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初，長沙一家公司的出納李珊，再次向老板提起社保的事情。在她實習時，老板曾承諾“等拿到畢業證就轉正，轉正後就可以買社保”，但如今，她轉正已經過了快一年，社保始終沒有著落。
在辦公室的短暫對話中，老板告訴她，如果交社保，她每月3300元的工資要扣接近500元，公司還要額外承擔1000多元的成本，問她能不能接受。李珊回答可以。然而幾天後，當她找公司會計再次核實時，對方卻告訴他，老板還是不願意交社保。
對李珊來說，社保意味著一種保障，她告訴鹽財經，“生病了醫保能報銷，老了有養老金，還有失業金”，雖然她也不確定以後會怎樣，但有社保會更安心。可對於隻有二十幾名員工的小公司而言，社保又是一筆額外的長期支出。
李珊找老板反複溝通，卻遲遲無法落實，最終公司以漲薪200元代替社保告一段落。
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規定，明確針對用人單位規避社保繳納、勞動者主動放棄社保等問題，無論雙方協商還是勞動者單方承諾，任何“不繳社保”的約定都是無效的。勞動者有權據此解除勞動合同，要求公司支付經濟補償。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新聞發布會
簡單來說，像李珊公司那樣的任何用人企業，想逃避“繳社保”的責任，將不被允許，甚至可能被追責、罰款。
這項將於9月1日施行的司法解釋，讓“社保”這個常被忽略的用工環節，再次成為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繞不開的話題，但現實遠比想象的更加複雜。
01
年輕人的第一份工作，沒有社保
李珊今年22歲，去年1月進入公司實習，簽了試用期合同，每月工資1500元。麵試時，老板承諾轉正後繳納社保。
半年後轉正那天，李珊的工資漲了1000元。但企業再沒提過社保一事，連勞動合同也沒簽。那時，李珊想保留應屆生身份考公務員，也就沒有追問。
今年4月，家裏人提醒她盡快交社保，她才決定找公司談談。但老板不願意，並表示現在退休年齡延長，交幾十年社保，將來能不能拿回錢還不一定。
生氣的李珊，查了社保舉報電話想投訴，卻發現號碼是空號。她又在小紅書上搜索勞動仲裁的經驗，看到不少人反映了相同的問題。
不少網友在自己的社媒賬號分享關於致電社保舉報問題卻無法接通的情況
李珊告訴鹽財經，她每天工作9個小時，正常雙休，公司包吃包住。今年1月，她的工資剛漲到3300元，算下來和業內平均薪資差不多，但一直沒有社保。按照她的說法，其公司有20多人，隻有七八個人有社保，“都是老板親戚或者入職時就談好的”。
“在長沙找有社保的工作太難，好多公司根本不交。”李珊說，公司裏有個比她年長的女同事，入職第一天就開始繳社保，但工資多年未漲。李珊猜測，也許是公司覺得交了社保，就不再額外加薪。
社保並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1994年的《勞動法》就提出建立社會保險製度，2007年出台的《勞動合同法》明確，未依法繳納社保，勞動者可以單方解除勞動合同。2010年施行的《社會保險法》確立了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五大保險製度，並要求用人單位自行申報、按時足額繳納，不得隨意緩繳或減免。
早在1994年，《勞動法》就提出建立社會保險製度
人社部發布的2025年1—5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主要統計數據顯示，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5.36億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5.33億人，兩者合計約10.69億人，比2024年減少401萬人。
與此同時，2024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3.1億，占總人口的22%；65歲及以上人口2.2億，占15.6%。這意味著，平均每4名就業人員要撫養1名老人，而在黑龍江等地，實際負擔接近1.2人養1名退休老人。
