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30年，研究不孕症20年，唐榮欣寫下了《種下一粒光：一起麵對輔助生殖治療中的那些難題》一書，科普不孕症和試管嬰兒相關的知識。在記錄“這群非要生孩子的女人的故事”時，她也會遲疑，放在當下的環境裏，這些內容會不會有些過時或者說教感，無法被相當一部分年輕人理解。
但作為一名生殖科醫生，唐榮欣更想要幫助更多女性認清一個事實：“無論是在什麽年紀、是否選擇生育，你需要知道，生育是一種能力，但這種能力並不會伴隨你一生，所以應該盡早對其有所了解和計劃，對生育或助孕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早晨8點，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門診14樓生殖醫學中心，副主任醫師唐榮欣快步走過寫著“生命之窗”四個字的標示牌，走向診室。
推開綠色的診室大門，室內的光線是暖色調的，窗台上還有一盆長勢很好的綠植。一個女性子宮及卵巢的模型擺在桌上，角落裏堆著十幾卷錦旗，它們來自做試管嬰兒成功的患者。
唐榮欣在這裏工作了8年，每年完成近400個取卵周期。一個“取卵周期”是指從女性進入試管嬰兒治療方案促排卵，到取卵手術結束。
唐榮欣簡單地安排了一下工作後，就走進手術室。差不多20分鍾後，她完成一台取卵手術，回到診室開始看診。十分鍾內，這裏人來人往。
（圖/《女人的碎片》）
剛完成取卵取精流程的夫婦走進來，唐榮欣對他們說：“很成功，有27個卵母細胞，下午實驗室會完成受精，要等一周才知道最終能成多少胚胎。有些人取得多、配得也多；但有些人取得多，但卵子利用率不高，最終胚胎也不見得多。這與卵子和精子的質量都有關係，很難講，和打遊戲過關一樣。”最後，唐榮欣還囑咐這位丈夫要多給妻子增加營養，補充蛋白質。
一對母女拿著報告單走進來，結果顯示的是生化妊娠（即亞臨床流產）。這意味著移植胚胎後，胚胎在子宮中著床，但沒能繼續發育，這次移植失敗了。唐榮欣安慰說：“生化妊娠停藥後會很快來月經，量和月經量差不多或者稍多一些，沒關係，你還有胚胎凍著，還有機會懷，不要難過，再接再厲。”
這對母女剛離開診室，助理小雷看著手機，傳來一句：“懷上了。”這是前不久剛做完胚胎移植的外地患者發來的信息，很多外地患者來往上海不方便，小雷會留下對方的微信建立聯係，唐榮欣則指導遠程用藥保胎。一般孕8周到10周的患者，唐榮欣會發給對方一張粉色的“畢業證”，意味著從生殖科“畢業”，即將去婦產科報到了。
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生殖醫學中心。（圖/作者攝）
包含促排卵、取卵取精、移植胚胎、保胎等在內，一個完整的輔助生殖周期需要兩到三個月，很多人往往要經過前期治療和身體調理，或嚐試多個周期才能成功懷孕。
相對漫長的流程，讓唐榮欣很熟悉自己的患者。有人卵子很多，但有人取一兩顆都難；有人一次移植即成功，有人試完了所有胚胎都無果；有人“畢業”後生娃養娃，在500人的微信群裏轉讓自家的嬰兒車，也有人堅持兩年後，帶著遺憾消失……
從醫30年，研究不孕症20年，唐榮欣寫下了《種下一粒光：一起麵對輔助生殖治療中的那些難題》一書，科普不孕症和試管嬰兒相關的知識，也記錄一個生殖科臨床醫生和中年女性眼中，無數家庭求孕的故事。
工作時的唐榮欣。（圖/受訪者提供）
湧入診室的高齡女性
過去40年裏，輔助生殖技術飛速發展。
1978年，人類曆史上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1988年，中國內地第一例試管嬰兒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誕生。唐榮欣對這個領域非常好奇，“覺得它很神秘又高大上”。2006年前後，她到北醫三院生殖科求學，跟隨中國著名生殖醫學專家喬傑讀研究生。
