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觀察者網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誰打敗了法西斯？西方在撒謊，我們必須揭示真相》（本文後段有原文），署名羅一，並注明#打敗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而是中國和蘇聯字樣。
筆者讀完這篇文章後，認為這篇文章問題很大，它的主要觀點是片麵的，理論上是錯誤的，個別用詞是荒謬的。盡管筆者認同作者的愛國情懷，理解作者對西方篡改曆史行徑的憤恨，但筆者同樣認為，越是這樣，我們越應該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作者在文中主要強調英美的機會主義路線，因此把中蘇以外國家的曆史貢獻一筆抹殺，認定打敗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而是蘇聯和中國。這在哲學上犯了絕對主義錯誤，即把英美在反法西斯進程中發揮的消極作用絕對化了。
英美的綏靖政策，發揮的消極作用，是曆史事實。英美對法西斯的抵抗，發揮的積極作用，也是曆史事實。
因此，不能將事物消極的一方麵割裂出來，就以偏概全，視為事物的全部性質。這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也是經不起事實推敲的。
辯證唯物主義要求我們，第一、要看到事物的全麵性，要看到矛盾的兩個方麵，既要看到英美的綏靖政策（消極作用），也要看到其後全麵參戰的巨大貢獻（積極作用）。
第二、要看到事物的階段性，由於事物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因此應該將事物放在具體的曆史發展階段中去考察。英美在1939年之前、1939—1941年、1941—1945年這幾個階段的對策、作用和性質是不斷變化的，不能用一個階段的政策來定義整場戰爭的全麵表現。
第三、要看到事物的聯係性，承認反法西斯聯盟是一個整體，各成員國相互依存。沒有蘇聯在東線的殊死搏殺，西線登陸可能難以成功；同樣，沒有英美在西線的開辟和第二戰場、沒有通過《租借法案》提供的海量物資支援（對蘇聯和中國的援助至關重要），蘇聯和中國的戰爭也會艱苦得多。
作者在文中第二個主要觀點，是將反法西斯戰爭視為”帝國主義自1917年俄國革命開始延續至今、百年侵襲社會主義曆程的一章”。這一觀點也是缺乏曆史依據的，其錯誤在於：
第一、它混淆了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擴張主義的混合產物，它從根本上是反人類、反文明的。它的目標是建立全球霸權並係統性地消滅“劣等種族”和反對派。因此，反法西斯戰爭的核心是製止法西斯對人類文明的毀滅，而非單純是“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抗”。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結成同盟，共同對抗軸心國，恰恰說明這場戰爭超越了意識形態對立。
第二、它扭曲了曆史因果關係與時間線。1917年俄國革命後，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存在深刻矛盾，但這一矛盾並非二戰的根本起因。二戰的直接起因是法西斯國家的擴張主義政策、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後的民族主義高漲，以及國際聯盟的失敗等等。將二戰視為“1917年開始的延續”，忽視了二戰爆發的複雜曆史成因，是一種簡單化、目的論式的曆史觀。
第三、它忽視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多元性。參與反法西斯陣營的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英國）、殖民地國家（如印度、非洲國家）以及各國抵抗運動（包括左翼、自由派、民族主義者等），甚至包括法西斯國家內部熱愛和平的人士。將其簡化為“帝國主義vs社會主義”的敘事，既不符合曆史，也不符合我國現行外交政策。
總之，這樣以偏概全的文章無法帶給我們民族真正的自信，不利於我們國民的理性思考，更違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人類正義力量的共同勝利。今天，在麵對全球性挑戰時，我們更需要倡導合作而非對立，強調共建而非獨享。隻有如此，我們在重溫二戰曆史時，才能有更深刻、更公允的認識，並從中汲取真正的智慧。
延伸閱讀：
誰打敗了法西斯？西方在撒謊，我們必須揭示真相
前言：打敗法西斯的不是西方所宣傳的英美，而是付出了巨大犧牲的中國和蘇聯
在我們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西方列強仍在重複他們一貫的話術：美國的工業實力和英國的決心將世界從法西斯手中拯救出來。
而這，純屬彌天大謊。真相在數據中昭然若揭：當西方列強盤算著他們的經濟利益時，蘇聯和中國人民卻付出了血的代價。打敗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資本，而是社會主義的領導與人民的英勇——源自莫斯科與延安的卓越戰略，來自拒絕屈服的工農群眾堅不可摧的韌性，以及那拯救人類免於奴役的巨大犧牲。
真正的二戰開端，並非始於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蘭，而是始於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十年間，中國孤軍奮戰，而華盛頓和倫敦卻在計算利潤。同期，蘇聯與時間賽跑，在知道入侵迫在眉睫情況下，強行推進工業化。
斯大林在1931年2月向工業管理者發表的講話中，驚人地準確預言道：“我們比發達國家落後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彌補差距，如果達不成目標，我們就會被淘汰”。
十年後的1941年6月，德國國防軍入侵蘇聯。蘇聯正好用十年的時間，為這場眾所周知必將來臨的戰爭做了準備。此次準備雖不足以阻止最初的偷襲，但卻足以讓蘇聯實現複蘇——這就是為什麽波蘭在六周內潰敗，而蘇聯能最終成為戰勝國的原因。
大西洋列強的戰略簡單而自私：讓法西斯主義打敗共產主義。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應認清誰真正拯救了人類
西方的蓄意拖延：一種背信棄義的戰略
西方背信棄義的曆史軌跡，不言自明。1931年至1937年間，當日本瓜分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時，西方的銀行仍舊在東京正常營業。石油驅動著日軍戰艦，廢鐵鑄成了射向中國人的子彈。