上海深度律師事務所律師孟凡建認為，近兩年來，競業限製、福利待遇、社會保險糾紛等勞動爭議案件呈上升趨勢，對構建和諧勞動關係工作帶來新挑戰，亟需統一法律適用標準。
孟凡建進一步向鹽財經表示，此次司法解釋，主要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對相關法律條款進行細化和強化，比如明確連續簽訂固定期限合同的條件，設定判斷勞動合同“不能繼續履行”的標準，並強化社保繳納的剛性要求。
這也意味著，像李珊這樣的年輕人，未來將有更多法律途徑保障自己的權益。
但對雇主來說，這隻是另一筆賬的開始——全額繳納社保的成本從哪裏來，該怎麽攤，它們成為了接下來繞不過去的問題。
02
雇主的賬本
林建在深圳經營一家跨境電商公司，主要向北美出口家居和寵物用品。團隊有十幾名員工，每月的工資支出在15萬到16萬元之間。
與很多中小企業一樣，社保繳納問題在他公司裏並不均衡。十幾名員工中，隻有8人簽訂了正式勞動合同並繳納社保，剩下的倉庫工人和個別主動要求不繳社保的員工，則被排除在五險之外。
“有兩個人是入職前就說不要交的。”林建向鹽財經解釋道，他們擔心繳費會讓到手工資減少。
在林建的公司裏，有部分員工主動要求不繳納社保，原因是擔心繳費會讓到手工資減少
比如，現在拿5000多塊，到手還不錯，一旦繳社保就隻有4000出頭了。這種工資縮水的感受會格外明顯。
辦公室的運營人員情況則不同。林建說，他們的底薪在7000至8000元，加上績效和銷售提成，總收入在1萬至1.5萬元之間，比倉庫工人高得多。由於工資高，繳納社保的壓力也相對分散，“他們一般都會要求交社保，也沒有異議”。
但公司也沒有為運營人員全額繳納社保。“我們是按基礎工資、還稍低一點的比例去繳，大概2000元左右。”其中，員工個人承擔500多元，公司承擔1000多元。
這筆支出看似不大，但如果全額繳納，差距會立刻顯現。按深圳規定，企業繳費社保比例約為工資的20%，再加上公積金10%，5000元的工資，公司要額外支出1000多元；1萬元工資，支出則達到3000元左右。目前，林建的公司每月在社保上的總支出不到2萬元。如果依照法律規定為所有員工全額繳納，包括公積金，成本將增加一倍。
“單是辦公室的這幾個人，每個人一個月要多2000塊錢左右，公司每月就得多出2萬塊。”林建算得很清楚。如果給倉庫人員補齊社保，增加的成本倒不算大，但辦公室員工的比例份額才是關鍵。
同時，外貿行業的不確定性，讓這筆額外開支顯得格外敏感。林建說，生意好的時候，公司一個月能賺四五十萬元，差的時候隻有十萬到二十萬，甚至入不敷出。
林建解釋道，跨境電商的特殊性在於周期性強、囤貨壓力大，利潤表上看似盈利，但現金流常常被庫存占據。
去年年底，林建的公司賬麵上有100萬至200萬元的存貨，但變現速度難以保證，任何一個銷售淡季都可能讓貨物變成“死庫存”。
正因如此，林建很清楚，全額繳納社保不僅意味著支出增加，還可能影響未來的用工結構。
由於跨境電商周期性強、囤貨壓力大，全額繳納社保意味著支出增加，甚至可能影響未來的用工結構
“如果真要嚴格執行，那我就不招固定員工了，隻用兼職。”倉庫的兼職員工每月支出不到4000元，而固定員工工資加上全額社保和公積金，成本會攀升到6000至7000元，“兼職和全職之間的差距一下就拉到六七成”。
原本，他還準備再多招兩個美工，現在這個計劃也被擱置了。
林建坦言，雖然固定員工熟悉流程、效率高，但當成本超出承受能力時，雇主隻能通過“靈活用工”規避風險。“我還考慮過找第三方勞務公司，把5000—6000元交給他們，讓他們派人過來。合同簽在他們那裏，社保也是他們負責。”
在政策沒有強製收緊之前，林建會在員工入職時講清社保繳費比例，員工大多都願意工資高一些、社保有基本保障即可。但自從新的司法解釋出台，這種默契的基礎被動搖了。
林建說，他和不少老板朋友都擔心未來員工會集中仲裁，要求補繳過去的社保。“我們公司沒遇到過，但如果真有人這樣做，一個月要補2萬多，一年就是二三十萬，公司成立三年就要補六七十萬，幹脆關門算了。”
他並非反對社保製度，“不買社保風險更大”，但他希望未來能允許企業與員工協商繳費比例，“這樣既能保障基本權益，也能讓我們活下去”。
03
早餐店的薄利與重擔
林建的擔憂並非個案。對規模更小、利潤空間更窄的小餐飲店來說，全額繳納社保帶來的壓力更具體。
