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教育領域，科技富豪主導的創新實驗從未停歇，卻也常伴隨著始料未及的轉折。近日，兩則消息的對比格外引人關注：一邊是一段教育理想的落幕，另一邊則是一場新實驗的啟航。
目前，Facebook創始人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教育實驗正走向終點。他和妻子普莉希拉.陳（Priscilla Chan）於2016年通過陳-紮克伯格倡議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創立了 The Primary School。學校位於矽穀東帕洛阿爾托，運營十年後宣布將在2026年關閉。
這一決定影響443名學生及數十名教職員工，背後不僅涉及資金與管理難題，更折射出紮克伯格近年政治立場的劇變。學校曾以整合教育、醫療和社會支持為目標，強調多元與公平，卻因創始人進步主義理想的動搖而失去根基。
與此同時，在德克薩斯州巴斯特羅普（Bastrop），“矽穀鋼鐵俠”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打造的“Snailbrook”公司小鎮附近，一所名為Ad Astra的新型學前班將於2025年秋季開學。
紮克伯格教育事業的黯然落幕與馬斯克的雄心開端，勾勒出科技富豪在教育領域的“擴張與起落循環”。巨額財富催生了創新的教育實驗，理想與變革熱情點燃希望。然而，現實的複雜性、政治環境的劇烈波動及社會的廣泛質疑，往往讓這些宏偉藍圖搖擺不定，甚至走向隕落。
01.科技富翁的教育願景：財富與理想的交匯
在美國教育體係麵臨結構性挑戰的當下，億萬富翁們憑借雄厚的財力與科技領域的創新思維，紛紛投身教育改革，成為備受矚目的“業餘教育家”。他們試圖以私人資本填補公共教育資源的缺口，探索全新的教育模式。
除了紮克伯克，還有其他幾位代表性人物的教育項目的概況如下：
·馬斯克：2014年，馬斯克在SpaceX加州總部創立Ad Astra學校，最初僅為自己的子女及員工子女服務，強調以STEM為核心、問題驅動的學習方式。2020年，該校線下校區關閉後轉型為線上學校Astra Nova，服務全球300名10至14歲學生。如今，馬斯克在德州“Snailbrook”籌建的新Ad Astra學校，承載著他打造未來科技教育生態的宏大願景。
·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2018年通過Day One基金創立Bezos Academy，專注於“蒙台梭利式”學前教育，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費教育，旨在解決美國學前教育覆蓋不足的痛點。
還有一位是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的遺孀——勞倫·鮑威爾·喬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她於2015年創立XQ Institute，投入3億美元，通過“挑戰賽”方式資助全美高中，推動課程改革與創新。
這些項目雖然目標各異，卻有著共同的願景：利用私人資源彌補公共教育體係的不足，探索更高效、更公平的教育模式。這些學校往往深深打上創始人個人理念的烙印。比如馬斯克的學校與SpaceX的科技文化緊密相連，強調未來導向的創新思維；紮克伯格的學校承載了他早期的進步主義理想，聚焦社會公平；貝索斯的學前班則以“普惠”為旗號，精準服務於“工作貧困”家庭。
02.馬斯克Ad Astra學校：SpaceX內部聘請老師 摒棄年級製度
馬斯克創辦的Ad Astra學校
馬斯克的教育實驗始於2014年。當時，他對洛杉磯私立學校的傳統課程感到不滿，認為其缺乏激發創造力的能力。於是，他直接從SpaceX內部抽調資源，聘請教師，在公司園區為自己的子女及員工子女創辦了 Ad Astra學校。這所學校摒棄了傳統的年級製度，允許學生根據興趣和能力自主選擇學習節奏，課程涵蓋物理、工程、編程等前沿學科，旨在培養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2020年，Ad Astra的線下校區關閉，但其教育理念通過線上學校Astra Nova得以延續。Astra Nova目前服務於全球約300名10至14歲學生，課程內容豐富多樣，從特殊相對論到倫理黑客，再到創意寫作與音樂創作，無不體現其前瞻性。
