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多數中國漢人來說，“潤出去”可能意味著留學、移民、工作、結婚等等多重可能性，但對於長期困在中國的少數民族，尤其是維吾爾人或藏人來說，要獲得護照、辦理出國需經曆重重的關卡與審查，“潤”對他們來說就幾乎等於是出逃和流亡。哪怕人在海外也難說得上高枕無憂，很多人同樣備受恐懼和煎熬，那些壓力既來自官方對流亡者的騷擾，同樣來自對仍身處中國親人的擔憂。
“七五事件”讓他決定脫離體製、離開中國
坐在記者麵前的維吾爾青年 Sawut Muhammad 樣貌老成，年僅30歲出頭便成為了日本維吾爾協會理事，他跟其他族人一樣，出走之後，一去便沒有回頭路。 Sawut於2016年4月來日本留學，他形容自己是最後一批能“逃出來”的維吾爾人。
Sawut從小便進入新疆的漢人學校讀書，校內九成是漢族，他自小便覺得：“隻要掌握好漢語，維人是可以成功的。”因此他努力讀書，在家鄉參加鐵路設計比賽，得了第一名，故能先後在四川、北京留學，研修鐵路，並加入共產黨，更被提拔到幹部的級別。20歲出頭，他便在鐵路公司擔任副科長一職，與科長、書記管理100人的部門。
曾幾何時，Sawut也認為，在中國這片土地裏，既可以學中文、交中國朋友，又可以保持維吾爾族的身份，覺得黨始終是為中國人好，也為維吾爾人好。
然而，2009年還在念中學的他經曆了烏魯木齊的“七五事件”後，首次萌生了想要離開中國的念頭。
2009年6月因廣州韶關工廠維吾爾工人被打死事件，釀成7月5日新疆維吾爾族千人上街遊行，爆發騷動。其後在遭到警察鎮壓後更演變成大規模的流血暴力事件。“七五事件”之後兩星期，官方首次公布死傷數字，隻有197人死，超過1,600人受傷，當中大部分死亡的人為漢族，維吾爾族為10人，回族11人。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有海外維吾爾人團體指7月5日及後來被殺的維吾爾人數量，比起官方稱隻有十名維吾爾人死亡要高得多。事件的真實狀況在當局的封鎖之下，至今仍然難以令外界有相對完整的認知，更多都隻能從海外流亡者的口述中窺見。
Sawut Muhammad稱，官方與維吾爾人估計的數字有出入，“具體數字實在不好說，”但Sawut 指出在7月5日已有武警開槍，“我聽到槍聲，誰會有槍，隻有警察才有槍。”騷動發生兩天之後，Sawut於7月7日看到坦克車在大街上巡邏，而他的漢人朋友也開始上街反對維吾爾人，“漢人無差別打維吾爾人，朋友拍視頻給我看，警察沒有阻止他們⋯⋯”這讓他感到“所有事情都崩塌”。“七五事件之後兩天，有我完全不認識的漢人在街頭上望著我的眼睛，是非常仇恨的。從那天開始，我便決心離開這裏⋯⋯”
過去，“基於黨所講的‘民族大團結’，漢人公開講維吾爾人壞話，是會被罵的。七五事件改變了一切。”Sawut說。縱使後來Sawut加入了共產黨，在鐵路公司任科長，他亦受盡歧視。他舉例說，2014年10月1日，他作為鐵路公司職員，可以免費乘搭火車，漢人職員全上車了，隻有他被公安攔住了，並安排他到一個隻有維吾爾人的車廂，他憤然問公安理由，公安隻向他說：“一切隻是為你好。”Sawut 明白到，“我跟他們（漢人）不一樣，中國仍然是以漢族為主。”
他認為在當今治下，維漢兩族人的仇恨已回不了頭。因此，他與其他維吾爾年輕人一樣，一心想離開中國。
然而，母親不讚成 Sawut 離開故土，因為母親知道Sawut一旦出去，一定會參加維吾爾人的民族運動，況且Sawut在新疆的工作崗位上已有一定的地位，但Sawut 仍然想出外闖闖。
少數能“潤出去”的藏族青年
手上戴上佛珠的藏人小塔，頭總是垂垂向下，她鼻上的鑽石鼻環閃閃發亮。今年23歲的小塔出身於西藏一座高原，三年前來到日本留學。在人前隻說英語和日語，她說離開中國之後已告別國語，甚少用中文跟別人交談。
五歲的時候，小塔便被父母送到漢人的傳統小學，一班45人的課堂，隻有她一個人是藏人。小塔自小學會抑製自己，在外不說藏語，要字正腔圓的說國語中文，從小她早已習慣做一個默默發奮的少數民族。
向外表示信奉共產主義的父母，在家裏卻經常以“藏人”身份向小塔施壓，跟她說：“你是代表藏人的，一定要比漢人強。”五歲的小塔不懂半個漢字，但要硬背唐詩三百首，再考取優異的成績。可是，這位“優異生”卻經常受到漢人的謾罵，她說以前漢人會破口罵她是髒人（藏人同音）、是笨蛋、是發臭的小孩。她每每向漢人老師投訴，有老師選擇沉默，也有老師會回敬她：“滾回到你的牧區！”