年輕的唐榮欣一頭紮進醫學界公認的難上加難的內分泌領域，在浩如煙海的知識麵前，記不住就死背，一點一點地從好奇到喜歡。那時，中國二胎政策尚未開放，生殖科的主要工作是協助 “優生優育”。 對於唐榮欣而言，幫有生育困難的夫妻孕育一個孩子，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唐榮欣在中國大陸輔助生殖技術成功應用20周年活動上。（圖/受訪者提供）
但這幾年，唐榮欣發現，這種成就感的實現越來越難了。
許多高齡夫妻開始踏入唐榮欣的診室。背後的原因，有晚婚晚育和多胎放開的大趨勢，也有各種各樣的個體因素。有些人丁克多年，遇到親人離世或經不住老人的一再催促，轉念想要一個孩子；有些人過著不鹹不淡的生活，和伴侶的感情也淡了，但他們都意識到，“再不要個孩子，可能就生不出來了。”
很多人都抱著 “隻要我還來月經，就有機會懷孕”的念頭來到生殖科，這其實存在諸多誤區。醫學上，首先越不過去的，就是生理年齡，因為衰老會帶來各種病症。
在產科定義裏，35歲以上的女性算高齡產婦。在唐榮欣眼中，35歲至38歲的助孕成功率算高，接下來38歲到40歲、40歲到42歲的難度各是一個檔。45歲以上的患者，就幾乎沒可能助孕成功了。
（圖/《生門》）
她坦言：“高齡患者是最讓我無力的，女性年紀大了，卵巢功能越來越差，卵子的質量下降，胚胎異常的概率也非常高，即使好不容易懷了，最終還是要麵臨流產風險。”
肉眼可見的焦慮縈繞在這些即將度過“育齡期”的女性頭上。她們往往學習能力很強，盯著檢查單上的數字，想借助各種方式來調節它們。
比如衡量卵巢儲備功能的數值之一是FSH（促卵泡激素水平），FSH過高，數字大於10 IU/L（國際單位/升），可能提示卵巢功能下降。一位確診卵巢功能減退的患者，學習不孕相關知識，努力經過一番調理後，來找唐榮欣複診，FSH降到了8.4 IU/L，她覺得自己“卵巢變好了”。
唐榮欣卻對此潑了“冷水”。判斷FSH，要綜合雌二醇、黃體生成素、孕激素水平和陰超結果一起做評估。這位患者的FSH數值降了，背後其實是卵泡提前生長、雌二醇水平升高帶來的“負反饋的假象”。
還有一位在線上找唐榮欣問診的女性，在一年半的時間裏，密切監測自己的各項數值，跑遍國內外的機構，做抗衰治療。唐榮欣感慨：“她學曆很好，一直在做功課，和我討論起來很專業，想要控製數值和自己的身體，卻遲遲沒有開始做試管，我會覺得有點耽誤。”
許多人還會和唐榮欣提及當下最先進的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其原理是對胚胎進行活檢，檢測染色體數目異常或單基因遺傳病，再挑選健康胚胎移植。這項技術在歐美已經廣泛用於高齡人群。但唐榮欣也覺得要慎重，如果是有遺傳病的患者可以考慮選擇，但高齡女性相對來說卵巢功能本來就不算好，而胚胎在活檢的過程中異常率也很高，非常消耗卵子。她打了個比方：“就像是本不富裕的人偏要買奢侈品一樣，經濟負擔之外，耗完的是這些高齡女性最後的生育機會。”
（圖/《一個奇跡的誕生》）
除此之外，《財新周刊》的相關報道也提到，很多人在確診不孕之後，到正式去輔助生殖機構就診前，往往需要兩三年的時間。土方、偏方甚至求神拜佛等“玄學”也大行其道，而這些都會延誤治療時機。
每當有人問起唐榮欣如何保住AMH值（即反映卵巢功能的抗米勒管激素水平）時，她總會回答：“我們從出生那天起，就是走向死亡的。卵巢就是一個到點要‘退休’的器官，這是不可逆的。我們能做的，隻能是改善生活習慣，或者通過營養補劑等方式，讓它下降得慢一些。”
過去三年，唐榮欣都在書寫“這群非要生孩子的女人的故事”。她也會遲疑，放在當下的環境裏，這些內容會不會有些過時或者說教感，無法被相當一部分年輕人理解。
