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柯克不必上大學——他甚至不認為大學值得一讀——就能在全美大學校園裏吸引狂熱的追隨者。大學校園雖被廣泛視為自由主義堡壘,卻是柯克的主要戰場,他帶著保守主義的信息而來。
他發現,年輕人正置身於政治與文化力量的漩渦中,這有時會在大學校園引發激烈動蕩。他對美國最棘手問題給出的答案清晰直白,雖然這些答案偶爾也尖銳刻薄,但往往直擊要害,尤其能打動那些在社交孤立、生活日益線上化的時代步入成年的年輕男性。
“說出自己的信念是件挺可怕的事,尤其是在這種取消文化的背景下,”22歲的波特·拉費伯說。他是猶他穀大學的理科生,周三參加了柯克遇刺的那場活動。“查理·柯克好像完全不受這一套的影響。他在某種程度上給了那些可能有點膽怯的人一個發聲的機會。”
“他讓我有勇氣堅持自己的信念,”拉費伯還說。
拉費伯說,跨性別權利是個尤其棘手的話題。作為基督徒,他總覺得自己沒法坦誠表達對這個問題的真實想法。
柯克走進大學時,總是隨時準備好進行言辭交鋒,願意探討最棘手的話題——從墮胎權到種族問題。他抨擊跨性別權利,宣揚傳統家庭價值觀(比如主張男人和女人應優先考慮婚姻和生育),還稱《民權法案》是個錯誤。有些學生覺得他的觀點深刻且鼓舞人心,另一些則感到震驚。
他的校園之行常會引發持不同意見學生的激烈抗議,比如反對他對跨性別權利的批評,以及他支持所謂的“大取代理論”——該理論稱非白人移民將取代美國白人。
今年2月,佛羅裏達州立大學的抗議者聚集在路障後,當柯克在臨時帳篷下與學生辯論時,他們高喊“你散播仇恨,你散播謊言”。4月,他在普渡大學公開露麵時,抗議者舉著硬紙板標語,揮舞LGBTQ驕傲旗。而柯克的支持者似乎很享受這種對抗,還在抗議者麵前自拍合影。
柯克察覺到了許多學生表示難以應對的困境。
“他揭露了進步文化的僵化,”埃裏克·鮑爾斯鮑夫說。他是傾向左翼的政治組織者,在包括遊戲領域的網絡空間與年輕人打交道。“這讓很多年輕男性感受到力量,覺得自己比那些推行這些文化規範的人更優秀。這既危險又顛覆。”
這恰好契合了許多年輕男性的感受:左翼文化變得壓抑、無趣,並且,說白了就是在針對他們。
“他深諳年輕男性被邊緣化的痛點,堪稱行家,”鮑爾斯鮑夫說。
柯克18歲時創立了“美國轉折點”,將這個不起眼的小團體打造成了一個宣傳巨頭,其活動包括播客、巡回演講和經常包含辯論的校園活動。他是演說高手,深諳網絡傳播的門道,還不知疲倦地與全國各地的學生互動。
拉費伯在高中通過收聽另一位右翼播客主持人本·夏皮羅的節目知道了柯克。這些年裏,他漸漸喜歡上了柯克的大膽——那種直言自己想法的魄力。
拉費伯說,和左傾的年輕人待在一起時,他往往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因為他覺得,哪怕一點小錯都可能導致自己被“取消”。比如,他在大通銀行當出納時,幾位同事會聊政治,但是從來不問他的觀點。他推測,他們覺得他肯定和他們想法一致。但他其實不認同,於是他就保持沉默。
周三,拉費伯很興奮地去參加了柯克的活動。他站在約3000人的人群中,目睹了柯克被槍擊的瞬間。隨後他趴在地上,最後逃了出來。那天剩下的時間裏,他一直處於震驚狀態。
“我離開校園,騎上摩托車回了家。獨自一人坐在那裏,心想‘天哪,這真的發生了嗎?’”他說,“我很傷心,但說實話,我也很憤怒。事情為什麽非要走到這一步?”
柯克31歲,與大多數全國性政治人物相比,他的年齡更接近大學生。他的影響力觸及大量年輕男性受眾——他們正處於關鍵的成長階段,正在努力理解自己的身份、並探究自身信仰的根源。
柯克去世後,接受采訪的一些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年輕男性說,他們能與柯克產生共鳴,一個主要原因在於他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辯護。他們覺得主流自由主義文化看不起宗教,而柯克為宗教辯護的做法讓他們很認同。
“我從小就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的很多價值觀都能引起我的共鳴,”21歲的科爾頓·安德森說。他是楊百翰大學的學生,柯克被槍擊時,他離講台約35米遠。他期待這場活動已經好幾個星期,特意空出日程來參加。他說,自己有時做作業時會放柯克的視頻,因為那些視頻讓人放鬆,有時還很有趣。
很多人說,他們並不認同柯克的所有言論,也知道他可能很挑釁。但他們說,在一個常讓他們感到被貶低的大文化環境裏,柯克讓他們沒那麽孤獨了。
安德森的朋友加布裏埃爾·鮑爾說,槍擊事件讓他“感到惡心”。他說,作為基督徒,他和柯克產生了共鳴,而同樣有意義的是,看到那麽多年輕人也喜歡柯克,這種感覺很特別。
“看到還有人跟我有相同的價值觀和想法,真的很欣慰,”鮑爾說,“這讓我更確信自己不是孤單一人,不是別人可能認為的那種瘋狂的激進分子。有宗教信仰,並不意味著孤獨。”
周三晚上,拉費伯仍在努力消化發生的一切,於是他和朋友們點了外賣,聚在一起聊這件事。他說,他很擔心人們可能的反應。
“他們要殺掉我們所有的政治領袖嗎?”他想起去年針對特朗普的未遂暗殺。“什麽時候是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