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16日，我們告別羅伯特·雷德福。大部分影迷了解他作為好萊塢偶像的一麵，但更應銘記他為獨立電影做出的卓絕貢獻。
他深知明星光環終會褪色，而真正的創作活力常在主流之外。於是，雷德福親手創建了聖丹斯體係，從實驗室到電影節，滋養了昆汀·塔倫蒂諾、史蒂文·索德伯格、亞曆山大·佩恩等一批影迷們耳熟能詳的電影人。今天，筆者就和大家聊聊這位明星的另一麵——他是如何創辦聖丹斯電影節，為光影留下永恒遺產。
廷帕諾戈斯山是美國猶他州的南北地理分界線，在白人造訪之前，這裏是印第安人狩獵和捕魚的區域，優渥的地理環境孕育出多樣的自然風貌，夏季時裸露的岩石與森林植被交錯環繞，冬季降雪後又呈現出雪山景觀。
1955年開始，考入科羅拉多大學的羅伯特·雷德福多次路過這片區域，這是他回到家鄉洛杉磯聖莫尼卡的必經之路。很快，這裏又成了他露營的目的地。
離開大學後，羅伯特·雷德福在佛羅倫薩學習過繪畫，也在紐約百老匯舞台上表演，但猶他州的那片土地始終是他魂牽夢繞的地方，“我本能的知道哪裏讓我有家的感覺”。
羅伯特·雷德福的第一段婚姻，甚至娶了當地女孩蘿拉·範·瓦格南。這對年輕夫婦從60年代初，便開始在這裏購入土地。最初是從兩畝開始，隨著雷德福在好萊塢迎來事業的上升期，他名下的土地麵積也在迅速擴張。
60年代末，當《虎豹小霸王》奠定羅伯特·雷德福的明星地位時，他對律師說：“我要買下一條峽穀。”
《虎豹小霸王》
這裏成為雷德福平衡日益增長的名氣與情緒失落的緩衝地帶。這種失落一部分源自他藝術家的自我定位，雷德福曾經在歐洲試圖以這種方式生活，但最終還是在百老匯裏創出了名堂，並進入了好萊塢。
長期以來，羅伯特·雷德福以這片土地“看護者”的身份自居，並沒有對外界過度暴露它的存在。但在名利場中待得越久，就越需要在自由的空氣中尋找養分，隨著《猛虎過山》《騙中騙》等一部部作品的成功，無論在商業號召力還是作品口碑上，70年代的好萊塢在某個維度屬於雷德福。
但就像《總統班底》中飾演的執拗記者，雷德福要在主流聲音淹沒自身之前，創造出某種對抗性的存在。
1978年，雷德福受邀，以理事會主席的身份參與了在鹽湖城舉辦的“猶他州-美國電影節”，他意識到“聖丹斯”——以《虎豹小霸王》中雷德福的角色“太陽舞小子”（Sundance Kid）命名的這片自留地——也可以延展成一片藝術家自由創作的樂土，而不是用更具破壞性的商業開發來毀掉這裏的自然風光。
《總統班底》，雷德福與達斯汀·霍夫曼
這一理念醞釀的同時，猶他州-美國電影節的名稱卻幾次更迭，主辦地也在猶他州的幾座城市間來回折返。這反映出獨立電影節運作時麵臨的種種困難，尤其是在經濟層麵，定位於獨立電影便缺乏關注度，缺乏關注度便無法獲得足夠支撐運營的經濟回報，惡性循環。
雷德福參與的這次，本是這個短命電影節的最後一屆，好在在猶他州政府的支持下，臨危接手的管理者依靠捐贈、讚助、廣告等各種方式，才讓它得以延續。
為什麽還要舉辦？
70年代，“新好萊塢電影”運動如火如荼，一大批年輕電影人嶄露頭角，與此同時好萊塢也在這時迎來產業轉型，從獨立電影運動中接納了一部分人才，同時強化了大片、大檔期的概念。
這使得除了被接納進製片廠製度的部分外，其他中低成本的獨立電影依然被邊緣化，因此隻能借助主流市場之外的發行渠道爭取機會，電影節的意義正在於此。除了產業背景，猶他州政府也希望電影節的存在能為這裏帶來更多機會。
