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歐海
編輯丨雪梨王
這是一個普通人追夢的故事。故事的種子源於一部名為《小武》的電影，導演賈樟柯，山西人。
17歲那年，同樣來自山西的小姚第一次看《小武》。那晚過後，他決心做一名導演。
但他沒能考上北電、中戲這樣的名校。在一所雙非院校讀了四年戲劇影視文學後，這個不甘心的、有著文藝夢想的年輕人，報考了中戲的碩士研究生。這一次結果依然落空，他最終調劑去了一所211院校。
學了7年電影，用小姚自己的話說，他“製片過院線電影，實習過國際影展，作品進過戛納展映”。在他的講述裏，自己足夠勤奮，唯獨缺點運氣，比如考研複試和一位小藝人撞了導師。
當然，一個他無法回避卻也不願麵對的事實是，他的天賦並不出眾，才華也撐不起野心。普通人碰壁時往往會選擇轉彎，而不是固執地死磕——誰願意一次次把自己撞得頭破血流呢？
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天才。天才的故事可以寫成傳奇，而普通人的故事更多是掙紮、妥協和自我消解。這是小姚的故事，也許也是很多人的。
碩士畢業後，他去了一家車企。入職的第一件事是去流水線上裝保險杠。那段日子，他才意識到，所謂的“電影夢”，在現實麵前不過是一個虛幻的泡影。
他將這段經曆發在社交媒體上，帖子很快火了。有人問他怎麽不去拍短劇，他苦笑著回了一句：“那我還不如去裝保險杠。”
以下是小姚的講述：
流水線上
我真去車間裝了三個月的保險杠。每天要裝480個。
入職這家車企後，我就被“下放”到一線。我去的是總裝車間。所有的零件生產好，運到總裝車間，然後大家開始手工往車上裝。這是公司最舊的一個車間，沒有空調，隻有電扇。產線上，高溫混雜著噪音和氣味，三個月下來，我捂了一身痱子。
那段日子我每天早上六點四十起床，坐班車，八點打卡上班。工人一上午幹四個小時活兒，隻能休息十分鍾。午休一小時，下午一點鍾繼續，一直幹到晚上八點。相當於每天工作十個小時左右，沒有雙休。
說實話，裝保險杠的活兒對我而言有一點兒難度——裝上簡單，就是把保險杠扛起來，打兩個螺絲。但上麵有一些要篩的線束，比如車頭雷達的線束有11個頭，就要在保險杠上卡11個卡扣。我不是很能靜下心來的人，搞藝術的，腦子有時候沒那麽嚴謹。
經常有工友給我發消息說，完了，班長又發現你哪個保險杠的線沒卡全。我是容易內耗的人，所以就老懷疑自己，連這麽簡單的活兒都幹不好。
我當時還發過一條朋友圈，說我本科的時候仿拍過一個工廠題材的短片。我在裏麵演男主角，一個工人。現在再回頭看，當時懂個屁呀。等你真的到生產線上去才知道，真正的工人，往往很苦很累，呈現出一種機器人的狀態。
所以他們需要靠一些強刺激的東西，抖音神曲也好，擦邊女主播也好，高糖飲料也好，來刺激已經麻木的神經。流水線上的工人彼此都不說話，大家平時互相開玩笑，就像高三男生一樣，突然我抓你一下，你碰我一下，好像身上的荷爾蒙無處釋放。
小姚在工廠實踐期間
我身邊的工友基本上是中專、大專學曆。我們作為所謂總部派來體驗生活的，其實在那個環境裏和其他工人的關係很微妙，好像有某種階級差異。我們兩個人輪換著幹普通工人一個人的崗，工資還比他們高，所以人家其實看我們很不順眼。
我在工廠裏每天看書，三四個月可能看了十幾本書。有一次我躲在車間外麵看阪本龍一的《我還能看見幾次月亮升起》，被班長看見了。反而是在那之後，他莫名對我態度變好了一點，可能是出於對所謂大學生的一種尊重，覺得你看書是在做正事。
工廠流動性很高，因為太累了。很多人都是幹三四個月，掙點兒錢就跑了。後來工廠跟一些大專、中專學校簽協議，把學生送到工廠實習，不實習不給畢業證，所以那些學生不得不來。
後來我帶了個十六七歲的中專生，教他裝保險杠。我問他以後不幹這個的話，想幹什麽？他說哪怕去搖奶茶，也比幹這個強。我當時心裏有些惋惜，可能很多精彩的東西，是他的人生規劃中接觸不到的，他未來可能就是會去搖奶茶，去做網管，去送外賣。
這讓我真切意識到生活是一片大海，海裏漂了很多東西。
有人說，工廠的經曆能開拓一個新的視野。我裝保險杠時也想過，以後要不要寫成小說。現在回頭看，那三個月對我而言是重塑的過程。換了一個完全沒經曆過的環境和完全沒經曆過的人際關係，“轉行”這個詞被具象出來了，我感覺我身上所謂藝術家的身份直接被打掉至少40%。
電影是我的“藥”
後來回想起來，我對電影的熱愛，可能很小的時候就萌芽了。