當1937年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在南京製造大屠殺、對中國城市進行恐怖轟炸之時，盟國帝國主義者的回應卻是向日本出售更多石油。日本當時80%的石油由美國提供，而喂飽日本飛機的美國燃料也成為轟炸中國平民的幫凶。一直到1941年，日本90%的鋼鐵都來自美國。中國戰火紛飛之時，英國更憂心的是其在香港的利潤，而非中國人的性命。
英國的策略是讓希特勒和斯大林兩敗俱傷。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時，英國和法國假意宣戰，但實則按兵不動——這場“假戰”持續了八個月，他們指望希特勒會掉頭向東。當希特勒果真於1941年6月轉向東方進攻蘇聯時，丘吉爾卻擺出一副與斯大林結盟的姿態。
丘吉爾的反共立場貫穿他的職業生涯。1919年，他就授權對新生的蘇聯紅軍動用武力。這一點他在1954年親口承認過，如果在1919年當選，他定會“將布爾什維克主義扼殺在搖籃中”。
1941年，在被迫與斯大林結盟的情況下，他告訴議會：“即便是希特勒入侵地獄，我至少也會為惡魔說幾句好話。” 1945年，希特勒剛死，他就策劃了“不可思議的行動”，利用德國國防軍進攻蘇聯。
丘吉爾的種族滅絕衝動不僅針對共產主義者，同樣針對殖民地人民。他的種族暴力行徑可略舉一二：慶祝在恩圖曼（1898年）屠殺“野蠻人”，支持殺害48000名非洲人和布爾人的集中營，主張使用毒氣來消滅伊拉克“未開化部落”（1920年）。
到1942年，當孟加拉人陷入饑荒，丘吉爾卻告訴利奧·艾默裏（英國保守派政治家和新聞記者，跟丘吉爾關係密切，編者注）：“我討厭印度人，他們是信奉野蠻宗教的野蠻民族。”當艾默裏懇求救濟孟加拉饑荒時，丘吉爾回複稱印度人“像兔子一樣繁殖”。艾默裏記錄道：“我忍不住跟他說，我看不出他的觀點與希特勒有什麽區別。”當300萬人餓殍遍野時，英國卻在出口孟加拉的大米。
這個計劃重新武裝納粹以對抗蘇聯的丘吉爾，為假想的歐洲需求而囤積糧食，致使數百萬人因饑餓而喪生。時至今日，英國卻將此人奉若神明。他與希特勒的區別唯勝敗而已。
丘吉爾
美國直至珍珠港遭到直接襲擊方才參戰——此時距離德國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已過去六個月，距離日本侵華已逾十年。原承諾於1942年開辟的第二戰線直至1944年6月才得以兌現——整整晚了730天，而此時斯大林格勒戰役和庫爾斯克會戰早已擊跨德國國防軍的戰鬥力。到諾曼底登陸日，紅軍早已粉碎德國不可戰勝的神話。整個蘇德戰場（東線）累計殲滅了607個德國及軸心國師團。德國國防軍總傷亡1110萬人中，約900萬人（驚人的80.8%）倒在了東線戰場。
美國的做法很明確：寧可要一個法西斯主義的歐洲，也不要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寧可讓日本統治亞洲，也不願看到中國的解放和社會主義力量的擴張。列強對共產主義的仇恨和對其殖民地的貪戀，遠淩駕於任何反法西斯原則之上。
帝國主義國家並非天然盟友
1938年在慕尼黑，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總理達拉第，在未邀請蘇聯的情況下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當蘇聯提出集體安全政策時，英國派遣談判代表乘坐緩慢行駛的商船前往莫斯科。英國海軍上將德拉克斯抵達時竟未攜帶書麵授權書。這傳遞的信息很明確：不與共產主義者結盟。
麵對德國擴張和孤軍奮戰的局勢，斯大林於1939年8月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不是選擇，而是必然。在接下來的22個月裏，蘇聯軍隊規模增長了兩倍，從190萬增至570萬，製造了24719輛坦克，其中包括1503輛T-34坦克，並將整個工業東遷。美國武官報告稱，到1940年底德軍入侵前，蘇聯已將大規模工業轉移到烏拉爾地區。蘇聯將其邊界向西推進了200公裏至300公裏，以空間換取時間。斯大林知道戰爭即將來臨。
1940年5月，在法國潰敗、英軍從敦刻爾克潰退之際，丘吉爾臨危受命出任首相。時任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提議通過墨索裏尼與德國媾和——隻要英國能保住其帝國地盤，德國可以統治歐洲。但丘吉爾提出反對，到非出於原則，而是基於算計：高加索地區每年生產2540萬噸石油，占蘇聯產量的80%。德國當時的石油儲備僅夠維持3.1個月，如果希特勒奪取蘇聯的資源，英國必將戰敗無疑。
通過持續不斷的戰爭，丘吉爾迫使德國在西線保留了209個師中的55個師。1941年6月“巴巴羅薩行動”啟動時，德國國防軍僅有73%的兵力可部署用於進攻蘇聯。這缺失的27%意味著德國將麵臨致命的戰線過長問題，這與希特勒想要的速戰速決相去甚遠。蘇聯即便沒有外部援助也可能幸存——其戰略縱深、群眾動員和工業遷移最終被證明具有決定性意義——但丘吉爾繼續戰鬥的算計卻在無意中援助了蘇聯的防禦。
這些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帝國內部衝突偶然服務於革命力量的偶然時刻——不太可靠。它們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不可預測的產物，一旦出現就必須認清並加以利用，但絕不能將其誤認為是同盟。
法西斯主義的預演：大規模屠殺左翼人士
在法西斯主義將屠刀伸向國外、侵略他國之前，它首先在本土完善了大規模屠殺的機製。1931年至1945年間，德國、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政權有計劃地屠殺了30萬至40萬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這並非戰爭中的附帶傷亡，而是蓄意的政治性種族滅絕。更有數以百萬計的人遭到監禁、酷刑與流放。
這是一場為日後更大暴行所做的預演，而殖民宗主國對此卻報以默許甚至讚許的目光。“寧可死掉共產黨人，也不能讓紅色革命得逞。”當歐洲的法西斯政權在本土對共產黨人實施屠殺手段的“精進”時，那些自詡“自由民主”的帝國主義國家，卻在盤算著自己的經濟利益。
1941年的西方強權：袖手旁觀
1941年，按1990年國際美元計算，世界GDP總額約為4.5萬億至5萬億美元。那些最有能力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卻刻意選擇了袖手旁觀。
據馬克·哈裏森記載，英美帝國核心區約占世界GDP的30.2%。僅美國就掌控著10940億美元——約占全球產出的22%至24%——卻在反法西斯戰爭爆發十年間保持舒適的中立立場。大英帝國從5.05億殖民地臣民身上榨取了3440億美元（占世界GDP的7-8%）。英美帝國合計控製世界27.5%的人口。美國在遭到襲擊之前始終保持中立。英國雖宣戰，但卻優先維護其帝國利益。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僅將其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1%用於軍事支出。1941年12月，1.339億人口的美國僅部署162萬兵力——武裝人員僅占人口總數的1.2%。相比之下，德國在同年擁有730萬兵力（占總人口7020萬的10.4%），蘇聯至年底則有710萬兵力（占1.954億人口的3.6%）。英國雖於1939年就對德宣戰，其軍事支出已達到政府支出的53%，但其中大部分用於保衛帝國利益，而非對抗法西斯主義。這些數據昭示了英美采取綏靖政策的事實。
