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被稱為“翻譯界哈佛”的蒙特雷明德國際研究學院宣布關停，翻譯行業麵臨的現實困境再一次被推到了聚光燈下。
在業內人士看來，過去的翻譯軟件多作為初稿生成工具，譯員仍擁有較大的審校與潤色空間。不過，自從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AI普及之後，整個行業所麵臨的已不再是緩慢的侵蝕，而是一場“斷崖式”的衝擊。
搖搖欲墜的翻譯專業
陳詩芮沒想到，開學還不到一周，自己的學校先“倒閉”了。
9月份，蒙特雷明德國際研究學院（後文簡稱蒙特雷）突然發布聲明，宣布將逐步關停研究生項目，最後一屆學生將於2027年6月畢業。就這樣，今年秋季剛剛入學的陳詩芮，成為了這所學校最後一批“關門弟子”。
▲ 蒙特雷宣布關停研究生項目。圖 / 網絡
蒙特雷並非一所普通院校。它與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翻譯學院、法國巴黎高等翻譯學院並列為全球三大頂級翻譯學院，被稱為“翻譯界哈佛”，是無數翻譯人心中的“白月光”。
消息來得太過突然，陳詩芮的第一反應是“過於荒謬”。僅僅兩天前，她內心還滿懷對未來的期待，轉眼之間，興奮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陣茫然。她甚至閃過一個念頭：“趁著還沒交學費，不如幹脆回國。”
對於陳詩芮來說，進入蒙特雷是一場漫長的跋涉，押上了幾乎所有的時間和未來。
人生的前18年，她沿著“小鎮做題家”的路徑，從江蘇鹽城一路考進複旦大學管理專業。臨近畢業，這條路有了清晰的下一站——讀研。“我身邊親戚的孩子全是名校碩博生”，壓力隨之而來，陳詩芮能感受到父母對高學曆的隱隱期盼，那不隻是一個選擇，更像一項被交付的“家庭使命”。
考研之初，她將目標鎖定在清北複交。然而本校管理專業招生名額太少，上岸困難，她於是轉向MTI——翻譯碩士專業學位。這個選擇並非偶然，“我一直很想去探索世界”，語言是她眼中通往世界的橋梁。
然而，命運卻跟她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那一年，學校原本計劃招收12人，最終卻隻招了兩人，筆試排名第5的陳詩芮，沒能進入複試。當時已經3月份，春招即將結束，陳詩芮隻能匆匆忙忙入職了一家外企的供應鏈分析崗位。
那份工作輕鬆得近乎沉悶——每天十點上班，五點下班，實際工作兩三個小時就能完成。沒有晉升空間，又與上司產生矛盾，這些都讓她重新燃起讀研的念頭。就在這時，她得知複旦大學與蒙特雷簽約了合作項目：學生就讀一年蒙特雷的翻譯與本地化管理專業，不僅能獲得學位，還可以拿到3年留美工作簽證。
▲ 不少人都曾幻想過進入蒙特雷學習。圖 / 微博@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
名校光環與出國機會讓她再次心動。她辭去外企工作，第二次報考複旦大學MTI。這一次她心態更加從容，“越淡定發揮越好”，順利回歸校園。
支撐陳詩芮這一路的，是一個期許中“光明的未來”。蒙特雷是這個“未來”最具象化的體現——它不僅是履曆上的金字招牌，更意味著更廣闊的行業資源與人脈網絡。
而如今，這一切似乎都走到了搖搖欲墜的邊緣。在蒙特雷迎新周結束那天，身邊的同學開起了黑色幽默的玩笑：“享受最後一場新生party吧。”盡管校方一再強調，招生人數不足與財務壓力是學院停辦的主因，並保證陳詩芮這一屆學生的學業不會受到影響，可當她晚上躺在床上，腦子裏像放電影一樣，“我覺得自己就像《約伯記》裏的主角，做了那麽多規劃才走到今天，卻總是遇上各種荒謬的倒黴事，一件接一件，仿佛沒有盡頭。”
經濟重擔也實實在在地壓在了陳詩芮身上。複旦大學的MTI學費並不便宜，短短一年，從6萬元漲到了8萬元。學校不提供住宿，每月三千出頭的房租讓她“感覺生活質量直線下降”。蒙特雷的交換項目同樣需要自費，即便成功申請了獎學金，也要負擔將近20萬元的費用。這對她的家庭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最終，蒙特雷的學費還是向親戚借來的。