但作為一名生殖科醫生，唐榮欣更想要幫助更多女性認清一個事實：“無論是在什麽年紀、是否選擇生育，你需要知道，生育是一種能力，但這種能力並不會伴隨你一生，所以應該盡早對其有所了解和計劃，對生育或助孕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唐榮欣收到書中提及的患者的信。（圖/受訪者提供）
生孩子，是夫妻兩人的事
“沒我什麽事了吧？”那對完成取卵取精的夫妻坐在唐榮欣的對麵，丈夫今晚要出國工作，他脫口而出。妻子也很體諒，詢問小雷，後麵移植胚胎時，能不能由婆婆來簽字。
唐榮欣遇到過無數次這樣的時刻，她總會說上一句：“生孩子，是你們夫妻兩個人的事啊！”
（圖/《苦盡柑來遇見你》）
正常流程下，如果一對夫妻來生殖醫學科做試管，男性出現的次數，隻需要四次。第一次是初診建檔，第二次是取精，後麵兩次是胚胎移植前的簽字和移植當天雙方驗證。而即使是這四次，很多男性也做不到全勤。
相比之下，女性在各項檢查、治療病症、促排卵、取卵、移植和保胎的漫長過程裏，需要緊盯自己的月經周期，用藥打針，數著日子跑醫院十幾二十次都是常態。
一位江西的患者獨自趕一大早的高鐵來上海，顧不上吃中飯就到醫院來抽血化驗。唐榮欣發現她的嘴唇有些發白，懷疑貧血，她說：“可能是暈車，從小就這樣。”
一位接收到唐榮欣指令要打促排卵“夜針”的患者，陷入緊張的情緒中。她暈針，沒法自己操作，大半夜得找家附近的診所或上門護士。但夜針的時間點又很關鍵，約36個小時後，醫生會安排取卵手術，用B超影音定位後進針、穿刺和抽吸卵泡。對於高齡卵子不多的人，或者出現卵泡早排的情況，醫生們會用“搶收”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這種緊迫感。
正在做腹壁穿刺取卵手術的唐榮欣。（圖/受訪者提供）
即使胚胎移植成功懷孕的人，也不能掉以輕心，畢竟眼前還有保胎的任務。小雷和一位懷孕的老患者說：“恭喜你畢業。”但她卻愁容滿麵，“還不時有點褐色分泌物，不敢畢業，我下周還要出差。”丈夫還曾責怪她不夠小心。
此外，很多家庭想要在試管中追求“雙胞胎”。輔助生殖技術運用下，雙胎妊娠率在30%左右，這背後是生殖科醫生在移植胚胎時，出於成功率、降低醫療成本等因素的考量。
曾經是婦產科醫生的唐榮欣對雙胞胎則非常謹慎：“人類是最適合單胎妊娠的生物，雙胎會帶來妊娠高血壓、糖尿病、胎兒宮內發育不良等多個問題，做試管的女性如若高齡且有基礎病，雙胞胎非常不提倡，必要時必須減胎。”
傳統文化裏，生孩子總是女人的事情。但從醫學上看，“不孕不育”是一個綜合性問題，這四個字中，不孕指女性，不育指男性。而因男性導致的生育問題在所有不孕不育的病例中至少有30%。
唐榮欣曾經診療過一對夫妻，妻子患有輸卵管阻塞，婚後8年未孕。她在做術前檢查的時候意外發現丈夫患有無精子症。而過去這麽多年裏，這對夫妻都從未想過，去醫院查一下男方的精液。
一個不可忽略的背景是，中國不孕不育的人群越來越多。由唐榮欣導師喬傑院士牽頭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不孕不育的發生率從2007年的12%，增加到了2020年的18%。
唐榮欣在新書中專門寫了一章內容，提醒男性了解影響精子質量的因素，諸如肥胖、久坐、煙酒等。具體而言，男性的睾丸組織不喜歡高溫環境，“尿不濕一代”的精子質量可能會不如“光屁股”長大的小孩；有生育計劃的男性，應減少穿緊身褲，還要戒掉把筆記本電腦放在腿上的習慣。
而當一對夫妻真正進入到了輔助生殖治療的過程，唐榮欣覺得男性每一次的到場和陪伴，都非常重要。“我也見過很多丈夫非常體貼，從關注和記錄每一個生理周期的節點，到取卵後為妻子做一些補充蛋白質的湯，這些都是他們可以也應該做的事情。”
已經“畢業”的患者帶寶寶來找唐榮欣。（圖/受訪者提供）
不孕不育，真的是疾病嗎？
