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肉鬆
編輯|荊欣雨
出品|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自由選擇的權利
經常乘坐國內航班出差的夏潔曾對空乘有一個觀察：候機時，化了妝的空姐踩著高跟鞋行色匆匆，上了飛機又穿著裙子和絲襪忙前忙後。相比之下，始終身著褲裝的空少們要顯得更從容。
最初，她沒細想這件事，直到後來頻繁地飛國外，在國際航班上見到了很多並不算年輕、妝容也沒那麽精致的女乘務員。有一次，她在美聯航上來月經，給她送衛生巾和止痛藥的女乘務員已經頭發花白。這讓她想到，在服務乘客或處理其他工作時，化妝、裙子和高跟鞋起不到任何實際作用。
後來再坐國內航班時，她嚐試詢問空姐穿著製服的體驗，可能是因為身處工作場合，對方嘴上沒有多說什麽，但給了她一個“你懂的的眼神。夏潔想替她們發聲，卻發現在社交媒體上，一些有相同想法的姐妹已經行動起來了：她們會在飛機上要意見卡，寫下“取消高跟鞋、給空姐提供褲裝、不再強製化妝”等建議，請空乘遞交航司。
夏潔決定效仿，又一次坐飛機時，她問空姐有沒有意見卡，對方的第一反應是慌張，她趕忙說不是投訴。拿到卡後，她憑著自己的感受寫道，“……女乘務員應有選擇穿褲裝和不化妝的權利，當然，更不用穿高跟鞋。在工作崗位上，專業性是高於美觀性的……如果要求女乘務員著裙裝、化妝、穿高跟鞋，那就同樣要求男乘務員……”
發聲者寫的意見卡
空姐取回意見卡時，問夏潔“可以看嗎”，得到肯定的回答後，空姐一邊看，一邊走回其他空姐身邊，遞給她們傳閱。夏潔瞄到，大家看起來都有些興奮，還有人把那張卡拿在手裏一個勁地晃。過了一會兒，乘務長走過來告訴夏潔，雖然未必有用，但自己一定會把意見卡交給領導。
王佳回想起自己坐的航班，空姐的製服是旗袍風格的連衣裙，不僅短，裙擺側麵還開了叉。她看到她們幫乘客往行李架上放行李時，一抬手，裙子變得更短了，放完之後總要拿手往下拽。看了那些帖子後，王佳再坐飛機時都會問空乘要意見卡。
有很多個“夏潔”和“王佳”在做同樣的事，她們寫意見卡，然後發帖分享經驗，形成一股風潮。她們都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動筆的人。當帖子越來越多，發聲者們會互相啟發，下了飛機的空姐們也開始在評論區裏講述自己的感受，意見卡的寫法和內容也在不斷迭代。
一開始，意見卡的關注點集中在高跟鞋、絲襪、裙子和化妝上，建議將不適用於空少的要求直接取消。但部分空姐在留言中表示，自己所在航司會配褲裝，隻是布料沒彈性，也不透氣，還要求熨燙出褲線，反而沒有裙子幹活方便且需要花更多時間準備。於是，發聲者們調整了話術，將這一項改為“裙裝/褲裝自主選擇權”。大家也都認同，更重要的是“給空姐自由選擇的權利”。作為外行，很多人此前沒有關注到發型——長時間盤著發包靠在椅背上會造成頸椎不適。在空姐的提示下，“將盤發修改為低馬尾”也被寫進了意見卡。
還有人提到視角問題，寫意見卡要從航司利益出發，這樣才更容易引起重視。比如，取消絲襪是因為材質易燃，不利於保障乘客安全；對於改善著裝與發型，是為了“減少服裝損耗成本”和“減少員工健康賠償支出”；如果能率先改變，航司會成為國內的行業引領者。為了避免給空姐帶來麻煩，大家會在意見卡開頭先寫一段表揚，表示當天的空乘為自己提供了熱情周到的服務。
社交平台上分享的意見卡模版
