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楊
編輯|張瑞
出品|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告別
在營業19年後，位於海澱區成府路262號的豆瓣書店決定告別。這是2025年，火車站取消紙質車票，報刊亭漸漸消失，僅存的明星產品也變成飲料和烤腸，互聯網已曆經好幾重技術革命，紙的時代仿佛過去了很久。人們談論著AI、新能源和世界的動蕩，一間書店消失，又一間書店消失，這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嗎？
一切從9月20日那天開始，一個星期六。豆瓣書店掛出了告別的海報，“從今日起，進入閉店倒計時”，圖書的售價從平時的五六折降到三折起。旁邊一張黃色的手寫紙條，寫的是狄更斯《雙城記》的開頭：
這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糕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昧的年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失望的冬天；
人們麵前應有盡有，人們麵前一無所有；
人們正在步入天堂，人們正在走進地獄。
52平米的狹窄空間裏，時間是近乎停滯的。除了舊書架，書，幾乎沒有別的東西，布局十幾年未變。這裏賣人文社科類的滯銷書和二手書，不少來自80年代、90年代的版本，有的書裏還夾著前主人的舊照片。收銀台旁邊放著一遝厚厚的《世界文學》，創刊於1953年。書架頂端則是店主手寫的紙條：“當人家議論紙媒已死時，我們開始賣報紙”。
這裏拒絕一切“商業化”，包括直播、賣咖啡和教輔，以及搬進大商場。這裏的規則也不同於大部分書店，書架上的手寫紙條告訴那些拮據的學生、學者和普通市民：“問價不買無妨”，“帶塑封的書都可拆，拆開不買亦無妨”。
一個客人買完書，請求店主在書頁裏寫下：豆瓣書店，2025年9月20日。她小聲說，以後可能就不會再來了。一次微小的告別。翻開店裏的留言本，一位客人在5個月前寫下：“祝豆瓣書店開到二十二世紀。”
書店外是一個高速運轉的效率的世界。一輛電動車迎麵而來，騎車的是母親，抬頭看一眼“豆瓣書店”的招牌，停下來：“進去看看吧，有沒有教科書。”後座上的小學生從車上跳下來，飛跑而去，推開書店的玻璃門。我蹲在門口，忍不住提醒：“這裏應該沒有教科書。”
“沒有教科書出來吧！”孩子探進店的一半身體縮了回來，跨上電動車後座，他們飛快地遠去了。
一個中年男人低著頭，告訴一旁的女兒：“你以後就找不著這家店了，這家店就沒有了，知道嗎？”
失衡
卿鬆在2019年《GQ》雜誌的一篇報道中被描述為“消費市場的失敗者”和“自由意誌的捍衛者”，“每日坐在沒有窗子的小倉庫裏，對著書單選書、買書，把喜愛的人文書籍進上幾百本，再花10年的時間賣出去。”
上世紀90年代，中國民營書店興起，萬聖書園、風入鬆、國林風以及席殊書屋等書店相繼創立，“成了當時知識分子固定買書、辦論壇、討論國家大事的地方。”卿鬆趕上了黃金時代的尾聲，邊緣化和個人化的選書品味讓豆瓣書店遇到了眾多知音。《GQ》雜誌的報道裏提到這麽一個細節：一次，書店新到一大批上海出版集團的清倉庫存，“北大清華的學生都湧到書店裏來，守著兩張桌子拚成的新書台，一包書傳過來，大家爭搶著幫忙拆開牛皮紙，好第一時間占據自己想要的那一本。”
如今，這種對“個人自由意誌的捍衛”成本日漸漲高，到達了某個臨界值。知識分子時代的餘暉散盡，高校的圍牆越砌越高，人們的注意力分散在短視頻和短劇中，豆瓣書店的逆主流成為一種“不懂變通”“不通世故”的證明。