法西斯帝國主義軸心國已將其經濟武器化。1941年，德國將其GNP的52%用於軍事支出，到1943年則升至70%，並為巴巴羅薩入侵行動部署了310萬兵力。日本在中國布下200萬軍隊，在持續十年的戰爭後，其軍事支出占GDP的27%。軸心國及其同盟中立國通過德國（4120億美元）、日本（1960億美元）、意大利（1440億美元）和被占領法國（1300億美元）掌控著世界GDP的18.5%。
社會主義陣營——蘇聯和牽製60%日本兵力的中國共產黨根據地——則掌控著3590億美元，僅約占世界GDP的8%。到1941年中，隨著德軍深入蘇聯領土，這一占比進一步縮小。然而蘇聯已將GNP的28%用於軍事支出。紅軍從1938年1月1日和平時期的150萬兵力，擴充至1941年6月的500餘萬人。
中國的悲劇就寫在這些數據中。中國當時擁有世界20%至22%的人口（4.9億至5.25億人），在曆經百年屈辱和十年日本摧殘之後，其GDP僅占世界GDP的5%。關於國民黨政府的可靠官方統計數據甚少。有二手資料稱其擁有380萬兵力；軍事支出完全依賴外援；中國有人力卻無武器，有勇氣卻無工業，有抵抗意誌卻無資源。
外援模式暴露了各國的優先事項。1937年10月至1941年6月期間，當美國作壁上觀之時，蘇聯向中國提供了超過2.5億美元的貸款、1235餘架飛機、數千門火炮、數萬挺機槍，以及其他彈藥和物資。此外，蘇聯還向中國派遣了2000餘名飛行員（其中200名為保衛中國城市而捐軀）和軍事顧問。這些援助占蘇聯年度GDP的0.07%，而當時蘇聯正為自身存亡而戰。蘇聯飛行員曾在南京、武漢和重慶上空執行作戰任務。
反觀美國，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掌控世界GDP22%至24%的美國對華援助近乎為零。即使在參戰之後，中國也僅僅獲得了16億美元的《租借法案》援助（1941年至1945年間），而英國則獲得了314億美援。
從1945年到1948年，美國向蔣介石政府提供了至少14億美元的援助，其中超過一半是軍事援助——是二戰期間提供的7億美元軍事援助的兩倍——這還不包括大量剩餘財產的銷售所得。額外的援助持續到1949年國民黨輸掉內戰。美國援助準則顯而易見：抗日援助微薄，反共支持甚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本月出版的《曆史評論》刊載的兩篇文章提出了深刻的見解：“總體而言，在全麵抗戰初期，蘇聯對艱苦作戰的中國提供的關鍵援助堪稱‘雪中送炭’。其次，“抗日戰爭結束後，美國積極援助和支持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並與國民政府簽訂看似對等、實則不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旨在通過經濟控製和軍事幹預來維持對華影響力。”
經濟帳一目了然：英美坐擁財力卻按兵不動，法西斯將社會各領域全麵軍事化，社會主義者雖資源有限，卻毫無保留地奉獻一切。
中國十四年抗戰：被遺忘的勝利基石
中國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十四年來牽製著日本陸軍的大部分兵力。中國380萬兵力大多隻是紙麵數據——裝備差、補給缺、常赤足作戰。但他們卻牽製了100多萬日軍，否則這些兵力可能會用於進攻蘇聯遠東地區或橫掃太平洋。每一名手持落後武器堅守陣地、空腹作戰的中國士兵，都阻止了一名日本士兵轉戰他處。盡管軍事上處於弱勢，但他們英勇抵抗，戰鬥力毫不遜色。
以下數據將粉碎了關於誰打敗了法西斯主義的所有謊言：
表1：誰付出了代價——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死亡人數分布
表2：經濟實力與人口（1941年）
表3：遲來的戰鬥：軍隊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1939年至1945年）
圖4：拖延的經濟賬：軍事支出對比
兵力部署的格局揭示了真相：社會主義力量在存亡之戰中殊死搏鬥，而資本主義力量則精打細算保存實力，以謀取戰後優勢。
血的代價：誰真正打敗了法西斯主義
表5：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死亡人數分布
表6：蘇聯和中國付出了沉重曆史代價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共導致8262萬人喪生，相當於當時世界總人口的3.6%徹底消失。
誰付出了代價，也就昭示了誰拯救了世界。這些數字將粉碎後來者關於這場戰爭的一切謊言——不是作為統計數據，而是作為控訴證據。每個數字都是一樁罪行：每個百分比都是一紙判決。
62%和11%的死者分別來自社會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僅1%的死者來自英美。
這不是英美的戰爭，卻是他們的紅利。
但即便這些死亡數字也僅呈現了一半恐怖圖景。傷殘者——那些肢體殘缺、精神受創、身心破碎的幸存者——從西方曆史書中徹底消失。我們在此為他們正名：
1300萬至1800萬蘇聯傷員遭受無視，他們每個人都承受著華盛頓與倫敦從未體會過的痛楚。當西方士兵負傷，就能得到撫恤金、勳章和人們的紀念。而當1100萬至2600萬中國人受傷，他們卻從曆史中消失，仿佛從未存在過、從未受過苦、從未被重視過一樣。
數字即是最好的宣判辭：占世界GDP近15%的社會主義力量承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61.9%的死亡。在朝鮮戰爭中，99.5%的死者是朝鮮人或中國人。在越南戰爭中，99%的死者是東南亞人。跨越三場戰爭、五十年時空和各大洲的模式已經表明：一無所有者拯救了人類，而擁有一切者為戰後掠奪保存實力。
蘇聯摧毀了歐洲的法西斯主義。蘇聯紅軍在決定人類命運的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庫爾斯克和柏林戰役中殲滅或決定性擊敗了德國國防軍的兵力。代價是：2700萬蘇聯人死亡——這是俄羅斯科學院的官方數據（1993年）。以1940年的1.96億人口為基數，這一數字占蘇聯人口的13.8%。也就是說，全世界有1.2%的人口因保護我們其他人的生命在反抗法西斯鬥爭中犧牲。