經曆了一次次修改的內容被發聲者整理成模版，便於其他想發聲的女性收藏備用。高三畢業生小昕趁著暑期旅行，按照模版給兩家航司寫過意見卡。她6歲時第一次跟著家人一起坐飛機，被空姐光鮮亮麗的外表所吸引，從此夢想成為一名空姐，前不久還在誌願中填報了空乘專業。長大後，她逐漸意識到，自己最初的憧憬是對這份職業的認知存在刻板印象。
她想，如果能從現在開始推動改變，等到未來真的有機會從業，或許一切都不一樣了。第二次寫意見卡時，一位空姐主動加了她的微信。對方坦言，前段時間有點厭飛，因為意見卡緩解了很多，覺得“總有一天好日子會來的”。
他們隻是拿起發蠟抓一抓頭發
在國內各航司的乘務員招聘啟事中，關於外貌的那條通常寫著“五官端正，形象氣質佳”。對空姐來說，這句話會被細化成諸多要求和規定。
於露露長了一張方圓臉，經常被誇氣質好，163cm的身高剛好卡在航司要求的底線上。2023年，由於求職不順，她在大學畢業後報名過一家空乘培訓機構。機構老師是來自各航司的資深空乘以及乘務長，會以航司標準進行教學，核心目的在於幫學員通過麵試。除了航空理論知識、實操訓練和英語，培訓重點還包括形象塑造和服務技巧方麵的內容，比如化妝、盤發、禮儀等。
老師告訴她們，各航司的妝容規範不同，但不論哪種，都要用三種顏色的眼影進行暈染。同時，口紅、腮紅要和眼妝色係相匹配。比如，淡粉色眼影配珊瑚色口紅，大地色眼影配紅棕色口紅。另一個重點是睫毛，為了保持長時間卷翹，要把睫毛夾反著夾，數到20秒再鬆開，然後立刻塗睫毛膏，同樣步驟反複三次才能達到理想效果。
提起當時的培訓，於露露覺得最痛苦的是學習盤發。航司對頭發的基本要求是不能有碎發，在此基礎上，有些航司會追求高顱頂、發包圓潤的效果。盤發時，每步都有小技巧，比如，邊梳頭發邊噴發膠，紮緊馬尾後，再少量多次地推高後腦勺的頭發……全程要用到多種工具：尖頭梳、皮筋、發網、U形夾、一字夾。
剛開始，她每次盤發都要折騰半小時，慢慢能控製在10-15分鍾。課後，老師還給她們布置過一個作業：回去盤10遍頭發並拍視頻記錄下來。
培訓期間，每個人可以按照目標航司的要求，有針對性地進行練習。於露露和同學們每天6點起床，護膚、化妝、盤發，換好衣服——為了最大限度接近空姐的狀態被要求穿裙子、絲襪和高跟鞋，再帶著化妝包去上課，以便隨時整改。到了教室，第一件事就是接受儀容儀表的檢查，“看妝化得對不對、鞋子擦沒擦幹淨、脖子後麵的衣領上有沒有粉底等。”
很難想象還有哪份隨時會有危險的職業需要花這麽多時間在外表上。薑曉蘭是一位從業19年的離職空姐，在她的印象中，航司對空姐的形象管理越來越嚴格和細致。有前同事告訴她，在如今的化妝課上，新人空姐被要求每人擁有“化妝刷五把、不同色號的口紅三支等，加在一起得有二十幾樣”。有些新人可能會買平替，但用起來效果不行，如果買的對，“一套下來得兩千多”。
正式工作後，空姐要在上班前預留足夠的時間做妝發，每個人手速不同，快則20分鍾，慢則1小時。空姐賀梅告訴我，登機前，空乘要簽到、開航前會，再算上通勤，以7點的航班為例，她3點50就要起床，會在前一晚9點左右躺下醞釀睡意，有時能醞釀到12點。困意之下，時間尤其珍貴，如果不做妝發，她起碼能多睡40分鍾，也因此總是羨慕空少，“要是頭發夠短，都不需要用發膠抓，直接刷刷牙、洗洗臉就可以出門上班了。”