陳詩芮變得格外焦慮，“我開始反思，自己還有什麽其他優勢嗎？”進入翻譯專業後，英語好成了理所應當的事，反而變成一項不太突出的優勢。更令她不安的是，這次學校關停的通知引發了一波關於AI衝擊翻譯行業的討論。同學和老師之間的閑聊總繞不開AI，無論大家持何種態度，翻譯行業麵臨的現實困境再一次被推到了聚光燈下。
蒙特雷的關停並非孤例。全球範圍內的翻譯與語言專業正經曆一場結構性的寒冬。據《高等教育內聞》2024年5月報道，美國31個語言旗艦項目中已有13個被削減，超過三分之一的項目失去資金支持。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近幾年來也密集取消語言類項目。國內多所高校同樣陸續宣布停招部分外語類本科或研究生專業。北京語言大學在2025年度碩士招生中，停止了俄語筆譯、日語口譯、德語筆譯等7個翻譯專業的招生。
▲ 北京語言大學在2025年度碩士招生中停止7個翻譯專業的招生。圖 / 北京語言大學官網截圖
陳詩芮的悲觀，某種程度上源於市場已經做出了選擇。翻譯專業的黃金時代在21世紀初，中國加入WTO，全球化浪潮澎湃，對外貿易、國際會議、外交事務迅猛發展。那個時候，掌握一門流利的外語堪稱“硬通貨”，優秀的譯員是各大機構爭搶的資源。他們出入高端場合，走向聯合國、歐盟、世界銀行等光鮮的國際舞台，工作按小時計費，薪資豐厚。
然而，變化隨著時代的腳步迅速降臨。2016年，Google推出神經機器翻譯係統（GNMT），將翻譯錯誤率降低了55%–85%，首次實現接近人類水平的譯文質量。此後技術發展迅猛。尤其是2020年以來，隨著AI技術快速興起，許多翻譯需求僅靠AI軟件幾分鍾即可完成，翻譯專業不再像往日那樣備受追捧。
陳詩芮的導師曾對她辭職攻讀MTI的決定表示不解，“有同學在教培機構兼職，老師還讓他別放棄這條出路。”而當她真正來到蒙特雷，才發現除了中英翻譯之外，部分其他語種的翻譯項目也因招不到足夠學生而被迫取消。新生典禮上，教授更是坦言：“現在行情不一樣了，很多留在美國工作的學生，也隻能教中文。”
比起上學畢業，陳詩芮現在更看重的是那3年的美國工作簽證。“我很在意能不能把學費掙回來，”她說。然而政策的變動難以預測，眼見不少畢業生最終仍選擇回國當老師，她不禁陷入自我懷疑：“我費盡周折來到這裏，前方的道路卻越發迷茫，看不清未來在哪裏。”
被擠壓的空間
人工翻譯與技術替代之間的博弈由來已久。在業內人士看來，過去的翻譯軟件多作為初稿生成工具，譯員仍擁有較大的審校與潤色空間。不過，自從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AI普及之後，整個行業所麵臨的已不再是緩慢的侵蝕，而是一場“斷崖式”的衝擊。
這種衝擊最直觀地體現在工作流程的徹底重塑上——“機翻+人工審校”模式已成為行業主流。根據《人工智能與翻譯報告》的數據，目前中國97.1%的翻譯企業已采用翻譯技術，其中26.0%的項目采用“全機器翻譯交付”，另有33.2%采用“機器翻譯+譯後編輯”模式。
洛晴在國內一家大型翻譯公司擔任銷售。據她觀察，今年公司的傳統筆譯業務已縮減四分之三，而與AI相關的業務，如機器翻譯與譯後編輯、字幕翻譯等則顯著增長。“公司正在向多媒體方向轉型，目前表現最突出的是短劇譯製出海。”她介紹，一部短劇通常由機器完成主要翻譯，再配備兩到三名人工校對。一般每部劇時長約兩小時，一名校對每天可同時處理四部劇，效率大幅提升，此類訂單的交易額可達數十萬美元。
在翻譯領域，AI已憑借其數據與速度優勢成為主力軍，留給人類的隻剩下一些修修補補的“精加工”。洛晴認為其中最大的矛盾點在於，AI普及後，看重效率和成本的客戶發現機器已經能滿足日常需求，於是大幅減少對人工譯員的依賴。他們追求極致的性價比，甚至希望將人工環節壓縮到極限——隻留一名校對員做最後把關。
過去行業景氣時，翻譯專業畢業生擁有多種職業選擇。有的人進入翻譯公司，由公司負責接單，譯員隻專注翻譯工作，慢慢從基礎崗位晉升至管理層；如果能在業內積累起足夠的人脈和聲譽，還可以轉型成為一名自由譯員；還有人成為企業內部的專職譯員，例如隨項目外派從事出海業務，或加入福利待遇優厚的外企。那些翻譯能力更突出的人，還有機會進入外交部。
