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啟蒙運動開始，進步就成為西方的世俗信條。幾個世紀以來，我們的社會始終秉持這樣的信念：未來必將超越當下，正如當前超越過去。這種樂觀的信念不僅僅體現在文化或製度方麵，更是全方位的：一切都會更好。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中，損失無處容身。#觀點 如果政治繼續承諾無止境的改善，它將助長幻滅情緒，並增強那些因期望落空而蓬勃發展的民粹主義。但是，如果民主國家學會表達一種更加矛盾的敘事——一種承認損失、直麵脆弱、重新定義進步和追求複原力的敘事——它們反而能獲得新生。https://t.co/5kyteJTucr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October 17, 2025
到了今天，這種文明信仰正受到嚴重威脅。在歐洲和美國，損失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狀況。它比1945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塑造集體視野，滲透到政治、知識和日常生活的主流中。問題不再是能否避免損失，而是那些將想象力牢牢係於“更好”和“更多”的社會，是否能夠學會承受“更少”和“更糟”。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決定21世紀的發展軌跡。
最觸目驚心的是環境方麵的損失。氣溫上升、極端天氣、棲息地消失以及整片區域的毀滅，都在侵蝕著人類和萬物的生活條件。比目前的破壞更具威脅性的，是對未來浩劫的預期——這種情緒被恰如其分地稱為“氣候悲傷”。此外，減排策略本身也會帶來損失：我們必須告別20世紀以消費為導向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曾被譽為現代進步的標誌。
經濟的變化也帶來了損失。曾經因繁榮而聞名的整片區域——美國的鏽帶、英格蘭北部煤田、法國小鎮、德國東部——現在都陷入了衰退。20世紀中期那種向上流動似乎是自然規律的樂觀情緒，已被證明是曆史的特例而非常態。事實證明，那隻是一段曆史插曲。去工業化和全球競爭將社會分裂為贏家和輸家，大部分中產階級正目睹自身的安全感不斷消逝。
與此同時，歐洲已經成為一個老齡化的大陸。人口結構變化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進入退休年齡，而年輕群體的比例繼續萎縮。隨著活力感的喪失，很大一部分人——以及他們的家庭——麵臨著深切的失落體驗。一些人口銳減的農村地區已經成為老年人的據點。
在整個歐洲和美國，公共基礎設施普遍衰弱。美國的教育係統、英國的醫療服務和德國的交通網絡都承受著壓力，這引發了人們對自由民主製度維持自身能力的懷疑。住房短缺和荒唐的價格機製——尤其是在大都市地區——讓大部分中產階級產生了嚴重的不安全感和對社會地位下滑的恐懼。
然後是地緣政治的倒退。冷戰結束後，人們曾期待自由民主與全球化將勢不可擋地推進，但這一預期已然破滅。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中國的威權主義自信以及多邊機構的退縮，都表明曾經被認為不可逆轉的自由秩序正在受到侵蝕。一種曆史逆轉的感覺隱約出現：取代持續民主化進程的，是競爭與暴力的卷土重來。這也是一種損失，不是物質財富的損失，而是信心和安全感的損失。
當然，損失對現代社會來說並不新鮮。然而，它與現代精神格格不入，因為現代精神假定的是活力與進步。現代世俗的進步宗教傾向於排斥損失。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都以不斷創新和增長為前提；自由主義政治承諾不斷提升的福祉；中產階級的生活建立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我實現的擴展期望之上。現代社會的理想是從不失去。這種否認正是西方現代性的根本謊言。
然而，這種隱瞞已經不可能了。損失成倍增加並引發關注，而對進步的信心正在動搖。一旦社會不再相信未來必然會更好，損失就會變得更加嚴重。誰也不能保證它們隻是短暫的插曲；很快，它們開始變得不可逆轉。這構成了當今危機的基礎。由於損失的體驗與永無止境進步的現代承諾相矛盾，普遍的怨憤情緒隨之蔓延。
在這種背景下，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不難理解。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民粹主義政治都在利用人們對衰退的恐懼，並承諾複興：“奪回控製權”或“讓美國再次偉大”。民粹主義引導人們對已消失之物的憤怒，但隻提供複蘇的幻想。那麽關鍵的問題就變成了：如何應對損失？除了民粹主義政治和對進步的天真信念之外，是否存在其他選擇？
一個答案是有複原力的政治。這種策略是基於這樣的假設：雖然負麵事件無法避免，但相對的保護是可能的。其目標是加強社會韌性，減少其脆弱性——加強衛生係統、保障全球安全、穩定住房市場、捍衛自由民主製度本身。複原力政治接受損失，但力求讓社會至少能規避部分損失。
第二種策略是將損失重估為潛在收益。特別是在生態領域，出現了一種新觀點——某些損失可能會帶來解放而不是貧困。化石燃料驅動的生活方式究竟是真正的進步，還是偽裝成進步的毀滅死胡同？放棄這種生活方式會不會帶來更豐富、更少狂熱、更可持續的生活形態？在這裏並非否定進步，而是重新定義進步，將其轉移到幸福和可持續性的新坐標中。
第三個策略涉及西方社會贏家和輸家之間的關係。如果經濟和生態損失主要在窮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邊緣人等特定群體中積累，而其他群體安然無恙，就會產生深刻的問題。為了公平起見，對收益和損失進行重新分配是必要的。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項政治任務。
即便如此，複原力、重新定義和再分配並不能完全消除損失。工業現代化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同質化的中產階級社會一去不複返了。我們不可能回到氣候變化之前的世界，也不可能回到上世紀90年代西方主導的單極秩序。
那麽，必須有一個最後的策略：承認和融合。借鑒心理療法理論，這種方法認為既不應該否認損失，也不應該將其絕對化。否認會產生壓抑和怨恨；執著則會令人無能為力。整合意味著將損失編織到個人的生活故事和集體的敘述中，讓它變得可以忍受，而不是輕視它。
對自由民主製來說，其影響是決定性的。如果政治繼續承諾無止境的改善，它將助長幻滅情緒，並增強那些因期望落空而蓬勃發展的民粹主義。但是，如果民主國家學會表達一種更加矛盾的敘事——一種承認損失、直麵脆弱、重新定義進步和追求複原力的敘事——它們反而能獲得新生。
睜大眼睛直麵真相，接受脆弱，並將損失納入民主的想象，實際上可能是民主活力的先決條件。如果我們曾經夢想著消除損失，現在就必須學會與之共存。如果我們成功了，就標誌著我們向成熟邁進了一步。這可能會成為一種更深層次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