幾乎在同一時間，羅伯特·雷德福也將自己的理念與經驗，付諸到了新項目“聖丹斯學院”上。
這個項目並非電影節，而是他構想已久的扶持實驗室計劃，通過篩選有潛力的項目，由雷德福明星光環聚集起來的行業人才與經驗，對其進行支持和鍛煉，這個項目的導師，不乏與他私交甚好的大導演西德尼·波拉克。這時恰逢雷德福的導演處子作《普通人》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每年六月，學員們來到聖丹斯，進行為期三到四周的學習鍛煉：對部分劇本場景實際拍攝，各個技術環節由專業人士保駕護航。除了專業的知識，技藝的磨煉，這裏還為年輕電影人提供部分經濟支持。
雷德福的獨立電影願景，可能比他預期的更早實現。
《北方》
《北方》於1983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提名，這部講述危地馬拉移民懷揣夢想，克服種種阻力來到美國的電影，是第一批得到聖丹斯學院支持的項目之一。
影片鏡頭對準當時主流電影中絕少提及的拉美移民，製作成本僅80萬美元，聖丹斯學院的專業支持與背書，幫助影片在特柳賴德電影節首映，隨後還漂洋過海來到戛納展映，並最終走上奧斯卡的舞台。多年之後，這部影片已成為影史經典，修複完成的版本在今年年初回到它的福地——聖丹斯電影節進行展映。
但在當時，還有更多作品依舊被埋沒。雷德福意識到需要一個平台、一個機會，讓這些邊緣化的電影被看到。
“我能夠看到，也能感受到，還有其他聲音存在，還有其他故事需要被講述，但他們沒有得到機會。所以我想，也許我們可以在不傷害行業的前提下，為它增添一些內容。”
因此，當再次瀕臨倒閉的美國電影節找上門時，羅伯特·雷德福沒有猶豫太久。1985年，聖丹斯學院正式接管電影節並將其前綴改為“聖丹斯”。
接手後的第一年，隻有大約150人來到聖丹斯電影節。“好萊塢一個人也沒來，行業也沒有給我任何資金支持。”
在好萊塢，人們普遍質疑這位明星的理想主義舉動，覺得電影節不夠商業化，還在封閉的摩門教地區舉辦，沒有人願意大冬天來到這個鬼地方。
但羅伯特·雷德福對獨立電影的存在價值懷有信念般的熱忱，同時堅信自己一手建立起的電影扶持模式可以為它們提供更多機會，從創作、實拍、技術支持再到提供電影節平台亮相，尋找發行渠道，最終為它找到觀眾。
這份堅持在1989年迎來重大轉機。
那一年，26歲的獨立電影人史蒂文·索德伯格完成了導演處子作《性、謊言和錄像帶》，這部私人化的電影數周內拍完，僅花費120萬美元。在此之前，索德伯格隻是在綜藝節目幕後打雜的小角色。
《性、謊言和錄像帶》
當索德伯格帶著影片拷貝來到聖丹斯首映時，影片主演彼得·蓋勒抱怨放映場地根本不是一家影院，廳內的觀眾坐的居然是折疊椅。然而，當放映結束時已經沒有人再關心隨意擺放的折疊椅，影片對主角內心細膩、不留隱私的呈現，震撼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之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看過影片後，米拉麥克斯影業與索德伯格達成發行合約，並將其送至戛納國際電影節，那屆陪審團主席維姆·文德斯對影片給予最高肯定——金棕櫚大獎。影片最終在全球獲得3000多萬美元票房，仿佛一部成人童話。