小塔自小對“主流”教育保持警惕，愈被打壓愈是勤奮向學，加上從前在中國因藏人身份而受到的對待，故長大後她便一心想找方法“潤出去”。
藏人很難“潤出國”，而小塔是藏人裏麵少數能夠“潤出國”的青年。
2012年，西藏政府下令全麵收回自治區居民持有的普通護照，該區居民九成以上是藏族，當時就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正是後來調任到新疆去主政的陳全國。過去藏人要取得護照已非易事，在陳主政期間，西藏地區更實施限製出國旅行的新規定。
據“人權觀察”於2014年發布的一份名為《一照兩製》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在2002年開始在簽發護照方式上逐步實行“雙軌製”，一軌快速而簡便，而另一軌則極其緩慢。前者適用於漢人為主的地區，而後者則為藏族及宗教少數民族為主的地區，包括維吾爾族和部分回族地區，生活在那些地區的漢人同樣受到影響。當時的報告指出，“在這些地區，上述政策無論在內容上或效果上都帶有歧視性，且因施加限製跨國遷徙自由的繁瑣要求而違反國際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裏麵寫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應當在收到申請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內簽發普通護照；對不符合規定不予簽發的，應當書麵說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享有依法申請行政複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
隻是這一套並不適用在藏人身上，知名的藏人作家唯色於2015年曾經寫過：“普通藏人要辦護照比登天還難。層層部門的關卡，繁瑣的手續，沒完沒了的盤查，甚至還要請客送禮。一年半載才給護照已經很走運，更有可能是不給護照。”
人權觀察的報告中，列出了在西藏自治區申領護照共分成十個階段，申請人需要從最基層的居委會或村委會開始提交資料、直到頂層的自治區公安廳，每一件申請都必須經過各級權力機關或官員審批才能做出最終決定。
對年輕藏人來說，“潤出去”的方法就是考取好成績。小塔告訴記者，如果想要申請出國留學，必需先考入其他省份的一流大學作為跳板，比如上海、北京、廣州的著名大學，得到海外留學證明，才能夠取得護照。
西藏在1959年、1989年、2008年發生騷亂，北京在過去半個世紀一直管製藏人出境，防止藏人逃到印度。2009年之前，藏人申請中國護照比維吾爾人都難，小塔說，就算在國內穿州過省旅行，藏人也須向派出所提交“旅行計劃書”。小塔目前每次回國，也要將護照“上繳”公安，她說就算藏人父母是黨員幹部、老師或公務員，也沒有例外，親屬參與過上述幾次騷亂的更是一輩子不能取得護照。
2008年遭逮捕藏族僧侶與平民。掛在他們身上的標誌列出姓名和如“分裂國家”的罪行。( 維基百科轉載至 SFT HQ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由於小塔在國內的成績優異，考上了廣州的著名大學、再透過那裏的大學申請海外留學，在她的經曆來說，過程不算特別困難，但她是少數的例外。據《紐約時報》一篇2013年的報導中便曾指出，藏族或維族的學生更須要有大學行政部門的批準，才能申請出外。
花了一萬人民幣“行賄”才申請到護照
2016年4月，Sawut終於找到機會離開中國。
在陳全國於2016年8月上任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之前，Sawut說，身為維吾爾人要辦理護照、出國留學不算一件難度太高的事。
據Sawut說，那時新疆漢人想出國很容易，申請護照之後，大約兩星期便可以獲取。維吾爾人離開中國雖然一般比漢人較為困難，但隻要是沒有犯罪紀錄，累積一點積蓄，找個“借口”如留學簽證，還是可順利出國。
Sawut第一次申請到美國的語言學校，多次被拒，中國政府要求Sawut向美國學校拿取學校的課程表，清楚列明上課的地點。等Sawut好不容易在學校拿到來年詳盡的教學時間表，新疆政府又稱課程隻有半年、時間太短而拒發護照，“當我完成一個要求，官方又會製造另一個要求，不斷不斷有新的理由拒絕。”