起飛前，空乘要接受儀容儀表的檢查。賀梅所在公司由乘務長負責，她每次最擔心的就是頭發。要是當天的乘務長比較嚴格，發膠就得“往死裏噴”，“盡量一根毛都不讓它掉下來”。否則就要麵對乘務長的責問：“你這個職業形象怎麽回事？趕緊用發膠補一下”，大部分情況下，乘務長會給她們一兩次整改的機會同時強調，“如果再看到你頭發掉下來，就扣分。”扣分意味著扣錢，各航司的標準不同，賀梅所在公司的形象問題對應10到15分，1分20元。除此之外，有些航司還會把空姐叫去辦公室和經理談話，“這樣一來就不僅是錢的問題，下班時間也要推遲。”
因為頻繁使用發膠，她和很多同事都開始掉發和脫發，早早用上了生發產品，也有人在考慮去植發。
妝容方麵，既要達到標準，也要注意在飛行過程中及時補妝，不然等在前方的同樣是扣分扣錢。業務還不那麽熟練時，賀梅一忙起來，吃飯隻剩下5-10分鍾，隻來得及補個口紅，後來熟練了，還能花30秒用粉撲迅速按兩下。空姐每次上班的帶妝時長都在十幾個小時，有些幹性皮膚的空姐會帶一瓶噴霧，能及時補水。
為了減輕行李負擔，賀梅剛開始隻帶口紅和粉餅上班，但後來吃到了教訓。有一次，受天氣影響，她的航班無法按原計劃當天返回，需要在目的地過夜，那天隻有一個空姐帶著整套化妝品，是賀梅不太熟悉的前輩。她想著其他人應該都去借過了，不好意思再去打擾，幹脆沒卸妝直接睡覺，第二天帶著前一天的妝又飛回去。
當然，以上這些煩惱——按照規定化妝、盤發，買大量化妝品，為了妝發提前起床……這些都是空少無需承受，也無從體會的。賀梅記得，培訓時，他們也要一起上化妝課，但大部分時間隻是坐著看。直到最後展示環節，老師檢查空姐盤發和妝容的學習成果時，他們會拿起發蠟抓一抓頭發。
一趟飛行消耗3雙絲襪
如果說妝容對身體的傷害沒有那麽大，那麽高跟鞋則是真正可能產生危險的著裝要求。
航司通常會發高跟鞋和平底鞋兩種鞋，大部分公司規定，空姐隻需在進退場時穿高跟鞋，前後加起來在1小時左右，隻占整體工作時長的極少部分，但這也意味著，她們要在上班時穿一雙鞋，帶一雙鞋，還會麵臨一個安全隱患。幾位空姐都向我提到，穿著高跟鞋上下機組車和飛機時很容易摔跤，部分舷梯和廊橋走起來並不穩，地麵布滿了一格格的網眼，大小足夠鞋跟卡進去，拎著箱子、背著包的她們，必須走得非常小心。
從業7年的空姐孟莉卡過一次，摔了一跤，事後她在公司係統裏提過建議，但沒有收到明確反饋。薑曉蘭的同事曾因此摔到骨折，被公司當成小概率事件。
登機後，空姐還在換鞋，空少已經開始檢查設備了，遇到時間比較緊張的情況，比如上一趟航班延誤，乘務長擔心完不成工作，會讓空姐先穿著高跟鞋幹活。
而很多航司所謂的平底鞋其實是低跟鞋，也有兩三厘米的跟高，透氣度和舒適度也有限，長期在工作中穿著後，腳底會磨出厚厚的繭。空乘每年都有一定的積分額度，可以用來兌換製服、鞋子等衣物。空姐馬妍和我分享，兌換新鞋時，有經驗的空姐都會選大一碼的，“走路的時候往後撐一點，也不會掉，要麽加個鞋墊，因為工作到後半程，腳會很脹，在鞋裏擠得難受。”平時隻要有機會坐下，她就忍不住把腳後跟從鞋子裏退出來。
結束飛行回到家，為了緩解腳趾疼痛，賀梅常用加了冰塊的冷水泡腳，等到沒那麽疼了再換熱水。冬天也一樣，否則第二天會覺得走路都吃力。即便如此，她的幾個腳趾表麵還是長了厚繭，她覺得自己的腳“已經有點看不了了”。
賀梅認為這種疼痛和絲襪的長時間束縛有關，但絲襪帶來的苦惱遠不止於此。公司發的絲襪質量參差不齊，有些能扒得牢，有些經常掉襠，如果是後者，每隔半小時到一小時就要去廁所提一次，忙到來不及去，就隻能任由它那麽掉著，時間一長，絲襪會把大腿根內側磨得生疼。