這些不是抽象的統計數字。整村整村的18至50歲青壯年男性無一幸存。德國1100萬總軍事傷亡中的900萬，是被蘇聯殲滅的。這一勝利之所以成為可能，部分原因在於中國的抵抗阻止了日本在1941年至1942年期間進攻蘇聯遠東地區，當時莫斯科正處於危急關頭。正如普京總統在2025年所承認的，中國的英勇抵抗是“在最黑暗的幾個月裏，阻止日本從背後捅刀蘇聯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蘇聯死者中包含：在東部殺戮場被納粹殺害的150萬至200萬猶太人，在德國集中營被蓄意餓死的330萬戰俘，以及因《東方總計劃》和其他針對“劣等人種”斯拉夫人的納粹種族政策而慘遭屠殺的數百萬平民。
中國的災難性人口損失：僅1937年至1945年間有記載的死亡人數至少就有2360萬，其中2060萬直接死於作戰與屠殺，另有300萬死於1942年日軍侵擾引發的河南饑荒。此前的1931年至1937年中期，日本侵略已造成約45萬人死亡。1931年至1945年間有記載的死亡總人數達2407萬。若包含傷者在內，總傷亡人數達3500萬。但即便是這個驚人的數字，也未能反映這場災難的全貌。若計入因戰爭破壞而未能出生的1500萬條生命，中國總人口損失超過5000萬。西方承認的中國死亡人數約為1400萬至2000萬，卻完全忽視受傷人數，更抹去了需數代人才能填補的人口缺口。
強迫勞動製度為這場種族滅絕增添了另一重維度：1935年至1945年間，中國東北1150萬強製勞工中有20%死亡（230萬人死亡）。根據中國學者卞修躍所做的精確種族滅絕（非模糊估算）的研究，被運往日本的38935名強製勞工中，16.9%死於日本天皇的故鄉。
西方堅持隻統計死亡人數，這種做法造成了雙重抹殺。當3500萬中國人死傷時，若隻關注其被低估的2000萬或更少死亡人數，便等同於抹除了至少1100萬傷者——這些人的生活同樣被日本侵略摧毀。西方士兵負傷計入戰損，1100萬中國傷者卻從曆史中消失。
2015年，中國動用60萬人員參與政府調查，記錄當年日軍多種手段下的係統性滅絕行徑：南京大屠殺六周內30萬人遇難，一月內發生2萬起強奸案；“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凡日軍所到之處即為墳場。即便是正規的戰俘營也暴露出日本法西斯民族沙文主義政策：日本殺害了99.9%的中國戰俘，但僅殺害了27.1%的西方戰俘。
731部隊昭示了非人類暴行的極致——將囚犯稱為“圓木”（ 日語中“圓木”與“人”發音相近），並對他們進行生物戰實驗。惡行包括無麻醉活體解剖、故意感染鼠疫和剖開孕婦觀察胎兒感染。
美國作何回應？給予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整個指揮部完全豁免權，以25萬日元的微薄代價向日本科學家購買因“人體實驗倫理限製”而無法在美國獲取的數據。這些用鮮血換來的研究滋養了德特裏克堡的生物武器計劃。
當納粹醫生麵臨紐倫堡審判時，沒有一個731部隊科學家被美國起訴。如今，您可以在哈爾濱731部隊紀念館看到這些逃脫法律製裁的日本戰犯照片。
殖民地的浩劫：八百萬被抹去的生命
當帝國列強保存實力時，它們的殖民地卻已血流成河。870萬殖民地臣民死亡，這是英美死亡人數的十倍。
在1943年孟加拉饑荒中，英國政策導致300萬印度人死亡。300萬人餓殍遍野時，英國卻將孟加拉的大米用於出口並拒絕救濟船隻入境。丘吉爾曾向其私人秘書說過，“印度教徒是可憎的種族，僅靠他們的繁殖力就能逃脫應得的厄運”。他還希望英國轟炸機司令部司令空軍元帥亞瑟·哈裏斯能夠“派遣一些多餘的轟炸機來摧毀他們”。
荷屬東印度群島有340萬人喪生，占總人口的4.7%。僅爪哇島，1944年至1945年間就超額死亡180萬人。強迫勞動製度將30萬印尼人強製送往海外，其中僅7.7萬人幸存，死亡率達74%。
法屬印度支那，150萬人死亡，占當地總人口的6.1%。1944至1945年的大饑荒導致100萬至200萬越南人喪生，其直接原因包括日本軍隊的強製征用與法國殖民當局的資源掠奪。
緬甸：日占期間34.5萬人死亡，而英國隻關心橡膠種植園；
緬甸鐵路：亞洲強製勞工死亡率83%，西方戰俘死亡率25%——奴隸製度的種族算計；
馬來亞和新加坡：70000人；
菲律賓：76.5萬人；
葡屬帝汶：13.8%的人口死亡——所有領土中最高死亡率；
當歐洲被法西斯占領殺戮時，殖民列強卻在囤積資源。印度人挨餓；英國擁有糧食。印度尼西亞人成批死亡；荷蘭榨取財富數個世紀。越南人大量喪生，法國早已竊取他們的稻米體係。
共計870萬殖民地亡魂。殖民國家的博物館紀念巴丹死亡行軍12,000人，卻無視444萬東南亞平民。
劣勢裝備下的戰略戰術優勢
三場戰役證明日本可以被擊敗。平型關戰役：共產黨軍隊殲敵千人，繳獲百輛汽車——日本首敗；台兒莊戰役：日軍遭遇潰敗，其4萬-5萬兵力中的2萬-2.4萬人被殲滅；萬家嶺戰役：整個日軍師3.1萬人僅餘千人生還，1938年10月10日，成為日本最黑暗的一天。
1940年，由共產黨發動的百團大戰對華北地區協同出擊，重創了日本的基礎設施。中共軍隊牽製了60%的日軍與95%的偽軍——不是模糊的“大批”，而是精確且令其損失慘重的大多數。“麻雀戰”讓日軍每前進一公裏都付出鮮血的代價；河北冉莊地道戰：16公裏地道連接五個村莊，遊擊隊員如幽靈般神出鬼沒。
打敗法西斯主義靠的不僅是犧牲，更是化劣勢為優勢的精妙戰略。社會主義領導製度不僅動員群眾，更以智謀和戰鬥力碾壓占盡物質劣勢的敵人。
百團大戰，獅腦山戰鬥中的我軍機槍陣地
蘇聯的創新精神將失敗轉化為全麵勝利
蘇聯麵對著看似無解的難題——既要從沙皇封建製度的廢墟中構建人類首個社會主義社會（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改造整個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關係體係），又要在大戰必將來臨的背景下，於十年內打造出足以應戰的軍事工業體係。
當1941年6月德軍突破蘇軍防線時，西方觀察家預言蘇聯隻能堅持數周。但是，在短短18個月內，紅軍就摧毀了整個德國集團軍。其中的秘訣在於將革命軍事理論與空前的社會動員相結合。縱深作戰理論設想多點突破敵軍防線，然後利用預備隊殲滅整個敵方戰線。
危局之下，1523家工廠被裝載至150萬節火車車廂，頂住德國空軍的狂轟濫炸，於五個月內撤離至烏拉爾山以東。1650萬蘇聯公民隨工廠一同撤離。基洛夫工廠從列寧格勒撤至車裏雅賓斯克，在不到三周的時間裏，5800台機器就在沒有屋頂的大廳裏安裝並投入運行，而工人們則住在零下40攝氏度的帳篷裏。
蘇聯坦克產量：從1941年的6274輛增至1942年的24639輛——在喪失60%工業產能的情況下增長4倍。10萬輛坦克對陣德國的5萬輛。T-34坦克對德國國防軍造成如此重創，以致德國工程師拚命嚐試仿製卻慘遭失敗。連蘭德公司都承認：“（它是）創造性設計的典範”。 截至1944年7月1日，德國後方約有205600名遊擊隊員被組織起來，投入生產。
斯大林於1941年6月30日成立國防委員會，協調這次前所未有的撤離。工人們晝夜不休地工作，在列車抵達時圍著設備搭建新廠房。到1942年3月，這些撤離的工廠已恢複至戰前生產水平。德軍雖占領了含蘇聯全國40%人口、60%煤炭鋼鐵和鋁產量的地區，但蘇聯軍工產能在1942年仍超越德國。唯有社會主義領導的社會才能在入侵下實現這樣的轉移奇跡。
這就是科學優勢。
