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紐約時報觀點版，作者大衛·弗倫奇是《紐約時報》的觀點專欄作家，撰寫法律、文化、宗教和武裝衝突等主題的文章。
我想從一個過往醜聞的故事說起。
2016年6月27日，在希拉裏與特朗普激烈角逐總統職位之際，她的丈夫克林頓在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天港國際機場與司法部長洛雷塔·林奇短暫會麵。
當時他們的飛機停靠得很近，比爾·克林頓便借機與林奇交談。
林奇表示，這次談話內容無關緊要，主要聊了各自的家庭和旅行。但共和黨人對此感到憤怒。
當時，希拉裏正因擔任奧巴馬總統第一任期的國務卿期間，使用私人電子郵件服務器而接受聯邦調查局調查。
雖然克林頓對林奇來說不是正式的老板，但問題顯而易見：這位前總統是否試圖幹預對他妻子的調查？
甚至一些民主黨人也表示擔憂。
來自特拉華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克裏斯·庫恩斯說：“我確實認為這次會麵釋放了錯誤的信號，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恰當的信號。我覺得她應該完全避免與這位前總統進行哪怕是簡短、隨意、社交性質的接觸。”
回頭來看，到了2025年，我有兩個想法。
首先，參議員庫恩斯說得對——這次會麵本不該發生。
其次，這件事如今看來簡直太小兒科了。現在要發生類似的事情，恐怕連水花都激不起。
簡單來說，是特朗普改變了遊戲規則。
現在特朗普司法部的問題已經不是“看起來是不是有不當行為”，而是直接正麵衝擊司法部的公正性。他正迅速將司法部轉變為一個以政治為核心的機構，其他所有職能都服從於特朗普的意誌——以及他複仇的欲望。
司法部在行政部門中本就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原因也很容易理解。雖然有些人將司法部長稱作國家的首席執法官，但我並不讚同。真正擁有這一稱號的，是那個能在她不聽話時立即解雇她的人——總統。
總統最終掌握著聯邦執法權，而司法部長隻是他的雇員。
正因如此，政治幹預司法始終是一個潛在風險。總統對司法部長的控製權，加上總統擁有赦免權（這項權力源自王權，被悄悄寫入美國憲法），意味著一個不擇手段的總統可以打造出雙重標準的司法體係。他可以赦免自己的朋友和盟友，同時毫無節製地追擊政敵。
美國總統確實擁有讓那句老話成真的權力——“對我的朋友一切照辦，對我的敵人依照法律行事”。這不是一個新觀點，更不是關於這一任總統的新觀點，但在每次總統以報複為目的采取行動時，我們都必須提醒自己這件事。
這些憲法層麵的擔憂並非紙上談兵。正如尼克鬆政府（還有其他一些政府）所展現的那樣，“帝王式總統製”容易滋生腐敗和濫權。
為了抵製這種誘惑，兩黨總統領導下的司法部建立了一係列規則和程序，以確保司法的公正和中立。
不同黨派的總統可能會有不同的執法重點——有人更注重打擊毒品犯罪，有人更關注槍支犯罪——但這些優先事項不應具有黨派色彩。
換句話說，不應對民主黨的毒販有一套標準，對共和黨的毒販有另一套；不應對共和黨持槍罪犯有一套標準，對民主黨人有另一套。
還有其他一些標準，比如，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屬於司法部）通常不會公開某人正在接受調查的消息。司法部也會盡量保護那些可能與案件有關、但未被起訴的人的身份。
這也是為什麽起訴書中常常使用“個人1”或“個人2”來代替真實姓名的原因。如果沒有被正式起訴，他們就無法真正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而“因關係有罪”既不是法律也不是道德上能接受的標準，不應因此毀掉一個人的公眾聲譽。
此外，相關法規還保護檢察官和聯邦調查局特工，不能被隨意或因黨派原因解雇。這些法律保障了一批專業執法人員的形成，他們的服務年限可以跨越多個政府，從而建立起一套無法在徹底黨派化、勝者通吃的司法體係中維係的專業性和專業素養。
特朗普已經徹底打破了這一切。
從他第二個任期一開始，這一點就已經顯而易見。他為1月6日暴亂中最具暴力傾向的參與者赦免了刑罰，包括那些被判犯有煽動叛亂罪的人。
與此同時，他還展開了一場清洗行動，針對數十名曾經調查並起訴1月6日暴徒的檢察官。
司法部撤銷了對紐約市市長埃裏克·亞當斯的指控，理由居然是此案妨礙了亞當斯執行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優先事項。負責此案的法官稱，這“簡直像是達成了某種交易”，這種做法公然違反了司法部的標準與慣例，導致多名檢察官辭職。
自從亞當斯事件以來，醜聞接連不斷，以至於那件事如今已仿佛成為史前往事，仿佛發生在大陸會議時期，而不是幾個月前。
特朗普的偏袒不隻針對對他個人忠誠的人，還擴展到了他偏愛的、以及他敵視的群體。