由於材質脆弱輕薄，絲襪消耗得極快，一不小心就會被刮破、抽絲，座椅上的魔術貼、手上的倒刺，都刮破過賀梅的絲襪。比較嚴格的乘務長看見會扣分，所以要及時去廁所換新絲襪。
截至目前，她的個人紀錄是，一趟飛行消耗了三雙絲襪。每次上班，她都會在行李箱裏多放兩雙備著。而每年用積分可兌換的絲襪數量是七十雙左右，遠不夠穿一次扔一次。
到了冬天，仍要求空姐穿裙子的航司，會把絲襪換成黑色連褲襪，但褲襪的厚度遠不足以禦寒。如何形容那種厚度？幾位空姐都給出了同一個答案：如果是腿上肉多一點的女生，褲襪會隱隱透出肉色。再加上平底鞋是單鞋，同樣不禦寒。
馬妍是90年的，年輕時能扛一扛，最近幾年變得非常怕冷，每到冬天，她會偷偷在航司發的連褲襪裏麵多穿一層，為此，她買過不同種類的褲襪回來試——比如腳部薄、腳踝以上厚的，或是像秋褲一樣隻到腳踝的。
最終，她找到一種長長的襪套，從腳踝覆蓋到大腿根部。唯一缺點是外麵套上公司發的連褲襪後，襪套會在腳踝處透出一道印子，仔細看還是能看出來。除了多穿一層襪套，她還會使用熱水袋。作為乘務長，她的座位靠近登機口，飛到溫度很低的地方時，“雖然不可能漏風，但感覺就像是漏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大家寫的意見卡，她想，要是像空少一樣冬天能穿褲子“那簡直太美了”，“要在裏麵穿毛褲。”
相比高跟鞋、絲襪，裙褲裝的選擇在空姐群體中存在分歧。各航司的製服樣式不同，有連衣裙和半裙之分，寬鬆度和長度也有區別。從幾位空姐的講述來看，判斷裙子是否舒適和方便的一項重要標準，是蹲下時的狀態，比如用不用擔心走光。
賀梅近期飛過的一次航班遇到了比較嚴重的顛簸，當時她正在給乘客發餐，隻能在狹長的過道中間蹲下，要同時兼顧好幾件事：蹲下後裙子會往上縮，她得夾緊雙腿側著身；為了不讓餐車撞到過道兩側的乘客，她還要抓住餐車；而相比真正的平底鞋，低跟鞋在顛簸中很難保持平衡。在這個過程中，她也不敢做出太誇張的麵部表情，怕乘客感到不安。
既然遇到危險時要脫掉，為什麽一開始要穿？
結業後，於露露拿到了一張高級禮儀培訓師資格證，但放棄了做空姐的念頭，因為“太折磨人了。”也有老師在課上建議英語好的同學嚐試去外航，“有的公司甚至能穿運動服。”
在國外航司，這也是革新的結果。20世紀20年代，飛機用於客運早期，很多人對其安全性不放心，敢於選擇飛機的少數乘客也經常因顛簸而暈機、恐慌……為了讓他們了解保障安全的方法、保持情緒穩定，航司設置了乘務員的崗位，考慮到其繁重和危險，最初隻招募男性。
1930年，一位名叫艾倫·丘奇的護士改變了這一切。她從小被飛行吸引，利用業餘時間考取了駕駛證，卻在應聘波音公司飛行員時遭到了拒絕，但她沒有直接放棄，而是建議航司雇傭護士作為乘務員，她認為前者照顧病人的經驗可以用在乘客身上。波音公司給了她三個月試用期，又由她招聘了另外7名護士組成首批空姐。考慮到飛機載重和結構，這些空姐被要求體重低於52千克、身高不超過163cm。而在實際工作中，除了服務乘客，她們也會幫乘客放置行李、為飛機加油、協助駕駛員將飛機停入飛機庫等，其製服樣式參考了軍裝和護士服。
這次嚐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其他航司紛紛效仿。而著重強調空姐外貌，甚至為其貼上“性感花瓶”的標簽，是在二戰後的60年代。當時，為了吸引主流乘客——男性商務人士，航司利用空姐形象進行營銷，讓她們穿上了高跟鞋、迷你裙和熱褲。70年代中後期，廉價航司進入市場，機票價格下降讓飛機成為更常見的出行選擇，女性乘客、家庭乘客的比例隨之上升。與此同時，此前飽受性感營銷之苦，甚至動輒遭遇性騷擾的空姐也發出了反對聲，加之女性主義的浪潮，製服逐漸回歸過去所強調的優雅與莊重。而當下，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優雅與莊重也是不必要的。