斯大林格勒戰役證明，蘇軍的縱深作戰理論優於德軍戰術優勢。朱可夫誘使德軍最精銳部隊陷入城市巷戰，使德軍坦克優勢無從發揮。每棟建築都成為堡壘，每個房間都化為戰場。當德軍在城中耗盡力量時，蘇軍預備部隊已在兩翼完成集結。“天王星行動”以數學般的精確度發起攻擊，直指德軍部署在其側翼的羅馬尼亞軍隊——這些駐守關鍵陣位的盟軍部隊實為德軍防線的薄弱環節。同時發起的多路進攻，擊潰了這些羅馬尼亞軍隊並包圍了整個第六集團軍。
至戰爭結束，蘇軍已能常規性殲滅整個德國集團軍，戰線跨度達千裏。這隻曾在1941年德軍偷襲中一度潰敗的蘇聯軍隊，到1944年已經能實施資本主義軍隊無法企及的複雜大規模作戰。
這不僅是英雄主義，更是馬克思主義科學與群眾創造力的融合。資本主義軍隊保留專業部隊，而蘇聯體製動員了全體人民。到1942年，女性占紅軍前線兵力的80萬，她們不僅是護士，更是狙擊手、飛行員、坦克手。遊擊戰牽製了50萬德軍，倚靠的是地方的組織力量。
雖喪失大部分工業基地，蘇聯在所有重要品類的產量均超越德國：112100架作戰飛機對德國的89500架。德國300萬到500萬的軍事死亡中，有260萬到310萬死於對蘇作戰；1100萬總傷亡中，900萬來自東線。1941年至1944年間，德國不得不將75%至80%的總兵力部署在這條3000公裏的戰線上，並最終葬送於此。
當盟軍帝國主義者在諾曼底登陸日麵對58個德軍師時，紅軍在東線就摧毀了228個師。
中國的創新讓日本優勢化為烏有
中國共產黨將中國的弱勢轉化為優勢。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通過遊擊戰牽製了日軍60％的兵力。“全民抗戰”使每個農民成為補給者，每個學生成為組織者。
國民黨常規部隊則應對剩餘40%的日軍。盡管在某些防禦戰中取得顯著勝利，國民黨在常規作戰中仍麵臨嚴峻挑戰。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1938年）中作出科學分析：日本強大但是個小國、孤立無援，還很野蠻；中國雖弱但幅員遼闊，得道多助，經得起持久戰。毛澤東預言的三個階段——戰略防禦、相持、反攻——與戰爭實際進程完全吻合。他提出“槍杆子裏出政權”，後又寫道“但黨指揮槍”。這一預言得到精確驗證。
敵後戰場成為日本不斷流血的傷口。共產黨軍隊在被占領土各地建立根據地，實施土地改革以動員農民，並實行民主治理以團結各階層反抗侵略者。至相持階段，遊擊戰牽製了60%的日軍和95%的偽軍。地道戰、運動戰和地雷戰，每一種戰術都直擊日軍弱點。占領者控製著城市和鐵路，可其它一切卻被抵抗力量控製著。
1940年的百團大戰證明，被占領區是墳墓而非殖民地。在整個華北地區進行的協同作戰摧毀了日軍的基礎設施，打破了“綏靖”的神話。每一段被炸毀的鐵路、每一支遭到伏擊的車隊都證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每個村莊都充滿敵意、每個農民都是情報網絡、每個夜晚都可能遭遇襲擊時，先進的武器就毫無意義。日軍發現自己正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這是革命理論在具體實踐中的科學運用。事實證明，這個等式是正確的，即正確的政治路線加上群眾動員等於軍事奇跡。中國證明，當整個民族拒絕被奴役時，帝國主義的技術優勢就會土崩瓦解。
這與資本主義軍事領導層的打法形成了鮮明對比。美國和英國指揮官占盡優勢：精良的裝備、不間斷的補給線、壓倒性的空中支援。然而，他們行動謹慎，始終想著保存實力而非消滅敵人。盟軍的“市場花園”行動失敗了，阿登戰役令他們措手不及。他們耗費十一個月的時間從諾曼底推進到柏林，而紅軍在應對更艱巨戰局的同時隻用了四個月就完成了同樣的距離。
美國的“生產奇跡”實則低效。戰爭期間，製造業生產率每年下降1.40%。成本加成合同可以保證無論浪費多少都能獲得利潤——企業能收回所有成本並獲取按照固定比例的利潤加成。杜魯門委員會的結論是：“戰爭就是浪費——人力與物資的浪費”。準則就是：利潤最大化，效率最小化，讓他人去流血。
社會主義國家和殖民地人民死亡人數：占死亡總人數的72.5%，而英美死亡人數占比是1%。
法西斯反共主義的全麵剖析
當我們全麵審視法西斯主義在對外擴張之前，如何在國內完善其屠殺機製時，帝國主義民主政權對法西斯大屠殺的默許便昭然若揭。
德國將政治謀殺工業化。1932年11月，德國共產黨獲得了接近600萬張選票（16.9%）。在納粹統治的第一年內，至少有10萬名政治反對派被捕（人民民主黨領導層估計，截至年底將有13萬人被捕，2500人被謀殺）。1933年至1939年間，有三萬人被處決，另外有15萬人被送往集中營。到1933年底，有27000人被關押在集中營，其中大多數是政治犯。標記政治犯的紅色三角形成為係統性滅絕的原型——共產主義者充當折磨和殺害下的實驗室，納粹在這裏完善的殺人手段，後被用於對付猶太人、羅姆人和斯拉夫人。
西班牙將政治清洗科學化。佛朗哥在戰線後方屠殺了13萬至20萬平民，是共和派控製區暴行致死人數總和的三倍。1939年3月之後，有五萬名共和派人被處決。至1941年，囚犯人數達23.3萬人。在巴達霍斯大屠殺中，1000名手無寸鐵的左翼人士慘遭屠戮。國際縱隊誌願者傷亡率達30%——民族主義者“通常會處決所有外籍戰俘。”1940年，佛朗哥拒絕了納粹從法國集中營遣返西班牙共和黨人的請求，宣布他們無國籍，並將1萬多人關進納粹集中營。
日本特高警察依據《治安維持法》逮捕了7萬人。1928年3月15日，單日逮捕了1600名共產黨員。酷刑是官方政策——1933年對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進行的屍檢揭露了此係統性暴行。在偽滿洲國，僅錦州一家法院在1942年至1945年間就以“思想犯罪”判處1700人死刑、2600人無期徒刑。
1920年至1922年間，意大利黑衫軍實施了2120起反社會主義暴力行為，其中包括709起殺人事件，同時襲擊了意大利北部農村地區的社會主義委員會和工人組織，特別是在波河流域和艾米利亞地區。墨索裏尼的秘密警察奧夫拉（OVRA）保存著13萬名“顛覆分子”的檔案。安東尼奧·葛蘭西死於法西斯監獄——其罪名是：以共產主義者方式思考。西方領導人不僅知情，更在喝彩。
丘吉爾在1937年宣稱：“若必須在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我不會假裝會選擇共產主義。”《西雅圖時報》稱讚希特勒的鎮壓是必要的“政治大掃除”。1938年7月，福特公司獲納粹德國授予最高外籍勳章。西方與法西斯主義的每一次握手，都是用共產主義者的鮮血簽下的契約。
這些屠殺機製後來又重現於印度尼西亞、智利、薩爾瓦多——任何人們選擇社會主義而非屈服之地。
表7：甚至殺手們也供認不諱——施暴者的自白
反共十字軍：從秘密反共到公開反共
法西斯主義垮台的那一刻，麵具就已掉落。大西洋列強真正的敵人從來都是共產主義，而非法西斯主義。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硝煙未散，殺戮已再度開啟——此番矛頭直指任何選擇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
