏的言行，不區分鳴放前後，也不論是公開場合還是私下交流。所有言論，哪怕是早在1954年說的話，這時都被追查出來。言論場合包括而不限於：1.公開發言、大小字報、意見反駁、給報社的投稿、給領導的匯報等。2私下議論，包括前述日記，同事間的聊天，在家聽“美國之音”及其轉述，給友人的信，親兄弟間的書信和交談。3反右開始後的檢查、自辯、文字和情緒反應。4來自外單位的揭發或外調材料 （如徐芻在之前任教的清華大學所寫大字報、他對自殺學生家長的走訪）等。

將一個人在家庭裏的行為和言論來治罪，這隻能說明，他們的親人也受到壓力，被迫要作出交代。在《徐芻的右派言行》裏，有他和他弟弟徐威所講的話。還說他“潛入圖書館廁所”寫匿名的煽動性的反動標語，誰能做這種廁所書寫的見證人呢？實在匪夷所思。

三強迫認罪

與基層反右中發生的直接暴力相比，科學院反右雖未見出現肢體暴力，但強迫認罪帶來的精神折磨也從這個材料匯編中折射出來。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當一個人在公私場合的言論一一被揭發出來，歪曲為政治誹謗，他還怎麽可能泰然自處？附錄中可見，到8月15日，何犖已經做過三次檢討，依然被認為是不老實。批判會不僅要他自己認罪，還要他交代所謂小集團和反黨陰謀。材料中描述他“進行了全盤的反攻”，今天看來，就是針對這種強迫認罪的痛苦爆發。他說：

我覺得沒有辦法，檢查沒辦法，不檢查也沒有辦法，就是再檢查一千次，你們也不能希望交代出來反動集團和陰謀來！

如果同誌們想要我談出驚人的東西，那麽我以後就不再作檢查了。22

從數學所潘一民的發言中可見徐芻的遭遇：

我們一共對徐芻的問題開過六次大會，另外還進行過各種形式的小會和多次的個別談話，同他展開說理鬥爭。

他對組織也使用了各種無恥的手法，有時是怒氣衝衝，裝瘋裝死，有時是哭哭啼啼，跪地求饒。23

反右兩周後，徐誌國如此寫道：“現實，就像是一條皮鞭似的狠狠地抽打在我的心上”，他甚至想到自我了結：“如果我的精神死掉了的話，那麽我的軀體留著也是沒用的。”“我不想對任何人訴說我心中的苦煩，甚至不願意讓它流露出來。”這明明是吐露內心的痛苦，卻同樣被歪曲為“向黨進攻”。24

對被批判者的汙名化延伸到各個方麵，從政治態度到業餘愛好。項誌遴曾經申請入黨，這被斥之為“企圖鑽進黨內來瓦解黨”。批判夏永年的發言者追溯到他的中學階段，說他對“玩弄女性、出入舞場、賭博等這些下流勾當感興趣”；欣賞爵士音樂、美國電影，這些都被歸咎為“留戀資本主義生活方式”。25

在巨大壓力之下，被批判者自己也不得不這樣做了。在四千人大會批判之前，徐誌國已經在科學院的院內大會上做了兩次檢查，他在日記裏寫到被迫服從：“我現在是先給自己扣上一頂帽子，然後再去找尋、拚湊，甚至創造些事實，顯然，這些事實愈是聳人聽聞，愈反動，似乎表示交代得愈徹底、愈忠誠，我現在不是根據事實來給自己戴帽子了……”。26

結果，這段話依然被作為罪證，列於材料中這樣的標題下：“支持右派言論，反對反擊右派”。

三 不存在的科學共同體

如今在中國科學院的網頁上，可以看到有關科學共同體及其社會責任的討論。科學共同體，包括科學家群體，他們有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對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科學精神的培養，負有社會責任。

回顧中科院反右，若是看四千人大會發言，我不禁要問，這個科學共同體在哪裏？

五位青年學者和科技工作者正在受批判，附錄材料中連帶被點名的右派分子，一些人後來被徹底逐出科學界；而批判他們的又是些什麽人？不盡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而是有一批資深科學家參與其中，後者中有的人當時就是學部委員（相當於院士），還有一些人在“文革”後的科學複興中成為院士、“兩彈一星”的重要功臣，獲得國家重大科技進步獎項。

這些在反右後的政治運動中幸存下來的科學家，他們的專業成就已載入史冊。但這一時期他們對五位青年的討伐，也留下了讀來令人心情沉重的記錄。

會上發言者，有八人一組、五人一組的集體代表，也有不同專業和類別的個人。以個人名義發言者有陸祖蔭、陸學善、彭桓武、鄭國章、林蘭英、錢皋韻等三十七人。

陸祖蔭是核物理學家，時年31歲；他主要是批判物理所的項誌遴，說他與張家琨結成“項張聯盟”，“氣焰十分囂張，手段也極陰險。”27

1980年代北京市電子振興領導小組成員孫親仁，這時在物理所工作，他繼續揭露項誌遴，說他麵貌偽善，行動隱蔽。在蘇聯學習期間受到蘇共二十次黨代會的影響，接著波匈事件發生，他就徹底右轉，“放出一支支毒箭，從細小的具體問題到根本的製度進行了全麵的攻擊和誣蔑。”28孫親仁揭發了項誌遴的許多言行，如他在蘇聯留學時對斯大林肅反惡果感到震撼，回國後關心撫慰肅反中被鬥的人；又說他在所裏幾次發言與其他右派分子結盟，這個“項張聯盟”形式上破產而餘脈未斷。

磁學家陸學善，時年52歲；1955年被選聘為科學院數學物理化學部委員，他批駁何犖所謂“不要黨領導科學的問題”，說何犖的說法跟章伯鈞等主使下民盟的那份“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有‘異曲同工之妙’”，實質是要使科學工作陷於無政府狀態。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曆憶苦思甜，說解放後八年所取得的成績，“就是給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29

彭桓武，時年42歲，英國留學，在國外工作九年，1948年被選為愛爾蘭皇家科學院院士。他參與創辦了科學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曆任研究員、副所長。他的發言不知是自己親筆寫的還是別人代筆，總之，引用了劉少奇的報告、於光遠的文章、周恩來的報告來說明黨的領導是科學發展的幸運，知識分子需要改造。這些內容多是重複，也很空洞，但提到所裏的項誌遴，他的輕蔑和反感就很明顯，意見也具體了。他揭發說，項誌遴的哥哥（胡繩）姐姐“離他十萬八千裏，對他思想沒什麽影響，”30他認為項誌遴的思想根源是他的舅父，這個舅父是沒落的反動漢奸。

像陸學善、彭桓武這樣的大科學家，還有在會上發言的其他歸國人員代表，他們不是受到過嚴格的科學訓練嗎？不是應該有獨立思考嗎？他們怎麽會加入到這場“獵巫”運動中來，怎至於用如此具有攻擊性的語言來對待年輕學者，敵視自己的同事呢？難道他們不知道這場批判的傷害性嗎？

我對自然科學家群體缺乏研究，僅據熊衛民等人對科學家的係列訪談錄來考察，我看到這麽幾個原因：

首先，一些高級科學家對黨的絕對信任和追隨，使他們放棄了獨立思考。

再則，從對政治運動的切身感受來說，1949年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不斷，不過，從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到批判胡風集團等，整體來說，對自然科學家的衝擊比對哲學社會科學家的衝擊相對要小一些；尤其是1954年以後回國的一些科學家，他們對這些運動的傷害性缺乏體驗，也不存懷疑。

有關衝擊相對小，這裏有一個例證，巴延年在接受熊衛民采訪時曾經談到。巴延年1953年從部隊轉業，到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作，屬於管理層政治幹部。他說，在反胡風之後開展“肅反”，分院有人自殺了，上海市委叫停了運動，“說科學院不要在科學家當中搞學習‘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不要在科學家當中搞‘肅反’了。”31上海分院其實在內部還是搞了調查，但科學家們自己並不知道。最後由高教部科學部部長陳其五專⻔召集⾼級科研⼈員開會，宣布分院不搞肅反運動，也不學習了。

何祚庥，1950年代初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1956年11⽉到中科院原⼦能研究所工作。他談到反右之前的政治運動時說，毛澤東發起的那些批判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反對胡適唯心論等，既是學術批判運動，又是政治鬥爭；主要是要在思想理論領域爭奪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權。但在反右之前，“自然科學領域不是爭奪的對象，共產黨當時並不太想控製自然科學。李四光副院⻓曾對毛主席說，請共產黨派⼈來領導科學院。據說那時另⼀位負責同誌回答說：‘我們不懂，還是你們弄去吧’”。32

而在1956年，國家製定了一些政策來提高知識分子待遇，這時，高級知識分子確實體會到了在新中國受到的重視和禮遇；很多人感恩黨和政府。“1956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後，提高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被寫進了指示裏，該年6月16日，國務院通過改革工資的決定。改革後，科研人員，尤其是高級科學家工資收入明顯提高。1956年，一級研究員月工資達345元，而1955年僅218元；級別最低的研究實習員月工資為62元”。33在1957年，城市職工家庭平均每人月收入才21.13元。如果是學部委員，每人還有100元津貼。相比之下，一位一級研究員兼學部委員者的工資等於十五位普通職工的工資。