“沒辦法，因為世界在變化，你適應不了它的變化，就隻能離開。”我在2025年這個秋天見到了43歲的卿鬆。他仍然是一張圓圓的的臉，藏在留長的頭發後麵，顯得有點潦草。但臉上有種孩子般的天真，常常難為情。
因為童年遭受暴力，卿鬆患上嚴重精神強迫、失眠和抑鬱。恐懼發作的時候，他無意識地用中性筆在紙上畫水草、樹枝和魚，黑洞洞的線條互相纏繞，把一張紙塞得滿滿當當動彈不得。有一次嚴重到住院，七天沒睡覺。
卿鬆的畫
書店是他花19年為自己打造的安全屋。“我現在跟你說話是以書店作為我的場域的。如果走到大街上，其實我也不知道該說啥。”卿鬆說，有一回去看心理谘詢師，約了一年半才約上，一小時500塊。不知道怎麽聊到了神秘主義的事，卿鬆想起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永生》，給對方推薦起了書。“在博爾赫斯的世界裏邊，可以成為任何人。你可以成為柏拉圖，也可以成為未來人，你可以成為你喜歡的人，也可以成為你討厭的人。在時間輪回的概念裏就相當於永生。”他們聊了很長時間，谘詢師說，下次別來了。
我問他，如果書店如此重要，為什麽要關掉？
“其實人的天然缺陷就是不安全。人離開母體的時候，就被拋向這個世界。在母親的肚子裏的時候是最安全的，對吧？動物會應激，但是人有理性，所以人基本上是分裂的。”他總有很多道理可講，我問他能知行合一嗎？他訕笑一下，說沒有。“你說的安全感也好，自己地盤也好，這個玩意它是很重要，但是開始失衡了，你沒法生活了。”
從現實的層麵看，書店一年租金是24萬，加上員工工資、水電，卿鬆計算過，一天的銷售額在3000塊就能保本，但狀況是從疫情開始就越虧越多，每個月虧損超過一萬，夫婦倆拿著積蓄往裏填，填不滿。“疫情開始就在賠，隻是現在賣的比疫情期間還差，這個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妻子鄧雨虹說，“在疫情中間，我就覺得疫情肯定會過去的，過去之後肯定會好的，沒想到會變成這樣子。”
北京大學、五道口、藍旗營，曾經安頓了兩個自由的人。2003年卿鬆22歲，在北大朗潤園裏租了一個大雜院單間，屋內隻有一張床，但院裏神人雲集。有一個北大空間物理係的老鄉，喜歡寫詩，喜歡跟土地打交道，不喜歡人。還有一個特別有錢的廣東姑娘，開著一個破吉普，在學校裏四處蹭課。為了解決生活困頓，他去風入鬆書店打工，在那裏認識了從江西來到北京書店上班的鄧雨虹。兩人先是在書店工作，然後開起自己的書攤，賺了一點錢就再拿去進書，慢慢擁有了這家小小的書店。
“我們那個年代並不焦慮。房租是100塊錢，基本上會有200多來吃飯買書，天天借錢，每個月都借錢，發工資再還錢。”他哈哈大笑，“那個心態我也不知道，反正書店工作的人都好像馬大哈一樣無所謂。”
“你會想回到那時候嗎？”我問。“說不上來，怎麽說呢。”他停止了哼歌，沉默很久，鼠標在屏幕上點來點去，不知道在點什麽。看向天花板，又看向我，看起來很局促。“其實我挺想回到那時候的。”他說。
時代
關於書店自救的可能性，我曾目睹過店裏發生的一次小型討論。有客人問：你們沒想過搬去一個租金更低一點的地方嗎？
“現在不是租金能解決的問題。”鄧雨虹說，“是網上的折扣太低，行業太畸形了。出版社印了書批(發)給我們，比如說是5折。但他們自己有淘寶店，還有直播，同樣一本書，他們可能也是賣5折包郵，你明白嗎？”她歎一口氣，“出版社也沒辦法，他們的書也不好賣。”
所有的可能性都一一失去了，於是我們隻能看向這個唯一的結果。把店關了，關了起碼可以停止賠錢。書店關了以後要做什麽呢？卿鬆和鄧雨虹還沒有開始細想。“你們家水缸一直在漏水，你得先把這個水缸堵住，而不是想我明天要吃什麽。再不堵住，我們家就被淹了。”