時間線揭示了真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1945年9月：胡誌明宣布越南獨立；美國運送法國軍隊以實施再征服；
•1946年至1949年：希臘內戰——英國和美國先後鎮壓共產主義者，造成15.8萬人死亡；
•1948年4月：韓國濟州島起義——美國支持的部隊屠殺了1.4萬至3萬人；
•1950年6月：美國開始全麵入侵朝鮮；
從“戰勝法西斯主義”到對社會主義的種族滅絕戰爭，僅曆時五年。沒有間歇，沒有和平。曾火燒東京的B-29轟炸機也在“祖國解放戰爭”中將朝鮮化為火海。殺戮從未停止，隻是改變了目標。
日本於1945年9月投降。到1950年，僅僅五年後，美國就焚毀了朝鮮半島，以防止其在社會主義領導下實現統一。戰爭造成400萬至500萬朝鮮人死亡，不包括為保衛朝鮮免遭美國種族滅絕而犧牲的197653名中國人民誌願軍；而美國僅損失了5.4246萬人。
朝鮮承受了滅絕性打擊
表8：抹掉的數據——西方拒絕統計的真相
朝鮮死亡人數在150萬至300萬之間，占朝鮮戰前人口的15.6%至31.3%。美國向這個僅賓夕法尼亞州大小的國家投擲了635000噸炸彈和32557噸凝固汽油彈。美國將軍柯蒂斯·李梅表示——此為他的原話——“我們燒毀了朝鮮的每個城鎮，消滅了差不多20%的人口”。
20%——這是李梅親口供認的。朝鮮戰爭博物館記錄的數字甚至更高：30%的人口被殺害，盡管這些數據來源仍被西方學術數據庫排除在外。
朝鮮22個主要城市中，至少有18個有一半被摧毀，個別城市的破壞程度從65%到100%不等，其中新安州被完全摧毀，沙裏溫有95%被毀。
凝固汽油彈和火焰風暴之下沒有傷者——血肉燃燒、肺葉焦灼，目標區域內無人生還。常規轟炸更是造成了不計其數的傷亡——廢墟掩埋、彈片致殘、孤兒餓殍。
現代曆史上沒有一個國家遭受過如此集中的毀滅性打擊。
中國派出數十萬誌願軍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其中，毛澤東之子毛岸英於1950年11月犧牲。
曾於1942年棄守菲律賓的麥克阿瑟將軍，此時命令空軍摧毀38線以北的“每一個設施、工廠、城市和村莊”。曾對日本使用的種族主義滅絕戰術，如今指向任何抵抗資本主義的國家。
從1950年8月起，侵朝美國空軍不斷侵入我國東北領空，瘋狂轟炸邊境城鎮和鄉村。這是丹東市被轟炸後的情景。 抗美援朝紀念館資料圖
越南：模式的延續
越南再次印證了這一模式。隨著法國殖民戰爭的失敗，美國立即無縫接管。從1955年到1975年，越南死亡310萬（或更多）人——這一數據來自包括越南官方在內的多方報告。西方曆史學家僅承認150萬，不到一半。這並非“數據差異”，而是純粹的抹殺。
美國在越南、老撾和柬埔寨投擲了766萬噸炸彈，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總投彈量的3.6倍。老撾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數在現有資料中未單獨記錄，但均計入區域毀滅統計人數中。
310萬越南人VS 5.8萬美國人，比例為53:1。
美國在越南的投彈量比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戰場上的總投彈量還要多。為何如此？因為越南的例子——小國成功抵抗世界最富有國家——勢必會激發其他國家的抗爭意誌。
當我們計算人口百分比時，“種族滅絕”一詞便成為無可否認的事實：朝鮮戰爭中，請記住那可能的三成死亡人數。當他們談到“人道主義幹預”時，請記住這個數字。
跨越三場戰爭的模式揭示了係統性滅絕。當一個族群30%的人口死亡，我們稱之為種族滅絕——除非施行者是美國。
曆史被改寫
好萊塢將諾曼底登陸日塑造成轉折點，抹去了斯大林格勒戰役和庫爾斯克會戰。美國教科書將《租借法案》描繪成慈善饋贈，而不是決定性戰役結束之後才姍姍來遲的援助。原子彈成為了戰爭的終結者，而不是挺進抗擊日軍的蘇聯軍隊。
這不僅是宣傳，更是輿論準備。如果美國人相信是他們將世界從法西斯主義中拯救出來，他們便能被動員去從共產主義中“拯救”世界。那些曾與希特勒做生意的企業現在卻從圍剿社會主義中獲利。
金錢的軌跡：學術共謀貫穿於具體的機構和個人。文化自由大會撥給中央情報局1700萬美元的預算，委托專門的曆史學家重寫這場戰爭。歐文·克裏斯托主編《文匯》，西德尼·胡克從柏林會議領取報酬，兩人實則皆為中央情報局領薪人員。胡克提出了“極權主義雙胞胎”論，將斯大林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小阿瑟·施萊辛格參加了同類會議，後來他寫了《重要中心》，辯稱美國自由主義拯救了民主，抹掉了2700萬名蘇聯人死亡和3500萬至5000萬名中國人民傷亡的真相。中央情報局國際組織處處長托馬斯·布雷登後來在《星期六晚郵報》坦言：“我為中央情報局‘不道德’而自豪”——吹噓自己收買了整整一代知識分子。
那些記錄社會主義犧牲的人士卻遭到係統性打壓。赫伯特·阿普特克曾撰寫大量有關蘇聯貢獻的文章，但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被正式列入黑名單。1965年，當他試圖在俄亥俄州發表演講時，當局強迫他靜立，聽他人代讀其著作。威廉·阿普爾曼·威廉姆斯盡管在權威期刊發表論著，但卻因在《美國外交的悲劇》中記錄美帝國主義的擴張行徑而屢次被拒絕授予終身教職。1956年聯邦調查局的一項調查顯示，特工曾接觸過61%的教授，目的不是為了調查，而是為了恐嚇。
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僅國防部支出就占所有美聯邦研究支出的75%。到1960年，在斯坦福大學，聯邦合同占整個運營預算的40%。學術“自由”實際是五角大樓的優先事項，即知識捕獲的架構。這傳遞的信息很明確：要麽撰寫美國英雄主義，要麽斷送學術生涯。
語言即武器：哈佛大學要求亞洲曆史學者會兩門東亞語言，但對歐洲曆史學者隻要求會法語和德語。這種守門機製具有結構性：更多的學者可以記錄歐洲人的苦難，而中國的傷亡數據仍然被困在語言壁壘之後。當拉納·米特估算中國死亡人數隻有1400萬，而中國記錄的死亡人數為2407萬、傷亡人數為3500萬至5000萬時，我們看到了製度性利益如何淩駕於證據之上。這個差距並不是統計錯誤，而是協同抹除的體現。
《大英百科全書》——兩個多世紀以來英美知識生產的黃金標杆——通過其收錄和抹除的內容揭示了帝國主義史學觀本質。
他們的二戰傷亡表中(（2025年8月檢索版）所列中國軍人死亡人數為1310224，但並未錄入平民死亡人數或死亡總人數——留下的隻有空白。相比之下，記錄的波蘭平民死亡人數為567.5萬，死亡總人數為580萬；南斯拉夫平民死亡人數為120萬，死亡總人數為150.5萬。就連戰敗的德國也有記錄：平民死亡人數78萬，死亡總人數420萬。
而中國，戰爭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1931年至1945年），本應記錄有2400多萬平民死亡的一欄卻是空白。