Sawut 最後向漢人朋友探問，朋友跟他說維吾爾人在出入境部門取得護照，看來免不了賄賂。最後Sawut 花了一萬人民幣收買相關官員，先取得護照，又兩次報團去土耳其及日本旅行，之後再申請到日本讀書。“隻要是（逃到）民主國家便好了，我不想待在極權國家。” Sawut 放棄了鐵路公司的厚職，堅決離開新疆。
然而，在Sawut離開中國之後，新疆的政策完全改變了。
新疆居民們被拍到在阿圖什市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內排隊，該中心此前被泄露為“再教育營”。(AP / Ng Han Guan)
自陳全國上任之後，新疆興建了大量“再教育營”，估計有多達100萬穆斯林被關在營中，也設立大型的監控網絡。不少報導指出，自2016年10月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局開始沒收維吾爾人的護照，隨後2017年新疆地區居民的護照都要交給公安部門“保管”，新疆地區居民、尤其是維人的出境自由被限製，也不簽發新護照，當時有人權組織批評，這措施是為了限製區內少數民族的行動自由。
Sawut指，目前日本大約2至3千名維吾爾人，由於日本政府以“中國國籍”整體去統計人口，故並沒有確實的維吾爾人口數據。他指，其他民主國家如美國也不到1萬人，土耳其約有5萬，最多的在哈薩克斯坦，有超過30萬維吾爾人。
自2017年政府在新疆建“再教育營”，中央切斷了維吾爾人與哈薩克斯坦的家人聯絡，一旦發現有人向哈薩克的家人發出求救訊息，均會作出拘捕，前新疆省裕民縣縣長謝爾紮提（Dalesh Sheritzat）縱使是共產黨黨員也不例外，他在2018年被捕。以Sawut所知，2017年之後維吾爾人可以逃出中國的機會不是零，大多是把戶口簽到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地，透過徹底改變戶口，再申請護照遠赴海外，當中可能也須付一些賄賂的費用，他也知道一些成功的例子。
據《美國之音》在2023年的一個維吾爾人專訪中，被問及政府對新疆漢人的護照政策情況時，受訪的維吾爾人聲稱新疆的漢人有更多取回護照的自由，但與其他中國地區的漢人相比，申請護照的難度卻又更高。
記者接觸到另一名在日本留學、來自新疆地區的漢人小高（化名），印證當地漢人申辦護照的狀況。作為新疆的漢人，小高的要申請護照的難度不算太高。然而，即使能夠較易申請到護照，但小高表示，他並不能直接在新疆境內申請到外國留學，而是要先考進中國國內其他省份升學，再從其他省份申請到海外留學。
找回藏人的記憶與身份的旅程
來到日本之後，小塔沒想過還會遭到漢人的異樣目光。
她回憶起有一天，她在日本的唐餐館脫下口罩，露出臉獨個兒進餐，對麵餐桌的漢人指向她，與身邊的朋友交頭接耳說：“多虧少數民族，令我們不能生太多。”來到日本之後，小塔基本上已甚少說中文。
記者在街道上跟小塔談話的時候，也隻是以日語溝通，在餐廳裏麵遇到漢人，她會感到害怕。對中國，小塔沒有任何想法，亦無感情。她說無論在哪裏，目標清晰不過：“我不想做中國人，隻想做一個人而已。”
在留學的期間，除了藏人社群，小塔也會跟日本人、印度人交流聯絡，但卻不會跟任何漢人有所接觸及交流，也因為感到害怕的緣故，她不常表露自己作為藏人的身份。當裏希·蘇納克（Rishi Sunak）去年成為英國首相的時候，小塔雙眼發光地看新聞，跟記者說：“你看，今天印度裔也可以做首相了。”英國是她希望能夠盡快移民去到的地方，她認為那裏能容納到多元的種族。
在海外生活數載，小塔感到承傳宗教、身分認同及曆史等使命，都落了在海外的藏人身上。小塔是1989年拉薩騷亂之後出世的新一代，在“主流”教育下，小塔對自己民族的曆史所知不多。小塔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出國後，她獨自瀏覽YouTube，看到了1958年甘南武裝衝突、達賴喇嘛逃離西藏、八九六四、2008年拉薩騷亂等事件，“第一次在YouTube看，都哭了，我有想過中共說的曆史總有謊言，沒想過全是假的。”