對於聖丹斯電影節而言，《性、謊言和錄像帶》的成功是一則經典廣告。這個產業事件證明了低成本、私人化的創作模式，可以是另一條獨立於好萊塢之外的成功路線，這鼓勵、孕育出隨後北美獨立電影運動的爆發，昆汀·塔倫迪諾、保羅·托馬斯·安德森、凱莉·萊卡特、亞曆山大·佩恩、凱文·史密斯們扛起了攝影機，而這一切的必經之路，正是聖丹斯電影節。
昆汀的成名作《落水狗》
羅伯特·雷德福卻對眼前的變化非常冷靜。“我得承認，這很有趣，但也很諷刺。我創辦這一切是為了遠離好萊塢，如今，好萊塢卻找上門來。”
電影節的發展超出了他的預期，但他並沒有將個人意誌淩駕於管理團隊的決策之上，而是保留一種老派的民主作風，觀察著眼前發生的一切，並在公開場合批評由他一手創辦的電影節。
他批評電影節過度品牌化：“我覺得隻賣衛衣就夠了，但團隊一直在勸我，也許是我錯了吧，但我對過度品牌化感到不適。”
他批評明星名流搶走了原本屬於獨立電影和導演的舞台：“這吞沒了我們最初的意義，最終你隻能看到派對、名人和帕麗斯·希爾頓，可這和聖丹斯有什麽關係？”
某種程度上來說，羅伯特·雷德福的觀點是正確的，如今的聖丹斯電影節早已不是隻有幾百人參與的行業邊緣人派對，僅觀影人次就達數萬人，發行商要在這裏避開繁雜活動、明星光環，挖掘出無名佳作比二十年前要更困難。從這裏走出的凱文·史密斯就曾表示，如果《瘋狂店員》是在00年代拍攝的，可能都無法入選聖丹斯。
這顯然不是雷德福的初心所在：慶祝那些沒有被慶祝的人，那些被忽略或未被發現的人，他們值得被發現。
在批評的聲音背後，羅伯特·雷德福一直為聖丹斯的延續承受著巨大的經營壓力，為了撐起規模越來越龐大的電影節，他不得不在這裏開辦其他有利可圖的產業：首先是餐廳和度假村，後來是聖丹斯頻道的誕生，通過衛星和電視網絡將獨立電影和紀錄片送到小熒幕上，當然還有聖丹斯的衍生品，這也是一筆收入。
聖丹斯學院
這些盈利的其中一部分，確保了聖丹斯學院的非盈利性質。直到今天，藝術家依然可以帶著項目來到這裏，在導師的幫助下，向藝術創作邁出關鍵一步。
而這些事務，占據了這位好萊塢明星後半生的絕大部分時光。
羅伯特·雷德福原本可以繼續享受明星光環，沉浸在鎂光燈下無盡的掌聲與仰望之中，或是在家鄉聖莫尼卡靜謐地看著66號公路來來往往的人群，但他卻在為更高級的目標奮鬥終身：為藝術（不止是電影）的多樣性提供安全的空間。
雷德福曾經提到：“我天生有一雙銳利的眼睛，我看事物時會看到不對勁的地方，會想哪裏可以更好。”
現在，羅伯特·雷德福可以休息了，聖丹斯或許不再是當初的模樣，但他點燃的那簇獨立精神，依然還有火光。
文：日灼
長期以來，羅伯特·雷德福以這片土地“看護者”的身份自居，並沒有對外界過度暴露它的存在。但在名利場中待得越久，就越需要在自由的空氣中尋找養分，隨著《猛虎過山》《騙中騙》等一部部作品的成功，無論在商業號召力還是作品口碑上，70年代的好萊塢在某個維度屬於雷德福。
但就像《總統班底》中飾演的執拗記者，雷德福要在主流聲音淹沒自身之前，創造出某種對抗性的存在。
1978年，雷德福受邀，以理事會主席的身份參與了在鹽湖城舉辦的“猶他州-美國電影節”，他意識到“聖丹斯”——以《虎豹小霸王》中雷德福的角色“太陽舞小子”（Sundance Kid）命名的這片自留地——也可以延展成一片藝術家自由創作的樂土，而不是用更具破壞性的商業開發來毀掉這裏的自然風光。