其標誌性課程“難題課程”（Conundrums）通過開放式問題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例如：“如果一部完全由AI創作的電影被譽為傑作，是否應該隱瞞其技術來源以贏得獎項？”這類問題不僅激發學生思考，還隱含了對AI倫理的探討，盡管其課程設計在法律與倫理爭議的處理上略顯不足。
與此同時，馬斯克的前合作者喬舒亞·丹（Joshua Dahn）和工程師克裏斯曼·弗蘭克（Chrisman Frank）創立的Synthesis Tutor項目，則將AI技術推向教育的前沿。這款號稱“AI超級家教”的產品公開宣稱要取代傳統教師，弗蘭克甚至在社交媒體上直言：“大多數教師不過是高價保姆。未來教育要麽擁抱AI，要麽導致文明的緩慢衰落。”這種激進言論引發了教育界和公眾的強烈反彈，批評者認為其忽視了教育的情感聯結與社會功能，將學習簡化為機械化的知識輸入，可能進一步加劇教育不平等。
如今，馬斯克在德州“Snailbrook”小鎮的新Ad Astra學校即將開學。根據德州政府文件，該校首年僅招收21名3至9歲兒童，而馬斯克基金會已注資1億美元，目標是將學校擴展為一所STEM導向的大學。這不僅是一場教育實驗，更是馬斯克打造綜合性公司城鎮生態的重要一環，與特斯拉、SpaceX和Boring Company在當地的布局緊密相連。學校的管理者由馬斯克的長期財富管理人賈裏德·伯查爾（Jared Birchall）擔任，凸顯了其與馬斯克商業帝國的深度關聯。
03.紮克伯格夫婦教育版圖收縮：“DEI理想”的退潮
紮克伯格與妻子普莉希拉.陳
與馬斯克的擴張形成鮮明對比，紮克伯格的教育實驗卻走向了收縮。The Primary School曾是矽穀教育創新的典範，旨在通過整合教育、醫療和心理輔導，為低收入家庭和有色人種學生提供全麵支持。學校有61%的學生為拉丁裔，體現了其對多元與公平的承諾。然而，2025年4月，學校宣布將在2026年學年結束時關閉，官方給出的理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艱難決定”，但未提供具體原因。
外界普遍認為，學校關閉與紮克伯格近年來的政治轉向密切相關。2025年初，Meta大幅削減了其多元、公平與包容（DEI）項目，陳-紮克伯格倡議也在一個月後終止了類似舉措。據《每日郵報》（DailyMail）報道，紮克伯格為避免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天價反壟斷罰款及Meta帝國的潛在拆分，逐漸向共和黨靠攏，甚至多次訪問白宮，與特朗普政府建立聯係。這種政治立場的轉變，讓The Primary School的進步主義理想失去了根基。當創始人放棄了學校賴以存在的價值觀，其關閉幾乎成為必然。
此外，紮克伯格夫婦在加州另一所學校的運營也遭遇波折。據《紐約時報》報道，他們在帕洛阿爾托的家中運營了一所“家庭學校”（homeschooling），但因未獲得私人學校運營許可而收到城市代碼違規投訴。盡管發言人辯稱這僅是疫情期間的臨時家庭教育項目，但這一事件進一步凸顯了紮克伯格教育實驗的困境。
04. 貝索斯：主打務實的普惠教育
相比馬斯克的未來主義和紮克伯格的政治波折，貝索斯的教育實驗顯得更為務實。Bezos Academy自2020年起在美國多州落地，采用“蒙台梭利式”學前教育模式，為3至5歲兒童提供免費教育和餐食，目標是服務低收入家庭。2025年秋季，亞利桑那州格倫代爾的新校區將啟用，首批開設三間教室，可容納60名兒童，未來計劃擴展至120名。招生標準為家庭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四口之家約12.86萬美元），通過抽簽方式錄取。