根據世衛組織的定義，一對夫妻12個月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卻沒有懷孕，就被稱為不孕不育。很多到生殖科就診的人，會被下定義為“不孕不育”，他們生殖係統的各項指標會被逐一評估和打分。
但與此同時，另一個問題也會被提出：不孕不育，真的是疾病嗎？龐大的不孕不育人群，都是病人嗎？
（圖/《嬰兒的秘密生活》）
在9月初進行的一次新書分享會上，一位學臨床醫學的年輕學生拋出了這個疑問。對此，唐榮欣提到了不孕症的特殊性：“其實很多女性，除了在生育這個地方遇到坎之外，並沒有別的問題，身體各項指標非常健康。相應地，子宮卵巢相關的很多疾病，也會影響女性生育之外的各項身體機能。”
唐榮欣會把這種意識轉移到日常的診療中，她和助手都習慣於叫患者“親愛的”，讓大家不會那麽有壓力。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朱劍峰長期致力於醫學人類學的研究，也曾做過生殖醫學領域的田野調查。她在和唐榮欣的對話裏，提到了“醫學的凝視”這個詞語。
在現代醫學的視角裏，人常常被當作由器官、組織和症狀組成的“病例”。這種方式能讓醫生更客觀地看待疾病，但同時也可能忽略了患者作為一個有情感、有社會關係的人的聲音。
朱劍峰（左）與唐榮欣對談。（圖/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提供）
朱劍峰介紹：“對疾病的定義實際上不完全由生理來界定，還與社會規範相關。不孕症之所以會給人帶來痛苦，一方麵是女性身體要麵臨醫學的凝視，就像是考試那樣，她會去焦慮各種數字，AMH值為什麽不達標，懷孕後HCG（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為什麽不翻倍。而另一方麵，女性又受製於社會文化的影響，比如傳統觀念裏，具備生育能力的女性，才是完整的女性；有孩子的家庭，才是完整的家庭。”
當然，男性也在借助試管嬰兒技術助孕的過程中，感受到某種“無法在造娃這件事上出力的失落”，自己就像一個旁觀者。承認自己不育，某種程度上，就是承認自身男子氣概的缺失。
這些都是人們可以站在社會文化與醫學科學的交叉背景下，對“不孕不育”這個特殊病症進行的更多思考。
頗有意思的是，唐榮欣還在書中記錄了一小批做過試管的夫妻，他們在生下試管寶寶後幾年，又自然懷孕了。背後的原因很複雜，有可能是之前的治療讓患者的內分泌環境改善，也有可能是精神情緒方麵的鬆弛，長期不孕不育的負擔釋放後，夫妻之間的交流更密切，不再有 “造人”壓力，可以享受性生活的愉悅。
作為一名臨床醫生，唐榮欣樂見於每一對找她助孕的夫妻，都可以有美滿的結局。她也格外記得那些克服重重阻力，最終幫人求得子女的跌宕起伏的故事。
而在《種下一粒光》這本書的末尾，唐榮欣仍然留了一個章節給“消失的群像”，他們是沒有“畢業”的人。有的人可能換去別的生殖中心，或去海外尋求更多機會；有的人可能就此作罷，帶著遺憾回到日常生活之中。科學技術即使再發達，也無法破解生殖醫學和內分泌領域的很多現象，更無法克服人體衰老病變的自然規律。
《種下一粒光：一起麵對輔助生殖治療中的那些難題》
唐榮欣 著
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6
生活裏，唐榮欣自己也會感受到自然規律的不可逆。她已年過50歲，進入了更年期，時常會感受到一陣潮熱、一陣暴躁，無法在工作中聚精會神。偶爾失眠時，她也會陷入到“自己沒有了女性魅力”的失落之中。這些個人經曆都會讓她更共情診室裏遇到的女性。
有人問過唐榮欣，作為生殖科醫生，她會看到很多家庭夫妻之間私密且複雜的關係，如何處理這些複雜？唐醫生回答：“醫生不能解決家庭問題，我們能做的很少，我隻是希望，自己當好醫生的同時，也是一個好的傾聽者和陪伴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