我父母是賣碟機的，所以我從小就跟碟機、碟片打交道。身邊的小朋友都看動畫片的時候，我就被父母拉著一起租碟看電影。別的父母可能覺得有些電影不適合小朋友看，但在我們家，什麽都可以大家一起看。
我爸是港片愛好者，租了很多周星馳的電影。媽媽喜歡歐美電影，我們就一起看了很多金·凱瑞的作品。我姥爺則極度熱愛成龍。
上小學後，我會主動要求去電影院看電影，比如《梅蘭芳》《讓子彈飛》。好像看電影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沒事幹，那就看電影去吧。到現在我們家也是這樣，吃晚飯的時候找個東西看，一定是電影。
可能太多的注意力被電影吸走了，我從小學習就不太好。初中畢業時，我媽都動心讓我去學美容美發了。後來家裏托關係把我送到太原周邊一個縣的重點高中，半個月才能回一趟家。
剛開始我很不適應。有個周末實在熬不下去了，就跟我媽說不舒服，要請假在家多待一天。我媽好像看穿我了，說出去逛逛，帶你去買藥。結果就逛到了電影院，看了剛上映的《星際穿越》。後來《星際穿越》重映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在那個情景裏，電影確實就是我的藥。
我慢慢意識到電影不僅是一種娛樂，也是我情緒的出口。但畢竟家裏沒人幹電影，電影作為夢想，對我來說一直處在一種比較朦朧的狀態。
最開始考慮走藝考這條路，更多是出於一點兒功利心，把它當成上大學的捷徑。直到在老師拉的片單裏看到了賈樟柯的《小武》。這部電影給了我一個出口，不僅是人生的出口，也是夢想的出口。它決定了電影不隻是我考大學的工具，而是我的出路。
小姚本科期間第一次見到賈樟柯
電影裏有一幕，小武走在汾陽縣城，看牆上貼的布告，說某個地方要槍斃一個犯人。那些人茫然地看布告，包括小武在街上遊蕩的狀態，我覺得就是我當時的生活、當時的狀態。那個瞬間讓我意識到，原來我的生活也可以出現在銀幕上，也是值得被記錄的。那個瞬間我作為觀看者，第一次萌生出成為創作者的想法。
我帶著一腔熱情，北電、中戲、國戲、中傳都去考了，但真去了北京之後，覺得挺幻滅的。原來在山西，我覺得自己寫東西還挺厲害的。到了考場，才知道什麽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第一次直觀地看到了自己和別人的差距。
最終我考上了一所雙非院校的戲劇影視文學專業。整個大學期間，我每個假期都在實習，從電影前期的大綱創作，到中期電影拍攝、製片，到後期電影宣發上映，甚至電影展等等。除了沒有去電影院賣過票，可以說跟電影有關的崗位我基本都幹過。
班裏28個人，沒一個做電影
剛上大學時，我還挺自信的，認為自己隻要好好學，就能當導演。我甚至覺得自己有很多創意和想法很厲害。
可隨著看的東西越來越多，我慢慢發現：很多東西別人早就拍過了，我的創意其實沒有那麽標新立異。見識越多，我心裏就越虛，好像這個世界上的故事都已經講完了，我還能寫出什麽新東西來？
但那會兒我的電影夢還沒完全醒。我說不行，我得繼續深造，去知名院校裏頭混一下，哪怕混個人脈、圈子也好。隻有進了那個圈子，我才可能再往前邁一步。
那年考研有253個人報中戲，隻有12個人進複試，我排第六。如果按照最終錄取結果看，我是將將卡線能進，因為就錄取6個人。但進了複試之後要先報導師，跟同樣報這個導師的考生去競爭。
我當時加了一個中戲複試的群，大家在群裏彼此試探，都想報個競爭小一點的導師。很快有個小藝人私聊我，說TA跟我報了同一位導師，並且甩給我TA和這位導師的聊天記錄，勸我另做打算，原話是“你跟我比肯定沒有競爭力”。
話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what can I say？我趕緊換了另一位導師，結果發現競爭更激烈了。我有點心灰意冷，也怕雞飛蛋打，就趕緊調劑去了一所211院校，想著萬一將來考選調、考公，還有點兒用。
讀研期間，我去一家電影公司實習，做製片助理——那是我距離電影產業最近的一刻。我在那兒寫了不少劇本大綱，拿給製片人看，經常被說“太學生氣了”。最後寫了二三十個劇本大綱，隻有兩個被立項了。
研究生期間進行短片創作
我意識到自己可能不是幹這行的料。再寫下去，也是碌碌無為。
那時候我有點慌了：馬上畢業要找工作了，這水平怎麽養活自己？實習工資一天100多，連房租都差點兒不夠交。身邊的同學去京東、字節實習，一個月八九千，而我每天還在琢磨這點兒錢能不能撐到月底。