再說留美歸國的科學家，很多人在戰亂年代離開中國，他們認為那時國民黨政府腐敗，對回國後的事業前景缺乏信心。而在1949年後，受到新中國政府的召喚，也因為愛國思鄉之情，渴望歸國參加建設。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政府從1951年底開始禁止理、工和醫科的中國留學生回國，留在美國的科技人才在就業和升職方麵受到一定的限製。當他們經過艱難的努力回到祖國，又進入到科學院的專業機構，內心是深受鼓舞的。

更為特殊的是，他們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寬容度。前麵已經說過，1954年以後回國的科學技術人員，中共中央在“9·8指示”中明確提出了區別對待的政策：“一般要采取‘不排不鬥’的辦法”。這個區別對待，便使他們在反右運動中的位置和角色都有所不同。

舉例來說，1957年，固體力學家黃茂光41歲；他1956年1月底回國，4月進了力學所。和其他三十個歸國人員一樣，職稱為副研究員。他在接受王德祿訪談時說到反右時置身事外的情形，就表明了這種不同的政治待遇。他說，反右是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參加的頭一個運動，他們當時“算是局外人”。局外人可以自由到什麽程度呢？“給別人開批判大會的時候，我們可以參加，也可以不參加。”反右中他們都沒有遇到麻煩，但他同時也知道，力學所內定的右派是誰：

一個是塑性力學組的樊蔚勳。樊蔚勳是錢偉長的副博士研究生，被錯劃為“右派”以後下放到東北，1979年才給他平反，把他調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樊蔚勳現在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教授。林鴻蓀和鄭哲敏也是內定的“右派”。林鴻蓀原來在北大教課，後來去了力學所，負責日常事務，“文革”期間自殺了。鄭哲敏現在是中科院力學所的所長。因為這兩個人都去過錢偉長家裏，中央知道以後，認為這件事要劃清界限。錢偉長是民盟的骨幹，誰與他有聯係，那就犯了大錯。當時有一個幹部叫朱兆祥，是搞力學的，也去過錢偉長家裏，這就出了大問題，他被錯劃成“右派”，開除了黨籍。平反以後，朱兆祥擔任寧波大學的校長，1989年調回北京，現在是中科院力學所的研究員。34

從這段回憶裏還可以看到，區別對待對這些歸國科學家的誘惑和影響。他們由此而明白，第一，科學家隻能和黨結為共同體。第二，如果離開了黨，不僅沒有歸宿，連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會都沒有。第三，絕不能靠近右派分子，無論是學術聯係還是生活接觸都不可以。這裏，最重要的是，必須無條件地承認和接受黨對科學界的領導，接受的意義就是絕對服從。

結果就是四千人大會上那種敵對情景，連續四天集中火力批判五位年輕的科技工作者；大科學家批判小研究實習員，不論學科、不論專業團隊，人人都拿上階級鬥爭的放大鏡，將這些青年的政治見解、生活態度、家庭出身、青少年時代興趣愛好一一歸罪，大張旗鼓地進行聲討。這是科學思維慘遭羞辱的大會，是製造分裂和敵意的大會，也是科學家的身份斯文掃地的大會。

在反右期間，迫於政治壓力，必須表態揭發別人，這種情況是普遍的，中科院沒有任何例外。我讀到熊衛民對範岱年的采訪，他的經曆可說明這種情形。範岱年和浙大地下黨一批人員隨竺可楨調入中科院，他在科學院《科學通報》任編輯，1956年任宣傳局下屬宣傳處的副處長，反右時任辦公廳資料室副主任，還是辦公廳反右領導小組成員。在反右時，範岱年沒有積極揭發許良英，結果自己被定成右派。

他說他當時的態度是：“拚命檢查自己的思想，後來那些檢查就成了罪狀。”而他最好的朋友管紹淳先被定為右派，批判管紹淳時要求管紹淳做自我揭發。管紹淳便來問範岱年“我寫什麽呢？”範岱年答說：“你什麽都可以寫。”35於是，管紹淳就把他們在宿舍裏聊天的內容也揭發出來。範岱年受到五類處分（戴帽子、開除黨籍、保留工會會員籍、行政降三級），管紹淳的處分略輕一點，為六類（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團籍、重新分配工作）。

根據範岱年的回憶，科學院最後確定了大約兩百個右派。具體是兩百多少，我未見到統計數字。根據《人民日報》1979年7月14日的一篇報道，題為《嚴格按政策清理冤錯假案和曆史遺留問題社會科學院為八百多名科研人員和幹部恢複名譽》，“原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現已得到改正的有徐懋庸、林裏夫、榮孟源、楊思仲、陳夢家、孫毓棠、許良英、李德齊、趙中立、吳其玉、顧準、荒蕪、章有義等四十四位同誌。”這裏沒有提到是否包括所有已故右派和調出本單位的右派。中國社會科學院於1977年5月才建立，其前身是中科院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如果從兩百個右派裏減去這裏得到改正的社會科學部四十四位右派分子，那麽屬於自然科學機構的右派還要占到四分之三。來自張藜文章的另一個統計數字是：

到1958年2月止，在科學院所屬京區55個單位被定為“右派分子”的167人中，有研究員8名、副研究員3名；而11位“右派”學部委員，在科學院工作的僅有2位。36

按科學院北京區四千多人計算，1957～1958年裏劃了兩百右派，這個比例即使未達到也接近了百分之五。所以，所謂中科院沒有打一個右派，這種說法是完全脫離曆史事實的。

四 物理所反右：劉治平與《一切為了Z由M主的社會主義》

上文陳述了中共中央對自然科學家區別處理的“9·8指示”和批判青年五右派的四千人大會，這一節將聚焦於物理所反右和劉治平被劃右派的問題。

在《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匯集（二）》中，收有《劉治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全文長達一萬七千多字；相當詳細地輯錄了鳴放和反右時期劉治平的言論。

簡介裏如此說明：劉治平，男，福建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分學生，年齡23歲，擔任過物理所研究實習員。

材料中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歸納為五個方麵的右派言論。第二部分是劉治平發言記錄、詩作、大字報原文等。

在第一部分裏，劉治平被認為是物理所的“第一個點火人”。如果去掉材料中評價性的措辭如“瘋狂”“進攻”“誣蔑”“辱罵”“醜化”“歪曲”，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涉及這樣一些事實：

第一，鳴放期間，劉治平受到北大“五一九運動”的激勵，尤其是林希翎演講給了他強烈的震撼，以至於他直接寫信給林希翎說：“當北大我們的母校已經高舉起‘五四’的旗幟時，我不能無動於衷。”他誌在聲援北大，成為將“五一九運動”的火炬傳到物理所的第一人。劉治平盛讚北大張元勳、沈澤宜的詩《是時候了》，說這是“最好的作品”，“最感動人”，他寫道：“北大高舉起了五四的旗幟”“我舉起雙手高呼好”。37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舉，劉治平與同所的青年學者鮑誠光聯合簽署發布了文章《一切為了Z由M主的社會主義》。該文被認為是“劉治平、鮑誠光的一篇反黨反社會主義綱領性文件，企圖在科學院內煽動起向黨向社會主義的進攻。”

第三，反右很快開始，風向驟轉後，劉治平進行了抗拒和抵製。他並聲明說：“如果有人把他（鮑誠光）隨便當成右派分子或是資產階級分子來鬥時，我將全力甚至於生命維護他。”

而項誌遴受到批判也與劉治平密切相關，在科學院四千人批判青年五右派大會上，對項誌遴的一個指控就是“支持右派分子劉治平”。在“攻擊社會主義製度 宣揚資產階級民主”這一條目下，項誌遴的“罪行”包括：“擁護右派分子鮑誠光、劉治平的‘一切為了Z由M主的社會主義’的言論”，38“誣蔑黨反右派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令人生畏的邏輯’，讚揚劉治平是一個擁護黨而有正義感的青年，同情劉的‘遭遇’，為劉打氣，宣稱‘讓劉知道也有人同情他’。”39

核物理學家陸祖蔭在會上批判劉治平說：項誌遴的民主言論是在劉治平鳴放了之後說出來的。項誌遴在物理所大鳴大放期間，和另一右派分子張家琨結成聯盟，“在反右派初期，物理所曾經有一整個團支部公開叛變，投降了資產階級右派，就是以項誌遴為首的幾個右派分子策動的結果。”40

與劉治平右派案相聯係的另一位學者是歐陽絳，他出生於1925年，195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係，同年入黨，1957年時的黨齡已有七年，是力學所研究實習員，也是黨支部裏的知識分子委員。談慶明在接受熊衛民采訪時說到歐陽絳和力學所反右期間的情形：“歐陽絳是個老黨員，他人非常好，帶頭提意見。我也發動大家提意見。可是，有的人根本不相信共產黨的誠意，隻是笑笑，一言不發，有的還冷笑，意思是你還真相信？ 過了一段，整風變成了‘反右’，批判所謂的‘右派’，歐陽絳最先中箭。”41

