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紐約時報觀點版，作者M·赫森是《紐約時報》的專欄評論作者，2024年因評論寫作獲得喬治·波克獎。他著有11本書，包括《未來即曆史：極權主義如何重掌俄羅斯》，該書於2017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
當一個國家剝奪你應有的權利和保護時，就是在告訴你，不再承認你的存在。也有的時候，是你發現自己已經認不出這個國家了。
人們離開，家庭因政治立場而破裂，友誼瓦解；曾經受人敬仰的人和機構被詆毀，昔日的惡人卻被奉為聖徒；熟悉的麵孔從公共領域消失，一種咄咄逼人的整齊劃一席卷而來，生活的物質條件發生變化。
吉米·坎摩爾的節目被無限期停播，正是這種社會景觀轉變的一個信號。新聞告訴我們，這個國家正在從一個樣子轉變為另一個更專製的樣子。電視告訴我們：這個國家看上去不同，聽上去不同，感覺也不同。
一張熟悉的麵孔，一個熟悉的聲音消失了。上周五晚上，一些人打開電視，本以為會看到一位喜劇演員正在迎接下一位嘉賓，卻看到一場對查理·柯克的悼念。
特朗普政府的一係列行動，無論是對政府項目的大肆破壞，還是對移民突襲中表現出的冷酷，都有一個共同點：改變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身體、經濟和心理體驗。
特朗普正在按自己的形象重塑這個國家——粗魯、冷酷、帶有過多的惡意。他的政府計劃以查理·柯克之名，進一步加強對公民社會的攻擊，這正是這個計劃的一部分。
公民社會讓生活變得更加可承受，而這個政府傳遞出的信息是，這種公民社會的事情，不再屬於這個國家。
而跨性別者也一樣不被容納。政府的官方政策是：我們並不存在。然而同時我們卻被視為國家的威脅。柯克在被槍殺時，正是在回答一個關於所謂“跨性別大規模槍手”現象的問題（這是一個他自己曾大力傳播的虛假說法）；而據報道，涉嫌槍殺柯克的嫌疑人似乎有一位跨性別的戀人。
這些消息讓跨性別者被拋棄的過程急劇加速。
周一早上，在結束周末的外出即將返家之前，我在手機搜索欄裏輸入了這樣幾個詞：“著名跨性別者”。接著是“跨性別記者”、“跨性別教授”，還有幾個類似的詞條。
我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搜索結果中。這是我用來粗略評估自己是否會成為攻擊目標的一種方式。看起來風險不高——即便剛剛過去的周末，特朗普和他的重要盟友還在指責左派，尤其是跨性別者，應該為柯克被殺負責。
我心想，好吧，我現在還可以回家。
在自己家中感到時日無多的感覺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十二年前，為了保護家人免於俄羅斯針對LGBT父母發起的奪子行動，我被迫離開俄羅斯。這些年來，俄羅斯不斷把LGBT人群列入“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名單。其他的名單——比如“外國代理人”“不受歡迎組織”——則針對記者、學者、媒體和大學。
自從俄羅斯對我發出通緝令，並導致我被缺席判刑後，我反複做一個噩夢：我正乘飛機前往莫斯科，一開始感到興奮，但隨後想起，隻要一落地我就會被逮捕。
土耳其知名政治專欄作家艾傑·特梅爾庫蘭，如今身處流亡之中。她曾描述過自己某一刻的頓悟：“我當時站在突尼斯機場的登機口，剛剛和律師通完電話。他說，‘他們今天抓了好幾十個記者。你去度假吧，去別的地方，隨便去哪兒。’我看著正要登上飛往伊斯坦布爾的乘客，又低頭看著自己手裏的登機牌。我試著把機票從回家改成去其他地方，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土耳其已經不再是我的國家了。”
這段話出自她的書《如何失去一個國家》。
想要融入特朗普的美國，必須表現出積極服從。這種服從，正在越來越多的大學中體現出來。比如，哥倫比亞大學和威廉姆斯學院自願將校旗降半旗，以紀念柯克。與此同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通知約160名學生、教職員工，他們的名字已被移交聯邦政府，理由是涉及“涉嫌反猶事件”。
哲學家朱迪思·巴特勒和中東曆史學者烏薩馬·馬赫迪西，或許是唯一兩位公開談論自己收到相關郵件的人。巴特勒認為，其他人的沉默正是出於恐懼。
他們的恐懼並非沒有根據。過去八個月，我們都看到了這些名單是如何被利用的：將學生和教授逐出大學，甚至逐出這個國家——並借此警告其他人，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已不再安全。
他們，被標記為一個舊時代名單中的用詞：不屬於“美國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正被這個政府盯上。我問她，她的世界是不是變得更小了。她說，不完全是，“這更像是某個人去世時的感覺。總會有人讓你失望。但也會有人站出來，他們經曆過你經曆的一切。”
有些東西正在死去：我們對這個國家的熟悉感。
巴特勒告訴我，當她收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郵件時，她一度無法相信，大學竟然會如此嚴重地違反自身的程序，辜負了保障學術自由的責任。她難以相信——盡管她研究的正是專製體製。盡管她眼下正在寫一本關於卡夫卡與法律的書。
在卡夫卡的小說《審判》中，主人公被逮捕，卻始終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罪。而巴特勒收到的那封來自大學法律顧問的信，同樣沒有說明她是否正在接受調查，也沒有說明所謂的“罪名”。
我想到的不是小說情節，而是真實的曆史事件——尤其是1938年，在巴黎發生的刺殺事件，一位波蘭裔德國猶太少年赫謝爾·格林施潘刺殺了一名納粹外交官。我會想起這件事，是因為那也是一次刺殺；因為像大多數公共暴力事件一樣，是由一位年輕人所為；也因為那是一次絕望之舉。
格林施潘的家人遭到德國和波蘭雙重排斥，與約一萬兩千人一起被困在兩國之間的“邊境地獄”。他寄居在巴黎的叔叔家，無法幫到家人。他決定殺死一個被他視為造成家人痛苦的代表性人物。
如果猶他州調查人員目前公布的信息屬實，泰勒·魯賓遜也可能懷有類似的絕望與憤怒。
格林施潘的行動成為納粹發動“水晶之夜”的借口。那是一起持續兩天的國家主導的大規模暴力事件。在此期間，納粹當局逮捕了近三萬名猶太人，這是納粹政權第一次因為“他們是誰”，而不是“他們做了什麽”，將人群大規模投入集中營。
但讓我覺得這個類比最貼切的，並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在表達時的焦慮。這個類比看起來非常直接：被殺的人代表著一種仇恨意識形態，而那個被認為殺了他的人，是一位可能試圖以最極端方式反抗這種仇恨的迷失青年。
但在這個國家如今的氛圍下，有某種東西在告訴我，我不該說出這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