趙雪的父母在江蘇無錫開了一家早餐鋪。2021年初，50多歲的夫妻倆人看著身邊親戚在無錫、常州開早餐店維持生計，也動了心。年紀大了，找工作難，與其四處投簡曆，不如學一門能養家的營生。
那時候，他們租下了無錫火車站附近的一間小店，老城區，6張餐桌，年租金七萬到九萬元。
早餐鋪的節奏很快。為了多做幾樣早點吸引客人，淩晨兩點半，母親就得從床上爬起來，揉麵、發麵、調餡、包小籠包、煎包；父親也會在淩晨三點到店，煮粥、打豆漿、熬胡辣湯。
對規模更小、利潤空間更窄的小餐飲店來說，全額繳納社保帶來的壓力更具體
最初，他們還能請一個阿姨幫忙，從清晨五點幹到早上九點半，工資1800—2200元，管一頓飯。生意好時，月底會多給一兩百塊。不過今年生意下滑，請人成了虧本買賣，夫妻倆不舍得再雇人。
趙雪母親的身體不好，常年累月高強度的勞作，讓她腰椎突出。去年10月，母親有一周幾乎起不了床，早餐店隻能歇業。醫生建議康複訓練，但她始終咬牙堅持。
趙雪不放心，在店裏裝了監控，經常在手機上看到母親工作時直不起腰，要停一會才繼續忙。母親從來都對女兒報喜不報憂，連那次起不來床的事，也是親戚過年時才告訴趙雪的。
父母經營的早餐店的營業額並不高，平日客流一百來人，日收入在1300—1400元。周末略高，偶爾能到1800元。去掉房租、水電、食材成本，不雇人的情況下，每月利潤在一萬三到一萬五元之間，淡季卻不足一萬元。
趙雪算過賬，如果要重新請阿姨，按現在的行情，月薪2500元，交社保又要多付至少1000元。那麽，每天人工成本就是120元，而父母一天的淨收入就會被壓縮為一人200元左右。即便生意好轉，也難以長久支撐。
趙雪有兩位表哥也在無錫開早餐店，雇了三名阿姨，全是兼職，沒有合同，沒有社保。如果以後強製繳納社保，表哥打算隻給其中兩人簽長期合同，其他崗位用親戚或臨時工頂上。
可以說，在這些早餐店的雇工市場裏，“社保”幾乎是陌生的概念。招人時，他們往往隻在門口貼一張紙，寫明“招工，工資多少，做什麽”。阿姨幹滿一個月，結清工資走人。
早餐店張貼的招聘信息
餐飲行業的邏輯向來是“薄利多銷”，對人力成本極其敏感。
餐寶典研究院院長汪洪棟對鹽財經分析，早餐店、快餐鋪這類街頭餐飲，小到夫妻店，大到幾十家連鎖，利潤都很低，普遍在10%以內。食材、房租、水電之外，人工支出是最難削減的部分，而社保意味著固定成本的直接增加。
在他看來，大型連鎖餐飲企業受到的衝擊有限，因為他們有品牌優勢，也有更長遠的布局，會主動去適應政策。比如增加“靈活用工”人員，店裏隻保留核心員工；或者依靠中央廚房和預製菜減少對熟練廚師的依賴。甚至有人投資研發炒菜機器人，來降低人工成本、穩定品控。
他還注意到，一些平台正試圖做“共享員工”的模式，類似滴滴打車。假如餐飲店臨時需要30個服務員，可以直接在平台下單，明碼標價，經過簡單培訓就能上崗。這種形式更加靈活，也讓用工關係更加短期化。
相比之下，小微餐飲店的空間幾乎沒有餘地。繳完社保，可能就沒錢維持經營。因此，很多小店主會抱著僥幸心理，不主動繳納，除非遇到檢查或被員工舉報。
汪洪棟判斷，如果強製繳納社保全麵推開，餐飲行業會麵臨新一輪洗牌。
而這種變動的直接承受者，往往是站在最末端的服務員、保潔員、收銀員。
04
1500元的缺口，壓縮的員工收入？
陳麗在四川眉山的一家民營酒店幹了將近兩年。這是一家由十幾名員工構成的小企業，老板有其他生意，很少露麵，酒店的日常由店長打理。
陳麗的工作是客房服務，查房、檢查衛生、確認客人是否遺留物品。工作朝九晚五，不常加班，相比體力活，這份工作算不上特別辛苦。
四五年前，陳麗為了照顧家人，中斷了工作。再出來時，已經是疫情之後，40歲的年齡讓她在招聘市場上處處碰壁。偶然在同城網看到這家酒店招聘，她沒多猶豫就來了。“能上班就好”，她說。
工資單上，她的基礎工資是2800元，包含兩塊被拆分的底薪（1020元和680元）、全勤獎（100元）以及一筆1000元的“保險補貼”。
民營酒店員工陳麗的工資單
剛入職時她沒在意這些數字，直到過年值班領三倍工資時才發現，計算基數並不是2800元，而是用那份1020元的底薪來算。
酒店的提成與個人無關，全看整月的營業情況。旺季時，大家能分到幾百元，淡季就少得多。和大多數小企業一樣，社保是自願購買。簽合同那天，老板秘書問她是否要買，她當場選擇放棄，換成每月1000元的補貼。合同上明確寫了“自動放棄購買社保”，她也簽了字。
陳麗過去的工作從未繳過社保，這幾年更是沒關注過政策的變化。直到前不久，店長隨口提到，下個月起可能要扣除社保費用，這意味著1000元補貼沒了，工資還要再少幾百元。她心裏“咯噔”了一下：這可是1500塊的缺口，“一個月少這麽多，對我們來說是一大筆錢”。