在“支持右派分子積極為之辯護”這個條目下，歐陽絳的“錯誤”表現如下：

物理所公布了右派分子鮑誠光、劉治平的反動綱領“爭取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準備進行討論批判後，歐對劉的論點“大部同意”，十分感“興趣”，積極鼓動群眾一起參加辯論會，在會議進行中並想用自己的發言“扭轉氣氛”，在會上發表的言論很多方麵都是和劉治平的發言相呼應的。42

那麽，劉治平和鮑誠光是搞了一個什麽樣的“綱領性文件”呢？

鮑誠光和劉治平在北大物理係是同年級同學（1952級入學，同年級同學中包括與林昭同案的顧雁和梁炎武），1956年畢業後，兩人都分配到物理所工作。他們也都是南方人，劉治平來自福建，鮑誠光來自廣東，此時職稱同為研究實習員，這個職稱相當於大學助教，也可以再報考研究生。但是從劉治平的右派言論輯錄中看，他的報考受阻，原因是家庭出身。

鳴放期間，鮑誠光不在北京，而在家鄉養病。他給所裏的趙保恒（也是北大物理係52級同學）和劉治平等寫了下麵這封信：

保恒、治平等朋友們：

很遺憾的是我沒能參加科學院的整風運動。

但我建議你們在科學院開辟一個以“一切為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為名的民主牆，我相信熱愛真理的人是願意並敢於支持它的，我將投下我的第一篇稿件，當然我並不希望它是孤獨的發表，如果他們同意可以簽上名，不同意就把“們”劃去，希望你們另外發表你們的。

鮑誠光寫的這一篇稿件，就是劉治平署名後與鮑誠光聯名發表的《一切為了Z由M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全文收入了《鮑誠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43

今天來讀這篇文章，讀者無法理解怎麽可以把這樣的表白看作反黨。作者在第一段即呈現了自己的立場：

我們感謝共產黨把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垂死狀態中解放出來。我們切齒痛恨人剝削人的製度，我們向往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並以之作為終生奮鬥的目標。

作者要闡明的主要觀點是：“我們所要建設的是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從這個目標出發，他以官僚製度作為自由民主的對立麵。怎樣才能夠實現這樣的社會主義？那就必須要有限製一黨專政的政治自由和公民參與。這必然包括提高政治透明度，滿足人民知情權。文章第二段正是表明了這種政治訴求的必要性，作者寫道：

由於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基本上是一黨Z政的，正是這種缺點，使得黨有更多的必要，（比資本主義）給人民以充分的輿論、出版、集會自由，以便使黨的政策經常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下，黨在製定政策方針時要先與人民商量（注一），隻有在多數人同意情況下，這樣的政策才是正確可行的，在政策執行的時候黨還要經常接受人民的意見及時修改。我們要求黨給予新聞以更多的自由（注二），報紙(起碼一部分）應該是人民的講壇而不能全是黨的布告牌。我們希望黨把國家的經濟建設情況(除了具有軍事意義必須對敵人保密之外），經常告訴人民使它接受輿論的影響。

本著政治Z由和公民參與的權利，作者提出了三個問題，希望在整風中得到答案：

第一是各種生活物質資料普遍缺乏的真正原因。作者追問：這種缺乏和農民合作化有無關係，假如有關，黨準備如何修改合作政策。

第二是懷疑蘇聯對中國是“援助”還是“貿易”，要求黨把中蘇之間輸出的各種主要物質的總額告訴人民。（劉治平在這一條後麵署名加注：“這點我不讚成”。）

最後是認為斯大林的一係列錯誤，不能僅歸結為“個人崇拜”以及其品質惡劣，而應該從戰爭年代逐漸形成的獨裁製度來考慮，鮑誠光寫道：

斯大林用血腥手段迫害正直的共產黨人的作風（注四注五)引起了我們巨大的憤怒，我們認為這種排除異己的恐怖行為並不是“他自己認為是為了無產階級利益”的，把斯大林在軍事、外交、農業等方麵所犯重大錯誤的根源歸結為“個人崇拜”與斯大林個人品質的惡劣是不對的。應該說產生這樣一個斯大林是由於當時在鬥爭尖銳的（國內戰爭帝國主義武裝幹涉)客觀情況下逐漸形成的獨裁製度。在這種客觀存在的製度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主觀的思想意識——個人崇拜，才有可能使斯大林個人不良的品質發展成為敢於迫害正直的人。要保證以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隻有徹底消滅這種製度，這種與社會主義優越的經濟製度不相容的政治製度。

鮑誠光能夠寫得如此尖銳，顯示出他的政治敏感和思考深度。他研讀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並了解在批判斯大林問題上更激進的觀點。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生，引發社會主義陣營大論爭。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鐵托在1956年11月11日發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說，同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在第五版發表專欄文章《鐵托同誌在普拉發表的演說和各國共產黨的反應》，鐵托在演說中提出：“個人崇拜實際上是一種製度的產物”。1957年鳴放期間，在全國各地，尤其是知識分子中間，都有對斯大林的錯誤以及南斯拉夫道路的討論。受到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鼓舞，鮑誠光在給劉治平、趙保恒等朋友們的信中建議：在科學院開辟“民Z牆”並征集對這篇文章的簽名，而劉治平的簽名和將之公開，實現了這份文本的鳴放效應。

《鮑誠光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中，除了這篇文章以外，就是他為自己申辯的信件和發言記錄；後一部分內容的時間跨度從反右開始後的6月10日到7月13日。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鮑誠光多次在所內的辯論會上回應質疑，重申文章觀點，解釋為什麽應該從製度缺陷上找問題，何謂自由民主不夠廣泛。從下麵這段話裏可以看到他思考斯大林錯誤的一個思想來源，他在所內的辯論會上為自己的文章辯護說：

我說斯大林血腥統治是有根據的。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立亞蒂在他的文章中談到斯大林就用了一些“血腥鎮壓”，“在道義上應受遣責”，“專橫”，“殘酷”，“官僚主義製度”，“迫害猶太人”等字句，並且蘇聯也認為陶立亞蒂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言論，同樣說了這些話，為什麽不說他反蘇，而說我反蘇？

由物理所的反右可見，9月中科院在北京召開的四千人大會已經是反右的第二波了。此前一個多月，劉治平、鮑誠光的名字已經作為右派典型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人民日報》是黨的機關報，也是發行全國的第一大報，被《人民日報》點名，其影響之廣大、後果之嚴重，不亞於被押上了國家級的輿論審判庭。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報》在第2版登出專欄文章：《中國科學院北京各單位 右派分子紛紛現形》，文章開頭說：“中國科學院北京各單位四千多幹部投入激烈的反右派鬥爭。右派分子紛紛被揭露，他們極大部分是科學技術人員和科學刊物編輯人員。”



在這篇文章中被點名的右派分子，首先是科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楊肇燫，說他還沒有認真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二個名字是科學出版社第二編輯室主任、九三學社社員黃宗甄。第三個名字是科學情報研究所編輯聶光坻，接下來就是物理所的劉治平和鮑誠光。文章還特別公開了劉治平父親鎮反中被處決的情況，並以此說明劉治平的右派言論帶有階級報複的性質：

物理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右派分子劉治平因為他的反革命父親在鎮反運動中被判處死刑，一直對共產黨抱仇視態度，說今天的社會“黑暗”。整風一開始，他貼出了第一張反動大字報，此後他又誣蔑肅反運動，打擊肅反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誣蔑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他認為“三害不能單從思想著手，必須連同政治製度一起消滅”。這幾天來在多次會上受到群眾批判後，他表示願意坦白交代，並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物理研究所另一個右派分子、研究實習員鮑誠光同劉治平沆瀣一氣，在整風一開始就發起所謂“一切為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牆”，他在那裏大放厥詞。他猖狂地要求黨把實權交出來。現在，所內群眾正在痛斥他的謬論。

反右開始僅兩個月零六天，右派分子已成為人民公敵。而這時，劉治平從北大畢業不過一年，他在導師王竹溪教授指導下完成的本科論文《用統計力學方法討論平衡穩定條件》，今天仍可以查到。



論文發表在1956年1月5日的《物理學報》第12卷第1期上，這一期首先刊登的是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排在後麵的才是物理研究專業文章。第一篇為核物理學家盧鶴紱的研究論文，劉治平的論文居於第二。一個初出茅廬的本科生論文排名如此靠前，證明了他的優秀。



五 反右祭壇上的青年科學工作者

時間再倒推一個月，在《人民日報》發表對科學院右派點名批判的文章一個月前，1957年7月初，也就是反右開始的一個月後，劉治平等科學院右派的統計名單已經上報到中央國家機關黨委。

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1957年第271期上，有文章說明，中央國家機關在當年7月初進行了機關排隊摸底工作。在中央國家機關61個單位中，截至7月12日，參加整風運動的人為145,428名，其中的右派分子為2,379名。

中科院在8月份和9月份，通過《人民日報》的公開批判和北京區四千人大會這兩波鬥爭高潮，右派名單早已確定下來。編入《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匯集》的第一冊裏有25人的言論材料，第二冊裏有18人的言論材料，共計43人，根據其中人物簡曆，我按姓名的拚音順序排列如下表，目的是考察其中青年右派所占百分比：