為了保留自己民族的主體性和曆史記憶，藏人的動力亦十分強大。小塔說，藏人一般在家中進行“另類教育”。小塔記得，2017年跟母親在國內旅遊，晚上二人共處一房，媽媽悄然走到她枕邊細聲說：“其實班禪喇嘛是假的……”小塔睛天霹靂：“媽，那真的在哪裏？”那天晚上，小塔的母親將藏人近代史由頭到尾說一次，小塔才知道達賴喇嘛在印度，而這些“秘密”在保證沒有外人時才敢說。
2022年9月西藏拉薩因新冠疫情而封城，當局淩晨將熟睡的藏人送到集中隔離營，小塔收到西藏朋友傳來的相片，藏人被安排住在簡陋的石屋，衛生情況堪憂。小塔收到第一手的資料，不知向誰提供，最後外媒還是報道了，隻是報道刊出日期是她知道真相之後的數天。小塔告訴記者，目前國內封鎖訊息的程度遠比幾年前嚴厲，“很多事情，三天之後才有外媒報道。”疫情期間，很多留學生想在網上向外傳遞國內資訊，又懼怕國安在網絡上的監視，去到海外自由的天地，仍然為“說真話還是默不作聲”而糾結著。
後來，小塔從當幹部的親戚口中得悉，那時連西藏的公務員也遲發薪水，被克扣福利。小塔說，連“被洗腦”的藏人也開始懷疑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夢”，隻要經濟再撐不起“功利主義”為首的社會，中國可能會陷入危機。她的母親也開始勸她“不要回來了”。
小塔左顧右盼，確定周邊沒有一個漢人，才摸著手上的佛珠向記者說：“其實⋯⋯我很想去印度。去了印度，在護照會留下印度出入境的蓋印，這蓋印表示‘你曾經去過印度’，而所有人都知道，你（藏人）為何去印度。”小塔訂下了今年的目標，希望能夠學好英文，首先向西方國家出發，最後的目的地希望是印度。
失去親人與朋友後，他決定要在海外發聲
2017年7月，來到日本一年多後，Sawut突然發現在微信的朋友圈裏，聯絡清單上的姊姊與朋友，均顯示著“對方不是你的好友”，不能收發任何訊息，從此Sawut無法再向牆內傳遞任何訊息，也與家人失聯。
在此之前，即使Sawut身在日本，但仍然可以透過微信跟親人聯係。
在過往仍能與親人聯係的經曆裏，曾有不明人士透過他的姐姐，要求Sawut提供學校的地址，又警告他不要跟海外的維吾爾群體交流，並強迫姐姐在電話中，要求他將疑似公安的聯絡人加入微信的朋友圈，Sawut斷然拒絕，但姐姐卻嚴正地跟他說：“不能，你要加（這個人入朋友圈）。”言語間，他感受到姐姐的背後似乎被強大的力量要脅著。
跟親人失聯之後，Sawut放棄使用微信。現時在日本亦不時會收到很奇怪的來電，訛稱“你有郵件在領事館要你來領收⋯⋯”Sawut認為當中有詐，拒絕這些古怪的要求，“一旦進去，領事館就是中國的領土。”現時Sawut跟海外維吾爾人一樣，護照已經過期，沒有辦法續領新的護照，故此不能出境，但因為簽證而能夠留在日本居留。
Sawut目前在日本居留已經超過五年，合符資格申請“歸化”入籍日本。可是，這些在日本的維吾爾人已有心理準備，即使將來獲發日本護照，也不會再踏足中國這片土地。“我們不敢回去，不想像Mihriay Erkin這樣被關了。”
Mihriay Erkin
Mihriay Erkin是曾與Sawut一起在當地餐館打工的族人，2019年，當時29歲的Mihriay Erkin因為擔憂在新疆父母的安全，辭去了她在日本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的工作，回到了中國，其後便音訊杳然。海外傳媒努力核實她的情況，並在2020年證實其死亡，外界將她的死歸咎於新疆當局，中國官方則對此予以否認。
Mihriay Erkin臨行前曾經發出短信表示，她自幼就被教導孩子應當在父母身邊盡孝。請放心，倘若她死了，倘若還有墳墓，請為她在墓前擺放一束紅牡丹。
朋友Mihriay不幸離世的消息，讓Sawut感到十分難過，這亦團結了在海外的維吾爾人。
與家人失聯四年，Sawut在2021年大學畢業之後，便加入日本維吾爾協會，希望能代表同族人發聲。他坦言，之前內心充滿恐懼，但自從身邊的族人陸續與家人失聯、朋友Mihriay回國後不幸離世，目前已感到 “再沒有必要害怕了。怕也會抓你，你不怕，也會抓你的”，Sawut說，那倒不如在海外發聲，為維吾爾人出一分力。
母親與Sawut 道別時，送了他一塊狼碧石，是狼腳的小骨頭所製造，以保佑愛兒一路順風。 “當時我沒有想過回去，但還是騙母親：‘兩年之後會回來的’，沒想到已不能回去了。”跟親人失聯之後，Sawut更想念親人，有時他會摸一摸狼碧石，回想母親的話；有時則與維吾爾人一起唱歌，以排解思念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