諷刺的是，《大英百科全書》的腳注顯示：“中國數據包括1946年報告的1937年至1945年間中國國民黨軍隊的傷亡人數，不包括地方武裝和共產黨部隊的數據。一些匯編資料顯示的估算軍人死亡人數為220萬，平民死亡人數為2200萬，但其準確性令人懷疑。
好萊塢作為曆史呈現者
五角大樓與好萊塢合謀（記錄在案的作品逾2500部），確保美國人通過《拯救大兵瑞恩》而非學術研究來了解曆史。當《自己去看》(Come and See) 等蘇聯電影被限製在最多100家影院放映時，經五角大樓審核的電影卻可以登陸數千家影院。每一部被壓製的蘇聯電影，都意味著數百萬人永遠無從得知紅軍消滅的德國國防軍兵力，是西方盟軍所遇敵軍的十倍。當《兵臨城下》（2001年）描繪蘇聯士兵共用步槍的情節（俄羅斯曆史學家指出這純屬虛構）時，其觀眾數量卻超過了所有蘇聯戰爭電影的總和。當五角大樓可以用資金充足的謊言掩蓋真相時，完全無需封殺真相。
同樣的抹除方法應用於所有社會主義陣營的傷亡統計。越南記錄1955年至1975年間死亡人數達510萬，而西方曆史學家隻承認150萬。岡特·萊維將美軍擊殺造成的死亡人數下調了30%，同時指責越南政府的數據“出於政治目的而誇大”。施暴者儼然成為了其罪行的審計師。
回形針行動對比
美國的“回形針行動”，將1500多名納粹戰犯帶回美國，其中包括使用奴隸勞工和進行人體實驗的黨衛軍成員。他們得到了實驗室，而記錄蘇聯犧牲的學者卻被列入黑名單。
當納粹科學家獲得美國實驗室時，納粹工業家則得到了美國的保護。阿爾弗雷德·克虜伯——他的奴隸勞工為德國國防軍建造軍火庫——於1951年獲釋，他的財富根據美國法令歸還。匡特家族靠集中營勞工致富，成為寶馬億萬富翁。希特勒銀行家赫爾曼·約瑟夫·阿布斯為奧斯維辛集中營提供資金，後來成為總理阿登納的顧問。費迪南德·保時捷使用布痕瓦爾德奴隸製造虎式坦克，他的家族帝國在美國占領下蓬勃發展。沒有一個經營集中營工廠的納粹工業家在紐倫堡審判中受到製裁。
但即使是此等對納粹的可恥保護，若與日本戰犯的全麵免罪相比，也顯得微不足道。兩個戰敗國都失去了海外帝國——德國喪失了所有海外資產，日本放棄了237億美元的殖民資產。兩國的戰犯都被征用："回形針行動"的納粹科學家為美國製造火箭，而731部隊的生物戰專家則在德特裏克堡研發武器。差異體現在表麵的問責上：德國調查了9萬人涉及納粹時期的罪行，並向大屠殺幸存者支付了868億美元賠償——這是殺害白人和加入西方聯盟必須付出的代價。
日本則沒有進行類似的國內追責。雖然處決了920名日本戰犯（超過被處決的數百名德國人），但這都是受害國強加的外部審判，而非日本自身的清算。到1950年，日德兩國都被重新武裝起來對抗共產主義——北約將德國視為對抗蘇聯的前沿陣地，日本則被用來對付朝鮮和中國。區別在於：柏林的紀念館最終記錄了施暴者的罪行；而靖國神社卻將戰犯奉為烈士。其中的準則是：當遏製共產主義比正義更重要時，問責就成了可有可無的選項。美國保留了日本的帝國體製和官僚體係，以確保一個穩定的反共盟友——在冷戰武器庫中，戰犯成了資產而非負債。
記憶黑洞：承認戰爭真相
2025年3月29日，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站在硫磺島上慶祝“昨日的敵人，今日的朋友”。日本和美國曾作為競爭帝國而非意識形態對手交戰，他們共同的敵人始終是社會主義。
曆史修正主義正加速上演。在2023年廣島G7峰會上，原子彈爆炸被重塑敘事——不再是美國對平民的大規模屠殺，而成了對“俄羅斯和中國核威脅”的警告。美國核武器的受害者竟成為宣傳工具，用於指控從未使用過核武器的國家。日本首相站在站在14萬人的死亡之地指責北京和莫斯科，卻絲毫不提華盛頓。
廣島原子彈爆炸後的五年裏，麥克阿瑟開始重新武裝日本。六年內，《舊金山和約》就將中國和蘇聯這兩個真正打敗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排除在外。如今，美國國防部長海格塞斯宣布日本為對抗“共產主義中國侵略”的“作戰總部”。
這條時間線揭示了真相：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是暫時的（1941年至1945年），而反對社會主義的戰爭是永久的（1917年至今）。美國與日本交戰了三年半，而與社會主義的鬥爭已逾百年。
大西洋列強承認的數據與受害者記錄事實之間的差距絕不是誤差，而是對真相的抹除。以下是證實它們謊言的數據：
4100萬至6800萬傷亡人數被抹去，這超過了法國人口，這些人徹底從曆史中消失了。
施暴者的自白印證了受害者記錄的事實。當加害者承認犯下種族滅絕罪行時，否認即成為共謀。
4100萬到6800萬人被從曆史中抹去。這就是帝國撒謊的方式——讓死者經曆雙重消亡。首先，奪其生命，摧其肢體。然後，否認這些事實的存在。西方承認數據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絕不是誤差、疏忽或方法上的差異。這是蓄意為之、係統性操作且仍在持續進行中。每一個被抹去的死亡都是政治選擇；每一個未被統計的傷亡都在為帝國服務；每一個被淡化的種族滅絕都在保護罪魁禍首。
背叛有跡可循：從開羅到舊金山
戰後的背叛在戰爭結束前就已注定。
《開羅宣言》（1943年11月27日）承諾朝鮮將變得“自由和獨立”——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簽署這份宣言時，朝鮮強製勞工正死於日本礦場。
《大西洋憲章》（1941年）保證“……未經有關人民自由表達的意願，不進行領土變更”。
《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要求日本徹底非軍事化並歸還中國領土。羅斯福的“四警察”構想設想聯合國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這四個實力相當的國家組成。而每一個承諾都會被係統性背棄。
逆轉隨即開始。1945年9月，時任陸軍上校的迪安·臘斯克劃下了三八線，分割了曾獲許諾獨立的朝鮮。到1950年，美國卻將其承諾要解放的朝鮮半島付之一炬。《大西洋憲章》中的領土完整原則呢？美國在80個國家建立了750個軍事基地。
美國著名外交家迪安·臘斯克
二戰後，美軍占領了琉球王國——這個1879年被日本強行吞並的王國。《波茨坦公告》將日本主權限製在其本土和"我們確定的小島"上，卻未規定琉球人的自決權。美國隻是取代日本成為占領者，直到1972年才將行政權交還日本——同樣未征詢衝繩人民的意見。但如今美軍基地仍占據該島18%的土地，駐日美軍70%的兵力都集中在這裏。
日本的非軍事化呢？廣島原子彈爆炸僅五年後，即1950年，麥克阿瑟就創建了警察預備隊（後來的自衛隊）。
《舊金山和約》（1951年9月8日）通過精心策劃的排除條款將背叛固化。盡管中國在打敗日本的戰爭中承受了3500萬至5000萬人的傷亡，但無論是北京政府還是台北當局都沒有受到會議邀請。蘇聯出席了會議但拒絕簽字，認為該條約是“單獨媾和”，違背了聯合國原則。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的抗議直言不諱：該條約“將日本打造為美國軍事基地”，卻將“作為主要受害者之一的中國”排除在外。美國通過排除在戰勝日本時犧牲最大的兩個國家來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這不是疏忽，而是奠定戰後東亞格局的基礎。