（以上表格，如排版不易，可考慮用下圖09 中科院右派名錄列表）

以上名單僅僅是中科院將其右派言論整理成篇匯集入冊者，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在中科院劃右派者的部分人員名單。從書中收集的言論中可以看到，科學院在鳴放期間，有那麽多人表達了清醒冷靜的思考。他們質疑肅反，為胡風辯護，要求吸取蘇聯教訓，批判斯大林的獨裁專製。從政治民主到黨的領導與科學研究的關係，都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這是科學院鳴放與基層鳴放不同的特點。因篇幅所限，本文對此不展開論述，隻是先寫在這裏，作為研究線索。

上述名單盡管不全，依然可以構成一個分析樣本，從中除去哲學社會科學部係所人員，再除去不屬於任何學部的情報所編輯、辦公廳翻譯、出版社編輯等（表上我用底紋區別出來），僅看純屬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員名單，計有20人。在這20人中，除去年齡超過30歲的5人，其餘15人全部在22～30歲以內：

1 鮑誠光 22 應用物理所實習員

2 畢文達 26 地球物理所見習員

3 蔡親顏 25 物理所實習員

4 陳迺用 30 真菌研究所研究生

5 高葆元 27 化學所實習員

6 何 犖 29應用物理所助理研究員

7 華士龍 18 物理研究所見習員

8 華成吉 23自動化研究所實習員

9黃季芳36 遺傳室助理研究員

10 劉治平 23 應用物理所實習員

11羅開富44 地理所研究員

12歐陽絳31力學所實習研究員

13 瞿 章 24 地球物理所天氣組實習員

14 任宏碩 23數學研究所研究生

15 鄔鴻勳 25地球物理所研究實習員

16 夏永年 22化工冶金所實習員

17 項誌遴 26 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8 謝 鴻 26 計算技術所實習研究員

19 徐 芻 27 數學所助理研究員

20宣受之36電子學研究所實習員

21袁翰青53 數理化學部學部委員

22 袁誌輝 25力學所研究實習員

23 張有天 24水工研究室研究生

以上23人中，超過30歲的隻有5人，其餘18人，平均年齡24.7，不滿25歲。以青年人作為有代表性的右派典型人物，這再一次表明，科學院在保護老科學家、留學歸國者和國家急需人才這種區別對待的政策下，推出年輕的、正在成長中的科研人員，他們成了反右祭壇上的犧牲和保護政策的代價。

六他們去了哪裏？

這麽多畢業於北大、清華等院校的高才生，被劃成右派之後，去了哪裏呢？

1958年，中國科學院創辦中國科技大學。據方勵之回憶，學校成立之初，教師大都來自中科院；一類是老教授前來兼職，另一類是年輕的專職助教，後者大部分是受到過批判者：

以物理教研室為例，助教大都來自科學院各研究所。其中，60%以上都是政治處理品，即在反右派等政治運動中被開除黨籍，開除團籍的，停止黨籍，停止團籍的，黨內警告，團內警告的，以及同情右派，有右派思想而被內控者。在物理教師中，我的右派等級（開除黨籍）不是最特別的。中國科學院四大青年右派中，第一名何犖（原物理所），第二名 項誌遴 （原近代物理所），前後都來了科大。

首任科大黨委書記，鬱文，曾“不無得意” 地說，搜羅到這批反右政治處理品，是他發的一筆“洋財”，用於辦科大的第一筆“洋財”。44

被科技大收留的，相比離開研究單位流放至興凱湖者，應屬幸運，但畢竟是有限的少數人。我在楊崇道的編著《一份“陽謀”災難的民間檔案》裏，找到了一批被送去北大荒的中科院右派的名字。



楊崇道是軍委總軍械部挨整的軍官之一，1958年3月在軍隊被“突擊”劃為右派，開除軍籍，剝奪軍銜，撤銷一切職務，遣送北大荒監督勞動。他通過多年的檔案查找、資料收集、難友尋訪，得以整理出中央單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單（1958年3月——1961年3月），在該書的說明中，他寫道：

1958年中央國家機關和軍委各部單位送往北大荒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共計1417人。其中850農場925人（775名國家機關右派是3～6類處理，150名軍右是二類），853農場489人（全是右派二類處理）。另外，852 農場1人（艾青），湯原農場2人（丁玲、陳明）。45

在楊崇道整理的名單中可見，來自中科院的右派（二類處理：監督勞動）被集中送往了853農場，這是中科院反右中消失了的曆史記錄：

*以下第一個數字為853農場右派花名冊中的編號：

17 華成吉 女 25歲 江蘇人 原科學院研究實習員 高教12級

28 袁誌輝 男 26歲 湖南人 原科學院研究實習員 高教12級

51 鄭顯榮 男 33歲 河北人 原科學院會計 行政20級

89 鍾天越 男 34歲 廣西人 原科學院實習研究員 高教12級

102 楊子彬 男 27歲 河北人 原科學院研究實習員 研究員12級

103 樊蔚勳 男 29歲 江蘇人 原科學院研究實習員 研究員11級

105孫必有 男 28歲 江蘇人 原科學院研究實習員 高教12級

107胡康祥 男 24歲 浙江人 原科學院技術員 高教12級

119李樹藻 男 43歲 山東人 原科學院圖書員 高教12級

123 杜文亮 男 30歲 安徽人 原科學院研究實習員 高教12級

126 陳育彥 男 25歲 浙江人 原科學院見習員 高教13級

127 彭應斌 男 25歲 湖南人 原科學院研究實習員 高教12級

131 李荒蕪 男 43歲 安徽人 原科學院研究員 行政12級

138 徐誌國 男 23歲 浙江人 原科學院翻譯 翻譯14級

139 黃仁飛 男 32歲 福建人 原科學院研究生 高教11級

147 趙中立 男 39歲 浙江人 原科學院秘書 行政14級

另外在北大荒的850農場名錄中還有一個名字：

873 許寶初 男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

上述名單中，共有十七位來自中科院的右派。其中有我前麵提到過的名字：在北京四千人大會上受到批判的青年五右派之一徐誌國（編號13號），言論收入《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匯集》中的華成吉（編號017）和袁誌輝（編號028，在言論集目錄頁為“袁光輝”）。

我最初在網上下載這兩個農場的名單時，沒有找到劉治平的名字，感謝武宜三先生惠贈楊崇道著作電子版，才看到作者的說明。原來，上述名字，全部屬於二類至六類的處理。所謂二類，即監督勞動，即使如楊崇道那樣在北大荒流放了二十二年的人，包括這期間被餓死、被折磨死的右派分子（光楊崇道親手寫的死亡報告就有三十三份），他們所受處理，名義上隻是監督勞動和在此類別以下的處分，而不屬於一類處理——勞動教養。

劉治平去了哪裏呢？劉治平得到的處分更嚴重，他的名字出現在1958年2月9日《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對106名右派分子處理意見》（*以下簡稱《處理意見》）中。丁東在《有關顧準、戴煌、 許良英、牟宜之命運的一份史料》的文章中研究了這一文本。46這份文件的依據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國家機關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的規定》（*以下簡稱《處理規定》），此文件上說明了：此件發到縣一級，不登報，不廣播，但可以在有右派分子的單位宣布。

文件首先確定了右派的性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是人民的敵人”；在處理待遇方麵，國家薪給人員和高校學生略有不同。對於前一類人，根據情節嚴重與否和態度惡劣與否，《處理規定》提出了六類懲處辦法：

一、勞動教養，態度特別惡劣的，還應開除公職。如本人不願意接受勞動教養，則自謀生活，由家庭和所屬居委會負責政治監督。

二、送農村或其他勞動場所監督勞動，生活上酌情補助。

三、同上述一、二類情況，但確有專長以及工作上有需要者，或體弱者，撤銷原職，留用察看，降低待遇。不接受者，自謀生活同一類辦法。

四、願意悔改並有影響者或需要加以照顧者，撤銷原職，另行分配待遇較低工作。

五、情節較輕、悔改較好的，或者情況與第一類第二類相似，而在社會上有較大影響，或者在學術、技術方麵有較高成就，需要特殊考慮的，實行降職降級降薪。

六、情節輕微、確已悔改的，免予處分。

在這個《處理規定》下發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對106名右派分子的《處理意見》完成。正如丁東所說，《意見》就是這個規定的具體實施樣本，具有典型案例的作用，各單位可以參照執行。

在這份《處理意見》中，屬於第一類，作為勞動教養處理者，共有18人；其中，11人屬於“態度特別惡劣”，勞教同時被開除公職；7人屬於“態度惡劣”，不開除公職。

在每個人的名字之下，分別列有三項：一、主要反動言行；二、鬥爭中的態度；三、處理意見。

對劉治平的處理屬於第一類中的第二種：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為方便分析比較，我再將這裏七個人的情況一並輯錄如下：

1 王金湘，男，27歲，山東人，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分學生，大學畢業，共青團員，現任冶金工業部有色研究所10級技術員。

2 張澄清，男，34歲，四川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學生，大學畢業，九三社員，現任衛生部藥品檢驗所生藥室技師（衛生技術11級）。