《總統班底》，雷德福與達斯汀·霍夫曼這一理念醞釀的同時，猶他州-美國電影節的名稱卻幾次更迭，主辦地也在猶他州的幾座城市間來回折返。這反映出獨立電影節運作時麵臨的種種困難，尤其是在經濟層麵，定位於獨立電影便缺乏關注度，缺乏關注度便無法獲得足夠支撐運營的經濟回報，惡性循環。
雷德福參與的這次，本是這個短命電影節的最後一屆，好在在猶他州政府的支持下，臨危接手的管理者依靠捐贈、讚助、廣告等各種方式，才讓它得以延續。
為什麽還要舉辦？
70年代，“新好萊塢電影”運動如火如荼，一大批年輕電影人嶄露頭角，與此同時好萊塢也在這時迎來產業轉型，從獨立電影運動中接納了一部分人才，同時強化了大片、大檔期的概念。
這使得除了被接納進製片廠製度的部分外，其他中低成本的獨立電影依然被邊緣化，因此隻能借助主流市場之外的發行渠道爭取機會，電影節的意義正在於此。除了產業背景，猶他州政府也希望電影節的存在能為這裏帶來更多機會。
幾乎在同一時間，羅伯特·雷德福也將自己的理念與經驗，付諸到了新項目“聖丹斯學院”上。
這個項目並非電影節，而是他構想已久的扶持實驗室計劃，通過篩選有潛力的項目，由雷德福明星光環聚集起來的行業人才與經驗，對其進行支持和鍛煉，這個項目的導師，不乏與他私交甚好的大導演西德尼·波拉克。這時恰逢雷德福的導演處子作《普通人》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每年六月，學員們來到聖丹斯，進行為期三到四周的學習鍛煉：對部分劇本場景實際拍攝，各個技術環節由專業人士保駕護航。除了專業的知識，技藝的磨煉，這裏還為年輕電影人提供部分經濟支持。
雷德福的獨立電影願景，可能比他預期的更早實現。
《北方》《北方》於1983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提名，這部講述危地馬拉移民懷揣夢想，克服種種阻力來到美國的電影，是第一批得到聖丹斯學院支持的項目之一。
影片鏡頭對準當時主流電影中絕少提及的拉美移民，製作成本僅80萬美元，聖丹斯學院的專業支持與背書，幫助影片在特柳賴德電影節首映，隨後還漂洋過海來到戛納展映，並最終走上奧斯卡的舞台。多年之後，這部影片已成為影史經典，修複完成的版本在今年年初回到它的福地——聖丹斯電影節進行展映。
但在當時，還有更多作品依舊被埋沒。雷德福意識到需要一個平台、一個機會，讓這些邊緣化的電影被看到。
“我能夠看到，也能感受到，還有其他聲音存在，還有其他故事需要被講述，但他們沒有得到機會。所以我想，也許我們可以在不傷害行業的前提下，為它增添一些內容。”
因此，當再次瀕臨倒閉的美國電影節找上門時，羅伯特·雷德福沒有猶豫太久。1985年，聖丹斯學院正式接管電影節並將其前綴改為“聖丹斯”。
接手後的第一年，隻有大約150人來到聖丹斯電影節。“好萊塢一個人也沒來，行業也沒有給我任何資金支持。”
在好萊塢，人們普遍質疑這位明星的理想主義舉動，覺得電影節不夠商業化，還在封閉的摩門教地區舉辦，沒有人願意大冬天來到這個鬼地方。
但羅伯特·雷德福對獨立電影的存在價值懷有信念般的熱忱，同時堅信自己一手建立起的電影扶持模式可以為它們提供更多機會，從創作、實拍、技術支持再到提供電影節平台亮相，尋找發行渠道，最終為它找到觀眾。
這份堅持在1989年迎來重大轉機。
那一年，26歲的獨立電影人史蒂文·索德伯格完成了導演處子作《性、謊言和錄像帶》，這部私人化的電影數周內拍完，僅花費120萬美元。在此之前，索德伯格隻是在綜藝節目幕後打雜的小角色。
