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敬稱為“法官爺爺”的卡普裏奧,因病去世。官媒自媒都在發文。
不過遺憾的是,各家隻把目光聚焦在卡普裏奧的“人性光輝”,卻忘了思考一下——是什麽原因讓我們看到了卡普裏奧的“人性光輝”?
卡普裏奧於1936年出生在意大利移民家庭,父親是雜工(有媒體說其父是送奶工,其實他爸爸什麽都幹,送奶送報賣水果,有工作機會就做),母親無業。據說,卡普裏奧10歲左右就給其父打下手,期間時常受到幫派分子或腐敗警察的刁難。卡普裏奧經常被父親提醒:“如果你不想重複這樣的生活,不想被人欺負,就要考上大學。”
一些官媒或自媒,不約而同地寫道,是幼年的經曆,令卡普裏奧學會了對他人的共情。
這個說法,有道理,但也隻能說僅僅是一種可能性。少時貧寒,墮入幫派的人,大有人在。出身寒門,實現階層躍升之後便全力切割過往的人,同樣大有人在。
所以,在我看來,家庭並不是唯一的“人性”之源。
在父親的鼓勵之下,卡普裏奧考上了大學,半工半讀地完成了學業(期間還曾入伍服役),畢業後做了幾年律師。
卡普裏奧在律師執業期間,即積極參與當地的參政活動,曾擔任羅德島州議會議員,後被任命為普羅維登斯市政法院法官,直至2023年退休。
單純看卡普裏奧的業務履曆,在他數十年的法官生涯中,幾乎未處理過重大刑事、民商案件。即便他升任首席法官,日常處理的依然是交通違章、輕微違法。打一個不準確的類比,他的工作,有點像公安機關的“法製”。
可就是如此瑣屑的工作,卡普裏奧卻能夠讓全世界看到真正的”法治精神“。
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重點——看得見的司法過程。它包含兩個內容:“司法化”和“看得見”。
歐美國家,搜查司法化,當事人和律師可以向法官提出異議。而我們呢?局長蓋個章就ok了。
逮捕司法化。當事人和律師也可以向法官提出異議。而我們呢?多數情況下,隻收書麵材料,也隻回複書麵材料。全程見不到人。
羈押司法化。是關著還是取保(歐美叫保釋),當事人和律師同樣可以向法官提出異議。我們這邊,同樣是交幾張紙,見不到人。
以前寫公號,也提到過我違停的事情。二環堵得一動不動,好不容易找機會下了輔路,我說從平安大街繞一下。因為堵的時間太久,實在憋不住,看到路邊有個公廁,我就去小便了一下,前後三兩分鍾時間,出來就是一個違停。
還有一次,不知道什麽原因,發動機警示燈閃爍。為了避免主路突然趴窩,我把車開到路邊,熄火,重啟,發動機警示燈不閃了。為了確認車輛安全,我再次熄火,空擋踩了兩腳油,發動機警示燈依然不閃。於是,我開車走人。整個過程也就三兩分鍾。又是個違停。
當然,說我違停,我認。確實停了。
但能不能給我一個解釋的機會?
提複議?我是律師,我很清楚這個流程。等啊等,然後就給你書麵駁了。壓根見不到人。
再行政訴訟?一排又是還幾個月。
你會發現,我們這邊,想見個人,當麵說說自己的理由。
好難啊。
都說“天理、國法、人情”,可連麵都見不上,何談“人情”?
為什麽卡普裏奧一聽異議者急著給孩子送藥,就免了處罰?因為麵對麵更有利於準確判斷,形成心證。
中國訴訟文化中也有“五聽”——言語(辭)、表情(色)、呼吸(氣)、聽力(耳)、視覺(目)。一個人說話的表情、語氣、用詞,能夠直接影響裁判者的判斷。而我們這邊的很多事情,都是行政化、職權化的,很難有麵對麵的機會。
靠著幾張紙,就認定了異議人到底是真的具備正當事由,或是巧言令色。
如夢如幻啊。
而相比於“司法化”,更重要的是“看得見”。
卡普裏奧之所以能夠被世人所知,源於他常年庭審直播。
當地電視台有一檔節目,叫《人民法庭》,自2000年開始即持續直播卡普裏奧的庭審實況。社交媒體興起之後,在電視台的基礎之上,《人民法庭》又開通了網絡賬號,播放卡普裏奧的庭審。2018年,《人民法庭》節目進入全國聯播,連續三年(2021-2023)獲得日間艾美獎提名。
沒有庭審直播,外界是不可能知道卡普裏奧的,更不可能感受到卡普裏奧的“人性光輝”。
也許,沒有庭審直播,卡普裏奧依然是一個好法官,但他所能感動,一定隻限於法庭上的親曆者。而有了庭審直播,“人性的光輝”就照耀了全世界。
卡普裏奧不是法學家,手中沒有最高法院的權柄,更沒有處理過辛普森案式的重大案件。
以我們的世俗標準,卡普裏奧的工作好low ,職業生涯簡直就是loser.
卡普裏奧之所以能夠成為令人尊重的“法官爺爺”,除了其自身的“人性”,更重要的,是司法化和鏡頭。
“司法化”,讓公眾與辦案機關有一個相對對等的辯論機會。
“看得見”,如同抬頭三尺有神明,自然就形成一種監督和促進,讓鏡頭前的人,更多地表現出好的一麵。
我們總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卡普裏奧就是最好的案例。
然而,我們的庭審直播,反而越來越少了。
追念卡普裏奧的時候,不要進入個人感動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