3 劉治平，男，21歲，福建人，家庭出身反動官僚，本人成分學生，大學畢業，無黨派，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12級實習員。

4 孔嘉，男，33歲，江蘇人，家庭出身資本家兼地主，本人成分學生，大學畢業，無黨派，建築部“建築”編輯部助理編輯（20級）。

5 張永昌，男，42歲，浙江人，家庭出身舊官僚，本人成分職員，大學畢業，無黨派，現任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圖書管理員（16級）。

6鄭白濤，男，31歲，廣東人，泰國歸僑（1950年回國），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分職員，初中程度，無黨派，現任僑委中國新聞社編輯（20級）。

7 張宗祿，男，30歲，四川人，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分學生，大學畢業，共青團員，現任地質部物探研究所10級技術員。

以上這七人，我找到了張澄清和劉治平的結局，他們都死在勞教場所。其他人則未見有文章提及，而七個人中就有兩個勞教死難者，這個比例已經相當駭人。

六 關於劉治平之死及其他悲劇

我曾問顧雁老師，劉治平後來怎樣了？顧雁在平反後與北大校友聚會，他聽老同學們說的是：劉治平因吃毒蘑菇而死。

當年曾經教過1952級物理係學生的虞福春教授回憶說：

我在北大教過很多學生，發生很多感人的故事。這批學生有些人的成就比我高很多。1956年那個班學生都非常優秀，當時我是班主任。他們都還年輕，講話講過了頭，有幾個被錯劃成了“右派”,有的甚至被送到監獄，在監獄裏蹲了20多年。方勵之就是那個班的，我教了他三年多。47

鮑誠光、劉治平、顧雁、梁炎武，都在1952年入讀物理係，與方勵之同年級。1952年高校院係調整後，虞福春任北大物理係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他說到的這些蹲監獄的同學，應該也包括了活著回來的顧雁和梁炎武。而物理係1952級的劉治平、1954級的劉奇弟，則永遠不可能返校了。

我在拍攝《夾邊溝祭事》紀錄片時以及近年來的研究中，對於勞教者死於饑餓的悲劇，並不感到意外。但我還是想知道劉治平的具體情況，他去了哪個農場？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我在網上搜索“劉治平”的名字，並細讀了姚小平找到《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的文章。48

2002年3月9日，北京學者姚小平在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並收藏了一份重要史料：1963年7月造冊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據當年由中國劇協送勞教者杜高認定，此物應該是從北京市公安局五處流出的。在這份調查表上，有94名右派勞教罹難者的“姓名年齡、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質、個人簡曆、教養理由、教養表現、死亡日期、死亡診斷及墳墓標誌”。死者所在墓地分布在三個地方：黑龍江興凱湖農場、河北清河農場和京郊北苑農場。





來源：姚小平《發現》

在這份死亡名單上，我沒有找到劉治平，卻找到了與劉治平同屬一類處理的七人中另一位勞教者張澄清的名字：

63 姓名：張澄清

職業：衛生部藥檢所

教養場所：興凱湖農場

死亡年齡：38

死亡時間：1959.2.10

在張澄清墳旁邊，埋著編號為64的莫桂新，歌唱家張權的丈夫。

張澄清的死亡時間，距對106名右派分子做出處理意見的文件時間剛滿一年，他死在第366天。《處理意見》對於他，如同死刑判決。調查表上注明他的死亡年齡是38歲，而在《處理意見》中，他的年齡是34歲。中央國家機關黨委的《處理意見》比北京市公安局《右派分子死亡情況調查表》的記錄更準確的話，張澄清應該是終年35歲。

那劉治平是在這三個農場的其中之一嗎？以上死亡調查表上並沒有他的名字啊。我繼續查找，終於找到了第一個線索。

這是俞梅蓀在2010年5月所寫的一篇報道：《如山凝重如海呼——北京大學“五四”校慶反右受難者維權呐喊》，在該報道的下篇，有多位反右蒙難者留言。其中，李淑嫻（74歲，原北大物理係助教、右派）留言道：

文中的反右死難者劉治平是我的同班同學，1952年我國第一次全國統一高考，他從福建考入北大物理係時僅15 歲。他很有才華，在大學三年級時寫了物理學論文，得到王竹溪先生（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的恩師）的稱讚，且得以發表。我1956年畢業留校在物理係當助教，任蘇聯半導體專家的業務翻譯，隨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此文為曆史所作，十分有意義，北大不會死。49

李淑嫻回應的那段有關劉治平的描述，來自文中的“H先生（82歲，1949年畢業的北大校友反右幸存者，離休）”，在《幸存者痛陳四位右派之死》的標題下，俞梅蓀如此轉述了他的發言：

1958年2月，北京市政府為“淨化首都環境”，把一部分中央有關部門及高校的右派分子數百人，押送中蘇邊境北大荒興凱湖勞改農場，與流氓小偷一起勞教；流氓小偷屬人民內部矛盾為上等人，右派分子屬敵我矛盾為下等人，條件比流氓小偷還差，口糧更少，幹活更多，還要受欺負……致使其目睹身邊四位右派難友殉難如下：

顧翔天（北京電影學院講師）絕食而死。他畢業於西南聯大無線電係，在電影學院教無線電課程，到興凱湖勞改農場7分場，與H先生同隊。30多歲的顧翔天，剛到那裏就絕食，當月底含恨去世。

莫桂新（中央歌劇院唱《二郎山》的男高音，和其妻著名女高音張權，因批評歌劇院“隻要是中共黨員，即使水平不行，也能上場表演；如果不是黨員，即使有水平也難以上場”的片麵講政治的怪現象，夫妻雙雙成右派分子）病逝。莫桂新和H先生同隊，由於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兩人都患痢疾，缺醫少藥，拉肚子不止，有時每天達40次，30多歲的莫桂新拉痢疾而死，29歲的H先生僥幸活了下來。

劉治平（15歲考入北大物理係，三年級時在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報》發表論文；1956年畢業時19歲，被遴選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1957年因其父是國民黨專員在數年前被槍殺，而受株連成右派分子）工傷而病死。1960年10月，中蘇關係惡化，邊境局勢緊張，為防止右派分子逃往興凱湖對岸的敵國，右派分子被轉移到河北茶澱勞改農場。H先生在3分場同隊的劉治平因光腳下水田幹活，被玻璃劃傷，缺醫少藥，釀成大病而死。

徐芻（1952年清華大學數學係畢業留校研究計算機，在我國首開計算機原理課程，1956年被調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1957年因回校有言論似有不當之處，被反映到數學研究所而成右派分子）被整死。徐芻在多年勞教中表現好，被解除勞教後，在北京功德林監獄所屬新都鐵工廠就業，因10歲的兒子送來其離婚妻子的信，30多歲的徐芻鑽過鐵絲網去取信而被抓，嚴刑拷打，一周後，因傷勢過重於1967年1月8日去世，被按自殺處理。徐芻是我國計算機領域的開山者之一，是現在若幹先驅院士的老師。50

H先生這裏講到的其中兩名死者，一位是本文所追尋的劉治平，另一位是科學院四千人大會上被批判的青年五右派之一徐芻。我請教俞梅蓀先生這位H先生實名，他再三回憶，終於確定了，H先生是韓大鈞。

我再去幾部有關清河農場勞教的回憶錄中查找，在從維熙的回憶錄《走向混沌》中看到了韓大鈞的故事。韓大鈞，在中科院電子研究所被打成右派。從以上他的幾段話裏可見，他先是在興凱湖的七分場，與莫桂新同隊；遇到劉治平時，是在河北茶澱農場，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清河農場，韓大鈞在茶澱三分場與劉治平同隊。

他談到劉治平父親的情況，提示我回頭再去重讀那份對106人的《處理意見》。的確，那份文件上在劉治平的簡介下還有一條：“曆史上的主要問題”（每個人的簡介中都有這部分）：

父親曾任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中統特務，鎮反時被判處死刑。刑前曾囑劉要“見風轉舵，為父報仇”。劉於1950年隱瞞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團，1951年在三反運動中，因堅持反動立場、圖謀報殺父之仇，被開除團籍。1955年北大肅反時曾因反動小集團問題受過審查。

事實上，將劉治平父親的經曆作為劉治平的“曆史問題”，這已經是明顯的株連；至於劉治平的父親是否屬於錯殺，目前無法核實，但說他臨刑前還能和兒子見上一麵，還能在槍口下囑咐其“為父報仇”；而且，他說這話時，還能被旁人得知，我則很難相信。盡管如此，這段簡介也提供了很多信息，劉治平1952年考入北大時尚不足18歲，少年時代的他，已經接連遭遇政治風暴；先是失去父親，這還沒有改變他在政治上追求進步的努力；但高中時卻被追究出身，開除團籍。大學三年級時，又在肅反運動中受到審查。畢業後，工作不到一年，就成了《人民日報》上的右派典型。半年後，他的名字，進入《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對106名右派分子處理的意見》：勞動教養，不開除公職。