壓倒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是2023年秋招時幾乎沒有影視公司招聘。我之前還在想，哪怕不能進大公司，至少能在中小公司裏分到一杯羹。但到了秋招，根本找不到一個正式的工作崗位。能找到的隻有實習崗，實習半年、一年也不一定能留下來。
相當於，出走半年，歸來仍是應屆生。
當時還有那種傳媒招聘公眾號，說你交50塊錢，幫你海投簡曆。我交了。過了半個月我問有沒有回應，對方說沒有。
現實就是這麽殘酷。我們研究生班裏28個人，沒有一個現在在做電影。很多人畢業前就已經轉行了，去考教師編、進大廠，或者去直播帶貨。
夢想不夢想的，不重要了，先有碗飯吃比較重要。
如果學電影是一場夢，我在夢裏最清醒的一刻，就是本科畢業時被老師叫去給一部所謂的院線電影做生活製片。在片場，我有80%甚至90%的時間都在做跟電影創作無關的事——訂酒店、送飯、清點器材……以前我不太懂製片是幹嗎的，去了才知道就是伺候人的，尤其生活製片，就是伺候大家吃喝拉撒。這跟我想象中的拍電影差別挺大的。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拍電影跟其他工作沒什麽區別。
辦公室裏的扯皮、甩鍋，在劇組也會發生。你在公司被領導甩鍋，在劇組可能是被導演、編劇甩鍋。並不會因為對方是導演、編劇，你就可以欣然接受。橫豎都是被甩鍋，那還不如去其他地方上班，至少掙得多點兒。
距離戛納最近的一次
現在回看，當初走上學電影這條路，還有一種時代的錯覺。
2016年我在縣城讀高中時，縣裏開了一個影視編導培訓班。那個培訓班的老師跑到我們學校宣講，說山西最有錢的企業百圓褲業，一年產值70個億；而當年春節檔的票房冠軍《美人魚》一部電影就賣了35億。他說，電影產業未來的空間特別大，一部電影就能賺山西最有名的企業半年的錢。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學電影不但更容易上大學，而且聽起來很高大上，是一條往上走的路。
到了2018年，我還常跟爸媽說：“你看電影院人這麽多。”那時候的氛圍還很樂觀，家裏人都覺得我沒選錯專業，將來就業也有保障。可其實，當時行業裏已經開始有所謂“寒冬”的說法了，隻是還沒有真正顯現。後來新冠疫情一來，整個行業一下子就被打回原形。
在我求職階段，短劇剛興起。當時我覺得短劇跟短視頻差不多，不是正經工作。那些豪門婆媳、狗血愛情的東西，在我眼裏挺下三濫的。我覺得自己畢竟是211院校畢業的碩士，如果最後去做短劇，還不如本科畢業就去拍短視頻，何必考研呢？所以當別人問我為什麽不去拍短劇，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抗拒。可能我這個人有點裝。
我本科很多同學現在在做短劇。有時候一打開朋友圈，全是霸總、仙尊，女同學都在拍信息流廣告。挺搞笑的，但也能理解，因為大家都得想辦法活下去。
我是雙非院校編導生的一個縮影。中國學影視的人特別多。很多院校沒有戲劇影視文學專業，也有廣播電視編導這個專業。但最後真正能學出來的隻有一小部分人。大多數都被淹沒了，挺殘酷的。
碩士畢業時，我有兩個畢設作品。一個是我自己寫的劇本，風格有點像《走走停停》。講的是一個癡迷文藝片的導演，為了還債不得不接拍一部商業片。
這也是我當時的心境。寫這個劇本的過程，也是我說服自己的過程：沒必要跟自己過不去，把電影當成一個愛好就行。
另一個是我做製片的一部短片，講東北下崗工人的生活。導演和攝影是我室友，劇本、勘景、影像風格、後期調色我都參與了，所以也算主創之一。
2023年年底在東北拍攝畢設《都小事》（短片後入選2025年第78屆戛納影展短片角）
拍完這部短片大家就各奔東西了——我去了車企，攝影師去了一家做小家電的公司，隻有導演還繼續走在這條路上，讀博了。
今年4月，這部短片入選了第7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短片角單元。
這是一個展映單元，全球可能有五六百部短片入選。但對我來說，它已經是我電影學習階段最大的成就了。那天我發了條朋友圈：我的名字和戛納的棕櫚葉同框了。我沒有那麽欣喜若狂，對我而言就是兩個字：夠了。
這是我距離戛納最近的一次。我覺得以此作為我學電影的句號，特別合適。或許以後當我跟別人說起我以前學電影的時候，還可以補一嘴，“我們的作品還去過戛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