《性、謊言和錄像帶》當索德伯格帶著影片拷貝來到聖丹斯首映時，影片主演彼得·蓋勒抱怨放映場地根本不是一家影院，廳內的觀眾坐的居然是折疊椅。然而，當放映結束時已經沒有人再關心隨意擺放的折疊椅，影片對主角內心細膩、不留隱私的呈現，震撼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之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看過影片後，米拉麥克斯影業與索德伯格達成發行合約，並將其送至戛納國際電影節，那屆陪審團主席維姆·文德斯對影片給予最高肯定——金棕櫚大獎。影片最終在全球獲得3000多萬美元票房，仿佛一部成人童話。
對於聖丹斯電影節而言，《性、謊言和錄像帶》的成功是一則經典廣告。這個產業事件證明了低成本、私人化的創作模式，可以是另一條獨立於好萊塢之外的成功路線，這鼓勵、孕育出隨後北美獨立電影運動的爆發，昆汀·塔倫迪諾、保羅·托馬斯·安德森、凱莉·萊卡特、亞曆山大·佩恩、凱文·史密斯們扛起了攝影機，而這一切的必經之路，正是聖丹斯電影節。
昆汀的成名作《落水狗》羅伯特·雷德福卻對眼前的變化非常冷靜。“我得承認，這很有趣，但也很諷刺。我創辦這一切是為了遠離好萊塢，如今，好萊塢卻找上門來。”
電影節的發展超出了他的預期，但他並沒有將個人意誌淩駕於管理團隊的決策之上，而是保留一種老派的民主作風，觀察著眼前發生的一切，並在公開場合批評由他一手創辦的電影節。
他批評電影節過度品牌化：“我覺得隻賣衛衣就夠了，但團隊一直在勸我，也許是我錯了吧，但我對過度品牌化感到不適。”
他批評明星名流搶走了原本屬於獨立電影和導演的舞台：“這吞沒了我們最初的意義，最終你隻能看到派對、名人和帕麗斯·希爾頓，可這和聖丹斯有什麽關係？”
某種程度上來說，羅伯特·雷德福的觀點是正確的，如今的聖丹斯電影節早已不是隻有幾百人參與的行業邊緣人派對，僅觀影人次就達數萬人，發行商要在這裏避開繁雜活動、明星光環，挖掘出無名佳作比二十年前要更困難。從這裏走出的凱文·史密斯就曾表示，如果《瘋狂店員》是在00年代拍攝的，可能都無法入選聖丹斯。
這顯然不是雷德福的初心所在：慶祝那些沒有被慶祝的人，那些被忽略或未被發現的人，他們值得被發現。
在批評的聲音背後，羅伯特·雷德福一直為聖丹斯的延續承受著巨大的經營壓力，為了撐起規模越來越龐大的電影節，他不得不在這裏開辦其他有利可圖的產業：首先是餐廳和度假村，後來是聖丹斯頻道的誕生，通過衛星和電視網絡將獨立電影和紀錄片送到小熒幕上，當然還有聖丹斯的衍生品，這也是一筆收入。
聖丹斯學院這些盈利的其中一部分，確保了聖丹斯學院的非盈利性質。直到今天，藝術家依然可以帶著項目來到這裏，在導師的幫助下，向藝術創作邁出關鍵一步。
而這些事務，占據了這位好萊塢明星後半生的絕大部分時光。
羅伯特·雷德福原本可以繼續享受明星光環，沉浸在鎂光燈下無盡的掌聲與仰望之中，或是在家鄉聖莫尼卡靜謐地看著66號公路來來往往的人群，但他卻在為更高級的目標奮鬥終身：為藝術（不止是電影）的多樣性提供安全的空間。
雷德福曾經提到：“我天生有一雙銳利的眼睛，我看事物時會看到不對勁的地方，會想哪裏可以更好。”
現在，羅伯特·雷德福可以休息了，聖丹斯或許不再是當初的模樣，但他點燃的那簇獨立精神，依然還有火光。
文：日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