韓大鈞的回憶證實了一點：劉治平再也沒能回到中科院物理所的職位上，他的生命終結於清河農場。一個重要的事實是，他倒不是在大饑荒時期，因吃了毒蘑菇而喪生；卻是在大饑荒之後一次普通的勞動中遭遇傷害，終告不治。

那麽，劉治平是和韓大鈞一樣先去了興凱湖，還是韓大鈞到了茶澱之後遇到了先前在這裏勞教的劉治平呢？從韓大鈞的簡短回憶裏我不能完全確定。而俞梅蓀認為，2010年82歲的韓大鈞，到2024年已有96了，因多年未再聯係，新冠大疫後韓先生是否健在，他無法確定了。

我曾以為劉治平沒有去興凱湖，因為北京市勞教右派，確有直接送清河農場的。據報道，清河農場在1957年之後分5批接收了共3000餘名“右派”。51當時北大物理係的學生王書瑤被定為“極右分子”，1958年就直接被送到清河勞教，1962年解除勞教後仍留在清河就業，直到1966年被遣送新疆。

例如一機部所劃右派馮誌軒，他就和王書瑤一樣，沒有去外地，直接被送到清河農場。他在回憶中寫道，被勞教者先關押在北京城西南角自新路半步橋監獄——這裏成了勞教人員的臨時收容所。

為什麽先到了半步橋監獄呢？清河農場另一位勞教幸存者趙文韜這樣寫道：

因為對右派實行大逮捕，一時間，北京可以拘押人的地方都被右派分子撐得爆滿，沒有適當的場所收容，臨時借了這所監獄幾幢樓，專門收容中央機關和高等院校送來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52

在半步橋，勞教右派們再被分組，有的人被送往黑龍江的興凱湖（如巫寧坤）等；還有如王書瑤、馮誌軒等人，則被武裝押送到河北省寧河縣境內茶澱的清河農場（茶澱各農場的總稱）。

在清河農場，王書瑤和馮誌軒先被安排在於家嶺分場（與刑事犯一起）。

1958年4月1日，這些右派分子全部被押入清河勞改農場五八四分場（犯人們稱其為“西荒地”）。五八四，即1958年“大躍進”新建的第四個勞改分場，後來還有五八五分場；而在農場餓死、病累而死的亂墳崗子，被囚徒們稱之為“五八六”。



北京勞教、勞改幸存者馮誌軒（1932-2023），艾曉明攝於2023年5月28日，8月1日馮先生病故。

馮誌軒記得，在1958年8～9月間，秋收時節，因大批人員患病、兩人死亡，除個別幾個人仍留“西荒地”以外，全部思想犯遷到清河農場第三分場，組成“思想犯專業場”。這裏有四個中隊，無其他犯罪者。53

大概是在1960年10月之前，三分場的人突然接到命令，除少數人留下外，大多數人遷回於家嶺分場。後來得知，這批人離開是為了騰地方，原來發配到東北興凱湖的右派將要遷回。巫寧坤寫到，從興凱湖幸存下來的三四百人，遷到了茶澱三分場。54

韓大鈞也就是此時從興凱湖回來，遷到了三分場，他同劉治平在一個隊。我這篇文章去年寫完，今年在修改時，我才從原物理所另一位知情人那裏聽說，劉治平也是隨興凱湖勞教幸存者一起遷回茶澱三分場的，因此我在改稿時補充在這裏。

本來，看到韓大鈞所說劉治平因工傷不治，我的尋找就可以結束了。但繼續核查比照事實，發生了一個小問題。

七徐芻之死與劉治平最後的劫難



徐芻（1930-1968）

來源：徐祖哲《徐芻：數字空間墜落的流星》

我看到韓大鈞說到的徐芻之死，感覺那個爬過鐵絲網與兒子相會的畫麵，戲劇感太強了。我在想，也許那並不是他最後的死因。於是我繼續查找有關徐芻之死的線索，結果在王友琴主辦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裏讀到徐祖哲的文章：《徐芻：數字空間墜落的流星》，其中所述徐芻之死比韓大鈞所述更可信。55

在文章中，徐祖哲詳細講述了徐芻的故事。原來，徐芻是廣東人，他的妹妹與我們中大袁偉時教授的夫人還是密友。徐祖哲聯係到了徐芻的妹妹、親友和學生，從而完整呈現了徐芻的人生軌跡。限於篇幅，我隻講和韓大鈞的描述相關聯的部分。

徐芻和劉治平一樣，被送勞動教養。1958年2月27日（陰曆初十），徐芻先被關押在半步橋監獄，不久被押去興凱湖。他的母親曾跋涉千裏去農場探視，他的妻子由於是黨員，她所工作的單位輕工部造紙研究所要求她與右派丈夫離婚。

徐芻從大饑荒中幸存下來，他和數百右派一同轉回到茶澱農場。勞教期滿後，他並不能回到中科院原單位，而是先後在勞改管理局科儀廠和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的新都暖氣機械廠“就業”。

據郭慕嶽回憶，新都暖氣機械廠是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下屬的一個勞改工廠，坐落在北京德勝門外，此處街道因“新都”而取名為新風街。這個廠子當時規模不小，有近4000人，勞動教養人員最多，其次是犯人和刑滿就業人員，此外還有公安幹警100人，外雇人員30人。該廠的產品以暖氣片為主，同時生產電瓶車和電機。後因收容大批勞教人員，其中有各個專業的高級專家，還有熱核專家，他們的到來使得這個廠擁有了雄厚的技術力量。該廠在1960年代後又生產太托拉大卡車，原來隻有北廠，因擴大再生產又擴建了南廠。56

徐芻在勞教農場、工廠輾轉，先後近十年。“文革”期間，徐芻因抄寫黑板報時寫錯毛主席語錄，被定為“現行反革命”。

1968年1月11日，輪到批鬥徐芻，種種慘烈場麵曆曆在目，他感到災禍臨頭，在暗夜中從北廠遁入南廠，天寒地凍方寸已亂，跳入六車間1米深的淬火水池，被搜出來遭暴力拷打，傷重昏迷。母親聞訊趕來看望，時值全國串聯，運輸秩序大亂，幾次換乘爬窗上車，17日才到北京。見兒子躺在倉庫已無知覺，媽媽大喊，你們救救他！救救他！下午他就去世了，廠方認定為“自殺”。57

徐芻的死亡十分悲慘，而被毒打致死卻給改為“自殺”，更是可惡至極。由於這裏的描述與韓大鈞有所不同，我想到韓大鈞可能是據不確切的傳聞轉述，而非親曆。那麽，他說到的劉治平之死，有沒有因耳聞而不夠準確的成分呢？

這樣，我就開始在清河農場勞教幸存者的回憶中尋找，我讀了從維熙、杜高、馮誌軒、辛秋水、趙文韜、王書瑤他們的文章，看有誰能更具體地談到劉治平這個人。



清河農場原址一角，艾曉明攝於2014年9月

有關勞教者的死亡，清河農場和全國一樣，在大饑荒那幾年間中死人最多。據馮誌軒的回憶，於家嶺分場原來有六百來人，五個中隊，此時隻剩下兩百多人了。在下麵這篇文章中，他估計病死、餓死的不會少於三百人：

我所在的茶澱農場於家嶺分場正是一個死人的墳墓。我是那裏還有一口氣苟延殘喘的活人。幾次合並小組（因為一個組走、死了一半，就隻能兩個組並在一起）。記得1960年末，我所在的組隻有我們兩個人。58

在趙文韜的回憶錄《傷害》中，他判斷，近1000右派分子死掉四分之一，幸虧農場開始從附近縣裏調來一些當年收獲的白薯，死亡人數才開始減少。同時他也寫到，右派中間不許串組，不可能有精確的死亡統計。

2014年9月，為了解夾邊溝之外其他勞教農場在大饑荒年代的情況，我請王書瑤先生帶我重返清河農場；當時還有蘭州的五七難友張遂卿、北京的馬文都兩位師友同行。我們驅車抵達農場原址時，眼前是一大片平平展展的高粱地。田塊都一個模樣，時隔五十多年，已經無法辨認以前分場的舊址或找到“五八六”的痕跡。田間地頭，王先生指給我看那些灰灰菜，這是當年勞教者們找來充饑的東西。天色向晚，高粱穗子上的夕陽餘暉逐漸暗下去。王先生站在那裏，從饑餓說到逝者：“因為死亡，一種陰沉的氣氛籠罩著我們。人死了，也沒有任何告別，給他整理整理行李，送到場部去就完了，這人就算消失了。”

據王書瑤了解，清河農場登記的死者是714個，“死的人，沒有說法，什麽說法也沒有。連北京大學記錄在案的右派檔案都不公布。隻有五處管這個事情，它不公布，誰能知道？姚小平在潘家園獲得的隻是部分名單。”



王書瑤（北京大學物理係學生右派，被開除團籍、學籍，1958年送勞動教養。1962年解除勞教，摘掉右派帽子，留清河農場就業，直至1966年被遣送新疆），艾曉明攝於2014年9月。

十年前，我讀過王書瑤的回憶錄《燕園風雨鑄人生》，他在書中寫到的人物，由於我那時對反右的曆史缺乏了解，很多內容被我“視而不見”了。那時我沒有想到，王書瑤正是劉治平之死的一個見證人，他所了解的比韓大鈞更詳細。