本為通過大國合作實現集體安全而設立的聯合國，立即遭到架空。美國利用蘇聯缺席安理會的機會操縱朝鮮議案表決，隨後製定各種替代機製繞開蘇聯的否決權。北約（1949年）和其他平行架構在聯合國職權外運作。美國將朝鮮戰爭稱為“警察行動”，開創了無需安理會批準即可進行無休止幹預的先例。如今，在敘利亞、利比亞和也門也使用了同樣的語義操縱。
三場戰爭，一種模式
最終的清算粉碎了帝國神話：擁有巨額財富者對最貧窮者施加了最大程度的暴力——卻依然失敗。擁有最少財富的社會主義力量卻動員了最多人士——並取得了勝利。
當今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新冷戰”也遵循同樣的劇本。麵孔變了，但帝國主義仍未改變。當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而忽略中國讓8億人擺脫貧困的事實時，當西方媒體將俄羅斯描繪成一個侵略者，而北約卻擴張到俄羅斯邊境時，我們看到的正是那台曾抹除誰打敗了法西斯真相的宣傳機器。
結語：百年鬥爭中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並不是人類戰勝邪惡後迎來和平的正義之戰，而是帝國主義自1917年俄國革命開始延續至今、百年侵襲社會主義曆程的一章。
自由主義虛構的三種相互競爭的製度——民主、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掩蓋了真相。法西斯主義實為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其麵具已然脫落。真正的鬥爭從未存在於三種製度之間，而是存在於兩種製度之間：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為應對革命威脅而啟動的緊急機製。
殖民宗主國曾支持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從丘吉爾盛讚墨索裏尼，到美國企業為希特勒的戰爭機器添磚加瓦——為了解決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環節可能出現的社會主義萌芽，並摧毀蘇聯這一偉大嚐試，法西斯主義就成了他們的解決方案。隻有當法西斯主義威脅到西方自身的利益時，它們才不情不願地加入那些它們曾希望看到被摧毀的社會主義陣營。
數據無比清晰地揭露了殘酷的真相。
蘇聯和中國掌控著不到全球六分之一的經濟產出，卻摧毀了超過80%的法西斯軍事力量，同時承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61.9%的死亡總人數。他們贏得了戰爭。羅斯福和丘吉爾則布局贏得了戰後秩序。這不是巧合、策略或巧妙把握時機，而是一場從一開始就精心策劃的背叛，且經過了精確的執行，並通過持續至今的宣傳所掩蓋，當他們慶祝諾曼底登陸日卻抹去斯大林格勒戰役，敬仰丘吉爾卻隱瞞他的孟加拉種族滅絕罪行，宣稱勝利而那些真正的勝利者卻數百萬長眠於無名墳墓時，這種宣傳仍在繼續。
但戰爭從未結束，它隻是改變了形式。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1950年，美國入侵朝鮮；1955年，美國接管法國在越南的戰爭。“打敗法西斯主義”和攻擊社會主義之間沒有間隙——因為摧毀社會主義始終是他們真正的目標。
同樣的犧牲算計還在繼續。朝鮮戰爭：朝鮮死亡人數為400萬至500萬，而美國損失54246人；越南戰爭：越南官方記錄的死亡人數為310萬（西方曆史學家僅承認150萬），而美國損失5.8萬人；印度尼西亞：根據美國提供的死亡名單，在1966年的“反共運動”中，有100萬至200萬人被殺害；對於非洲來說，從奴隸貿易和殖民種族滅絕開始，六個世紀以來帝國主義暴行從未間斷。今年也是1955年萬隆會議70周年，當時29個非洲和亞洲國家宣布拒絕成為冷戰的棋子，同時要求擺脫殖民統治和新興的新殖民主義支配，獲得真正的獨立。
如今，反共和殖民種族滅絕已從朝鮮群山延伸到印度尼西亞群島，從剛果礦場蔓延至智利銅礦，再到加沙——目標從未改變。每個尋求獨立的國家都為追求獨立付出了血的代價。武器變先進了，但種族滅絕仍一如既往。任何嚐試獨立發展的國家都麵臨著一個選擇：要麽屈服於資本，要麽麵臨滅亡。
當以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占據世界總軍事支出的75%以上，當北約背棄承諾持續擴張，當製裁措施扼殺從古巴到薩赫勒地區任何主張主權的國家時，帝國主義以其他手段推動著同一場戰爭。“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與“文明使命”內涵無異：要麽屈服，要麽被摧毀。
當西方領導人援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侵略行徑正名時，請記住那些真正戰鬥和犧牲的人。他們口口聲聲捍衛民主，卻在被迫參戰之前與法西斯結盟；他們承諾保護人權，卻任由數百萬人遭受戰火，以保存自己的實力。
蘇聯和中國人民拯救人類憑借的不是財富而是犧牲，不是優越的資源而是出色的戰略，不是保存資本而是動員群眾。他們證明了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麽帝國主義八十年以來一直試圖抹去他們的勝利。
社會主義人民和領導層能夠擊敗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無論是過去的法西斯主義——還是現在的超級帝國主義，縱使麵臨各種物質劣勢。這一勝利需要天才、勇氣和難以想象的犧牲。它還證明了帝國主義無法接受的一點：隻要組織得當、領導有方，動員起來的普通民眾也能擊敗任何帝國。毛澤東在《論持久戰》（1938年）中明確指出了這一真理：“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不在於GDP增長率或軍事預算，不在於殖民掠奪或工業能力，而在於那些拒絕屈膝的被動員起來的民眾。數據證明他是正確的：占世界GDP的 8%的國家擊敗了占30%-32%的國家。準則保持不變——當人民被組織起來時，任何帝國都無法屹立。
我們正麵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證明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已過去百年。如今，八個最富有的帝國主義國家占世界GDP的比重自1900年以來首次從近50%降至31%——隨著全球南方的崛起，它們的經濟扼製正在減弱。我們從倒下者和所有烈士身上汲取力量。我們不會讓他們白白犧牲。曆史站在我們這一邊。
這正是他們在誰贏得了戰爭問題上撒謊的原因。
這正是我們必須揭示真相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