過去幾年，英國、日本、韓國、冰島等國家的部分航司嚐試將空乘製服“去性別化”。其中，比較標誌性的是烏克蘭航空公司於2021年為空姐設計的新製服，襯衫、鉛筆裙、高跟鞋分別被T恤、褲子和運動鞋取代，發型改為麻花辮。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其市場部主管在采訪中表示，“盡管空姐形象被高度浪漫化，但她們的工作對體能要求很高。”去年，為了打造“現代、包容和友好的工作環境”，北歐航空允許員工在工作時露出紋身並穿著運動鞋。
烏克蘭航空公司SkyUpAirlines空乘製服
但國內航司的腳步還未跟上，在機構培訓時，老師反複對於露露和她的同學們強調，空乘是形象崗位。這會直接體現在麵試中，於露露後來得知，為了提高通過率，有些機構的學員還會花錢請跟妝，“就是化妝師，從北京飛到上海陪她們去麵試，有點像結婚。”
其他幾位空姐在談及麵試的話題時，都提到了一個詞：眼緣。孟莉記得，自己初試時是五六個人一組，被要求排著隊在麵試的房間裏走一圈，對著考官們微笑一下，甚至不用開口說話。入行十四年，馬妍先後在三家航空公司任職，也作為乘務長參與過招聘。她總結道，“拋開一些走關係的特殊情況，主要就是選漂亮的。”
行業內流傳著一套各家航空公司的偏好總結，有的喜歡端莊大氣的方圓臉，有的喜歡甜美精致的瓜子臉，有的則在長相基礎上更青睞個子高的麵試者。社交平台上，部分帖子直接用好嫁風、成熟風、賢妻良母型、精致ins風對此進行分類。幾乎沒有帖子針對空少的形象羅列出條條框框，馬妍和賀梅思考後給出的答案分別是“帥就行”、“看起來正直一點，大大方方的”。
入職培訓時，賀梅先上的是安全課，學習防衝擊的姿勢時，老師讓空乘把兩腳張開站立，這樣才能在飛機上保持平衡。到了服務課，換了一個老師，直接在教學時說道，“收起安全課的那一套，把腿都並起來。”這讓賀梅忍不住想問，“該聽誰的呢？”
培訓結束時，會進行一次情景演練式的考核。比如，空乘們正在發餐、發水，行李架突然著火，幾個乘務員分工配合處理，最後由機長下令緊急撤離。其中，撤離的最後一步是摘除身上的尖銳物品、脫掉絲襪和高跟鞋。但在考核時，空乘都穿著連體的作訓服，在最後一步中隻是一邊假裝做動作，一邊在口頭表示，把動作念出來。作訓服也讓賀梅意識到，航司並非不知道怎樣的著裝是安全的。
她記得有人問過老師，“既然撤離要脫掉，何必要穿絲襪和高跟鞋？”得到的回答是，乘客們花錢坐飛機，不僅選擇了一種交通方式，也是選擇了更好的服務，好吃的飛機餐、舒適的座椅和賞心悅目的空姐，都是他們應得的。
當“賞心悅目成為一種需求”，什麽樣的空姐是好空姐？在馬妍眼中，是每一次工作都能投入熱情，具有共情和積極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要有服務精神，懂得察言觀色。參考所在公司，賀梅認為關鍵在於“聽話”，“不要有太多自主意識，讓幹啥幹啥，還有就是能和團隊打好配合”。