這種模式看似慷慨，卻也存在局限。首先，抽簽機製可能將部分真正需要的家庭排除在外。其次，收入門檻精準鎖定“貧困”群體，低中產家庭往往因收入略高而無緣學位。此外，Bezos Academy完全依賴貝索斯基金會資助，缺乏公共預算支持，其長期可持續性令人擔憂。
盡管如此，該項目直擊美國學前教育的痛點——覆蓋率不足。根據新澤西州立大學的研究，亞利桑那州在全美學前教育覆蓋率中排名倒數第八（第43位）。對許多家庭而言，Bezos Academy提供的免費全日製教育和餐食無疑是雪中送炭。
05.喬布斯遺孀：探索多元路徑，以能力導向學習為核心
XQ Institute由喬布斯遺孀鮑威爾·喬布斯的慈善機構Emerson Collective支持，2015年啟動，旨在通過資助創新高中“重塑”教育體係。該組織向全美19個團隊承諾了1.36億美元，其中包括2016年選出的10個團隊，每隊獲1000萬美元。XQ最近還與政府合作，如在紐約市投資1000萬美元支持10所新高中或重組後的公立高中，這是其最大規模的地區性項目之一。
XQ Institute為全美高中提供了創新資助，推出如基於能力的學習（competency-based learning）等項目，強調學生在掌握特定知識後才晉級。XQ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別投入3800萬美元和2700萬美元用於“運動建設和公眾意識”，包括全國巴士巡遊和由湯姆·漢克斯、賈斯汀·汀布萊克等名人參與的電視特別節目，吸引了2500萬觀眾。然而，其效果參差不齊，部分內部人士對電視節目的影響力感到失望，認為其缺乏明確的行動指引。
盡管投入巨資，XQ Institute卻因數據透明度和實際效果問題引發爭議。例如，其資助的19個團隊中有3個未能按計劃開辦或擴建學校，1個於今年早些時候關閉，原因包括績效問題和地方校董會反對。田納西州孟菲斯的Crosstown High School還發生了學生罷課和校長離職事件，這是該校兩年內第二位離職的領導者。教育曆史學家黛安·拉維奇（Diane Ravitch）等批評者認為，XQ的私人資金介入可能導致教育資源分配不均。
06.爭議與未來：教育私有化與AI化的十字路口
科技富豪的教育實驗，正與美國教育體係的雙重深刻變革相交匯：一是私有化浪潮的席卷，二是AI技術應用的興起。
在教育私有化方麵，特朗普政府推動的“學校選擇政策”（School Choice Policy）頗具爭議。該政策允許公共資金流向私立或宗教學校，支持者認為這賦予了家庭更多教育選擇權，而反對者則嚴正警告，這將掏空公立教育預算，進一步加劇教育資源的不平等。馬斯克便是這一政策的公開支持者，他對德州推行的學券製度表示認同，直言“如果孩子隻能被迫進入一所差學校，那相當於他們被剝奪了機會”。
而在AI教育化領域，新技術的應用同樣充滿爭議。Astra Nova推出的“難題課程”雖展現了AI在教育中的潛力，但其對AI涉及的倫理與法律爭議卻處理得輕描淡寫；Synthesis Tutor則更進一步，提出用AI 取代教師的主張，其在俄克拉荷馬州的試點項目已引發家長與教育者的廣泛擔憂。批評者指出，AI教育可能削弱師生間的情感聯結，難以滿足學生在社交與情感發展上的核心需求。
更深層的公平性挑戰也逐漸凸顯。盡管這些新興學校大多打著“創新”的旗號，但其招生範圍往往狹窄，或成本高企。馬斯克新創辦的Ad Astra學校優先錄取企業員工子女。這些現實的限製不禁讓人質疑：這些學校究竟是在破解教育不平等的困局，還是在為精英群體量身打造定製化服務？
億萬富翁構建的教育帝國，既展現了財富驅動下的創新潛力，馬斯克的Ad Astra與貝索斯的學前班為教育帶來了令人振奮的可能性；也因失敗案例敲響了警鍾——紮克伯格旗下學校的關閉與XQ Institute引發的爭議，都在提醒人們：僅靠金錢無法確保教育實驗的成功。
未來，美國教育或許會越來越深地被私人資本與AI技術所塑造。然而，在私人投資的活力與公共責任的邊界之間找到平衡，至關重要。這不僅關乎教育能否始終保持“人人可及的公共品”屬性，而非淪為“精英的專屬實驗場”；更關乎社會共識與製度保障能否為教育變革提供持久支撐。正如這些學校的興衰所揭示的：財富能點燃變革的火花，但要讓這團火焰真正溫暖教育的未來，仍需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