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2日，我發布了一篇文章：《河南一公安副局長妻子喊冤被捕，抓她的正是丈夫同事》。
事情本身不複雜。
河南省駐馬店市西平縣公安局一位副局長劉浩南被留置，他的妻子趙君傑，在網上為丈夫喊冤。
然後，她也被抓了。
動手抓她的，正是她丈夫曾經的：
同事與下屬。
文章發出後，撤稿的要求在8月26日這一天，從兩條線上同時湧來：一條在明，一條在暗。
明處，是一封來自西平縣檢察院的郵件。
發件人自稱常方方檢察官，她在郵件裏附上了自己的：
身份證照片。
指控文章侵犯了她的：
名譽權和隱私權。
從2019年寫熊昕案，到後來寫原偉東案，我寫過冤案裏的辦案人員、涉事警察，比如熊昕案中偷聽熊昕律師會見的警察張某慶，原偉東案中，對嫌疑人和證人進行刑訊逼供的警察杜國利。
他們從未發來身份證，說我侵犯了名譽。
暗處，則是我公眾號後台的一個陌生賬號。
就在同一天，這個賬號發來一條消息，語氣禮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對方說：
公安局相關領導想找你撤稿，需要什麽手續。
起初，這兩條線看似平行。
直到暗處的那個人，在我反複追問“哪個公安局的哪個領導”之後，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發來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正是當天早些時候，有人在郵件裏發給我的，常方方檢察官本人的身份證。
兩條線索，在24小時內匯於一點。
這個操作，立刻製造了一個無法回避的身份悖論：
發信人自稱公安局領導，卻用檢察院檢察官的身份證來交涉。
這裏隻存在兩種可能。
要麽，是盜取了常方方的信息。
要麽，就是常方方本人在：
假冒公安局領導。
這兩種可能性，無論哪一種，都指向一個結論。
它們之中，必然有一個身份是：
假的。
而他們那份捆綁著“名譽權”和“隱私權”的法律主張，本身也構成了一個精巧的矛盾體。
侵犯名譽權，如果不存在貶低，那需要是：
內容虛假。
侵犯隱私權，前提是：
事實為真。
一句話不可能同時既是謊言，又是被泄露的真相。
這種自相矛盾的指控，其實隻指向一種他們不便明說的潛台詞：
我寫的是真的。
這立刻引出了下一個問題。
一個公職人員在工作崗位上的職務行為，怎麽會有隱私？
這事發生的地點，是西平縣檢察院，不是她家。
她接待的對象，是為案件奔走的律師，不是來串門的親戚。
她說的每一個字，都代表著她所服務的：
公權力。
公權力運行，理應被記錄，被審視。
當一個名字和職務行為綁定在一起時，它就不再是單純的個人符號，而成了權力運作的一個具體環節，一個責任的錨點。
將這個環節呈現給公眾，不是窺探，而是：
監督。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們對文章核心事實的選擇性沉默。
那篇文章裏，寫了公安局長被留置，寫了他妻子喊冤後被抓，寫了辦案人員是丈夫同事的利害關係。
對於這些核心事實，他們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他們所有的憤怒和行動，都精確地聚焦在了一句話上，那句記錄了常方方檢察官名字和她“不歸我們管”的回應。
這種避重就輕，本身就是一種極為響亮的發言。
這似乎在印證，那篇報道最驚人的部分，恰恰是他們最不敢觸碰的事實。
而針對那句“不歸我們管”的投訴，也讓他們自己陷入了一個邏輯陷阱。
如果那件事真的不歸你們管，那麽我的記錄隻是陳述事實，忠於職守與個人名譽並無衝突。
如果那件事其實歸你們管，那麽你們應該介入的，是那個案件，而不是這篇記錄你們不想管的文章。
而那張身份證照片的簽發機關一欄，印著幾個字：
駐馬店市公安局。
正是劉浩南案的辦案機關所在地。
原來，那堵規矩森嚴的牆上，早就開好了方便往來的小門。
他們並不畏懼事實本身，他們畏懼的，是事實被記錄下來的樣子。
就仿佛隻要捂住說話的嘴，世上便隻剩下了讚歌；隻要敲碎映照的鏡子，就能證明自己的臉上並無汙點。
但他們或許忘了，有時候，敲碎鏡子的聲音，要比鏡子裏的影像響亮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