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被忽略了。或許，在那些性命攸關的關鍵時刻，能夠讓空姐發揮作用的遠不是美好形象和服務意識，而是如何運用專業能力沉著冷靜地應對。去年12月，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機墜毀，造成38名乘客和機組人員死亡，29人生還。後來，阿塞拜疆外交部在X上發布了一段視頻，乘務長霍庫馬·阿利耶娃在事發時一直讓大家係好安全帶，並反複強調，“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有幸存者表示，空乘發出的清晰指令極大地緩解了他們的壓力。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是45歲的空姐鄧月薇向地麵控製中心撥通緊急電話，在一片恐慌中，她用完整而冷靜的表述匯報了劫機情況。
除了空姐，“賞心悅目”同樣束縛著很多其他崗位上的女性。在為空姐寫意見卡的帖子下，能看到高鐵乘務員、機場地勤、景區講解員的“求助聲”，一位講解員提到，景區要求女性員工每天化妝，夏天在室外邊走邊講，常常因為流汗太多導致妝花掉，還要被領導批評。
蘇昂曾是機場貴賓廳的一名外包服務員，她告訴我，服務員和保潔也會被要求化妝，不是擦個隔離、塗個口紅就夠了，要畫“符合一定標準”的全妝，“太濃或太淡都不行”。每次上崗開會，班組人員到齊後第一件事，就是檢查儀容儀表，“女生查妝容，男生查衣服袖口髒不髒，有沒有染頭發。”服務員的班次分為白班和夜班，夜班從晚上七點半到早上九點半，同樣要化妝。蘇昂的同事大多是從技校來實習的在校生，年紀輕輕，臉上少有瑕疵，但她發現，上了一段時間班後，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出現了皮膚問題，有人過敏，有人長痤瘡，也包括她自己。在機場工作了近一年後，蘇昂選擇離職，而如今回憶起來，她仍想不通，出於衛生原因，服務員工作時需要戴口罩，“塗口紅的意義是什麽呢？”
每次飛完航班到家，都要大哭一場
寫意見卡為空姐發聲的乘客們得到的也不全是支持，與我對話的幾位發聲者都收到過大量反對的留言和私信，甚至是人身攻擊。
王佳發現，持反對意見最多的是男性，主要觀點集中在：見不得空姐比自己漂亮、無人在意經濟艙乘客的想法、自我感動……後來，她在朋友提醒下刪掉了一些負麵評論，“防止算法把帖子推給更多類似的人，也怕其他想寫意見卡的姐妹看到後受到打擊。”
相比於這些，她們更沒預料到的是，部分反對聲是來自空姐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裙子更好看，孟莉是其中之一。她所在公司冬天可以穿褲子，每到開始穿褲裝時，她會對同事們抱怨，她也不認為化妝是負擔，她喜歡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上班，去麵對每趟航班上的陌生乘客。
今年，她收到過意見卡，當時天氣還沒轉暖，空姐都穿著褲子，一個女生發現這點後問她要了一張卡片，寫下了表揚，“她表揚公司給空姐配了褲裝，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覺得這樣很好。”孟莉非常熱情地感謝了她，但她心裏的第一反應是“你寫這個幹嘛？我交給公司，也沒人會給我加分。”拿回去後，她給同事們看了一眼，大家都沒什麽反應，那張意見卡被丟掉了。