我通過“劉治平”這個關鍵詞在網上查找，之所以沒有馬上查到王書瑤的回憶，是因為王書瑤在書裏寫的名字是“劉智平”，但看其內容，我確信，他說的正是劉治平。

原來，劉治平不是餓死，卻因為與王書瑤多少有點聯係的一個荒謬的原因而受傷，傷口感染後病情惡化。我將王書瑤的這段回憶收錄在下麵，供讀者了解，也願有更多的知情人來補足劉治平生平的空白：

我在文中沒有提到過劉智平，但是他卻實在是我的朋友，我也一直想念他。他原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也當了右派，在於家嶺時期我們互通了信息，有一次竟偶然都去“五科”醫院看病時遇見了。1964年我住在“車站”時，他去看我，他說，他發誓要把一本《英華辭典》背下來。

據已有文獻記載，世界上背得英語單詞最多的是英國前首相丘吉爾，他在讀小學的時候，老師還認為他很笨，但是，後來他不但成了英國一代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且還是學者。據說，他能記下20萬個英文單詞。另一個記得英文單詞最多的是一個日本學者，他能背下一本詞典，背的方法就是背會一頁就撕掉一頁，最後把一本詞典全撕光了。

劉智平想成為世界第三人。

在這個時期，他還進行了一項工作，就是用“蒸發”的方法計算地球的年齡，在非飽和的空氣中，水分是要蒸發的，有一個很準確的計算公式。宇宙大部分空間都是真空的，所以地球也會向宇宙空間蒸發，依此計算，地球的年齡大約是200億年，這與其他方法計算的地球年齡十分接近。

不幸，1966年他在插秧的時候，一塊玻璃碴子紮破了他的腳，感染了小兒麻痹病毒——那塊玻璃碴子，很可能就是我把它裝上火車運回清河農場的。雖說是小兒麻痹病毒，可是對大人也毫不客氣，很快他就下肢癱瘓，直到下腹部。臥床幾個月，少進飲食。春節時，他隻因吃了七個餃子，僅僅是七個餃子，便使他的胃部穿了孔，很快引起腹膜炎，如果不立即進行搶救，24小時即可喪命。由於他半身癱瘓，已屬不治之症，所以醫生也沒有搶救。

很快，他就撒手人寰，還帶著他那已經背完的半部辭典，長眠在經過天津的垃圾改造過的清河農場的鹽堿地中。59

王書瑤的描述中，有關劉治平是“研究生”，這點不準確。但他說到“天津的垃圾”，確切地回答了水田裏怎麽會有玻璃碴的問題。王書瑤講到：清河農場鹽堿極重，有專家建議用城市垃圾來改造農田的土壤成分。當時王書瑤和校友張景中（數學家，“文革”後成為院士）一起去唐山、天津裝運垃圾，用60噸的車皮將成山的垃圾運到茶澱，再裝車卸到農場地裏。城市垃圾中什麽都有，包括玻璃碴。

劉治平之死，起因就是倒入農田裏的玻璃碴。但他後來的傷情發展，其確診的病因和致死過程，還需找證人繼續核實。如果真是感染了小兒麻痹病毒（脊髓灰質炎病毒），由於這是一種腸道病毒，它與外傷並沒有直接關係。會不會是由於接觸到肥田垃圾裏的有毒物質，再加上長期營養不良，因此患上了肌萎縮側索硬化（漸凍症），而這種症狀被說成了“小兒麻痹”？還有，若他是在春季插秧時（北方插秧一般在5月）受傷，至次年春節（1967年2月9日為丁未年正月初一）去世，這之間有將近九個月時間，如果當時插晚稻秧，住院也會有半年時間。在他臨終前的這幾個月裏，總還應該有人見到過他。我希望有心的讀者接力，尋找到進一步的證據。

無論如何，劉治平在勞動教養將近十年後，仍未能回到科學院物理所，終致於死在清河農場，這是一個慘痛的事實。據知情人告訴我：劉治平從北大荒調回清河農場後，困難時期剛過，階級鬥爭的觀念較淡，物理所的人事處有把他調回原單位的意向。國內最有名的一位理論物理學家，是理論物理研究室的主任，當人事處去問這位主任的意見時，該主任說他要與右派分子劃清界限，不會再收留他。劉治平調回的事就此作罷，真可惜他沒有得到這個難得的機會，不然他不至於英年早逝。

我還想提到的是，在劉治平的“右派言論”中，編輯者收入過他這樣一首詩，寫於1957年6月11日，即反右的風向標“6·8社論”發出的三天以後，這是一首向黨表達忠誠的詩：

獻給您——黨，

我給您的不是一麵錦旗，

也不是一首讚美的詩篇，

而是一團火熱的心，

為了我們年青的社會主義，

為了我們祖國可愛的人民，

我，割下我赤熱的心。

獻給您——黨，

也許這裏麵有片麵、有粗暴，

但是由於我這顆心，

青年而又狂熱，這是由於我對您的愛，

激烈而又深刻。

獻給您——黨，

你會理解青年兒子的心，

我相信您會原諒我的片麵與粗暴，

因為這顆心裏麵，含的是沸騰的愛，

還有赤紅的鮮血。60

寫詩時的劉治平才二十出頭，憑他一再蒙冤受挫的生活經驗，他肯定在“6·8社論”中看到了不祥之兆。仿佛一個即將落水的人，他在努力掙紮，恨不能剖出一顆心來，讓黨看看他的赤誠。他在詩中自稱為黨的“青年兒子”，這是一個喪父之子所能表達的情感極致了。但和千千萬萬的忠貞之士一樣， 這情感被徹底辜負。將這些右派送去勞動教養，逐出北京……在當時的領導者眼中，隻是將北京市打造成水晶城市的清除垃圾行動。劉治平最後被一塊真正的玻璃垃圾刺中而喪生，為這場清汙運動的代價做出了血的注釋。

八必要的結論和補充

這篇長文，寫得不像論文也不像紀實；它從與一個人命運相關的另一個名字開始，力圖描繪出中科院反右運動的一片風景，最後才落筆到一位失蹤右派的終局。仿佛本來有一條簡單的直路，我卻繞了一個大圈子。這種寫法對於希望直奔觀點的讀者是不討喜的，但我自己覺得，我的陳述，哪怕不夠通透和連貫，哪怕還有更多的細節有待核對，對於以後的研究者，也算是拋磚引玉吧。

我在本文開始時引用了前南斯拉夫、現在的塞爾維亞電影導演庫斯圖裏卡（Emir Kusturica）的那段話，他說：

人是如何感受曆史中那些巨大災難的呢？又是怎樣度過那些災難的呢？無論是在災難前還是在災難後，遺忘始終居於統治地位。因為看到大眾是如何能夠忘卻曆史動亂的動機，又是如何輕而易舉地把日後精心編造的解釋當作事實，我將遺忘從因果原則中除了名。

遺忘看上去是一種常態，個人和社會，都會有種種理由，將那些痛苦的感受排除。這樣做，在“文革”後的流行說法即“向前看”，為某種更重要的進程讓路。庫斯圖裏卡要說的正是，這種所謂的遺忘，並不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也不是因為時過境遷，人們就記不得了；而是因為，它被人為地抹殺，被其他精心編造的敘事所替代；正如所謂中科院沒有打過一個右派的說法一樣。

對我來說，尋找劉治平的結局，也並非要證明他不是死於誤食毒蘑菇（假如真是食物中毒，在那個時代，也決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讓我欲罷不能的是，這樣鮮明的事實和慘痛的死，怎麽會被抹殺，以至於演變出了中科院沒劃過右派的結論。庫斯圖裏卡在這裏問的兩個問題，正是我期待找到解答的。此文初步的梳理，離真正去揭示“曆史動亂的動機”和後果，還差得很遠。

我可以大致得出三個結論：

第一，自然科學不可能脫離政治。

在出生於1950年代的我這一代人，一句流行的名言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作家王小波在雜文中也曾寫過：我們的家訓是不準孩子學文科，一律去學理工。王小波的父親是哲學教授，曾經曆挫折，被開除黨籍，教導孩子不學文科，規避禍端，這不奇怪。然而從本文中人物的命運卻可以看出，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自然科學家也並不能偏安一隅，除非是在從事核武器製造那種高度機密的科研單位，除非是國家要將其作為“重器”使用，否則很難自保。

這說明什麽呢？其實自然科學是一種思維方式，如果一個人保有理性和良知，又怎能接受違背事實、擯棄良知的階級鬥爭？即使暫時地服從烏托邦的政治需要，以保全自己的科研機會，這種妥協終歸還是會被證明是無效的。錢三強等人在“文革”中的經曆就是明證。

第二，反右中對自然科學家區別對待的保護性政策，最終並不能保護到科學家群體。言論Z由和M主，這些基本權利不能賜予一些人，剝奪另一些人；或者照顧自然科學，放棄社會科學。同樣，不能因為人們的知識能力、出國經曆或國家是否對其有迫切需要來決定取舍。說到底，這些權利本屬天賦人Q，不存在誰來“授予”。而從眼前需要來啟用一部分人、偏廢另一部分人的政策，對國家的長遠利益同樣是破壞性的。