她的家庭並不寬裕。父親78歲，患鼻癌，不能手術，隻能保守治療，每月光中藥費就要2800元，再加上噴鼻藥和消炎藥，大概需要3000多塊錢。老人隻有農村醫保，住院才能報銷，於是這兩年大部分醫藥費都落在她頭上。
“誇張點說，強製繳社保對我來說就像天塌了一樣。”她說。除了一個在讀初中的孩子，她和丈夫還要照顧四位老人，全部是農民，退休金隻有兩三百元。
相比起二三十歲的年輕員工，她內心裏希望社保繳納是自願的。“我們都成年人了，不交將來領不到養老金，是我們自己的選擇。”她說，她顧不上幾十年後的事情，“我隻要現在能把家養著就行了”。
幾年前，她還買過商業重疾險和意外險，後來因為經濟壓力全退了。她想，如果將來一定要繳社保，可能隻保留一個意外險。
在眉山這樣的小城市，陳麗的處境並不罕見。一旦政策收緊，企業難以吸收成本，很大概率最先被壓縮的就是員工的收入。
05
在當下生存與未來保障之間
“不要社保，要現金”，在許多工地、餐館、酒店等企業裏，早已是員工心照不宣的選擇。對一些人來說，相對未來的保障，眼前的幾百上千元的現金，能馬上完成房租、買藥與還債。
在律師孟凡建看來，這種選擇不能鼓勵，但背後的邏輯並不難理解。
同樣，對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來說，社保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支出。
根據《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24》，全國隻有28.4%的企業完全按員工上年月均工資繳納社保，28.2%按最低基數繳納，22%則剔除獎金部分。受市場環境和成本壓力影響，社保合規在全國範圍內依舊是個嚴峻挑戰。
企業基數合規性比例/圖源：《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24》
網上有個別聲音認為，“交不起社保的企業就應該倒閉”。但現實是，中小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力。
2024年底，全國中小企業數量超過6000萬戶，提供了超過1.28億個規模以上就業崗位，還是大多數高校畢業生的第一份工作來源。而且，一個區域（地級市）內中小企業數量每增長1000家，能有效帶動地區生產總值增加1.43%，稅收增加0.17%，就業提高0.68%，職工工資提高0.78%。
新司法解釋的落地，讓個別企業開始尋找規避方式。有人打算直接注銷公司，有人讓員工注冊個體戶或簽合作協議，以規避補繳社保的義務。
但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輝提醒，公司注銷並不等於免債，存在期間的債務仍要承擔；而個體戶或合作協議，隻要用人單位存在管理和付薪行為，就仍會被認定為勞動關係。
法律給勞動者提供了維權途徑。《勞動合同法》規定，單位完全不繳社保，勞動者可以解除合同並要求經濟補償，並向社保機構追討補繳和滯納金。
但在現實中，這條路並不好走。仲裁、訴訟周期長，社保局處理速度各地差異明顯，還可能影響下一份工作的背調。對很多人來說，這些程序太遠，不如先保住眼下的收入。
對很多人來說，保住眼下的收入才是首要的
隻繳納部分社保的情況更複雜。
比如，公司按5000元的基數為月薪1萬元的員工繳納社保，隻需要補繳和繳滯納金，並不會直接賠償勞動者。因為這筆補繳的錢不是現金，不會立刻落到勞動者手上，而是要等到退休、患病或工傷時才能體現。正是這種“延遲兌現”，讓不少人對維權的積極性不高。
在生存與保障之間，大多數人會先選擇生存。但社保製度的意義，從來都是為未來兜底。孟凡建律師認為，如果能為小微企業、個體戶、靈活就業者設立分檔繳費、過渡期和補貼機製，既能減輕企業的壓力，也能讓更多人納入保障體係。
李珊準備辭職，找一份能給她繳納社保的工作。她說，這不僅是為了幾十年後的養老金，更是因為，她相信規則的存在和法律的約束能給人帶來安全感。
在她身邊，還有一批年輕人也在等待著自己的社保到賬。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保障和生存，不必總是對立的選擇。