這正是很多人擔心的事，意見卡會被遞交嗎？由於各航司製度不同，麵對這個問題，空姐給出的答案並不一致：有人覺得收到了就該交，也有人不想為此跑一趟並耽誤下班。
後者反映出一種空姐中很常見的心態： 沒有意義。馬妍沒有收到過意見卡，看著越來越多人參與發聲，她心裏感動，覺得空姐群體被關注了，但又對改變不抱希望，“就算把卡交上去，也沒什麽意義，規則的製定者又不是意見的受益者。”很多規則雖然痛苦，但用馬妍的話來說，“都可以克服”。更重要的是，意見卡所反饋的形象問題，並不是很多空姐心裏最亟需解決的。還有一些更深層次的職業困境，是她們更希望被看見的。
嘻哈在脫口秀中為空姐發聲
如果讓馬妍寫意見卡，她最想反映的是“縮短執勤期時間”。目前，空乘單次執勤期不得超過14小時（即從簽到至簽出的工作時長），如果航班上的執勤人數增加一人，則延長至16小時。民航局規定，每上4天班，空乘必須休息48小時，航司排班時，總是按照這個底線卡得嚴絲合縫，這導致空乘隻能休息不到48小時——為航班做準備以及通勤會占用休息時間，有時候還會被安排去其他城市起飛，去程又占用了更多的休息時間。
航班時間不固定導致作息不規律。空姐普遍害怕上早班，如果被排到，睡覺前會反複檢查有沒有定鬧鈴，睡下了也總是驚醒， “睡了和沒睡一樣”。做空姐後，賀梅已經不敢看以鬧鍾響作為開頭的vlog了，點開就會應激。
幾個月前的一次大規模會議上，賀梅所在航司的高層提到民航和高鐵的行業競爭時說，“現在高鐵的便捷對民航業打擊很大，差異化的重點就在於服務，要讓乘客覺得自己的飛機票錢花得值。”她坐在下麵聽著，心想，“乘客還希望座椅之間的距離更大、餐食更好吃呢，但這得花很大一筆錢才能實現，讓空乘嘴更甜一點，打扮得更漂亮一點，卻無需他們付出任何成本。”
除了競爭壓力，疫情的影響也未散去。財報顯示，2024年，盡管已大幅減虧，三大航司南航、國航、東航的虧損分別為16.96億元、2.73億元、42.26億元。為此，降本增效成為常態。
一位資深機長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提到，航司成本主要來自人員、燃油和飛機，不少航司都不再返聘退休員工、減少新招飛數量——這本質上是為了解決行業內普遍存在的學員積壓問題，一些航司的處理方案包括：直接撕毀協議、延緩新員工上崗時間、將公費學員改為自費……
節流策略總是直接作用在一線工作人員身上。一個簡單的例子是，以前的製服和鞋子是每年定量發，現在則用積分兌換。此外，航班開始減員減配，一位空姐告訴我，這意味著原本5個人的工作隻安排4個人做，提供給乘客的餐食、用具也減少了20%。其工作場景常常是這樣的：不同的人同時向她索要不同的東西，這個座位要耳機，那個座位要毛毯，減配後，乘客的需求並不都能得到滿足，隻能靠一張嘴不停地向乘客解釋致歉。
在這個過程中，除了體力勞動，空乘要付出的情感勞動也在增加。但為了不被投訴，不能把情緒壓力流露出來。因為乘客評價也在空姐績效考核中，“好評不見得會怎樣，但凡有個低分，領導就開始不停的找你，讓你回憶這個航班做了什麽讓乘客不滿的事情。”孟莉說道。
有時候壓力也來自不被尊重的感受，這是賀梅現階段的苦惱之一。在最忙的上客期，機艙裏人頭攢動，難免互相踩腳。賀梅經常被踩，很多次，她看到乘客回頭時臉上的表情原本是有歉意的，一句“對不起”就在嘴邊，發現自己踩的是空乘，突然就閉嘴了，她隻能給出習慣性的微笑和道歉。