▲ 圖 / 《親愛的翻譯官》
然而現在，翻譯專業的就業空間正明顯收窄。今年研三的戴佳言就讀於省內一所師範高校MTI，最近正在參加秋招的她，心情格外低落，她發現翻譯崗位在企業的定位既尷尬又受限，“企業並不把你看作技術人才”。她投出200多份簡曆，僅僅收到二三十個回複，而招聘方最常提出的問題是：“能否接受後續轉崗？”
更令她困惑的是，部分崗位雖標注為“翻譯”，卻附加了對個人形象的高要求，更像在招聘助理或者秘書。而在外貿或銷售類企業中，招聘條件往往優先考慮理工科背景。翻譯專業出身的學生，其競爭力甚至不及“英語過六級、能開口說話的計算機專業學生”。
“剛畢業的學生想做全職翻譯太難了。”戴佳言留意過目前身邊同學的去向，大致分為兩類：一類像她一樣，瘋狂卷實習，積極參加各類比賽，爭取出國交流機會，試圖繼續從事高端翻譯。而占比更多的另一類同學則“早已看清現實”，一畢業就直接備考教師崗位。即便是考公、考編，麵向翻譯專業的對口崗位也寥寥無幾，多數崗位僅招一人。對普通學生而言，除了報考“三不限”崗位之外，“選擇當英語老師的占絕大多數。”
當AI逐步蠶食翻譯行業的底層崗位，從業者的收入也隨之明顯下滑。不久前，洛晴接到一個醫療領域的筆譯項目的報價單：若采用“機翻+人工審校”模式，報價為每千字300元；若全程由人工翻譯，價格則漲到每千字800元。
在這樣的價差下，絕大多數客戶會選擇更便宜一種，“他們總希望以機器翻譯的成本，獲得人工翻譯的質量。”
這種對性價比的極致追求，在口譯市場中同樣鮮明。洛晴舉了個例子：一位報價4500元的同聲傳譯員，與一位僅需1000元的陪同翻譯同時競標。客戶起初傾向便宜的選項，但在試譯環節，同聲傳譯員表現沉穩專業，陪同翻譯卻磕磕絆絆、反應緩慢。翻譯行業裏，價格直接對應著專業水平——無論是前期消化專業資料，還是現場精準流暢地傳達信息，都需要譯員付出大量心力。最終，客戶還是選擇了那位報價更高的同聲傳譯。
▲ 圖 / 《我們的翻譯官》
但是，這樣“優質優價”案例並非常態。對大多數語言服務企業而言，行業的整體利潤空間正急劇萎縮。洛晴說：“過去純靠人工翻譯，利潤率能達到50%，如今可能連10%都難以維持。”
這種寒意也真實地蔓延到每一個譯者身上。戴佳言曾參與一場有華為、大眾、字節跳動等企業高管出席的會議，並被公司安排擔任口譯。盡管會議級別不低，她一天的報酬卻僅有200元，“老板認為沒必要再額外聘請專業譯員，覺得我就能勝任。”更讓她觸動的是，一位她熟識的資深口譯老師，幾年前自由接單的報價還能達到兩小時1.5萬元，如今已跌至6000–8000元。
在市場持續收縮的背景下，企業為降低風險，更依賴長期合作，將項目集中交給那些在特定領域深耕五六年以上的資深譯員。這使得初入行的新人幾乎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個無解的循環：沒有經驗就無法建立信任，而沒有信任就根本接不到像樣的項目——對於既無人脈又缺經驗的應屆畢業生而言，這無疑是另一種“降維打擊”。
為了打破僵局，有人不惜付出高昂代價。戴佳言認識一位學長，曾自費30萬元在北京報名高端口譯班。他的目標不僅在於提升專業能力，更是為了“付費入場”，借助老師和同學所構建的人脈圈，直接觸達那些稀缺的、對翻譯質量有高要求的客戶。
根據《2025年中國翻譯行業發展報告》，翻譯從業者平均年齡為36歲，中青年構成行業主力。其中碩士及以上學曆者占比48.8%，持有翻譯證書的從業者達84.9%。李宇帆於2023年從蒙特雷翻譯專業畢業，從事自由口譯一年，他的客戶大多來自合作過的編輯，一旦有圖書翻譯需求便會直接聯係他。行業蛋糕逐漸縮小後，客戶與譯員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依托於穩固的信任基礎，“留給行業新人的機會窗口非常有限。”
翻譯人的出路