今年夏初，他領導下的司法部對一名路易斯維爾警察提出極為輕微的刑罰建議，而此人因違反民權罪被定罪，他曾在布裏安娜·泰勒遇害當晚，向一間公寓中瘋狂開槍。
與此同時，司法部卻持續不斷地追捕移民，將數百人驅逐至薩爾瓦多一所殘酷的監獄，整個過程中並無正當法律程序。這隻是針對疑似非法移民所實施殘酷政策的冰山一角。
而這一切還在不斷升級。我無法判斷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是否有罪，但我知道，當聯邦調查局局長卡什·帕特爾在社交平台上高調發布博爾頓住宅被搜查的消息，並宣稱“沒有人淩駕於法律之上”，而副總統又確認博爾頓正在接受調查時，他們已經突破了那些本應提醒我們，“每位美國人在被證明有罪前都是無罪的”基本準則。
我也無法判斷來自加州的聯邦參議員亞當·希夫、紐約州司法部長萊蒂蒂婭·詹姆斯，或者美聯儲理事會成員麗莎·庫克是否犯有抵押貸款欺詐罪。但在沒有任何審判結果的情況下公開指控，是又一次嚴重違反“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
總統僅憑未經證實的指控就解雇了庫克，這不僅違反了維護司法體係所需的標準，可能還違反了法律。總統必須提出“合理理由”才能解雇美聯儲理事，而一項社交媒體上發貼指控有不當行為，並不等同於法律意義上的不當行為證據。
更令人震驚的是，特朗普甚至指示住房金融局局長比爾·普爾特，專門審查幾位知名民主黨人的財務記錄，這是他為報複所采取的又一做法。如果是出於真實的懷疑而調查抵押貸款欺詐，那無可厚非，甚至值得稱讚。但專門針對民主黨人進行特別審查，這是對司法的嚴重濫用。
就在本周三，特朗普又一次魯莽地提出刑事指控，在Truth Social上聲稱應當依據《反黑手黨與腐敗組織法》（RICO）起訴喬治·索羅斯及其兒子。
RICO法本是用來打擊有組織犯罪的。
但這正是威權政權的做法。他們不僅僅說要起訴政敵，而是直接付諸行動——通過捏造指控或選擇性起訴。
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我總是試圖反複檢驗自己的直覺。即便我幾乎可以肯定特朗普或他的政府濫用了權力，我仍希望聽取特朗普支持者和冷靜的外部觀察者的觀點。
特朗普支持者傳達出的信息很明確——這一切不是從他開始的。他們指出對特朗普的各項起訴，聲稱司法部早在他上台前就被“武器化”了，而媒體拒絕承認這一點。當起訴對象是特朗普時，他們毫不介意這種黨派性。
必須承認，他們確實有一定道理，盡管真實性有限。並非針對特朗普的所有法律訴訟都同樣合理。紐約上訴法院剛剛推翻了對特朗普高達5億美元的欺詐賠償判決（盡管維持了其欺詐行為的認定）。紐約州的刑事起訴基於一種被左右兩派都在批評的法律理論，試圖將輕罪級的記賬違規行為提升為重罪。
但傑克·史密斯代表司法部提出的幾項起訴卻非常紮實。這些案件，若是其他擔任相似公職的人，照樣也會被起訴。唯一讓這些案件變得不同尋常的，是被告是前總統特朗普。
這些案件的法律依據合理，事實也極具指控性。而真正的司法不公在於，特朗普從未真正接受審判。他本應麵對一個由普通公民組成的陪審團。
那麽外部觀察者怎麽看？
你可能注意到，我在這個通訊中曾多次引用哈佛法學院教授、布什政府時期法律顧問辦公室前助理司法部長傑克·戈德史密斯的話。我引用他，是因為他經驗豐富、頭腦清醒，不誇大其辭。
這個月，他在一次以“21世紀自由主義”為主題的會議上發言，他的話語既明確又令人震驚。《Lawfare》主編本·維特斯向與會者提出他的“總體印象”：“司法部在這幾個月裏的變化程度令人瞠目結舌，幾乎難以用言語來形容。”
“就像一顆原子彈投到了司法部內部，”戈德史密斯說。他接著表示：
“聯邦行政係統裏有成千上萬名律師，他們分布在各機構，職責是解讀成千上萬條應當規範行政行為的法律。你可以對這個係統持懷疑態度，但它一直運行良好，包括司法部，能在一定程度上讓白宮和高級行政機構遵守法律，盡管也有例外。而這個政府已經係統性、無情地成功清除了所有內部法律阻力——除了一個例外。
現在已經到了這種地步——表達任何與總統意見不同的觀點都變得不可接受。而總統本身不是律師。這是個極其危險的局麵。”
我們正眼睜睜看著特朗普親手摧毀司法部。這從來不是一個完美的機構，它自己也多次違反過自身的標準。但麵對司法部的問題，正確的做法應是重申對正義與公平的承諾，而不是摧毀規範、拋棄中立的表象。
如果我們能從這段痛苦的美國政治時期吸取教訓，希望我們能認識到：僅僅遵守憲法還不夠。如果我們想保護這個共和國，僅憑形式上的合憲遠遠不夠。憲法賦予的權力也會被濫用，而特朗普正在濫用赦免權與對司法部的控製權，把整個行政機構變成實施個人報複的工具。
更糟的是，最高法院幾乎無法製衡總統的濫權行為。他對聯邦罪行的赦免權是絕對的。盡管法院可以限製具體的違憲行為，但總統對司法部的掌控將持續到任期結束。
這顆原子彈已經引爆，而唯一能收拾殘局、修複共和國的，是美國人民。但在足夠多的美國人拒絕這個人及其政治運動之前，他將繼續破壞美國司法體係，甚至憲法也無法阻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