第三，需要有對曆史真實的不懈追求，並且維護對曆史的記憶。有關“科學院沒有劃一個右派”的結論，換個角度考慮，正是在警示我們，記憶在被塗抹，改寫；在這個過程中，真相也就被磨滅和消失了。

我想要再補充幾個例子，來說明上述結論。

一個是物理學家孟憲振的經曆，在那本四千人大會的材料選編裏，其他人的發言都隻出現了一次，而他既是集體發言中的一員，也以個人名義做了發言。這是不是因為他是大右派孟昭英之子，所以特別要求他要多做政治表態呢？



圖片來自網絡

反右以後的1959年至1963年，孟憲振到蘇聯留學並獲得物理數學副博士學位（相當於美國的博士）。1965年，他成為物理研究所的黨委成員。孟憲振應該算是“又紅又專”的標杆性人物了，而且，他的研究才能和成就有目共睹。在他身上，正是體現了對國家有需要的自然科學家區別對待的保護性政策。“大躍進”以後的年代，他承擔了多項國防軍工任務，而此時他的父親因為被劃極右，連參觀軍事博物館的資格都沒有，更不用說其他的人格侮辱。這說明了什麽？兩代物理學家，父親因言獲罪，兒子可以重用。同樣論及出身，有的人要為父親背黑鍋，也有的人可以不予追究。然而，到了“文革”，當所有人都要服從政治需要時，原來發生在右派這裏的強迫認罪就更大規模地重演了。1968年春，孟憲振不堪迫害，自殺身亡；他的弟弟為哥哥說話被妻子揭發，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監獄裏囚禁五年，精神上深受刺激。61

王禮立，當年力學所的一位年輕人；在四千人大會中聲討右派的發言人之一。他先去了中科大，對於他如何離開中科大的，有關報道語焉不詳：“由於政治運動，他被迫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力學所和心愛的衝擊動力學研究領域。”62“文革”中他慘遭毒打，“打我的木板子都打斷了。”63

“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後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達229名。”64

這樣的悲劇讓我想起海明威的那句話：喪鍾為誰而鳴？科學家是一個整體，劉治平們曾經遭遇的不幸，如果不去理解它，不去抵製它，注定將成為所有科學家都將遭遇的不幸。所以，不要問喪鍾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敲響。

行文至此，必然還要涉及一點；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批判文字，在後人看來，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批判者的道德汙點。如果要說，在權力意誌的強迫下，科學家群體隻有分裂，但這裏真的無須反思良知的缺席嗎？

這個問題應該是有兩麵，一麵是強權，它是製度性地施行著，目的是通過對人群的規訓而使之無條件服從。如果說，人們的道德感可以抗拒製度之惡，那仿佛人禍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這樣是不是過度強調了道德的能力？畢竟，在拿槍的惡麵前，普通人能夠做的抵抗是有限的。

但另一方麵，如果不承認道德良知的必要；我們怎麽看待如徐璋本那樣的抉擇，怎樣看待如張春元、顧雁、向承鑒等《星火》青年反抗者的義舉，怎樣看待林昭等一批孤勇者？假如沒有人堅守道德，那製度之惡就不可能遇到任何抵抗了。

這種道德良知的代價畢竟是巨大的，也不是可以要求所有人的。但是，是否能要求知識分子，是否可以要求科學家？

本文對於1957年反右中科學家的分裂和集體效忠——許良英晚年對此有過深刻的反省，他說自己被打成右派還在繼續批判右派，這種現象，他稱之為“愚忠”——寫到了若幹可能的原因；但我同時也明白，那麽多人去落井下石，很難說成是被動之惡。盡管每個人有不同的經驗和理由，但是對於井下的人，每一塊石頭都可能致命。如果我們去包容那種集體的屈從，說這是多麽不容易，有多少迫不得已的理由，對長眠於興凱湖、清河等九泉之下的亡靈，是不是另一種不公正？

還有，不能不承認，即使是壓力下的脅從，作為成年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主動性還是存在的。隻有一個區別，即權力意誌下作惡動機的強弱以及對於受害者的後果之輕重。回顧曆史，在所謂政治運動的法寶“群眾運動”中，從眾的心理對人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它讓人產生一種幻覺，仿佛參與作惡無須承擔個人責任，法不責眾嘛。可是，在中科院，那麽多人是從美國留學歸國的，他們在美國可以寫信給總統陳情，伸張個人意誌；這怎麽解釋他們在聽到“右派”為自己的觀點辯護時，卻表現得如此義憤填膺？

我把這個問題留待以後探討，下麵繼續補充幾個不能抹去的記錄：

郝柏林院士生前寫過紀念孟憲振的文章，65他的悲痛和義憤在物理學界傳遞了一種情感記憶。但無論是老一輩物理學家還是今天研究科技史的學者，可能還不曾留意到包括劉治平在內的這些更早消失的年輕人。1957年在中科院原子能核物理所，還有一位優秀的清華畢業生，年僅25歲，也是一位研究實習員，名字叫葛運淩。當年在批判項誌遴的四千人大會上，葛運淩由於認同項誌遴的看法，認為反右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因此他連帶被聲討。在項誌遴的右派言行裏，也出現了葛運淩的名字。反右過後，葛運淩被開除團籍、撤銷職務，另行分配。大約在1961年，他在工作中因倉庫少了一個他登記過的電子管，被定罪為盜竊公物，判處五年徒刑。1966年刑滿釋放後留廠就業，1969年因林彪發布戰備令，他被疏散到河北農村插隊落戶。結果，離廠前單位承諾的工資很快停發，城市戶口轉為農業戶口，葛運淩最後落到個既無戶口回城又無正式工作的處境。

1977年，葛運淩在他的申訴信中寫道，他掌握日、俄、英三種科技外語，參加過研製核物理電子儀器、試製艦艇用國產150交流電動直流發電機等工作……在勞改工廠就業後又在實驗室從事仿製TATRA10噸越野載重汽車的多種有關電動、油壓和汽動總成機、泵的試驗工作……他說他才44歲，期待能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出一把力。66

發布這封信的作者史義軍寫道，葛運淩通過自己的妹妹找到他的朋友，請其多方申訴，隻求有個單位吃飯而已。這封信最後轉給了中科院副院長胡克實，就在科學院決定落實政策前，葛運淩因癌症死於醫院，死時還欠2000元住院費；而他的父母在“文革”中因不堪批鬥屈辱，已經雙雙自殺。

張家琨，另一位清華畢業生，在物理所批判項誌遴時，他被歸之為“項張反D聯盟”的人。張家琨劃成右派後，被逐出中科院物理所，最後遣返老家勞動改造。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被批鬥、放過牛、討過飯，受盡百般折磨”。直到“文革”結束，他的命運才開始改變。他先被調入鎮裏中學教書，後來調到紹興文理學院，擔任過物理係主任。67

1956年考入中科院水工研究室就讀副博士研究生的張有天，被劃右派後，取消研究生資格，下放到東北勘測設計院。他長期在水庫工地，被監督勞動。1978年，張有天回到北京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工作，遲至1983年，右派問題才得到徹底改正。68

人們常常頌揚一些劫後餘生者，為他們此後的成就而感動，然而，他們曾經的屈辱和苦難為什麽要一筆略過呢？而且，很多被劃為右派的青年科技人員沒有機會重返科學殿堂，在“無右派言論”或“曆盡坎坷”幾個字後麵，是多少年華的荒廢和才智的毀滅！相比少數榮獲桂冠的院士巨星，那些消逝的生命甚至沒有得到過追悼。不寫他們的隕落，中國的科技發展史既不完整，也不真實。

再回頭來說劉治平之死，相比之下，徐芻之死的能見度要比他高得多：“1979年3月，中科院數學所改正對其錯劃右派問題。”同年8月，徐芻追悼會隆重舉行，數學所以單位的名義發布悼詞，高度評價了他的研究。圍繞徐芻的死因，爭取公正的行動繼續下去：“1980年7月10日，數學所負責平反的幹部郭女士和勞教部門爭論了3個月，徐芻死亡原因終變更為‘他殺’。”69

劉治平和他的父親，家破人亡，父子兩代都被“革命”葬送。按他在1958年被送勞教時的年齡記錄23歲計，去世時最多32歲，實際年齡可能還更小（據前文李淑嫻所述70）。想當年他隻身一人，在醫院數月，傷病交加，半身癱瘓，日常生活多麽困難；在那樣無望和孤獨的處境中，這個誌向高遠的年輕人，內心何其煎熬！不知他在福建的老家是否還有母親或弟妹，親人是否得到過他的死亡通知書。他曾經供職的中科院物理所，應該為他恢複名譽並開追悼會，對此，我沒有看到任何記錄。

在中科院和中國的科技發展史上，願這些空白的冊頁得到填補。借用庫斯圖裏卡的說法，由此，我們可以識別那些抹去真實而“精心編造的解釋”。讓這些受難者消失在災難的深處，還是將他們一一尋找回來，恰能說明如今我們“身在曆史何處”。

2024年7月11日初稿

2025年10月22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