技術進步始終是一把雙刃劍。在翻譯領域，人工智能正清晰地劃出兩條截然不同的軌跡：一邊是高效替代，將從業者從重複性、基礎性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另一邊則是價值凸顯，倒逼人類在機器尚難觸及的領域持續深耕。
就職於金融公司的周桐對此感受深刻——除了涉及核心機密的文件，公司日常的通用型、行政類文檔翻譯已基本交由AI完成初稿，再由內部人員進行快速修改與潤色。這套“機翻人校”的協作流程，正在成為許多企業降本增效的標準配置，也為她節省出不少工作時間。
“有AI之後，會篩掉翻譯能力中低端的譯員，更偏好高精尖的翻譯人才。”周桐負責公司對外聯絡的翻譯工作，她發現，真正具備競爭力的譯者，往往是那些在某一垂直領域深耕三到五年以上、既懂專業又通曉多語的複合型人才。
比如公司的專業文書與報告，最終仍需資深譯員把關。麵對股市術語、行業黑話，AI的譯文往往顯得生硬刻板，而懂行的譯者卻能精準捕捉字裏行間的意味。“語言不隻是字麵意思的轉換，”周桐解釋，“一句標語背後可能是一種情緒，一個隱含的觀點，這些才是真正要翻譯的內容。”
▲ 影視劇中展示AI進行翻譯。圖 / 《我們的翻譯官》
戴佳言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現在學校的翻譯競賽第一輪是用機器批卷，導致很多想發揮文采的同學被機器刷掉了。”機器翻譯雖能大幅提升效率，卻還沒進化到能完全識別人類情感、精準傳遞言外之意的階段。技術能夠複現語言的骨架，但能真正賦予文字溫度與靈魂的，依然是人。
麵對技術變革，高校教育也在積極轉身。2025年，多所高校開設翻譯專業博士點，在招生方向中明確列入“翻譯技術應用與研發”；越來越多院校將人工智能翻譯、譯後編輯等技術課程納入培養體係，試圖跑在時代前麵。
在戴佳言的學習過程中，不少課堂作業都是由AI先完成：把材料輸入對話框，幾分鍾就能生成一份像模像樣的成果。同學之間較量的不再隻是語言功底，更是“喂養”和提示AI的能力，“七成靠AI生成，三成靠人工校對，感覺自己更像個AI審校員”。
隨著GPT、DeepSeek等工具逐漸融入日常，翻譯課程的設計也悄然向技術靠攏。戴佳言有一門專業課程，叫“計算機輔助翻譯”，老師會從理論層麵講解AI應用，但她覺得“內容還是有些浮於表麵”。
周桐也曾是一名全職翻譯。2020年從北京外國語大學高翻院畢業後，她順利進入一家國企擔任會議口譯，參與的都是高層級、高保密性的內部會議——這類場合對安全性要求極高，至今仍是AI難以涉足的領域，必須依賴人工譯員。
三年半後，周桐逐漸觸到了職業的天花板。雖然任務繁重，收入卻難有突破，月薪多在一兩萬元徘徊。晉升之路更是漫長——有的部門領導花了整整十年才得以晉升，同期入職的6名同事，最終也隻留下兩人。
麵對瓶頸，周桐選擇轉身，投向自己感興趣的金融領域重新開始。周桐問過自己：如果重來一次，還會選擇翻譯專業嗎？她的回答是肯定的。周桐上學時，AI還沒有這麽發達，課堂全靠手寫速記，“北外的翻譯訓練很嚴格，節奏非常緊湊”，畢業多年，她依然懷念那段每天隻與翻譯打交道的日子。
“翻譯的核心競爭力不在於語言本身，而是快速學習新事物的能力。”正是這種在短時間內摸清一個陌生領域的能力，幫助她在新行業中站穩了腳跟。
對戴佳言來說，她恰好撞上了翻譯行業劇烈轉型的時期。作為一個從小縣城走出來的女孩，她曾夢想憑借語言“走出去”，但秋招的現實潑了她一頭冷水。蒙特雷原本也是她計劃申請的學校之一，結果刷到學院停招的消息。那天她難過得吃不下飯，在社交平台上寫道：“支撐口譯夢想的烏托邦沒了。”
▲ 圖 /《獨家記憶》
麵對時代的浪潮，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應對方式。戴佳言一邊找工作，一邊珍惜最後在學校的日子。李宇帆沒有再將翻譯當作主業，他開了一家小型教培公司，收入可觀，不過翻譯依然是他熱愛的事情，他並沒有放棄，“還能兼職賺點錢”。
已經在蒙特雷的陳詩芮還在尋找適合的機會，語言是她已經握在手中的工具，她希望再找到一個疊加技能，“現在我正在學習編程、PS等技術課程，每天都有進步的感覺，讓人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