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了。資深讀者老王和卿鬆兩口子認識大概十幾年，他至今保留閱讀紙質書的習慣。但也隻是習慣而已。“我們年輕的時候，可能也是沒別的選擇，被迫把看書當做一個文化生活或者消遣。”他把包打開，拿出一本隨身帶的《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用塑封仔細地保護著。轉個身，他又低聲地承認：“有時候看不了幾頁，我也自控力很差，會經常看手機。”
“我有時候特別不好意思的，我看到他賣多少錢，我還習慣到網上看一下多少錢。”正說著，卿鬆走過來找書，老王的悄悄話眼看被撞破了，他尷尬地笑一笑：“當著他麵說也無妨。”
老袁是另一個資深讀者，他在五道口這片長大，十幾年來幾乎每周都來豆瓣書店溜達溜達。
“這個老板確實懂文學，他這裏麵的書，怎麽說，其實更適合當一個圖書館。”他說，“我在法國留過學，但他給我推薦幾個法國作家，我都沒聽說過。”
那天老袁穿著國安球服拉卿鬆在書店門口暢聊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後一口氣用電瓶車馱了60本書回家。相比老袁的激情飛揚，卿鬆有點局促，顯然不太能應付這種社交。老袁佩服卿鬆，“這哥們兒也是個神人，就跟尼采一樣，他是一個瘋子，但是經濟運行規律是按‘正常人’來的。他要倒給我，他這店就好了。”他隨口說，“比如說弄點讚助，弄點會員。就印成T恤賣，我覺得都行。說白了你拴條狗在這它就不會倒閉了，別放一個愛書的人。”
另一個客人問：你們為什麽不學其他書店進購物中心？“我好討厭進購物中心。”鄧雨虹覺得進購物中心不獨立。這些事沒有到“理想主義”的高度，隻是受不了束縛而已。
“我想幾點開就幾點開，我想幾點關就幾點關。比如我今天和顧客聊天聊得很開心，可以聊到12點沒關係，購物中心不行，它是統一關門的。在購物中心感覺像關在一個溫室裏。”說著說著，她的臉上流露出一種神往，“其實這個書店還不是最好的狀態，最好的書店我覺得得有個院子，你能看見一年四季。”
“不破不立。”客人試圖用一些市場經濟規律說服鄧雨虹。“樹挪死，人挪活。它可能是棵樹，它就不該挪，對不對？”鄧雨虹回答。最根本的問題是，時代在變。
朝顏
這些天鄧雨虹哭了很多次。大家都覺得告別突如其來，同行來了哭，顧客來也哭，一哭她就忍不住跟著哭。“有些人說的話讓人控製不了。”我問她說了什麽話，她俯身去找書：“不想說了，待會兒我又要哭了。”
鄧雨虹不喜歡沉重。她聲音響亮而溫和，常常大聲和顧客聊天，大聲地笑。那天一個年輕男孩抱著書低頭來到收銀台，鄧雨虹探身去看他的臉：“你要哭了嗎？你不要哭。我這兩天天天哭。”男孩沉默。鄧雨虹又安慰地說，“有我們的微信嗎？加一個吧，回頭微信上聯係。應該還會再持續一段時間，沒那麽快關。”等男孩走出店門，鄧雨虹轉頭對我說：“這種不說話的小孩最感性。”
但在書店的社交媒體裏，她也寫下過一個傷感的故事。一個下雨天，店裏沒什麽人，鄧雨虹坐在收銀台快要睡著。衝進來一個小夥子，不斷從包裏掏出水果，石榴，脆柿，橘子：“除了桃，其他都是家裏種的。這個你猜是什麽？是‘枳’。有大的，黃的，我摘不到。”然後就走了。“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啊，哪裏來的傻孩子啊，我去哭會兒……”她寫。
“我給你講個故事。”在書店的倉庫裏，卿鬆說，又擺擺手，算了，太傷感了，算了，你說咋弄？
歎了一口氣，他還是給我講了這個故事，北大曆史係的歐陽哲生教授就住書店對麵，經常來，是老讀者了，“2005年，我還沒開店，他在北大，我當時住在朗潤園，我給他騎車送了13本《丁文講年譜》。”卿鬆說，一晃就18年了。
前兩天晚上歐陽教授來了，照常來看一會兒書，看一會兒要走。是卿鬆自己開口說，我們要關店了，歐陽老師，握個手，將來不知道我還有沒有太多機會見到你。