盡管是一份高壓工作，但空乘並非外界想象中的高薪。孟莉生活在浙江，經常被乘客問“是不是年薪80萬”，實際情況是，入職之初，月薪七千多（含過夜費等全部收入），在她成為兩艙乘務員後漲至一萬出頭。薑曉蘭於2004年入職航空公司，剛轉正時月薪五六千，兩年後漲到一萬左右。曾有前輩告訴她，空乘的工資十年不漲，此時回過頭來看，她感歎道，“豈止十年，是二十年沒漲。”
空乘的工資由基本工資、飛行小時費、過夜費和各類補貼構成，各航司的情況不同，但起步階段大約在幾千元，有資格飛國際航班，能拿到更高的過夜費後，工資會相應上升。此外，晉升也會帶來漲薪。一般來說，從普通乘務員、兩艙乘務員、乘務長、到主任乘務長，空乘需要逐級考核，但晉升節奏不固定。馬妍表示，關鍵在於公司每年引進的飛機規模，“如果公司沒有需求，積壓的人比較多，節奏需要放緩，考核難度也會增加。”
當下就處於供大於求的階段，據民航局統計，2016-2018年，民航全行業運輸飛機期末在冊架數從2950架增至3639架，每年增長超300架，但2019年之後，增幅明顯放緩，截至2024年底，在冊架數4394架，每年增長不足200架。
空乘法定退休年齡是50歲，但由於長期工作在高壓下、職業發展受限，很多人堅持不到退休。對於比較資深的空姐來說，在入行前後，可能還經曆過從抱有幻想到濾鏡被打碎的轉變，但如今有了網絡討論，年輕一代的空姐更早了解到真相，職業理想幾乎是一種空談。於露露問過很多同學，“你們為什麽想做空姐”，得出了一個結論，“那是大家以當時的能力，能做到的最好的崗位。”她記得一個很漂亮的女同學，曾考慮過去橫店當群演，但混出頭很難，如果先去學表演，又要投入很多錢。
從去年開始，每次出了航班到家以及飛下一個航班前，賀梅都會大哭一場，有時候也放聲尖叫，幾分鍾後恢複平靜，才感覺明天又能接著上班了。像這樣承受著心理壓力的空乘並不少，她們會在社交平台上發布關於“厭飛”的帖子。賀梅告訴我，培訓中也上過兩節心理課，老師會給他們做心理建設、傳授一些緩解壓力的方法。事實上，工作後有問題也可以向航司求助，但極少有人這麽做，大家的擔心是一致的，“壓力大到需要求助，公司會覺得你不適合工作，讓你停飛。”
最近，她頻繁刷到乘客寫意見卡的帖子，覺得渺茫的希望也是希望。然而，發聲並非毫無意義。今年7月，山東航空推出了新製服，並宣布空姐可以自選褲裝和裙裝，用平底鞋代替高跟鞋；春秋航空發布通知，空姐可以在執勤期全程穿平底鞋。在此之前，湖南航空於去年取消了高跟鞋執勤的政策，吉祥航空允許空姐在高跟鞋和平底鞋中自由選擇。
在發聲者們看來，改變是一步一步實現的，就像她們都在對話中提到的另外一件事：今年，一些女性在社交平台公開發聲，為保潔阿姨爭取休息間。這次，夏潔很清楚，自己是為了什麽而發聲。透過空姐的處境，她能看到部分職業女性的集體困境：相比專業能力，總在外形上被提出過多要求，或者說，常常被“以貌取人”。王佳有過類似經曆，她在化工行業的某家企業做高管，但由於身為女性且長相顯年輕，經常在工作場合被輕視。前段時間，她和男同事出差，合作方的領導見到他們，寒暄時提出晚上一起吃飯，但他在對話中直接略過她，直到她被介紹是亞太層級高管，那位領導才立刻過來和她握了握手。
夏潔告訴我，她以後還是會發聲，不僅為空姐，就算力量單薄，也會嚐試改變那些隻適用於女性的不合理規則。她說，自己其實不喜歡開車，但總聽到有人說女司機不行，就有一種責任感，“我必須要把車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