握完手，63歲的老先生說，等過幾天你落幕的時候，我再來看你一眼。教授走後，店裏沒人，卿鬆關了門嚎啕大哭。
很多天後的此刻，卿鬆對我講這個故事，每講完一句話就要哈哈大笑，笑得我有點發毛。我問他為什麽，他說因為太悲了，他會不好意思，“太痛了就要笑，有些東西太沉重了。就是這樣子的，還能說啥？我怎麽去用語言跟你形容這個事情呢？”他說，“我可能曾經把書店看得太重，以前我以為書店我會開一輩子，後來我確實也很沮喪。”
從2012年起，他隔三差五幫出版社的朋友做些設計。他給我看自己設計的封麵，粉紅的底色下，一隻大手牽著一隻小手，書名是《如何成為情緒穩定的父母》。他們沒有孩子，因為妻子覺得人生不值得一來。但他想象過有孩子的生活，“小朋友不是很好玩嗎？大人其實沒什麽好玩的，很無聊。大人的世界是經驗的世界，經驗的世界是最無聊的，經驗其實是秩序。對不對？”
吞吞吐吐一番後，他告訴我他之後想要做什麽，“這個不用寫。”他趕緊說，臉上又浮現出那種不好意思的神情。“幹出來（再說）比較好。你是不是覺得像傻子一樣？”
相比之下鄧雨虹在人前顯得更豁達一些，這種豁達來自她已經走了漫長的路。這些年，她像一個24小時照護者，看著病人逐漸衰弱，再也沒有生還的機會，“過程中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你把書店當成一個生命來看，其實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
在以“人才”“科技”和“高效”著名的繁華區域，夫婦倆像打理植物一樣收拾書店，書長得滿地都是，客人必須在書本的生長縫隙之間鑽來鑽去。同一件事做了19年並不是一種較真，隻是自然而然地延續下來了，“書店自己有生命，它可以自己呼吸。”鄧雨虹說，因為它是一個生命體，“有淡季有旺季、有高潮有低潮，沒有什麽奇怪的。”
關店以後她想做很多事。比如去看一棵樹從春天到冬天，比如種各種各樣的牽牛花，“把世界上所有的牽牛花都種出來。”他們現在在庫房門口種了一叢牽牛花。這些花在太陽出來以後就開始凋謝，第二天又開新的。每天清早采一朵插在店裏，那些花五顏六色的，“很平凡，不引人注目，但自己開得很好。”鄧雨虹很喜歡。“在古代，牽牛花被叫做‘朝顏’，意思就是早上的笑臉。”
小時候，鄧雨虹住在江西的小鎮裏，奶奶家廚房外麵就是菜園，種著橘子樹，菜園下麵是贛江的支流，站在院子裏能看見江水滾滾而去。吃的是最新鮮的菜，在進鍋的前一秒鍾，那些韭菜、小蔥還長在地裏。沒有自來水，是窯井。現在那裏被拆除，成了回不去的故鄉。
在北京最繁華的地段之一生活了近二十年以後，鄧雨虹現在仍然可以過那種生活，“隻要有飯吃，房子不漏雨。吃不起幹飯就喝粥。”她說，“生存，隻要你又不傻，你又不懶，你還活不下去嗎？”
她不想計劃這些事。幾天前還有客人看店裏書架整理得挺好，想請他們去給他整理架子，500塊錢一個小時。鄧雨虹說，你不要擔心，我們能活下去的。“發生了什麽就做什麽，對於書店來說是壞事，對於我來說未必是壞事。”她說。
書店不會再進新書了，存書賣光，也就到了閉店的那一天。
一個年輕的讀者向我講述了一件關於豆瓣書店的小事。有段時間他住的小區疫情反複，周圍四處封控，他也被困在家中不允許返校。習以為常的生活秩序突然崩塌的時刻，豆瓣書店發了一條朋友圈“別擔心，書店還在正常營業”。
這句話曾給過他很大的安慰。“你好像處在洪流之中。而那個書店是你唯一可以停靠的很小的港灣，是把你定格在了你熟悉秩序中的最後一顆釘子。”
終於捱到可以出門的那天，他去了書店，書店的門半開著。店員從裏麵鑽出來，他問，書店還會開下去嗎？店員說，會開下去。
“我以為這是一個永遠不會關閉的書店。”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